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与死亡中重生——《凤凰涅槃》中“火”的精神分析

陈 欢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郭沫若创作于1920年的长诗《凤凰涅槃》，以构思宏伟、想象丰富、情感激越、韵律急骤著名。孙绍振先生对此诗的评价很高，认为《凤凰涅槃》“将非洲、欧洲、亚洲之神话、哲学宗教中国之话语四者融为一体”“不仅仅是情感的、生命的解放，而且是语言的、意象的建构”，还是“第一次话语命名的胜利”。“火”作为《凤凰涅槃》的重要因素和《女神》中的重要意象，已有为数不少的文章展开过讨论。但目前的研究多认为，是诗人炙热的火一般的激情促成了诗歌中“火”的意象反复出现。笔者以为，实际的顺序恰好相反，是沉睡在诗人集体无意识中的“火”的实体、“火”的象征和精神，为他的情感提供了具象化的可能。本文拟通过对凤凰涅槃过程中“火”的作用的考察，来展示“火”与诗人精神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

《凤凰涅槃》具有叙事诗的品格，雄浑壮丽的诗句中包含了凤凰集香木自焚最终在火中获得新生的过程。诗歌中的凤凰涅槃一共经历生火、赴死、重生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火”所扮演的角色极其重要又十分特殊。

诗的序曲部分详细交代了凤凰生起火焰的全过程。它们在冷冽的寒风中收集香木，然后“凤啄香木”，“凰扇火星”。火生起来后，山上“香烟弥散”，“火光弥漫”，凤凰在火前慨然起舞歌唱，明白它们的死期已经来临。凤凰为赴死所做的种种准备都是饱含深意的。例如，它们将时间定为除夕将近的夜晚。除夕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是旧年与新年的分界线，这晚十二点的钟声一经敲响就意味着新年的到来。而凤凰将赴死的地点选在丹穴山上也非偶然之举。据《演孔图》记载：“凤凰火精，生丹穴。”即，丹穴山是凤凰出生的地方。在《凤凰涅槃》中，也将是它们死去的地方，将出生之地作为赴死之地或许本就暗含了轮回之意。而凤凰刚出生时的干净无邪与死后化为灰烬后的纯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同质性的。凤凰生火所用的燃料同样是考究的，它们飞来飞去收集的木材是香木。这里的香木与中国古诗词传统中的“香草”“香花”同出一源。屈子用香草香花比喻良好的品德，惟有品德高尚之人才能与之相配。之所以是香木，一则暗示凤凰拥有良好的品德，二则因为只有有着良好寓意的香木——而非普通木头——才是凤凰涅槃更生的合理前提。当然，我们还会注意到在此阶段，凤凰生起的火是特别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并不是现成的火，而是凤在香木上一点点啄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凤创造的火，是全新的火。

这种摩擦生热后产生的火，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燧人氏凿木而得的火是同质的，后者标志着火首次被人创造。这种火还与欧洲民俗中的净火、活火、野火同出一源，法国哲学家巴什拉称之为“新火”。在欧洲传统点燃新火的仪式中，新火由神父从两块快速摩擦的干木片中获得。巴什拉认为这是火的更新仪式，因为在人们看来“火与一切能繁育的伟力一样，当它达到某年龄时也会不育”。为了让火保持生命力，使其伟力得以传承，保护人畜平安、农作物的丰产，必须进行这样的仪式。无独有偶，中国彝族也有类似的仪式，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火的节日——火把节。凤凰自焚选取的火是新火，是富有创造力和繁殖力的火，唯此火才是凤凰重获新生的合理前提。

序曲部分凤凰对“新”的追求，实则是郭沫若对“旧”的认知及对“新”的执着。“新”有“刚有的或刚经验到的、没有用过的、性质上改变得更好”之意；“旧”则意味着“过去的、过时的，因经过长时间而变了样子”。身处新旧文化交融的历史时期，传统文化已经在郭沫若身上刻写下痕迹，对新文化的接受迫使他反省自己的行为与思想，强化了他对新和旧的敏感。

1915年郭沫若在医院初见佐藤富子时便被她吸引，两人书信往来不断，不久便共坠爱河。恋爱的热烈使郭沫若写了不少情诗赠与佐藤富子，流露出渴望与爱人结合的情感，如《Venus》《新月与白云》等。佐藤富子在搬来与郭沫若同居不久后便怀孕了，郭沫若亲昵地称佐藤富子为“我的安娜”。郭沫若与安娜的结合虽是自由恋爱的结果，但他同时也恼恨自己在此前的婚姻中破坏了童贞，有损恋爱的神圣。不仅于此，在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中，郭沫若还隐晦地提到肉体之欲对恋爱神圣性的破坏，同居生活使“我的安娜竟被我破坏了！”。正是领会到郭沫若的这种痛苦，宗白华在回信中宽慰他：“从纯真恋爱中发生的结合不能算得极大的罪恶”。对精神恋爱的推崇和对肉体之爱的贬低，在郭沫若身处的时代并不罕见。即便是被鲁迅先生称赞为大胆敢言的冯沅君，也在名文《旅行》（1924）中微妙地回避了肉体之欲。把身体放在精神的对立面，认为身体滞重不洁，而精神具有上升性超越性，促成郭沫若对纯净产生了过分浪漫化的想象和执着。无法正视欲望又无法忽视欲望，两种矛盾的力量拉扯着他，使他在精神上苦不堪言。处境恰如他在《三叶集》代序中所译的《浮士德》片段：“人心相同道心分开：人心耽溺在欢乐之中，固执着这尘浊的世界；道心猛烈地超脱凡尘，想飞到个更高的灵之地带”。

对发妻张琼华的愧疚，加重了他对自己“太坏透了”的人格的认知。在与宗、田二人的书信中，他称自己是个坏了的人，不是个“人”，“简直是个罪恶的精髓”。对旧我不纯洁的认知，除根植于自身的经历外，还与他此前接受的王阳明学说相关。1914年，因功课繁重过分用功，郭沫若患上了严重的精神衰弱症，白天心悸亢进，夜晚难以入眠，兼之身体的疼痛，折磨得他苦不堪言。1915年9月，郭沫若在旧书店偶然买到一部《王文成公文集》，当即被书中有关静坐的内容吸引。他按书里的方法坚持静坐，神经衰弱的症状有所减轻，这让他对王阳明的学说产生了极大兴趣，并进行了仔细的研读。静坐所要求的澄心净欲，“去人欲存天理”、知行合一的伦理观，在日常的习得中被郭沫若内化为精神追求，因此后来与佐藤富子初次见面时便被其眉目间的洁光吸引。对“旧”的反省越甚，对“新”的渴望就愈烈。于是《女神》中与“新”有关的“日出”“晨”“晨光”“新月”“新生”“春”“创造”等字眼俯拾皆是，也因此，疲惫污浊的凤凰才迫切地需要涅槃重生。

二

凤凰涅槃的第二阶段是投火自焚。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要弄清楚的，即凤凰在投火前是否知道自己会在火中重获新生并进入“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笔者倾向于认为凤凰此前是不知道的。因为一旦得知浴火只是涅槃的必经过程而非生命终结，凤凰浴火的举动便毫无崇高可言。投火前的种种准备若只是程序化的按部就班，火前的慷慨悲鸣只会显得单薄乃至虚伪。正是将浴火当作生命的终结，凤凰才在丹穴山上悲恸决绝。但于创作者而言，郭沫若虽知晓浴火是一个过程，却丝毫不影响他对凤凰举动的层层渲染。以新火为必然前提，佐以凤舞凰鸣，和以凡鸟喧嚣，凤凰的赴火之举才显得崇高悲壮，让读者与凤凰共情，激发他们心底的愤怒，一同诅咒这冷酷腥秽的宇宙。火在这里首先以净化之力存在。

自火的发明或发现以来，人类对火的认识和利用愈发娴熟。火是发光和燃烧的过程，它能在燃烧过程中分解有机物原有的成分，也能冶炼杂质使之获得更长的保质期。火能祛除霉菌、潮湿，也能有效防止瘴气对人身体的损害。火还能冶炼金属，提高金属的纯度。在冶炼过程中杂质被分离、冶化，因此冶炼的过程也是提纯的过程。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火的实用功能渐渐抽离，呈现出精神化倾向，乃至凝结为图腾象征。这在中西方的民俗中均有所体现。人类学的集大成之作《金枝》就载有欧洲大量与火相关的民俗。在每年最为盛大的夏至（有的地区是冬至）篝火节上，人们熄灭家中所有的火后齐聚户外，用快速摩擦的干木片生起净火，点燃柴火堆，围在火前歌舞。他们把火中燃烧的木头带回家，让自己家中也燃起新火，还赶着牲畜从火上跨过，相信能借此祛除巫婆下在牲畜身上的诅咒。他们举着火把经过牲口棚、田地、果园，相信此举能祛除霉菌、诅咒和厄运……国内彝族的火把节也有类似的举动，这也在侧面说明了火之精神的共通性。因此，在诗人的创作中，满身疲惫与腥秽的凤凰必须要通过火才能完成涅槃，也只有火才能冶炼它们这样的有机物外壳。

此外，火还作为增殖之力存在。火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具有破坏性、不可逆转性、无目的性和自生性。破坏性是指火能分解有机物的结构，将之化为灰烬，而这一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已经化为灰烬的东西无法再恢复原样。无目的性则是指在燃烧过程火是盲目的，任何可燃物遇之即焚。而火的自生性则是罕见的，火生热，热又生火。“只要有可燃物和空气，火就能持续燃烧并能延烧……还能使之‘繁衍’，再生出火来”。篝火节上燃烧着的木头被人们带回家中生起新的火焰，情侣和不孕的男女从火上跨过被认为能由此获得火的繁殖力，而火燃烧的结果也被认为保留了火的伟力。篝火节后的灰烬被人们带回家中，他们将灰烬掺进牲畜的饮用水里、混合进果园和庄稼地中，相信此举能使牲畜、树木、田地多产。凤凰入火，既在火中净化，也在火中增殖。春天的海潮澎湃起伏，晨光微亮之时，香木已燃尽，温热的灰烬中死去的凤凰更生了！凤凰和鸣，在天空中翱翔不止。燃去全身的疲惫污浊，不仅重新变得光明新鲜、华美芬芳、和谐欢乐、热诚雄浑、生动自由、恍惚神秘、悠久欢唱，还不复死亡，达到了“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

对“新”的执着势必引发对纯洁的向往。“假使我是个纯洁无垢的少年”，这是他在给田汉的信中写到的。他认为自己是个“罪恶的精髓”，不配与田汉平等对话，不配田汉的一声“哥哥”，甚至不配打骂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是那么纯净无暇。他渴望“能如Phoenix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净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凤凰入火的后果不是在火中消失，而是从灰烬里获得实体的新生。这既是写实，又是象征，是火之净化力与增殖力的完美融合。正如孙绍振先生所言，这是一次成功的话语命名。

三

在凤凰更生之时，诗人这样写道：“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我们的疑惑也从此而生，为何在凤凰获得新生之时，宇宙和光明也更新了面目？首先，凤凰投火，于己而言固然是生命的终结，但从外部来看，其入火前的种种举动其实也是一场将自我献祭给火的仪式，凤凰自己便是祭品。将自我献祭给具有净化和增殖之力的火，宇宙万物得以更新，恰如传统民俗里的火逐渐脱离实用功能产生象征意义一样。但将诗人的经历与创作结合来考察，此诗可能会获得更为广阔的视野。

创作此诗时，郭沫若已经受到了泛神论影响，但在这之前他还接受了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在研读《王文成公文集》时，他对王阳明“万物一体”的宇宙观产生了强烈共鸣，并将此概括为公式“心即理”，这是他日后接受泛神论的基础。郭沫若坦言：“我以此更被导引到老子，导引到孔门哲学，导引到印度哲学，导引到近世初期欧洲大陆维新派诸哲学家，尤其是斯皮诺若（Spinoza）。我就这样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学的庄严世界”。在郭沫若的思想中，王阳明“万物一体”的宇宙观与西方的泛神论逐渐磨合，凝为一体。在他看来，世界已不再界限分明，也不仅仅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样触景生情、移情于物的世界，而是万物皆染我神采，附我神识，我心即宇宙。因此在《凤凰涅槃》中才会有“光明便是你，光明便是我！光明便是‘他’，光明便是火！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我”便是“你”，便是“‘他’”，便是火，便是光明、新鲜、华美、芬芳诸如此类的句子。不仅凤凰是诗人内心的投影，凤凰生存的宇宙亦是诗人精神的体现。凤凰的迷茫疲惫是“我”，宇宙的腥秽冷漠也是“我”。因此，凤凰获得了涅槃，宇宙也便更生，诗人自己也获得了更生的合法性。

郭沫若在诗歌中让凤凰经由火获得新生的考量已在前文中作了说明。而略过火的破坏性，只着重、书写其净化、增殖的功能是诗人的无意之举吗？若是，这种无意背后是否根植了更深的潜意识？事实上，不仅是《凤凰涅槃》，整部《女神》都呈现出此种倾向。与火之意象同质的电、光以及集光热于一体的太阳，都在诗集中以绝对正面化的形象出现。诗人崇拜火、崇拜电、崇拜火山、崇拜太阳，豪情万丈，甚至甘愿做炉中燃烧的黑煤。火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烟雾则是诗人眼中盛放的黑牡丹，是“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固然，一方面是诗人在日本留学期间感受到了以火、电为代表的工业化进程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便利，目睹了它们对日本社会落后面貌的改变，被这种力量感召征服并激发了改造祖国的雄心壮志。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个体的行动最终都根源于生命的本真需求，事物能够进入内心是内心与之契合的结果。

1914年至1920年，是郭沫若身心饱经磨难与创伤的时期。严重的精神衰弱症让他痛苦不堪，几欲寻死；与安娜虽是自由幸福的结合，内心却无法搁置对张琼华的愧疚，婚姻中的矛盾也随时间暴露出来；虽已育有一子，心灵却困在自由与责任之间，让他无法喘息；曾经的同门已举翮高飞，自己却穷困潦倒一事无成；耳疾加剧使他学医之路难以为继，欲转入文科却遭到了素来支持他的安娜的反对；与田汉、宗白华的来往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的孤寂，却又映照出自己处境的难堪……正是因为有着对纯净、自由的清醒认知，才会意识到自我和处境的不洁、囹圄，也正因热爱，才有爱而不得的凄惶。郭沫若此间的诸多诗歌都昭示出他有寻死的倾向。

寻死（1916）

出门寻死去，孤月流中天。寒风冷我魂，孽恨摧吾肝。茫茫何所之，一步再三叹。画虎今不成，刍狗天地间。偷生实所苦，决死复何难。痴心念家国，忍复就人寰。归来入门首，吾爱泪汍澜。

夜哭（1917）

忆昔七年前，七妹年犹小。兄妹共思家，妹兄同哭倒。今我天之涯，泪落无分晓。魂散魄空存，苦身死未早。有国等于零，日见干戈扰。有家归未得，亲病年已老。有爱早摧残，已成无巢鸟。有子才一龄，鞠育伤怀抱。有生不足乐，常望早死好。万恨摧肺肝，泪流达宵晓。悠悠我心忧，万死终难了。

春寒（1919）

凄凄春日寒，中情惨不欢。隐忧难可名，对儿强破颜。儿病依怀抱，咿咿未能谈。妻容如败草，瀚衣井之阑。蕴泪望长空，愁云正漫漫。欲飞无羽翼，欲死身如瘫。我误汝等耳，心如万箭穿。

个人、民族、时代的积郁凝结在胸，此时的郭沫若恰如举翮难飞的凤凰，沾染污秽，双翅沉重，肉身疲惫。他渴望死去，因为死和火一样拥有破坏性和不可逆转性，但生的本能在不断超越死的冲动。处境痛苦不堪之时，有人可言说，有人能理解，他激动地写到：“我从前对于我自己的解决方法，只觑定着一个‘死’。我如今却掉了个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在此，死的冲动升华为创作的冲动，而“火”是死与生的完美融合。所以在此语境下，《凤凰涅槃》中的火，《女神》中的火需要也只能以有利的面目出现，甚至火的破坏性在《女神》中被转化为力量的代名词，冲击焚烧着旧有的一切。也正因这种“主观”和“片面”才成就了《女神》昂扬澎湃天地难拘的激情，它们以“火”的形式携带着一往无前的力量内化于诗人精神中，外化在诗歌里，与“五四”的狂飙突进合流，最终成为“五四”精神的杰出代表，感染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许是积郁的情绪已经找到了突破口，《女神》的成功让诗人的精神和物质处境一并好转，郭沫若此后的创作已经难见这般狂放的激情了。

结语

现实生活的诗人虽不能真如凤凰一般在火中炼化旧形骸，但涅槃重生的念头已根植于心，如凝结核一般不断吸纳周遭力量，等待那一个终将到来的时机：旧我逐渐消弭，新我悄然诞生。只是凤凰涅槃后所达到的“常乐我净”的状态，只能永远地存在于诗歌中了。现实生活中的个体，被动或主动为红尘裹挟，不能堪破，不能自已，无法涅槃。但谁也无法否定，一百年前曾有一颗年轻的心灵黯然绝望过，苦苦挣扎过，渴望蜕变过，并以个体创造之力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了奇崛的一笔。

注释

①以上三首古体诗均来自《三叶集》，写作时间为郭沫若标注，笔者只做了转换。参见郭沫若.三叶集[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