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五四运动的那些人和事

孟昭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日渐增长。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这是一场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爱国运动，又称“五四风雷”。

一

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上，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

4月30日，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在北京接到了梁启超从巴黎发给他的电报，得知了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他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于5月1日写就《外交警报敬告国人》的文章，并于当晚送到了《晨报》报馆。文章第二天就被刊出。这篇不足300字的短文一见报，立刻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国人心中的愤怒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国民外交协会致电在巴黎的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公果敢签字，请公不必生还！”

林长民的文章，点燃了学生爱国运动的火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等北京学生团体纷纷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的“国耻纪念日”这天举行示威大游行。然而，从巴黎不断传来的消息，已使学生们等不及这一天了。5月3日晚7时，北京大学法科讲堂庄严、肃穆，在北京学生联合会首任主席方豪和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张国焘等发动、组织下，全校1000多名学生静静地走人会场，北京12所中等以上学校也派出了他们的代表在此聚会。

大会先请《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情况。紧接着上台发言的有张国焘、许德珩、谢绍敏以及外校代表夏秀峰。这些热血青年个个义愤填膺，声泪俱下。最让全场感动的是那位法科学生谢绍敏，他在发言结束时当场啮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4个大字，把会场气氛推向了悲壮激烈的高潮。大会鼓掌通过四项决

议：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游行大示威。

大会推选傅斯年为游行总指挥，推选罗家伦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为了筹备这次游行示威的经费，由傅斯年带头，学生们排起长队，依次将身上所带的银元、铜板、戒指、怀表、钢笔等钱物，放进台上的捐赠箱里。当外校代表赶回去准备后，大会还在继续，学生们开始了自由发言。一位山东学生提议，要求惩治三大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会场上掌声和欢呼声同时爆响，表示出一致的赞成。又有人说，章宗祥这次带着日本小妾回国时，中国留日学生数百名齐集东京火车站，手举白旗送丧似的跟着他，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中掷去，丢了一车厢，我们为何不对他们3个也来一下？大家又一致同意给卖国贼送白旗。

当夜，住西斋宿舍的北大学生一宿没睡，用撑蚊帐的竹竿和白床单做起了旗子。天亮时，几乎每一个北大学生手里都有一幅送给卖国贼的白旗。

二

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曹汝霖，祖籍浙江，1877年生于上海，留学日本时，攻读东京法学院，学成回国后在商部任职。辛亥革命后，政府成立了司法部，新定了律师条例，规定法庭诉讼可以请律师，已辞去公职的曹汝霖遂申请律师证书，居然是“第一号”，于是成了民国的“头号”律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于1913年委任曹汝霖为外交次长，曾参与向日本大借款，帮助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后在段祺瑞执政时担任外交总长。

时为北洋政府驻日公使的章宗祥，字仲和，浙江吴兴人，1879年出生，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清廷户部任职，为清政府编过商法，清廷曾赐他进士出身。他还参与了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国法律改革，对于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颇有贡献。后来，章宗祥给袁世凯当过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等职，当时中国跟日本签讨的不平等条约大都经过他的手。

时为北洋政府币制局总裁的陆宗舆，1876年生于浙江海宁，字润生。青年时期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02年秋归国，在殿試中考得法学第一名，获举人出身。1906年冬，陆宗舆以三等参赞的职务陪同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第二年秋天归国，陆宗舆将考察成果写成一本《欧美政治要义》论著，朝廷据此制定新官制，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袁世凯上台后，任命陆宗舆为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12月，又任命其为驻日公使。

1915年初，陆宗舆又受袁世凯派遣，与章宗祥、曹汝霖一起与日方代表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由此，曹、章、陆三人一向被国人视为臭名昭著的亲日分子，被国民斥之为“卖国贼”。

三

5月4日早晨，当北大学生齐集操场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受到师生一致尊敬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赶来劝阻。

蔡元培对学生运动一向有所保留，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参加任何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他不赞成学生离开课堂上街示游行、请愿。一位叫易克嶷的学生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们的内心积愤，恳求校长不要阻拦大家。眼看时间已到，张国焘和其他几位同学不失礼貌地连请带拖地将蔡校长拥走。

3000多名北大的学生和各校的学生终于离开北大操场，前往天安门广场集会。在浩浩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学子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不时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偶尔又暂停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便是游行总指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学生、素有“大炮”雅号的傅斯年。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人北京大学文科。1918年冬天，在北京大学崭露头角的傅斯年和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与《新青年》相呼应，用行动支持新文化运动，影响颇大，从而成为北大学生运动中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之—。

四

5月4日中午，大总统徐世昌在总统府为刚从日本回国述职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设午宴洗尘，作陪的有国务院总理钱能训，还有曹汝霖、陆宗舆。宴到中间，承宣官人告，吴总监（吴炳湘，京师警察总监）来电话，天安门外有学生上千，皆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因學生将要游行。

曹汝霖听后对总统徐世昌说：“今天学生归咎于我，这是我不孚重望，请总统即行罢免。”

徐世昌听了，连说“哪里！哪里！”且说“学生不明事理，不必介意”，对曹汝霖一再慰留。当即要总理钱能训亲自打电话，令吴炳湘妥速解散集会学生，不许学生游行。

席散后，陆宗舆有事先走，而曹汝霖、章宗祥则被总理钱能训约到他的办公室少坐，钱能训即拨电话给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传达总统徐世昌的命令。过了一会，钱能训又打电话给吴炳湘，问情况怎样了？吴回答道，正在劝说不许游行，但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又等了一会，钱能训再次打电话询问吴炳湘，学生解散了没有？吴答：“还没有。人庞口杂，劝阻恐不容易，恐怕他们定要游行示威。”之后吴炳湘来电话告称：“正在劝说解散之时，香岩（段芝贵字，时任北京卫戍司令）忽要出兵弹压，如果香岩出兵，即由他去办、我不过问了。”钱能训听罢，立即打电话给段芝贵说：“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的时候不必出兵，由镜潭（吴炳湘字）去办，请你不必过问。”又过了一会，段芝贵来电话，说：“若照镜潭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队伍出来，吓唬吓唬他们不可。”钱能训刚放下话筒，吴炳湘又来电话谓：“香岩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负责吧，我不管了！”

钱能训一面劝导吴炳湘妥速解决，一面又劝段芝贵不要出兵，一再说明地方上的事，应由警察负责，不必派兵弹压。段芝贵则坚持说，照吴炳湘的办法处理，不但不能解散学生游行，恐事情扩大更添麻烦。

曹汝霖见吴炳湘、段芝贵各执一词，争辩不已，弄得总理钱能训两面为难，十分尴尬，便与章宗祥说：“我们走吧！”遂起身告辞而出。

章宗祥与曹汝霖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最为相契，于是这次回国述职就寄居在曹家。

五

5月4日下午2时左右，齐聚天安门的游行队伍

出东华门，在一片“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抵制日货”等慷慨激昂的口号声中，声势浩大的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进发。

东交民巷本是学生游行的目的地，学生们本想向美、英、法、意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不巧，5月4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各国公使都不在。几位学生代表只好将“说帖”留在了美国公使馆。接着，学生要求穿越使馆区游行，但巡捕房不让通过，说除非大总统同意才能人内。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这个地方为中国人不得随意通行的使馆区。于是，东交民巷便成了“国中之国”。

巡捕房打电话与总统府交涉，往返磋商不得要领。此时，学生们在狭窄的东交民巷西口已等待了很长时间，对本国政府外交孱弱表示出强烈不满，人群中有人大喊：“到外交部去！”“到赵家楼找卖国贼曹汝霖去！”

对于这一提议，一呼百应。

赵家楼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原为明代文渊阁大学士赵文肃的宅邸，后来成为曹汝霖的府邸。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等早就策划好，要使示威成为“有纪律的抗议”，之前计划游行程序时，只说先到总统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惩办曹、章、陆三卖国贼，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等公使馆，表示外交声势，并没有决议要到曹汝霖的家。在此紧要关头，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担心发生意外，立即站出来，极力劝阻同学们不要激动，不要去曹汝霖家。但同学们的情绪愈加失控，喧嚣愤怒的声浪使年仅23岁的傅斯年无法控制汹涌的局势，但他又不愿意丢下队伍不管，于是便自举大旗，率众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往东经过大羊宜宾胡同，直奔赵家楼曹汝霖家。

六

此时，曹汝霖的座车已出了钱能训办公地，但未经过前门，因而没有看见游行的学生。等他到了家门口，看到警察厅派来的三四十名警察已散布在住宅周围。平日，曹家不驻警察，全由家丁看家护院，现在前后门都有警察把守。带队警长见曹汝霖下车，便迎上前去报告，请示该怎样保护？曹汝霖说：“如何保护，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警长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有带，于是警长即命警察找木板、石块之类去堵大门。正在此时，参战督办处军法处长丁士源大踏步迈进曹家客厅，见曹汝霖正和章宗祥在谈话，便告诉曹、章二位，说他刚路过东交民巷，学生游行队伍要进东交民巷，为守兵所阻，即向东而行，人数不少，一路喊着要到曹家来。丁士源见警察在堵门，就对警长发火道：“堵门有何用处？”曹汝霖告诉丁士源说：“他们奉的命令是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带，为保安全只好出此下策。”正说话间，听到呐喊叫嚣之声由远而近，逐渐清晰可辨，的的确确是冲曹宅来的。丁士源对曹、章说：“你们赶快躲避，不要吃眼前亏，我到前面去看看。” 下午4时许，游行队伍来到了赵家楼曹家大门前。直到此时，因为傅斯年等人维持，群众（沿途加入了一些市民）虽然怒形于色，但还没有真正失去控制。据外国报纸报道：“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曹汝霖的住宅，很配称文明国家的学生。”

曹汝霖看到白旗一簇一

簇出现在墙外，不免大惊失色。这时，学生聚集在曹宅大门前，越聚越多，一致要求曹汝霖出来解释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的原因。但驻守在曹宅门前的警察不让学生靠近大门，试图强迫游行队伍退走。义愤填膺的学生砸了半天大门未砸开，纷纷将手执的白旗和石头抛人院内。北大学生杨振声、匡互生、陈宏勋、牟振飞等搭人梯翻过院墙，打开了大门。愤怒的学生蜂拥而人，冲进院内。

曹宅是西式建筑，一排平列，无处可躲。曹汝霖见势不妙，连忙吩咐仆人将章宗祥引到地下锅炉房。仓促间，曹汝霖自己则避人厢子间一小房。这厢子间，一面通曹妻卧室，一面通曹汝霖两个女儿卧室，都有门可通。

七

躲在厢子间里的曹汝霖，先是听见“呼呼砰砰”的玻璃破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被打碎了;继而又听见瓷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设的花瓶等物件也都被摔碎了。学生们冲进曹汝霖两个女儿的卧室，室内无人，学生即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下当武器，又转到曹妻的卧室。曹妻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用铁杆撞开房门，喝问曹汝霖在哪里？曹妻答，到总统府吃饭了，不知回来没有？学生不再问了，他们将曹妻房内镜框物件砸烂。学生打开抽屉，检查来往信件，后又倾箱倒箧，将首饰等类倒在地上，用脚踩踏。后到汽车房.将汽车捣毁，取了几盆汽油，浇到客厅、书房等处，放火燃烧。顷刻之间，火势上升，浓烟冲天。

地下锅炉房又小又黑，躲避在里面的章宗祥本不会引起学生注意，但他听到上面大呼小叫“放火！”“放火！”便吓得跑出来，在后院门口终被学生揪住。学生们误以为是曹汝霖，便上去拳脚相加，打得章宗祥鼻青脸肿，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闻讯，带领大批警察和兵士火速赶到。警长便吹起警笛，开始抓捕学生。

吴炳湘当即赶到曹汝霖藏身的小屋，向心有余悸的曹汝霖道歉，并将曹家老小送到六国饭店。待消防队赶到时，东院一排西式房屋已几乎烧尽，只剩下门房及西院中式房屋一小部分。章宗祥亦由吴炳湘派车送人同仁医院。曹汝霖不放心，随即亦赶到同仁医院，见章宗祥面色苍白，闭目昏迷而睡，状态疲惫又狼狈。

曹汝霖刚回到六国饭店，教育总长傅增湘便赶来慰问，声言：“早上听到消息，即到北大劝说，但学生已准备出发，阻挡不住，想不到学生竟如此大胆荒唐，请你原谅！”曹汝霖因担心章宗祥伤势，跟傅增湘未及细谈又赶回医院，为便于照料，就住在章宗祥隔壁病房里。

八

5月4日上午，北大校长蔡元培，人虽在校长室，心却一直追随着学生游行队伍。先是听说赵家楼起火了，大批军警出动了，后来又听说总算没有遭到开枪镇压，学生们已平安回来了。最终的消息是，以许德珩、杨振声为首的32名学生已经被送监，其中北大学生就占了20名。蔡元培再也不能坐视了。

当天晚上，北大全体学生和部分教师齐集法科大礼堂，推选黄日葵、邓中夏为学生干事会干事，商讨营救方案。本来对学生游行示威并不赞同的校长蔡元培激动地站起来对学生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今天的行动我是完全同情和支持的。被捕的同学，我当联合其他学校校长，全力营救！”讲完便急匆匆地走出了会场。

蔡元培已联络了北京14所高校的校长，打算成立一

个以他为首的“校长团”，全力营救被警方捕去的學生。他现在急于要去拜访一个人——正是闲居在家、曾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的孙宝琦老先生。这位曾经的清政府的驻德公使，即是当年促成蔡元培1907年留学德国之人，同时也是段祺瑞平时最为敬重的长者之一。

见到了孙宝琦，蔡元培开门见山，请求他向曾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参战督办、掌握北洋政府实权的段琪瑞，说明学生的举动完全出自爱国热情，希望能尽快释放被捕学生。孙宝琦听了却深表犹豫，他深知段氏的性格，觉得这件事闹得太大了，心里实在不想卷入这场是非。

而也就在这天深夜，在北大西斋的学生宿舍里，罗家伦激情澎湃地奋笔疾书，为《每周评论》写稿——《五四运动的精神》。这是罗家伦第一次、也是中国第一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明了“五四运动”这个名词。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诞生了！

这天子夜，当蔡元培孤身一人乘着马车疲乏地回到家时，他未曾想到，他的几个学生已通过天津租界的一个外国通讯机构，将被当局严密封锁的当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的消息发到上海，成了5月5日轰动上海各大报纸的头号新闻。

九

5月5日，北京全市学生举行总罢课，学生联合会向全国通电。这天下午，蔡元培与北京汇文大学、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14所高等学校的校长聚会于北京大学，正式打出了“校长团”旗号。以蔡元培为首的大学校长们终于大义凛然地走上了大街，齐赴警察厅，找吴炳湘要求放人。

林长民也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抬着一副棺材来到北大附近的街口演说，历数三大卖国贼的罪状。他大声疾呼：“他们不但想出卖山东，连中国都要被他们卖掉！他们签了《廿一条》还不够，将来必将与日本签中日合并条约！”又说，“他们有权力，可能杀我，我拼一条命，跟他们斗争到底，故将棺材预备在此。”顿时，数百名来听他演说的学生、市民在他鼓动下，群情激愤，学生们一致呼应道：“我们也非跟他们拼命不可！”

林长民，1876年出生在杭州，祖籍福建。1902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能讲一口纯熟的日语和英语。1909年回国，曾担任福建政法学堂教务长，后转入政界。1913年，林长民担任中华民国众议院秘书长，并兼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17年，与梁启超一起人段祺瑞内阁，担任司法总长。1919年3月，国际联盟同志会成立，被推选为理事。

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下，5月6日，32名被捕学生全部获释。北京学界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上海、济南、青岛等100多个大中小城市，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形成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热潮。北京学生联合会南下上海联络，与上海商会联名致电北洋政府，强烈要求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大卖国贼职务，以谢国人。北洋政府迫于国民压力，不得不宣布罢免曹、章、陆的职务。不久，北洋政府又下了一道与罢免令自相矛盾的命令，大肆为曹、章、陆三人洗刷，告诫学生：曹、章、陆三位，都是公忠体国，为国家效力，没有做对不起国家之事，尔学生切勿轻信谣言等语。

自拒签和约的运动在全国开展之后，驻巴黎的中国使团收到要求拒签和约的电报7000多封。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的签字日。当日凌晨，旅法华侨和留学生1万多人包围了中国使团寓所，警告专使如赴会签字，当即扑杀，并列出偿命名单。中国专使最终拒绝赴会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