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蒋介石与日秘密谈判

吕　春

萧振瀛与和知鹰二

中日秘密谈判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期间最诡异的事件，一方面，蒋介石屡屡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加以阻遏;但另一方面，蒋介石本人又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秘密谈判｡在蒋介石亲自掌控的谈判中，他最重视，并且最用心指导的是1938年的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

当时，日军正节节向武汉逼进，和知鹰二“求和”，使国民党内部的部分“主和”派觉得是个机会，但蒋介石对此却不抱希望｡8月26日，蒋介石听说和知将到汉口活动，便与智囊､《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商谈，对张表示:“观察倭寇在华之权益与设施，岂能随便放手还我乎？若无重大变化与打击，彼决不罢手｡一般以为和知来求和抱乐观者，实未究其极也｡”9月23日，蒋介石返回汉口，主持汇报会议，决定对策｡由于和知的条件首先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梦想，自然勾起蒋的兴趣｡会议决定:“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并即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谋停战｡至于军事协定，应绝对拒绝之｡”此前，国民政府一直要求，在与日本谈判时必须有第三国保证｡但是，就在几天前，英､法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捷克主权以绥靖纳粹德国，因此，汇报会议决定，可直接与日方谈判｡9月26日，蒋介石增派曾任北平社会局长､有对日交涉经验的雷嗣尚到港，加强谈判力量｡

28日晚12时，和知向萧振瀛(1886—1947)透露:(萧为吉林扶余人，曾任西安市市长)日方此举的国际根本原因是，希特勒最近多次电请日方与中国谋和，共同对苏，其次要原因则为日本国内困难重重，不堪应付长期战争，拟在军事优势下，以较大让步取得和平｡和知称:板垣征四郎､多田骏等虽有远识，但日本朝野各方尚无普遍认识｡此次回东京，遭遇困难必多，将拼死努力，于10月10日前以日方最后态度相告｡

和知于9月28日离港返回日本后，于10月15日再到香港｡16日，与萧振瀛会晤称:日方最高会议决定，中日停战协定可以不涉及任何其他协定，但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后必须有七项谅解｡甲．防共军事协作及驻兵;乙．中国政府之调整;丙．伪组织之收容;丁．满洲国之承认;戊．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己．日､华､满经济提携;庚．战费互不赔偿｡这七项“谅解”表明，日方虽然声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但顽固地要求中国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并且狂妄地要求中国政府改组｡

10月18日，何应钦复电指示:日方所提“谅解”，甲､乙､丙､丁四项，都是“干涉中国内政”，“若行政不能独立，无异于亡国，万不能承认｡如其再提此等事，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必续谈”｡关于戊项，何应钦认为，日方仅提“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而未提尊重“中国行政之完整”，“是其居心仍欲亡我中国｡如其有诚意，则其宣言必须言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决不能将行政二字删而不提也｡”关于己项，何应钦称，中日经济提携，必须在恢复原状后方可商讨｡他表示“我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可言”｡日方有无诚意，以10月20日为期，过此即作罢论｡

萧振瀛对和谈前途却有某种乐观，蒋介石一直心情矛盾，举棋不定｡9月27日，蒋介石研究和议的弊害，认为可能出现三种状况，一是停战后日方不撤兵或不交还华北，二是共党扰乱，不听命令;三是英美不悦｡蒋介石称之为“皆应注意”的“三害”｡10月3日，蒋介石研究和议之“险点”，日记云:“一､敌已设支那院与特务总监，岂肯轻易放弃？二､停战后敌在华北部队如迟延不撤，则应如何？三､在上海与察､绥部队如不撤，则应如何？四､我对内如何宣言？五､对死伤军民如何抚慰？此皆应待孔祥熙得和知具体办法时决定之｡”5日日记云:“敌既欲求和而又稽延不决，以探我军虚实缓急之情，小鬼可鄙，惯施其伎俩｡余惟以拙制巧，以静制动而已｡”7日日记云:“注意敌来求和是否为缓兵消耗我主力之计，故应确定其限期，不可拖延时日｡”“至于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绝对拒绝｡”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登陆｡13日，攻占河南信阳｡日军的这两次军事行动使蒋介石强烈怀疑日方的和平诚意，决心坚持抗战｡10月14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称:“敌既在粤登陆，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可与之多谈｡”此时，进行多时的武汉会战已近尾声，预定打击日军的计划已经完成，为保存有生力量，蒋介石决定自武汉撤退，并开始草拟《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10月21日记云:“敌方答复延缓，并无诚意之表示，余当考虑发表宣言以示决绝｡语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非下此决心，无以救国｡”24日，蒋介石接受各将领要求，离开武汉｡次日，下令对武汉若干要害地区进行爆破，以免为日军所用｡

30日，蒋介石命何应钦转令萧振瀛，停止和谈，返回重庆｡同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要他们考虑对日宣战的利害问题｡电称:“今后沿海各口既全被封锁，故我对于海外交通，不再有所顾虑｡若我宣战，则美国必实行中立法，可断绝敌人钢铁､煤油之来源，实于敌有害也｡又我如宣战，对于国联及各国关系，均应精密研究，切实探明，望即令我驻外各大使全力进行｡如何？请核｡”31日，《告全国国民书》正式公布｡该文说明抗战根据不在沿江沿海，而在广大､深长之西部诸省｡武汉会战予敌重大打击，任务已毕，目的已达，现决定放弃武汉，转入主动有利之地｡文称:

“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惟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亦正惟我之抗战为全面长期之战争，故必须力取主动而避免被动｡敌我之利害与短长，正相悬殊，我惟能处处立主动地位，然后可以打击其速决之企图，消灭其宰割之妄念｡”

文末，蒋介石号召国人“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悲壮､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文告发表后，蒋介石很满意｡11月1日日记云:“《告全国国民书》自读之，觉为最近第一篇文字，必使国民感悟持久抗战之意义，且使敌国知所畏惧｡”大概当时主和派对发表此文有意见，12月2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惟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惑｡”

特殊的日方代表

在秘密谈判中，日本方面出面者大多系军部或政府人员，但是，也有个别谈判，其出面者系“民间人士”｡例如萱野长知与小川平吉｡萱野在辛亥革命前曾参加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友善，多次支持或直接参加中国革命｡小川平吉也曾支持辛亥革命，组织有邻会，提倡日中友好｡1927年任铁道大臣，是已经退出日本政坛的元老级人物｡二人在头山满的推动下，得到近卫首相等政要支持，出面在中日间斡旋和平｡

萱野､小川都是曾对中国革命作过贡献的人，背后又有头山满及日本政要支持，因此，蒋一度对谈判有兴趣，宋美龄到香港指导即是明证｡但后来蒋介石又在关键时刻下令中止谈判，其原因在于欧战爆发，蒋介石由此看到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和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因此积极调整国际战略｡1939年4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必使欧洲战局扩大至远东，且使包括全球，如此，则英在远东势力可不被倭或俄国乘欧战之机，取得渔人之利｡”同时，他也看到了日本经济能力的严重不足｡次日日记云:“余已催英与俄速订军事同盟，使俄､倭对欧战不能旁观坐大，而倭连日五相会议，对欧外交政策举棋不定，然其最后必实行与德､意订立军事同盟，以其军阀之嚣张，如倭王不准，则有革命之可能也，至其对我国，一面恫吓，一面求和，犹想从中取巧，未知其经济尚有支撑二年之力否？此次小川等求和，余拒绝之宜矣！”

萱野､小川在香港除与杜石山等谈判外，还曾于5月6日约见在香港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小川表示:日政界多数人愿“和”，但少壮军人有领土野心，如果“和”不了，日本可能会以重兵驻扎华北及沿海，永久占领半个中国｡张季鸾答称，中国纯以保卫国家为目的，只求日本承认中国为对等的独立国家，达到此目的，一定“和”，否则，一定拼命打｡关于日本要求与中国订立反共协定一事，张表示:这就等于让中国“无端抛弃抗战以来同情中国之英､法､美､苏诸朋友，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精神上亦有抵触也”｡关于中共，张称:“蒋公看此问题很轻｡战后之中国完全根据‘三民主义及法律处理一切，即凡不违法之人与事，皆可承认｡”对张季鸾所言，小川不能反驳，只能苦笑｡

张季鸾的特殊身份

张季鸾是报人，但是，从1938年1月起，张季鸾即受蒋介石派遣，到上海从事“对敌运用”，后来又参加蒋介石的外交谋划､国际宣传和对日秘密谈判，成为蒋的高级智囊｡1940年7月2日，蒋介石收到张季鸾的来函，当日日记云:“敌又求和，未知其诚伪如何？此时应暂置不理，以示我不受轰炸之威胁｡”尽管如此，蒋还是在几天后复函张季鸾，指示谈判机宜，日记云:“敌方间接求和之心虽切，然其方法与政策仍毫无变更｡我应嘱季鸾以最低限度转示之:1郾谈政策而不谈条件;2．谈情感与利害而不谈权利与得失;3．对于中国人心，应特别注意苏俄放弃在华特权之宣言;4．北平至山海关驻兵权应放弃;5．汉口租界应先取消;6．内河航权应取消;7．青岛与海南岛应完全交还;8．热河应先交还，9．东三省问题､借用港口问题､东亚联盟问题，待和平完全恢复，撤兵完全实行后再谈;10．天津与上海租界应定期交还;11郾保障问题应稳妥;12．撤兵手续，平绥路､张家口与归绥一带，必须在第一期撤完｡”前文已述，日军自山海关至北平的驻兵权为清末《庚子条约》所规定，1938年萧振瀛与和知鹰二谈判时，蒋曾同意保留｡但是，这里蒋却明确要求日方放弃｡此事表现出，在与日方谈判中，蒋的妥协性逐渐减弱｡此后，蒋介石在与张季鸾会面时又不断指示，其7月19日日记云:“与季鸾谈已曰:敌国野心如昔，毫未改变，岂有和平希望？”25日日记云:“张季鸾来，谈东北与倭不侵犯条约事｡”显然，如何对待已被日本侵占多年的东北，是否可以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都是谈判中无法回避或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张季鸾必须向蒋请示｡

1938年10月，和知与萧振瀛的谈判因蒋的刹车停止后，和知继续寻找和重庆方面联系的线索｡1940年8月，和知动员一位希腊商人到重庆上书蒋介石，“其内容无异于乞和，为从来所未有”，蒋介石由此推断，日本急于向东南亚发展，向中国求和已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同月6日，他与张季鸾讨论，可否利用这一形势，在于我有利的条件下，与日本媾和？但蒋又认为:抗战目的，在于打破日本的侵略野心与侮华心理，恐怕一时还难以达到｡9日，蒋介石再次研究和知来函，认为“敌寇求和益急，而其方法乃益幼稚，实益愈益毒劣，应切戒严防之”｡

1941年之后，还有个别日本人士企图在中日间斡旋和平，但蒋介石已了无兴趣｡1942年4月，和知鹰二的机关总务部长黑木清行，受头山满及萱野长知鼓动，携带萱野长知名片到桂林，要求到重庆面见蒋介石，调解中日战争，恢复两国邦交，否则自杀｡贺耀祖､陈布雷二人认为“不可任其自由往返，拟令扣押，密解息烽，留交审讯”｡蒋介石批示:“应即拘押监禁｡”

谈判终止

日本侵华，采取的是以战为主，以诱和为辅的两手策略｡同样，蒋介石也用这两手策略对付日本｡一方面，蒋介石宣称以武力抵抗日军进攻;另一方面，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也不排斥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如前述，蒋介石虽对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不抱希望，但是，由于和知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诱饵，这使蒋觉得不妨一试｡谈判中，蒋细心研究情况，指导起草并亲自修改有关文件，除将东北问题搁置另议外，蒋曾准备以同意日本在长城以外某些地区驻兵为条件，换取日军自中国关内地区撤兵｡但是，当蒋发现日方拖延不决，并无诚意之后，立刻下令终止谈判，后来并以“杀无赦”警诫孔祥熙､萧振瀛与和知重开谈判的企图｡1940年8月，蒋介石为了应付日本方面频繁的谈判要求，指导张群､张季鸾､陈布雷等制订《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作为对日谈判的原则和准绳｡该文件的最大特点是将抗战结果分为“最大限之成功”与“最小限之成功”两种，但是，当张季鸾于同月底带着这份文件赴港，企图首先争取“最小限之成功”时，蒋介石却阻止张与和知鹰二见面，并且迅速命他回渝，使这次经过郑重准备的谈判还没有开始就夭折了｡同年7月，近卫第二次组阁后，为了抽出兵力，侵略东南亚地区，一面紧锣密鼓地准备给予汪伪政权以外交承认，一面通过外相松冈洋佑推进“钱永铭工作”，继续诱惑重庆国民政府和谈｡蒋介石担心日本承认汪伪会在外交和内政两方面严重影响中国抗战，派出张季鸾赴港谈判，企图加以阻挠｡日本政府虽曾一度接受中方的“全面撤兵”等条件，但是，最终还是在军方的压力下承认了汪伪政权｡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长期对日妥协，力图延缓对日全面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被逼抗战，但是，他仍长期为战与和的矛盾所纠缠｡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几次谈判说明，他在宣称持抗战的同时，也还在某些时候对和平解决中日战争存有期待｡谈判中，他虽不肯承认“满洲国”，不肯立约放弃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但在一段时期内，他却只将抗战目标定在“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最小限之成功”上｡这些，都反映出蒋在对日抗战中的软弱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