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历史小说的浪漫气质

王开志 周洪林

(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乐山614000)

作家的成熟，首先表现为创作风格上的稳定（相对）和成熟。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郭沫若，其浪漫风格同样贯注于他的小说，戏剧，散文等各类创作中，甚至连他的讲话风格（以1978年中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为最典型）都如是。然而，长期以来，对于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在创作风格上的认识则存有大量的误区，与郭沫若本人对自己历史小说在创作风格上的界定有所关联。

郭氏在《从典型说起——〈豕蹄〉的序文》中宣言：“这儿所收的几篇说不上典型的创作，只是被火迫出来的‘速写’，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释和对于现世的讽谕，努力是很不够的。我自己本来是有点历史癖和考证癖的人，在这个集子之前我也做过一些以史实为题材的东西，但我相信聪明的读者，他会知道我始终是站在现实的立场的。我是利用我的一点科学知识对于历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释或翻案。我应该说是写实主义者。”这番话遂成为人们研究郭氏历史小说的依托，不少的研究者认为郭氏的历史小说在创作风格上属现实主义范畴，或侧重于对作品的讽喻批判精神的剖析，或侧重对郭氏在作品中折射出的历史观、道德观，文学观的探讨。其间也有比较激进的观点，如有的研究者以全新的阅读视野去分析其作品蕴藏的现代主义风格。这些研究虽积极有益，但往往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内容，那就是郭氏独特的个性的心理品质对其创作的整体辐射。仔细解读郭氏的历史小说，我们的总体感觉是：无论是文本的构建方式、情调模式、意绪表现，还是在史料的撷取、情节的演绎、人物的塑造、物象的摹写、语言的驾驭等方面，都与郭氏的浪漫特质达到了高度的一致。那么，如何理解那段序文呢？笔者以为郭氏对自己历史小说风格的认识，一是缘于他对小说与诗的社会功用的机械偏狭的理解，他的观点是：“小说在目前当分析现实，暴露现实，诗歌在目前则当愤恨现实，毁灭现实。小说用分析与暴露去唤起愤恨与毁灭的感情，诗歌则通过分析与暴露而直抒愤恨与毁灭的感情使之传染。这些境界要划分清楚，当然，二者也有互相交涉的地方，但各有各的规格。小说侧重进步的现实主义，诗歌侧重进步的浪漫主义，是无妨事的。”郭氏简单地用文学体裁来区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显然是不够科学的。既然郭氏有了上述观点，他宣称自己的历史小说属“写实主义”范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二是郭氏作为历史学家，史学精神要求他高度尊重历史，理性地把握历史史实，但小说创作毕竟不同于科学著作，它是用形象思维来创造形象的，其思维的成果——其有审美素质的艺术形象应该是永远大于思想，其间不可避免地要融注创作主体的个性心理品质。就郭氏而言，他那浪漫主义诗人的秉性、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奇特瑰丽的想象、飞湍瀑流般的语言等个性品质必然会在小说中得以昭示。这样，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把握世界的方式上的分歧便使得郭氏的那段序言“言不由衷”。整体观照郭氏的历史小说，笔者以为其浪漫气质主要有如下表现形式：

一是郭氏在对于历史题材的把握上，既尊重历史的本质真实，同时又大量熔铸了自己的立场、观点和美学思想，从而使得笔下的历史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氛围中有所升华。史实是创作历史小说的本源，没有充分的史料，要敷衍成小说是困难的。作为历史学家的郭氏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所遵循的“述往事，思来者”（《史记·报任安书》）这一贯通古今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郭氏，其秉赋特质又决定了他不可能静态地描摹历史，更不可能囿于历史，在题材的处理上难以做到“言必有据”。上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期的郭氏，其世界观正处于急剧的转型期。因此，他对于历史史实和历史人物的认识把握也是变化发展的。

解读郭氏的历史小说，我们不难看出史实在他的文本构建中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根据史书中的星星点点史实演绎而成，其间融注了他对历史人物的独特理解，而沟通史实与审美理解的桥梁即是他那超常而合理的想象，如写于1935年的《孟夫子出妻》，即是根据《荀子·解蔽篇》中的“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未及思也”一句演绎成文的。在该篇小说中，郭氏大胆地除去了几千年来人们罩在孔，孟头上的“圣贤”的光环，把孔，孟当作普通的，并且同样存在着品质上的缺点的人看待。郭氏运用文学的手段将孟子在“美色”面前既要维护“圣贤”之尊严，“不动心”，“存夜气”，同时又无法摆脱女色的诱惑的矛盾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与《孟夫子出妻》同年创作的《孔夫子吃饭》，其史实来源是《吕氏春秋·任数》篇，原文载：“孔子容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郭氏驰骋想象，将凝固刻板的零星史实演绎成为个妙趣横生的故事，浪漫特质与史学精神，美学思想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孔子的形象塑造得极为成功，其领袖的尊严，圣人的外衣包裹着的自私，虚伪的本质得到了形象化的揭示。你看，孔子分明打心眼里佩服颜回外出讨米的勇气和本事，可是却说：“我不是早就说过吗？我是有老天爷看承的呀。”本想斥责颜回偷吃米饭，却耍花招让颜回替他先祭先父，以此来考验颜回；明在错怪了颜回，“受到良心上的苛责，”却又安慰自己：“我的领袖的尊严，并没有受伤。”郭氏将孔子的形象写得如此传神，如此灵动鲜活，是他站在时代的高度俯瞰和审视历史人物的结果。郭氏在《从典型说起——〈豕蹄〉的序文》中说：“孔子是领袖意识相当旺盛的人，拿现存的一些领袖意识旺盛的人来对照一下，像这种程度的‘雄猜’，原是家常饭事。”但郭氏对孔孟形象的把握是适度的，他没有因此否定孔、孟等先秦儒家的思想学说及其对我国历史文化的杰出贡献，而是将孔、孟当成“活生生”的人来写罢了。郭氏的“雄猜”，是表象与真实、历史与时代相结合的审美内化过程。

史实在郭氏历史小说的文本构建中的第二种表现形态是尽了“推理的能事”，大胆而巧妙地运用了虚拟、假想、空托等手段，或补足史实链条的不足，或为历史人物创设一个适宜的生存环境，将历史人物提纯到了作家“理想”的高度。而“理想”即是郭氏的史学精神及其道德观、美学观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发出的火花。《柱下史入关》中关于老聃的故事，即是一个空托的故事，在神奇的想象中灌注了郭氏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精神，带有非常明显的主观感情色彩。“五四”前后的郭氏对老庄思想可谓顶礼膜拜，20年代的郭氏其世界观发生了质的飞跃，老聃那种消极避世、“昂首无外”的人生观被郭氏积极入世、直面人生的世界观取而代之，老聃忏悔、“颓然思返”的故事无疑是郭氏人生观走向“新生”的形象化表述。可视作《柱下史入关》姊妹篇的《漆园吏游梁》，郭氏用奇幻的想象将有关庄子的典故串成一个有机的故事整体，通过营造渲染世态的炎凉和人间的污浊的历史氛围，批判了庄子的恬淡无为的人生哲学。郭氏对庄子人生哲学的批判并不妨碍他对庄子文的师承汲取，“汪洋恣肆”的浪漫品格在这篇小说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在《楚霸王自杀》这篇小说中，郭氏以项羽自刎乌江的史实为依托，虚设了一个乌江亭长的形象，史实中根本没有楚霸王在乌江边将战马赠与亭长并请求亭长将钟离昧送过江去的事，这位“子虚乌有”的乌江亭长对项羽部将钟离昧的长篇训话分明是郭氏对项羽这一历史人物的形象化剖析。一方面，郭氏忠实于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座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的评价虽然中肯，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可能深挖出项羽失败的症结。郭氏的历史观显然超越了司马迁，他在尊重历史本身的真实的前提之下，将历史人物及其命运放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中来加以考察，使之达到“理想”的高度。小说中亭长的训话无疑是郭氏历史观的“假托”。你听，乌江亭长这样训诫钟离昧，亭长意味深长地说：“怎么怪得天呢？天是不说话的，项王名下的是这个天，汉王名下的也是这个天，但是老百姓却要说话，只顾自己的权势，不管老百姓死活的人，是走着自杀的路。项王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啦。……”这个亭长最后劝勉钟离昧：“现今天下的人还在水火里面，北方的匈奴尤其在跳梁，我们现在正是需要着有不怕死的精神而以济人救世为怀的武人的”。联系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全面推行侵华政策，国民党反动派高叫“攘外必先安内”的现实背景，我们不难看出郭氏在历史小说中传达出的讽谕精神以及振聋发聩般的感召力，小说中的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便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得以显现。

浪漫特质在郭氏历史小说中还表现为浓烈的主观抒情色彩。郭氏的个性心理品质决定了他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审美观照中不可能像鲁迅等现实主义作家那样，表现出冷峻的态度。尽管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不可能像诗歌那样利于抒写火山爆发式的激情，但作为一个在艺术风格上趋向稳定的作家，他的气质与个性，他把握世界的方式乃至在表达方式，语言驾驭等方面在不同题材，不同体裁的作品中往往呈现出诸多的一致性，诚如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所言：“人人知道，一个艺术家的许多不同的作品都是亲属，好像一父所生的几个女儿，彼此有明显的相象之处。”风格的稳定性正如同胞兄妹一样，有其异也有其同，他的一系列成熟之作都表现为大体相同的调子，从而使他的风格保持某种稳定的审美特征。纵观郭氏的创作，无论是“五四”时期的诗集《女神》，还是早期的“身边小说”和“寄托小说”，无论是《小品六章》等散文，还是40年代的历史剧《屈原》，50年代的《蔡文姬》，直至他逝世前不久的欢呼“科学的春天”的书面发言，都表现出一种十分鲜明的主观抒情色彩。表现自我，张扬个性是郭氏最基本的文学观，在他的历史小说中则表现为借历史史实与历史人物将自己按捺不住的，火一般的热情传染给读者。或者可以这样说，在那些被“改造”过的历史人物身上，我们完全能够体察到郭氏那忧国忧民的情怀，听到他那愤懑激越的呐喊，洞察到他对文学事业孜孜以求的精神。在《司马迁发愤》中，郭氏这样写司马迁对任少卿的一番慷慨陈辞：

我对你是用不着客气的，我这部书寓《春秋》的褒贬之意，而比《春秋》详明。我这是永远不朽的书。有权势的人能够在我的肉体上施以腐刑，他不能腐化我的精神上的产品。我要和有权势的人对抗，看我们的生命哪个更长，我们的权威哪个更大，我们对于天下后世的人哪个更有功德。有些趋炎附势的糊涂蛋在我藐视我们做文学的人，我要把我们做文学者的权威提示出来给他们看。我的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心血都凝集在了这儿。这儿是自有中国以来的政教礼乐，学术道义的结晶。我的肉体随时可以死，随时可以被寸断，但我敢相信我的生命是永远不死的。

这岂止是人物的对白，分明是一曲不向命运低头，不向权势折腰的正气歌。司马迁这一历史人物的精神境界之所以能得到提纯和升华，达到时代和审美的高度，是因为郭氏在他的身上倾注了崇高的理想和炽热的情怀，或者可以说我们在司马迁的身上看到了郭氏坚毅的人格光芒以及对文学事业那“虽九死其犹未悔”般的执著。

只消将郭氏的历史小说作一番整体的阅读观照，我们明显地感觉出郭氏在这些小说中建立了一个主观的、内在的世界，作家的气质和风格始终贯穿于这一世界中，在《贾长沙痛哭》里，当贾谊被罢黜回家之后，郭氏不仅细致地刻画了他痛楚的心里活动，而且借助奇谲的想象，描绘了贾谊在睡梦中与屈原相逢的幻觉，屈原劝慰贾谊说：“……你千切不要学我，我从前也是和你一样，受过蚊虻的患害来的，我终竟败北了，自己跳了水。你应该自己振作起来，不要自承认是败北。天下赞成你的人很多，忌刻你的人究竟少数，你应该为赞成你的多数的人保重……你的精神和主张已经为多数明白的人所景仰，你千切不要自己承认败北啦。千切不要承认，你是胜利了的。”这一时期的郭氏其人生观世界观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困境中抗争，反对消极自钉的观点在郭氏这一时期的文章中多次表露过，因此，郭氏与其说是在写屈原劝勉贾谊，倒不如说是在借屈原之口倾吐自己的感情。

郭氏在历史小说中表现出的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无疑增加了小说的鼓动性和感召力，体现出十分明显的时代精神和战斗力，这与他那个时期的文学观是合拍的。

二是郭氏的浪漫气质在他的历史小说中还表现为一种浓郁的诗意。这一点，郭氏是有意为之，他本人曾表述过，“广义的来说罢，我所写的好些剧本或小说或论述，倒有些确实是诗”，“小说和戏剧中如果没有诗，等于是啤酒和荷兰水走掉了气，等于没有灵魂的木乃伊。”看来，郭氏是“有意识”地在他的历史小说中注入了诗歌的质料，无论是叙事绘景，还是状物抒情，抑或是人物的独白和对白，都弥漫充溢着一种浓郁的诗意，诗化的语言，诗歌般的意境随处可见，甚至感觉，幻觉也是诗化般的。郭氏笔下的自然也是情化的自然，作家的情感与外在物象之间总是发生电光后石火般的撞击，情感意绪在他的小说中可谓腾挪跌宕，时而如冷涩的冰泉，时而如奔腾的江海。在《柱下史入关》里，郭氏写关尹读《道德经》的感受的大段描述，其上天入地的审美想象，其汩汩滔滔的情感流泻方式，其韵律，其节奏，其遗言方式，可以说为郭氏所独有，不妨摘录一段：

我一展开它来读时，这炎热的世界，恶浊的世界，立地从我眼前离去，我的脑袋中徐徐地起了一件清风，吹爽我全身的脉络。我的灵魂就飘然脱了躯壳，入了那玄之又玄的玄北之门。我白天读你这部书时，太阳就好象变成了月亮，他的光力非常柔和，使我回忆起我幼时所亲爱的母亲的慧眼。我照间读着你这部书时，我终夜可以不着枕席，我可以听见群星的欢歌，我可以看见许多仙女在天河中沐浴，这一列白杨都好象化成了美女，她们向我微笑，她们的呼吸是甜蜜的。啊，我读着你这部书的时候，我总觉得这无涯的宇宙好像是从一粒种子里开放出的一朵莲花，它的芳香凝成音乐，它的色彩汇成宏流，上天下地都充满着香，充满着美，充满着爱情，充满着生命。.....

这段描述与其说是写关尹读《道德经》的感受，倒不如说是郭氏写自己早年对老庄哲学的刻骨铭心般的追慕。一般的小说，倘若出现如此繁冗的对白，读者恐怕早已厌倦不堪了。但郭氏历史小说中的一系列看似冗长的对白却给人以诗美般的享受，因为郭氏不是客观地，写实地发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以诗人的审美直觉将人物那抽象的情愫化为一个个鲜明可感的审美意象，并用诗化的语言传达给读者，那真挚热切的情感，那错彩缕金般的词藻，那参差错落的句式，那奇特丰富的联想，那微妙细腻的感觉，无不使人产生强烈的阅读震撼。

由于郭氏的历史小说总是融入了个人的审美体验，从而使得笔下的景物充满了情味和生命活力，而意境的品格总是与小说的整体氛围和谐统一。在《秦始皇将死》中，郭氏描写暴君死时的情景，“乌鸦也时而飞来在他的车顶上舟旋，乌鸦的叫声和李斯们心中的笑声是唱和着的，”气氛是如此的萧索凄凉，对刻画历史上那位大独裁者的形象起到了很好的渲染作用。在《楚霸王自杀》中，郭氏将穷途末路的项羽放置于一个凄清冷寂的背景之中，皑皑的白雪覆盖了乌江两岸，四周的村落不见一缕炊烟，不闻一声鸡啼，长江滔滔荡荡地鼓着它的血样的水，在它沉毅的声浪中，对于两岸的白雪似乎在说：“你们的胜利只是片时的，你们不久便要被阳光征服，通同溶化到我这里来。你们尽管挟着污秽一道流来罢，我是能容纳你们的。你们趁早取消了你们那矜骄的意气，快来同我一道唱着生命的颂歌。”郭氏在自然景物的描写中渗入了浓重的情感活动，在想象的推动下，作家的主观情绪得到了痛快淋漓的宣泄。王夫之在《姜斋诗放》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郭氏历史小说中的情与景的确达到了“浑然天成”，“妙合无垠”的境界，无怪乎给人以抒情诗般的艺术享受。

就文学影响和成就而言，郭沫若的历史小说显然逊色于他的《女神》和《屈原》。但是我们通过对其历史小说在创作风格上的整体观照，就不难发现一条既简单却又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的艺术创作规律：一位成熟的作家，不管他如何采撷题材，如何变更文学样式，他的个性气质将始终贯穿于他的所有创作活动并通过语言质地，情感流泄等诸多方式得以具体呈现。

[1]郭沫若.集外·七请A].沫若文集.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2]丹纳.艺术哲学[A].王之望.文学风格论[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3]郭沫若.沸羹集·序我的诗[A].沫若文集第十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4]郭沫若.战声集·诗歌国防[A].沫若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