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前的派系之争

赵伟

1919年，五四运动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起，众所周知。虽然该运动因外交问题而起，但其中掺杂有许多内政的因素，而五四运动背后的派系之争对该运动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可以说，五四运动既是社会变动和文化变化的结果，也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分化互动的结果，因此本文将着重披露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国内皖系、奉系、研究系等各个派系势力之间矛盾斗争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皖系与研究系决裂

段祺瑞掌权安福国会

事件的背景要从段祺瑞驱逐张勋，再造共和说起。

1917年，段祺瑞再造共和后，经黎元洪之手解散了第一届国会一直没有恢复，期间虽然段祺瑞跟梁启超、汤化龙的研究系（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林长民等组织宪法研究会，与汤化龙、刘崇佑等组织的宪法讨论会，合并而成宪法研究会，被称为研究系）合作，组成了临时参议会作为临时代议机构，但是，对于段祺瑞来说，根本的解决是选出一个听话的国会。

段祺瑞想要一个听话的国会，而研究系想要在未来的国会中成为第一大党，双方同床异梦，但从表面上看，却是同一个梦。后者设计选举方案，前者下本钱操办。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皖系另起炉灶，第二届国会选举开锣。具体操办者，是段祺瑞门下第一号谋士兼大将徐树铮。

关于新国会的选举，梁启超和他领导的研究系出了很大力气。研究系的前身是进步党，在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一届国会时期，进步党是除了国民党之外的第二大党，乃从晚清的立宪派发展过来的，在各地颇有根基。张勋复辟，梁启超以他那支生花妙笔，在引导舆论方面，给了段祺瑞很大的支持，连梁启超自己的老师康有为都骂到了，随后研究系和段祺瑞的蜜月期开始了。平乱之后的临时参议院，也是在研究系的支持下弄起来的。段祺瑞再造国会的意图，也得到了梁启超的大力响应，新国会的体制乃至选举办法，也是梁启超等人一手设计的。

研究系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张勋复辟之后，原来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势力，已经不成形了，残余势力，多数南下去了广东。新旧交通

系固然财力雄厚，但不像一个政党，也没有太大的政治抱负，国内能够称得上是政党的就剩下研究系了。因此有望在新国会的选举中，独占鳌头，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研究系的林长民曾对张国淦说过，他们此番动作，就是为了在选举中争多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因此一直对段祺瑞迁就姑息。因此在选举中，研究系也多方活动，筹钱，拉人，联络各方势力，开展了强力的竞选活动。

然而，对于新国会，徐树铮却根本不打算讓研究系置喙，连分杯羹的余地都不肯留这些在他看起来根本没用的文人们。徐树铮用了属于传统权术的两手，很轻易地就把研究系击垮了。一是金钱收买，二是利用他能控制的督军强行干预。

1918年8月12日，经过“瘦身”之后的国会，由安福俱乐部（徐树铮所策划的政治组织，因场所设在北京安福胡同而命名）大获全胜。两院472议席，安福系获得335席，占71%;研究系仅得21席，不足5%;另有交通系获得5席。交通系并无在议会争风的志向，只要能把持铁路这块禁脔便知足。因此，可以说，有心在新国会上有所斩获的研究系大败。梁启超、林长民等人在心灰意冷之余，对皖系失望至极，自张勋复辟以来唯一跟皖系结盟的文人政客集团，从此分道扬镳。

徐世昌用梁启超

掣肘段祺瑞

1918年10月10日，在安福国会的操纵下，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就任伊始，他便宣称：“今我国民心中之所注意者，佥日南北统一。世昌以救民救国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

要完成这样的宏愿，对于这位手无实权的“文治总统”来说谈何容易。且不说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仅凭手握重兵的段祺瑞一句话，顷刻间就可让他位置不保。

虽然徐世昌的总统之位全赖段祺瑞之力，但他并不喜欢做段的傀儡，其“偃武修文”的主张一开始就背离了段祺瑞企图武力征服全国的愿望。为了制衡段祺瑞势力对中央政府的控制，徐世昌着力拉拢在政界有广泛影响的梁启超研究系，以及具有强大财政实力的旧交通系。

也就在徐世昌稳步进行政治布局之时，巴黎和会的召开给他提供了一次“重新改造中国”的难得机会。欧战结束，美、英、法诸国并不希望一战期间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一个包括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组成的、对列强各国平等开放的、和平统一的中国，比一个单纯效忠听命于日本的皖系军阀独裁、南北对峙的中国，对他们更有好处。

而在徐世昌看来，日本一国独大，必将支持段祺瑞武力征服全国、恃威专权，而一个各种力量相互制衡，“以夷制夷”的局面，对于他的维持统治无疑是最为有利的。

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徐世昌给自己专设了一个外交委员会，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为理事长，委员有熊希龄、朱启钤、孙宝琦、李盛铎、王宠惠等，也多为研究系中人。这一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总统提供有关巴黎和会的政

策、方针、措施，处理某些外交事务。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段祺瑞控制下的政府外交有着明显的亲日倾向，徐世昌想以此来制衡段祺瑞势力对外交的控制。

林长民建议徐世昌派梁启超赴欧洲，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进行会外活动。徐世昌欣然应允，并主动为其筹集旅费。

南方政府代表率先指责

梁启超“卖国”

当时中国国力衰弱，外交失败在明眼人眼中已经注定了，但是国内几大政治势力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都希望由自己的政敌来背这口“黑锅”。

最先发难的是代表广州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专使王正廷，他在1919年4月初发回国内的一封电报称：“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秘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日引诱，日用武，然皆与正谊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

随之国内就掀起了一场针对梁启超的谣言风潮。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闻梁启超在欧干预和议，倾轧专使，难保不受某国运动。本商有鉴于此，特电巴黎公使转梁启超，文日‘巴黎中国公使馆探送梁任公君鉴，我国之国际和会已经派专使，为国人所公认。君出洋时声明私人资格不涉国事，乃中外各报登载君在巴黎近颇活动，甚谓有为某国利用倾轧之说，明达如君，当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难免嫌疑，为君计，请速离欧回国，方少辨明心迹，特此忠告，勿再留连等语，即乞转专使，注意大局，幸甚。”

4月5日，广州国会召开两院联合会，议决：一、由两院函请军政府，立即下令通缉梁启超，并将其在籍财产没收，另由军政府要求法公使引渡;二、由两院电唐绍仪，请一待和议复开，即要求北京政府将梁拿交法司，依刑律所定外患处断;三、由两院全体成员通电全国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各报馆及除日使以外之各国驻京公使，驻广州领事，申明梁在巴黎卖国活动为全国人民所共弃;四、以两院全体名义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严斥梁启超，并声明两院决定为其后援。9日，广州国会全体成员通电全国，宣布梁启超的卖国罪状。梁启超作为研究系领袖，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他祸水内引，当然也为了报安福国会选举的一箭之仇，把舆论矛头转向国内的皖系安福国会，以及交通系的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

梁启超祸水内引

徐世昌順水推舟

得到日本逼签消息后，梁启超马上电报国内，通知总统府国民外交委员会的理事、研究系的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据林长民事后回忆，他随后在总统府一名“科员”那里又探得政府同意使团签约的回复，于是立刻在研究系报纸《晨报》上爆料。

然而林长民口中所谓的“科员”不是别人，正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

5月1日，林长民经徐世昌同意，立即通过外交协会致电巴黎，希望中国全权代表不签字。随即国民外交协会成员连夜起草3份文件，进行抗争。首先，致电巴黎

和会四国首席代笔威尔逊等人：“德国在山东所攫得之权利，吾等再行要求直接归还中国……中国人民不承认加害中国人民的密约，若以强力压迫我国，四万万人誓以全力抵抗，并诉诸世界之舆论！”同时林长民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名义致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陆征祥等人说：“无论如何吾等不能承认，诸公切勿签名。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望诸公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随后，林长民满怀激愤写下《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于5月2日在《晨报》上发表。文章称：“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该文刊发后，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拒签和约斗争，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收到7000多封国内警告电。

有意思的是，徐世昌事后还在段祺瑞面前装得“毫不知情”，还在段祺瑞与安福国会面前上演了一出与林长民“割袍断义”的活剧，气得段祺瑞跳脚。

总统府与学界惺惺相惜

五四运动终于成行

对于徐世昌来说，如果外交失败，日本在华权益得到承认，就意味着段祺瑞实现独裁指日可待，那么他一切“偃武修文”、和平统一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总统之位也将难保。徐世昌心里明白，现在政府已不可靠，“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只有靠学生了”。

如果说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的话，那么徐世昌此时则有意点燃了这根引线。

1919年5月2日，国民外交协会理事蔡元培召集北大各班班长和学生代表100多人开会，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转告在座学生。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和国民社的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段锡朋等很快作出决定：明晚召开全校学生总动员大会，串连北京各大学学生，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集体罢课示威;通电全国，呼吁工商界和市民罢市、抵制日货等等。

当天，在总统府，徐世昌的外交委员会已决议拒绝签约，汪大燮、林长民将致电代表团拒签电稿送呈徐世昌总统，徐阅后交给国务院准备拍发。不料国务总理钱能训却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恰巧林长民有位同乡在国务院电报处工作，连夜将消息透露给林长民，林当即又向国民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汇报。汪大燮得知后十分焦急，5月3日凌晨，他匆忙去找蔡元培。

蔡元培听后大为震惊。当天上午，他召集罗家伦、傅斯年等部分学生代表到自己家里，通告情况。5月3日这一天，自晨至夜，蔡元培东堂子胡同的家中人流如梭。他再三嘱咐，在行动时一定要严守秩序，以免为政府干涉落下口实。5月3日晚，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

由此观之，五四运动背后的派系之争对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学生运动最初被政客们设定为政争的工具，如果没有当时大总统徐世昌、政界巨头梁启超、林长民、学界泰斗蔡元培等人的密切配合，五四运动大约很难形成历史上那样大的规模。但是，五四运动最终没有像徐世昌、梁启超等人期望那样成为政客手中的武器，反而由于外交失败，一国之尊严遭到践踏，激发了青年知识分子及广大民众阶级的爱国意识，在运动中开始尝试以集体行动的方式来参与国事，希望达到救国之道，由此五四运动成为了一场轰轰烈烈，影响中国百年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