瞿秋白闽西英勇就义前后

苏少壬

1934年10月，蒋介石令汤恩伯指挥几十万大军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由于博古、李德拒绝听从毛泽东等人的建议，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失去了在苏区与蒋介石斗争的能力，最终被迫放弃多年深耕的苏区根据地，主力红军被迫北上作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也随军撤走。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让因伤未愈的陈毅留下，担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带领留守军队坚持斗争。在人员转移去留名单中，重病的瞿秋白、老弱的何叔衡、项英怀孕的妻子张亮、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周月林以及邓子恢等人被安排留下。

转移闽西

当陈毅发现瞿秋白不在随军出发队伍当中时，十分惊讶，以为他掉了队，便马不停蹄找到他：“我的马比你的马好，快，赶紧换骑追上队伍！”瞿秋白平静地回答陈毅：“领导决定要我留下来。”对于中央的这一决定，尽管瞿秋白曾请示过可否随部队转移，但收到的回复仍是留下，他不仅毫无怨言地接受，并且还把自己的坐骑黑马送给了出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并让自己的卫兵跟随徐特立一起上路。

红军一走，数十万国民党大军压境。中共中央分局和政府办事处从瑞金梅坑遷到于都宽田、龙泉一带，一撤再撤，隐蔽在于都的山林中。1935年2月初，留守的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决定，为缩小目标、轻装上阵，让张亮、周月林以及患有严重肺病的瞿秋白、61岁的何叔衡4人经福建、广东去香港或上海做地下工作、就医。邓子恢因被派往福建永定、龙岩开展游击斗争，因此与4人一路同行。

2月11日，5人从于都县黄龙乡井塘村出发，由两个班的武装战士护送，经瑞金的武阳，前往长汀四都山区，见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减。万永诚安排他们歇息数日后，于2月20日派一个连的兵力护送他们向永定转移。他们先混在香菇商贩中，后又乔装成被抓获的俘虏，由红军战士伪装成押送者。23日晚，瞿秋白一行人到达长汀濯田区水口镇，务须连夜通过横亘的汀江。而把守汀江的是国民党福建省保安第十四团钟绍奎部李玉营长率领的;一个营的兵力。从桥上过江已无可能，要想过江，只能在后半夜趁夜黑由桥的下游偷渡。

护送的战士趁夜黑临时扎起担架抬着瞿秋白、何叔衡和张亮分别渡江，另两人则由战士搀扶着蹑手蹑脚地涉水。他们刚渡过汀江还是被敌人发现了，敌营长李玉带兵开枪追捕，瞿秋白他们分头奔逃入山，计划在护送队的掩护下翻过山坡后再设法突围。邓子恢过去常在这一带打游击，路径熟悉，他首先突围成功。何叔衡在下山后被敌人乱枪击中，不幸牺牲。瞿秋白和张亮、周月林刚躲进长汀县小径村路边的草丛里，敌人就搜索而至，3人一起被俘。1964年，宋希濂在《第五次“围剿”中的朋口战役》回忆录中写道：“1935年3月间，汤恩伯执行蒋令指挥数万兵力不留空隙地截追红军。因兵力众寡悬殊，红军决定化整为零。有力的一部约三千人，通过瑞金、长汀地区一带向北去了。有一部约一千人向东走，被三十六师事先派在水口附近堵截部队所俘获。另有一部约三四百人向上杭附近去，被福建保安第十团截获。瞿秋白烈士就是在上杭附近被捕的。”

被俘之后

瞿秋白、张亮、周月林3人被押到水口的敌军营部，瞿秋白同被俘的20多个护送队的红军战士关在一起，周月林和张亮另室关押。3人赶在审讯前悄悄商定，坚称自己是红军的俘虏：周月林化名陈秀英，说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张亮化名周莲玉，说是经营香菇买卖的商贩;瞿秋白则化名林祺祥，说是毕业于同济大学的医生，在去上杭行医的途中被红军抓获。经过初步审讯，他们3人和被俘的红军战士一起被押往上杭县城国民党保安第十四团的团部关押。

在上杭，虽经几番审讯，瞿秋白、张亮、周月林3人咬紧口供，并未被发现有什么破绽。张亮、周月林被准许保释：瞿秋白也设法给上海的鲁迅去信，暗示鲁迅为其担保医生身份，设法营救。鲁迅获悉后筹集了50大洋，准备保释，然而未及营救却噩耗传来，瞿秋白已在长汀被杀！病重中的鲁迅悲愤至极，以诸夏怀霜（瞿秋白本名双或霜，诸夏怀霜意为全中国都怀念瞿秋白）社的名义编辑出版了瞿秋白译述的《海上述林》，以示纪念。

原来，早在1935年的4月下旬，驻扎长汀县城的国民党第三十六师中将师长宋希濂突接南京密电：“据可靠情报，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俘虏群中，务必严密清查。”情报是来自4月初被国民党第八师俘获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之妻徐氏，她向敌人招供了由多名战士护送的瞿秋白已在长汀县被俘的事实，被俘的长汀苏维埃政府主席也有同样的供述。宋希濂接电后，立即令师参谋长向贤矩马上在第三十六师一〇八旅抓获的红军俘虏中逐个细细盘查、辨认，没有发现线索。再电告驻扎上杭的保安第十四团，得复电，对其中有个操苏南口音、面容清瘦、戴着眼镜的人产生怀疑。于是向贤矩亲自赶赴上杭提审，再押到长汀师部。5月10日，曾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和瞿秋白共事过的叛徒郑大鹏竞出面指认：“我用脑袋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对！”叛徒出卖，身份暴露，瞿秋白坦然一笑，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既然这样，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

5月14日，保安第十四团团长钟绍奎向南京呈文邀赏：“……查该匪等前经钧部明令悬缉有案，除瞿秋白一名奉驻汀三十六师宋师长希濂电令解长汀研讯;张亮、周月林二名奉驻闽第二绥靖区李司令默庵电令解龙岩研讯外，理合将俘获匪首情形电报钧部察核备案，并乞查案给赏，借资鼓励。”5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批文：“覆电嘉奖，并交军政部查案给奖。”拨发给钟绍奎部奖金10万银元。

狱中不屈

瞿秋白身份暴露之后，被立即押解到长汀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部，国民党以重赏通缉瞿秋白11年的目的终于达到。

宋希濂知道瞿秋白被羁押在保安团牢狱里时，戴过镣铐、受过刑罚，但仍拒说实情，所以他并不打算用老办法审讯，想硬的不行来软的，于是亲批“优裕待遇，另辟间室”8字。“间室”即单独囚禁之室，7平方米大小，长方形。进入第三十六师部大门，经过石板甬道至大厅东侧，还要深入一条阴暗夹墙的小道方才到达，囚室门外有一个比囚室略大一点的石板天井。

宋希濂先以看望的名义来到囚室，对瞿秋白客气有加，听说瞿秋白生病，立派军医为之治疗。瞿秋白对宋希濂说，请用点药减轻些身上的病痛即可，认真治疗则全然不必，坦言已做好即将面对死亡的准备。宋希濂笑答：“先生太悲观啦，好好治病，来日方长，我们应好好合作！”为软化瞿秋白的革命意志，宋希濂回到办公室当即向下属宣布6条措施：为瞿秋白囚室配备书桌、纸张笔墨和能有的古书诗词文集;为之新购白裤褂两身、步鞋一双：以官长饭菜供应，需烟酒时另备：允许其每天在房间门外天井散步两次，由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白天在囚室门口可不必武装看守，一律称之为“瞿先生”;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

瞿秋白心中十分清楚，宋希濂如此“优待”自己是什么目的，他始终是清醒的革命者，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并未向敌人表示任何的屈服。凡要他提供共产党与红军秘密的，他都以“不懂军事，从未指挥过军队，一切要听中央的”回绝，就连关于闽西经广东通往香港、上海的地下交通线的情况都无一字能从他的口中与笔下泄出。在瞿秋白的“笔供”里，他一面热情地讴歌苏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和人民群众的新生活，一面严厉地谴责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总之，在政策方面，我虽然不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不担负着政治上的最高领导责任，可是，以我在苏区一年的感觉而论，觉得党中央的政策和路线没有什么错误……”瞿秋白在这篇“供词”的最后，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最后我只要说：我所写的都是我心上真实的感觉。我所见，所闻，所作，所想的。至于我所没有见过的，没有觉到的，或者违背事实，捕风捉影的话，我是不写的。我不会随声附和骂几句‘共匪，更不会装腔作势扮成共产党的烈士——因为反正一样是个死，何苦自欺欺人呢？！”面对敌人6天内9次劝降，瞿秋白不为所动，他对劝降者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最后的劝降

宋希濂于1922年由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成了黄埔军校的一期学生，后改投国民党。他在湖南读高中时读过不少瞿秋白的书，曾心生仰慕。他对劝降瞿秋白满怀信心，他先让军法处长等人轮番劝降，侧面、正面反复交锋，均毫无成效;然后又在狱外大造社会舆论，说瞿秋白于狱中意志消沉、捧诵佛经、忏悔过去。为此瞿秋白焦虑万状，在《多余的话》中痛切写道：“我的武装完全被解除，我自身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当敌人的阴谋手段使尽，才不得不承认“瞿秋白在狱中态度强硬”，南京政府方面一再电报催问劝降的进展情况，宋希濂坐立不安，不得不亲自出马做最后的尝试。

下录一段宋希濂的回忆，时间于1966年7月，当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两次接受关于瞿秋白问题的采访，采访录长达数千字，受篇幅所限，只能简录其中一小段：瞿秋白被带到宋希濂办公室，宋屏退左右：“瞿先生，我在湖南读高中时就读过你的文章，慕名而不得见……我今日虽有军务职责在身，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我不想判断你讲这些话的用意，但我也可以坦率地说，第一，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運最终并非由你宋先生主宰，你讲这些怕也是多余的吧！”“瞿先生，我赞赏你快人快语，主宰你命运的是最高当局，委员长本人。但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直接对委员长负责……我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淡。”“谈什么？你发问吧……我正在写东西，我的时间不多了！”“你正在写什么，可以谈谈吧？”“写完后可以公之于众，也会送给你看的。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回顾往事，剖析自己，让后人全面地了解我，公正地对待历史。但是，这里边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名单，也没有红军的军事情报。如果你今天要问的是这些，那是会白费时间的……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我的，我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应该感谢宋先生的是，你在生活、医疗上优待我，使我有条件完成我要做的最后几件事。但是，宋先生，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想藉此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那将一定是徒劳的。好了，纸已戳穿，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如此一次次正面交锋或旁敲侧击均毫无所获，宋希濂灰心之余，不得不向上报告实情。南京当局派王杰夫（中统训练科科长）以及陈建中（中共叛徒，中统行动科干事）等人前来劝降逼供，亦同样毫无收获。虽然王杰夫等人同瞿秋白几次交锋，都败下阵来，但他们仍然不死心。在离开长汀的前一天，他们又去做最后的努力。他们劝瞿秋白要识时务，并保证说，“如果你愿意生存下来，你不但可以不作公开反共，还可以担任大学教授，或者化名做翻译工作”。他们并以顾顺章得到的所谓优待为例，要他效法。瞿秋白沉思片刻，从容地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一席话说得特务们面面相觑，哑口无言，只好沮丧地离开长汀，无功而返，向陈立夫复命去了。宋希濂以为此后上峰会把瞿秋白押往南京处置，却于6月16日接到了蒋介石从南昌行营发来的枪决瞿秋白的密令：“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蒋鼎文、李默庵亦连电催促三十六师迅速执行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决令。

于是，宋希濂找来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和军医陈炎冰传阅电文，尔后布置：17日中午由参谋长向瞿秋白下达最高当局命令，宣布18日上午执行，听取犯人交代遗言、遗物;师部内外加岗警戒：3天内禁止在师部内会客，及时报告相关动向;军法和政训处长18日到罗汉岭监督执刑。

英勇就义

17日中午，师参谋长向贤矩和军医陈炎冰进到囚室。这时瞿秋白正刻着图章，察觉有人进到囚室，头也没抬，顺口招呼：“噢，请坐，稍等片刻！”勤务兵端进一大盘酒菜，向贤矩给瞿秋白倒酒：“瞿先生，你住在这里有一个多月了吧？”“我不记日子。怎么，要送我上路？”瞿秋自已猜到什么。向贤矩严肃回答：“是的。好在你多次讲过没有打算活着出去的话。最高当局已经来电，命令就地枪决，让我提前告诉你，明天上午执行。你有什么话要说，什么事要办，可以直说，我们将视可能情况尽力而为！”瞿秋白十分坦然，端起酒杯缓缓饮过一口：“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来，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一旁同瞿秋白关系密切的军医陈炎冰说：“瞿……瞿先生，你还……还有什么事要办的，尽管说！”瞿秋白回答：“我唯一的要求是，委托陈军医将我身边的一些遗墨，包括长文《多余的话》，在我死后寄给武汉的一位朋友，请参谋长报请宋师长照准！”

1935年6月18日清晨，瞿秋白在囚室里吃过早餐，换上新洗净的黑褂、白裤和黑袜、黑鞋，泡浓茶、抽香烟，平静如往常坐到囚室的小桌前翻阅《全唐诗》。忽有所思地提笔写下：“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这时有人进室站在他的身后，翟秋白知道是来通知他上路的，他点了点头，继续写道：“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军法处长吴松涛催促动身，瞿秋白昂首步出囚室，见两排持枪上刺刀的刑兵挤满院子，稍一驻足，随即被带到长汀中山公园八角亭拍照。瞿秋白背手挺胸，两腿分立，面带笑容，临危不惧、视死如归。拍照之后，武装士兵在凉亭石桌上摆好酒菜，瞿秋白背北面南坐下，仰望晴空，天津《大公报》1935年7月5日在第四版对瞿秋白就义时的情景作如下报道：“……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与辞世长辞，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继而高唱《国际歌》，打破沉寂的空间，酒毕徐步刑场……”

10时正，瞿秋白手夹香烟，神态自若，从容缓步地离开中山公园，阔步向刑场走去。沿途高唱着俄语的《国际歌》和《红军歌》，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前后紧随的兵将更像他的护卫。到了长汀城关西门外罗汉岭蛇王宫侧的草坪上，瞿秋白盘膝坐下，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开枪吧！”话毕，仰卧受刑。枪声一发，一颗子弹穿过心脏，瞿秋白牺牲时年仅36岁。

2006年10月17日，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碑文由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建省人民政府撰于1985年6月18日）、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在长汀开馆，瞻仰者、悼念者熙来攘往、络绎不绝。瞿秋白，青史留名，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