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雨浙海关

戴勤锋

浙江宁波人文积淀丰厚，历史文化悠久，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兼海港城市;也是中国大运河南端出海口、“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始发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宁波成为五处通商口岸之一，成了半殖民地化的港口。清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正月初一，随着英国驻宁波首任领事罗伯聃与清政府签立馆舍租赁协议，将领事馆选址江北岸后，三江口北岸逐渐成为外国人的居留地，相继建造起来的各国领事馆、天主教堂、浙海关、巡捕房、邮政局、保险公司、洋行等，形成了别具特色和风貌的江北外滩。其中，浙海关旧址是宁波外滩近代建筑群中较早的精彩实例，是中国早期海关的历史见证，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2005年，浙海关旧址被列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变身为浙海关旧址博物馆。

浙海关的建立

浙海关旧址，位于江北区中马路542号。东邻甬江约20米，南与基督教江北堂相距约4米，再往南约200米有一幢砖砌二层洋房，为原浙海关高级帮办（主管人员助手）的住宅。现存的浙海关旧址是原浙海关税务司（又称浙海新关）办公、管理用房之一。建筑朝東偏南，三层加阁楼砖木混合结构，平面呈长方形，两面外廊布置形式，建筑面积为1067.8平方米。通面宽15.10米，通进深18.44米，地面至屋面高16.05米。其外墙以中国的青砖为主料，以西洋式的廊柱、门窗套和百叶窗等为装饰，兼具中国的传统人伦空间和西方的公共空间之特点，以新颖的独栋形式，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连片院落结构，是当时极具特色的先进建筑。

据史料记载，宁波在五代时已设有近代海关的萌芽形式——博易务。然其地址已不可考。到了宋时，由于市舶收入丰厚，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朝廷十分重视，于是出现了近代海关的雏型——市舶司，明州（今宁波）市舶司与广州、泉州市舶司并称“三司”。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规定明州为与高丽、日本进行贸易的特定港口。明代则定为与日本通商的唯一港口。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宁波设立浙海关，当时称浙海钞关，正式以海关名称取代

过去的“市舶司”名称。关署设于今中山西路鼓楼东侧永丰库遗址公园内。又在江东包家道头（现鄞州区庆安会馆附近）濒甬江边设浙海大关（后改称浙海常关）以管船只、货物，征收关税。至“洪任辉事件”后，被乾隆皇帝下旨关闭。

洪任辉是18世纪的一名英国商人和外交家，曾在广州学习中文，是英国第一个中文翻译。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喀喇生和洪任辉前往宁波贸易。结果发现，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杂费亦比广州方面少许多。自此，东印度公司增加了宁波的贸易量，致使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朝廷因此将浙海关关税提高一倍。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洪任辉不顾清政府关闭浙江对外贸易的规定，前往宁波，中途受阻后又直航天津，并通过行贿将一纸诉状告到朝廷，成为第一个向中国皇帝告御状的外国人。他控告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等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保护洋商正常贸易。谁知乾隆皇帝看了他的诉状后勃然大怒，乾隆皇帝认为告御状的这个夷人不但说得一口汉语，而且还找了中国人帮其写状纸，此中隐情必定就是中外勾结。这件事最终的处理结果是，洪任辉被拘押3年后驱逐回国，而那位帮洪任辉写状纸的中国人被斩首示众，

妄自尊大的乾隆甚至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可悲的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当年由800人组成的庞大的“马戛尔尼使团”，向乾隆帝卑躬屈膝三跪九叩都没有得到的东西，英国军队用坚船利炮都得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五月二十二日，根据英国领事赫德的建议，总理衙门批准在江北中路设海关税务司，征收对外贸易税费，并委任英人华为士为首任税务司，浙海关（俗名“洋关”）由此建立，成为中国最早设立的四大海关（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之—。

洋太控制下的浙海关

浙海关设立后，原先清政府设立在江东包家道头的海关改为常关。浙海关主要负责征收进出港的洋式船舶及其所载货物的关税，常关主要负责征收进出港的本国木帆船及其所载货物的常税。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太平军攻克宁波城，驱逐浙海关监督、税务司，将设立才半年的浙海关改为“天宁关”。又在镇海设天平关，公布税则，减轻税率，严禁鸦片进口。清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太平军在“洋枪队”及清军的联合攻击下退出宁波，天宁关结束，清军重人宁波后，浙海关恢复办公。外籍税务司禀承总税务司意旨，以领事为依靠，力图将新关建成独立王国。清政府认为浙海关监督是新关及常关的最高行政长官，掌握关税保管权，签发护照和三联单、子口税单以及形式上的关务费审批权。但由于中高级关员的任免权由总税务司掌握，关务往来文件全用英文书写，科甲出身的浙海关监督无法阅读，加上不平等条约的根本性质，浙海关监督的权力愈来愈少。如外货在缴纳较低的进口税和子口税以

后即可在国内通行无阻，不再征税，而土货在关税之外，在国内流通还要逢卡交纳厘金统捐，步步难行。这种征税政策，显然对国货不利，而有利于外货的倾销，扼杀了本国的民族工业、农业和手工业。

当时宁波的外货主要来自上海，到了宁波都不征税。在宁波缴纳进口税的有从南洋、香港直接运来的糖和经海防、香港来的云南大锡（俗称点铜）。锡是锡器皿和锡箔的原料，明明是国产品，仅仅因为经过香港，便按外货处理，这也是不合理税制的例证之一。出口货物主要有：三北的棉花，和丰厂的棉纱，如生厂的罐头笋，美球厂的针织品、草席、金丝帽、咸鱼、海味、药材、竹制品、水蜜桃等。来自上海的国货和外货有煤油、布匹、五金、颜料、纸张、香烟、食品、呢绒、药品等。沪甬间交通，依靠招商局、宁绍公司、三北公司和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另外有永川、新宝华、宁象、新宁海、镇北、姚北、慈北等轮船，来往海门、石浦、象山、定海、温州、金塘等地，这些和帆船都属于常关管辖征税的。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关税所人大部分抵作赔款和外债，直接解往上海汇丰银行，浙海关监督仅保管偿付赔款的外债后的余款——关余。191 1年爆发辛亥革命，11月宁波光复，税务司柯必达趁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夺取了浙海关包括“关余”在内的税款保管权，浙海关监督的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权、税款收支权丧失殆尽，仅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和对常关的管辖权而存在，浙海关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海关。

在长期丧失主权的过程中，由洋人掌控的浙海关采取两套管理办法。第一在政治上，严禁华员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不准反洋，说海关是国际机关，是超政治的，号召关员忠于海关，而不忠于祖国。若有爱国思想及进步言论的人，被视为危险分子，或被排挤，或被调到边远地区。第二是经济待遇十分优厚，只要关员不反抗，不公开贪污或贪污而不出事故，就保证可以捧着“金饭碗”到退休。薪金比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及邮政、盐务机关人员高得多。如税务司的月薪银是800至1250两，还有各种津贴如交际费、公务费、汽车费及住宅、家具、炊事员、杂役等。帮办月薪银是120至480两，税务员是85至350两（每隔两年升级），外加房租津贴，金价补贴等。年老退休，少的可领养老金三四万元，多的可领十几万元。外国人的薪金还要更高，是按金镑折算的，外国税务司退休可领养老金20多万元，工作调动时坐轮船超等舱，发里程津贴、家具补贴等。他们住的是沿江花园洋房，吃的是大隐山水（当时宁波无自来水，居民饮用的都是雨水，外國人嫌其不卫生，因此用船从余姚大隐运来山水做饮料）和宝山点心（系当时专做面包等西点的商店，设在海关后面）。外出拜客乘绿呢大轿，有3名轿夫、2名跟班伺随。郊游打猎，猎装、猎枪，手携猎犬，口衔烟斗，见到中国苦力，开口便是“混蛋滚开”。华洋关员待遇差别很大，经华员力争后，才稍有改善。

浙海关混乱的内部管理

民国建立初期，各地军阀为保护自己的地盘与利益，不断发动内战，使社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这给一些海关人员进行投机倒把及贪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如什么时候实施新税率和税率的高低幅度，参加这项工作的高级关员是事先知道的，他们勾结外国巨商，在加税前抢运外货进口，加税后价涨卖出，就是万无一失的好生意。各关的外国税务司、帮办和外商都是至亲好友，在喝酒或打球的时候就把事情谈好，回来在报单上歪歪斜斜用红笔以英文批上“已完进口税”“免验”“情况不明，从宽处理”“初犯”等字，谁敢去问一声呢？有些外国关员离开海关之后就在中国做起生意来，如当时

上海的会德丰公司、茂泰公司，就是关员马登（英人）开的。还有一些外国税务司专门搜罗古玩，回国时照例无人检查，就把我国宝贵文物偷走，转手倒卖发了财。

在税务司面前可以说得上话的高级华员，如帮办之流也没闲着，他们串通里外，乘机作弊。海关法规头绪纷繁，有些还不成文法，仅凭惯例办事，因此可以曲解引伸。罚款的幅度很大，从漏税额一倍到几倍，凭感情上下其手，一声“犯关”自然有人会托亲朋好友来讲情。有关系的，走私漏税可以从轻发落，货物可以免验或先装后税，“派司”（完税凭证）不符可以顶替，从价计税的，估价可以从低，这样对方就感激图报，大送礼物，只要不收现金，就不算贪污了。遇到任免“外水”多的低级人员，如巡役之类，管人事的帮办就有好处可得。穿制服的海关外班人员，直接和报关行、船员、单帮打交道，贪污机会更多，而且私货一放，查不出什么证据。那时沪甬航线轮船的买办、茶房、水手、厨房、理货都带私货，形成一个走私集团。他们和浙海关的外班贪污集团勾搭在一起，按次送“保护费”，一般每月“包银”为8000元，照股均分，职位高的头目多占半股。

海关工作人员除了极少数作风正派以外，多数因工作轻松，袋里有钱，就以吃喝嫖赌来消磨时光，于是宁波城内的状元楼、堇江春等酒饭馆及交通旅馆，后市（宁波当时的“红灯区”）就成为“关老爷”们经常光顾之地。稍微洁身自好的关员则到郊外的东钱湖、天童、育王等作假日旅行，或省下钱来盖洋房。而一些别有用心的外籍关员，不仅利用职权包庇外商，欺压劳动人民，还深入调查我国各地经济、风俗，借打猎游历机会，对山川形势拍摄照片，画成地图。海关用船钞收入，在我国沿海地区从辽宁的安东到广东的北海、琼崖都建立了灯塔，在长江从宜宾到吴淞建立了航标，并拥有几十只的缉私船、运输船，由外人任工程师和船长、大二副，到处巡逻，测量水深，绘图拍照。这些国防要塞形势，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海军部、参谋部因此洞悉无遗，了如指掌。

另外，海关因业务关系，每季、年度均有贸易报告，每10年又有10年报告，内容项目包罗万象，如政局、经济、人口、贸易、工业、建设、卫生、交通、司法、邮电、航业、公用、文教、农业、矿产、土特产、治安、“内乱”、气象、银行汇兑、禁毒、物价等，资料靠平时收集积累，并用公函派员到各机关抄材料作调查。报告印出后，照例要送给各国驻华使领，其余材料外国人抄录寄出，无人知道，也无人过问。海务、港务方面也有定期报表，内容包括水文、水位、气象、航道、航标、礁石、险滩、流向等，也多关系国防。凡此种种，可以说把中国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机要，通过海关都提供给外国的军事机构作为情报了。

敌伪时期的浙海关

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杭州沦陷后，自1938年、1939年两年中，为了战时经济需要，国民政府陆续公布限制货运办法多种：如对某些土产出口严加限制，资敌物品禁运出口，多数洋货禁运人口，敌货或由敌人控制厂家出口的货物，绝对禁止进口。但是，日本侵略者为打破中国政府的经济封锁，极力策动商贩走私，以攫取物资，宁波口走私情况极为

严重。自1939年以来，海关所获进出口私货远远打破历史上最高纪录。

在国民政府迭次严令浙海关检查禁运物货下，没收的大量违禁品使海关仓库竟到了无法容纳的地步。但事实上查到的禁运品只是冰山一角，在物货极度缺乏的浙东各地，私货依然充斥市场。当时贩卖私货主要有如下几种方式：一种是将日本货或其他违禁品改头换面，作为国货或其他可以进口的洋货，公开运输和出售。还有一部分匹头（指布匹）经改换包装变更标识，实为敌方控制的厂家出品，在事实上极难辨认真伪。而从上海寄来的邮包，大都将日本货改装成中国货，其中尤以匹头货的数量最大。另一种是将未税货物伪装成已税货物运送，由江海关“地方局”盖上“税付”戳印，即可放行，事实上却是漏税私货。也有以贿赂海关关员而取得国货合法证明的。

此外，还有武装走私。武裝走私系由日本浪人（日本明治时期西南战争后到处流浪，居无定所的穷困武士）组织，得到日本侵华军方暗中支持，勾结沿海土豪和汉奸进行活动。1939年6月上旬，发现在黄岩县黄岩场以东的金清港附近一带海口，有走私集团偷运食粮、茶叶、桐油、板炭、樟冰、木材、香粉、废铁等，约价值300多万元，运往敌区;并由敌区运回大量仇货（敌方的商品和货物）、毒品（鸦片和吗啡）、枪械、弹药等等。

据当时浙海关二等帮办俞守成在沿海视察的《报告》中提道：舟山群岛的海盗，至少有枪2000—3000支，尚有重机关枪数10把。而民间所藏自卫枪械，亦不在此数以下。“如无私运，则此巨量武器从何而得？”可见浙东海上的武器走私早已非常猖獗。

1941年4月19日宁波沦陷后不久，在上海的总税务司岸本广吉（日本人）就派江海关日本籍副税务司加藤链一搭敌舰来宁波接收海关，成立“海关转口税宁波征收所”，并在镇海成立分所，这完全是殖民地性质的海关，关税收入转入日本正金银行，执行日伪政权颁布的税则。后来换了几个“所长”，大致为三村平八、田村勇等人，并配备一些日本关员及一些华籍关员。当时，日本的海陆军、大使馆、兴亚院都管海关，海关各项事务要征求各方面同意后才能实施，而汪伪政权的财政部关务署（伪署长张素民）并没有实权。太平洋战事发生后，海口封锁，海关税收落空，汪伪政费无着，为了进一步压榨人民，把海关转口税推行到内港轮船、火车、帆船、汽车运输和肩挑负贩的物资上来，到处设卡拦路稽征，实际上就是厘金，税率为5%。那时上海、南京、汉口、镇江、无锡、苏州、蚌埠、杭州、安庆和宁波都设有转口税局、所和支所。

当时沪甬航线行驶的敌轮有鸣门丸、海通丸、万吉丸和大华，单帮最多。但赴沪手续非常麻烦，要照片、伪保甲证明、商店担保、种痘证、防疫证，及付运动费后才领得通行证。和海关贪污集团有联系的，按趟数送“方便费”，才能顺利通过各卡;没有联系的小贩旅客，抄出货物，不但被处罚，还遭日军毒打。伪关员对敌人百般献媚，请客、吃酒、送礼等，对同胞则声色俱厉，又是另一副面孔。那时以濠河、西门两处贪污所得较多，据说每人每月可拿几百元到千元。华员头目和伪总税务司署人事处长裘倬其有勾结，按时送礼，如不打招呼，就可能调去坐没有进项的“冷板凳”。外班的外班头子也要分红，才能长做肥缺。上行下效，层层剥削，同在一处工作共同分肥的，也是互相欺蒙，以多报少，各找各的财路。

抗战胜利后，浙海关的税务司、代理税务司和副税务司，全由中国人担任。然由于外贸停顿，宁波经济奄奄一息，税费收入远远不能抵消关务费支出。此外，各级关员勒索贪污，层层剥削，不仅使货物流通受到阻滞，还使物价、商业等受到非常大的影响;种种因素，使浙海关处于衰落不振时期。1948年，浙海关划归江

海关管辖，更名为江海关宁波分关。

百年旧关获新生

1949年5月宁波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江海关宁波分关，从此，宁波海关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历史。1950年3月，江海关宁波分关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宁波分关，同年12月又更名为上海海关宁波支关。解放初期，宁波支关基本上沿用旧海关业务制度。不久，在海关总署与上海海关领导下，宁波支关对旧海关管理制度进行改造，并按照新颁布的海关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开展海关业务工作。当时宁波支关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明确海关的工作职能与任务，把监管工作提到重要地位，同时移交旧海关包揽的非海关业务，把港务移交交通部浙江省航务管理局宁波办事处，检查国内邮包业务移交宁波市邮政局，停止代征国内进口洋货浚浦捐，停编国内贸易统计。但由于当时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宁波地处东南前线，对外贸易难以开展，海关业务几乎处于停顿状态。针对这种情况，海关总署决定撤销宁波支关。1951年12月，上海海关宁波支关正式宜布撤销。1978年9月23日，为适应宁波港对外开放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建立宁波海关。

浙海关旧址历经百年风雨及年久失修，外墙面风化严重，内部结构、房间布局等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改建和破坏。为了保护这座具有特殊意义的古建筑，2006年有关部门对残损的屋面、外墙面和损坏的构件进行了修整。2008年12月4日，浙海关旧址成为宁波市首家“海关专题博物馆”，并正式对外开放。2013年，又对浙海关旧址博物馆进行了半年的改造提升。为了更加真实和全面地还原历史情境，此次改造通过档案查阅、网络传输、有价征集等途径，找到了一批历史照片。其中有18幅照片是首次在宁波面世，如清代作为土货打包茶叶出口、李鸿章拜见英国女王、上海海关报关厅、洋员住宅、浙海关附近码头搬运工、侵华日军宁波东门口岗哨、浙海关俱乐部弹球组等。

以宁波为关址的浙海关，自成立到1949年之前，一直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机关，又是反动派压榨人民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海关才真正回到人民的怀抱，成为完全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海关。浙海关旧址在外滩已经矗立了100多年，它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初具现代海关职能的机构，亦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五口通商的历史见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