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羊哀话》隐藏的情感模式

马文美

(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四川 乐山 614000)

郭沫若的小说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其第一篇白话小说《牧羊哀话》应该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迄今为止，研究界对《牧羊哀话》的评价大多停留在反帝国主义的主题上，且常将《牧羊哀话》和鲁迅的《狂人日记》进行对比研究，认为《牧羊哀话》反帝国主义的主题和《狂人日记》反封建主义的主题，共同开创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两条重要的叙述脉络。这些研究结论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如果我们暂时抛开这些宏大的主题，重新回到文本，我们可以发现《牧羊哀话》有它自身完整的故事，并且在相关情节中隐藏着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秘的情感模式。这种解读来源于文本本身的丰富性，文本的诸多细节和缝隙给多样化的研究和解读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笔者以为，《牧羊哀话》是一篇关于禁忌情感引发悲剧的小说。郭沫若以情感为主题的小说数量不多，大概有《牧羊哀话》《残春》《叶罗提之墓》和《喀而美萝姑娘》《落叶》共五篇小说，除《落叶》以外，其余四篇小说均是以男性作为主要的视角人物。叙述学认为文本的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都是源自作者的创造，他们的价值观来自作者本人主体的分裂。因此以男性作为小说主要的视角人物，将不可避免地代入郭沫若自身作为男性的情感体验和价值标准。在这四篇小说中，《残春》《叶罗提之墓》《喀而美萝姑娘》都是以禁忌情感作为小说的核心主题。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牧羊哀话》也是关于禁忌情感的小说。

本文就是以小说中一些不合理的情节作为切入口，从小说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李夫人的死作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她充满谜团的死，来探寻小说隐秘的情感模式，而这种情感模式与禁忌的情感密切相关。通过分析发现这种与禁忌情感相关的情感模式，是郭沫若以情感为主题的小说所共有的情感模式。下面将对此展开详细的论述。

一、李夫人之死的疑团

李夫人无疑是《牧羊哀话》中非常关键的一位人物，因为她是小说中悲剧的罪魁祸首。但是过于简单化的定论，除了将李夫人这个人物作为情节推进的道具以外，对小说进一步地深入阐释没有任何益处。而把李夫人作为阐释的切入口，发掘人物本身的丰富内涵，却可以解读出小说全新的意义。而这种设想，可以从文本中找到确凿的证据。

小说中可以看出，李夫人似乎被计划塑造为十恶不赦的坏人，但是小说通篇都没有对李夫人如何“坏”的正面描述，而是在开始引入这个人物的时候着重提到她曾经留学外国、周游世界，并且名扬社交界，可见是个眼界开阔颇具社交手腕的人。如果她真的希望通过杀死丈夫和继女向日本帝国主义求得荣华富贵，那一定是下了极大的决心的，又怎会因为失败而仓促赴死？如果按照某些学者的观点，子英是闵氏悉心培养的救国图存的继承者，那么子英的死岂不是彻底断了闵氏的希望，她可以以此向日本统治者求得帮助。并且凭她的手腕和能力，想要自己活命也并非难事。

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果断自私的女人，却在听闻子英惨死的消息后不顾一切地自杀了，并且是自杀于子英的房中，留下诸多的不解之谜，令人不得不多想。因为李夫人和子英都是年轻男女，且子英是下人，又是继女的情人，照理说李夫人不应该随便出入子英的房间。那么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李夫人是为了子英殉情而死。颇有意味的是，郭沫若的另外几篇情感小说均含有大量殉情的情节，可见“殉情”和“情死”是郭沫若情感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

既然如此，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李夫人的情感世界，她能够对年老失势的闵氏果断地狠下杀手，可见她对闵氏根本没有丝毫的夫妻之情，而她的帮凶尹石虎是一个有妻有子的下人，就更加不可能获得她的青睐。另一方面，尹石虎也不会白白地为她背叛旧主，而且冒那样大的风险。而她和尹石虎为了这桩密谋的杀人案必然会有一个双赢的目的，最可能的目的就是：李夫人杀死丈夫之后会扶持子英。而子英是石虎的儿子，石虎后来因为错杀子英而发疯，可以推断出石虎非常爱自己的儿子。

为何李夫人偏偏要致闵氏父女于死地呢？既然已经有反诗在手作为告发的证据，只要偷偷地报告给日本宪兵队即可，又何必冒巨大的风险大费周章地让石虎亲自动手，且连年轻单纯对她没什么威胁的继女佩荑也不放过，而原因可能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了，那就是——佩荑是李夫人的情敌，只有杀死佩荑，李夫人才有可能获得子英的爱情，并且这一切都必须在子英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免得以后子英与她心生嫌隙。

有研究者认为李夫人密谋杀人的原因是：“阂崇华弃官退隐到山村里，她便忍受不住平民的淡泊生活，眷恋过去官场里那种奢华放荡的日月。”且小说里尹妈曾这样评价李夫人：“这样个聪明伶俐、有学问、有才干的新夫人，怎么能自甘淡泊，久受这山村生活的辛苦。”但这些简单化的推测多半只是因为尹妈对爱子之死的迁怒，因为如果真是这个原因的话，李夫人不会那么轻易地跟随子爵归隐山村，毕竟那时候的她正值青春，又是京城数一数二的社交家，如果她想留在京城的话，也不难找到办法，何必等到在归隐山村数年之后青春将逝了才想要回京城呢？可见，上述的说法是禁不住推敲的。

综合上述的论述，我们有理由推测李夫人是由于对子英产生了禁忌的情感，并且这种情感非常热烈执着，为了得到心中所爱，她才最终制定了这桩谋杀案。禁忌情感是郭沫若的情感小说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年长的女性爱上年幼的男孩这种情节设置在郭沫若后来的小说《叶罗提之墓》中再次出现。在《叶罗提之墓》中叶罗提吞吃嫂子的顶针为嫂子殉情而死，而《牧羊哀话》中，子英为了斩断李夫人对自己的执恋、保护自己的恋人主动求死。

李夫人为了得到子英的爱情可谓机关算尽，但戏剧化的是，最后子英代替闵氏父女而死，使得李夫人的最终目的落空，于是她义无反顾地自杀了，并且是特意死在自己的心上人子英的房中。

二、子英之死的疑团

在解读了李夫人之死的疑团之后，我们有必要再回头解读子英之死的疑团，因为李夫人是在听闻子英之死的消息之后才毅然自杀的，可以说是子英的死直接导致了李夫人的死，并最终将小说变成了一出悲剧。

子英之死也充满了疑团。他既已知晓阴谋，却并不向闵氏报告，只是急于为闵氏父女赴死，实在难以说通。子英在给母亲的遗书中，请求母亲将李夫人写给石虎的密书火化，文中写到：“密书阅后，请火化之！抽屉中有日记二册，请交荑妹惠存。”将日记交给恋人佩荑在情理之中，而和这件事情并列的却是要消灭李夫人的罪证，将这两件事并列的处理方式本身就耐人寻味，毕竟这是即将赴死之前的遗书。也许有人说，烧毁密书是为了父亲，毕竟在遗书中有如下文字：

儿今已决心救我子爵、荑妹、父亲。儿不忍我父亲犯出这样大不义的罪行。儿想父亲已来在寺中，儿却四处寻之不得。母亲！儿想此事声张出去，不仅父亲一人的攸关，儿今夜要在寺中巡逻，能私下地把父亲吓退最为上策。

遗书中着重提出的是三个人“子爵、荑妹、父亲”却唯独对李夫人只字不提，这种有意的回避本身就表明问题的存在，而把不让母亲声张出去的原因说成是“不仅父亲一人的攸关”恰恰暴露了问题的答案，子英是在暗暗地保护一个人，那个人就是阴谋的始作俑者李夫人。如果说是想要为父亲的罪孽赎罪，那他对父亲石虎尚存父子亲情，既是如此，又怎么会让父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错杀自己，让父亲陷入杀死亲子的痛苦深渊，而东窗事发后父亲的下场可想而知。所以，子英不是为了父亲，他有可能已经知道了李夫人对自己的不伦之情，但他心爱佩荑，这有他赴死前托付母亲将自己的两册日记交给佩荑，并有小说中大量的他和佩荑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描写为证。他无法回应李夫人的爱情，而李夫人却为了对他执着的爱情最终决定杀死阻碍她爱情的两个人——闵氏父女。

子英大概已经明白自己才是这桩谋杀真正的原因所在，他定然为此感到痛苦，阻止了这一次还会有下一次，只要李夫人不结束对他的执着，悲剧就不会结束。因此只有自己死了，阴谋和杀戮才能结束，所以他以自己赴死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悲剧。子英的死是他自身早就决定的事情，在他的遗书中：“儿想生为亡国之民，倒不如早死为快。”看似大义凛然，却有不合理之处，因为子英作为亡国之民已经许多年了，况且子爵悉心栽培他多年就是想要他将来能为国家出力，他又怎么会在国难当头时如此仓促赴死？可见遗书中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而“早死为快”的念头绝不像是偶然间产生的，更像是某种无法解决的难题困扰已久的结果。由上文分析可知，这个原因就是李夫人对自己执着的禁忌情感。

子英他抛下深爱的母亲和恋人，置父亲于绝望之地，让深恋自己的李夫人断了最后的念想，子英自己主动求死这一行动，让《牧羊哀话》成为一个真正的悲剧。小说名称的“哀”字并非单指佩荑，绝望的李夫人、发疯的石虎、悲伤的母亲和心怀愧疚的闵氏，都因为子英的死而进入不可自拔的痛苦境地，因此子英的死是小说悲剧的哀伤之源。而小说中，也只有子英才能将这些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子英是小说人物之间情感联系的最核心的纽带。所以，小说也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因为情杀而造成的悲剧。

三、禁忌情感与弗洛伊德学说

郭沫若受到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评论界早已达成共识，郭沫若自己也曾对弗氏的思想做过深刻的探讨，在文章《批评与梦》、《〈西厢记〉艺术上的批评与其作者的性格》就有很多有见地的观点和看法。郭沫若对精神分析思想的借鉴不仅仅来源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6），在《批评与梦》一文中，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赛底司（Sidis Boris，1869-1923）以及普林斯（Morton Prince，1854-1929）都是郭沫若曾经关注的精神学家，而梦、欲望、恐怖以及其他的情感方面的理论都是郭沫若关注的焦点。

在《牧羊哀话》中，郭沫若将弗洛伊德的杀父娶母的故事原型进行了大胆地变形。如果说石虎是子英血缘上的父亲，那么子爵闵崇华就是子英精神上的父亲，而李夫人作为闵崇华的妻子对于子英来说就是母亲一般的存在。子英主动地选择赴死就是对于杀父娶母悲剧的反抗。也许这种强烈的禁忌情感在当时的中国文坛过于罕见，所以有研究者在评论郭沫若另一篇以禁忌情感为主题的小说《叶罗提之墓》时，说郭沫若对性意识的运用：“有一定的夸张和偏执。”殊不知这是郭沫若有意为之。

郭沫若曾翻译歌德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他对于维特为爱情而死的行为充满了赞美之情。郭沫若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一文中，说到自己与歌德有几处思想的共鸣：一、主情主义。即使是有理智的人，当热情横溢冲破人性的界限时，他也会全然不计后果，可见情感的巨大力量。《牧羊哀话》中的李夫人就是这种主情主义的代表人物。二、泛神思想。“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全身全灵以谋刹那之充实，自我之扩张，以全部精神倾倒于一切”并且“如此以全部的精神爱人！以全部的精神陶醉！以全部的精神烦恼！以全部的精神哀毁！一切彻底！一切究竟！所以他对于疯狂的患者也表极端的同情，对于自杀行为也不认为罪过而加以赞美。完成自我自杀，正是最高道德——这绝不是中庸微温者流所能体验的道理。”在《牧羊哀话》中，李夫人为了爱子英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不惜去设计杀死所有阻碍自己爱情的人，而子英为了表达自己对佩荑坚贞不渝的爱情，不惜主动求死。这两个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对情感的疯狂正是郭沫若所赞美的。

在《牧羊哀话》结尾处有一个奇异的梦境：“场之中央，仿佛有对妙龄男女裸身歌舞。两人的周围仿佛有许多羊儿也人立而舞。又恍惚还有许多狮儿、豹儿、虎儿……也在里面。”以前的相关研究，多将后文提到的“矮小的凶汉”比做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有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对“山东问题”的强调，又有“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更有小说中郭沫若自己创作的诗歌《怨日行》，所以有研究认为《牧羊哀话》是“在客观上也是配合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这种解读方式无可厚非，但忽略了“妙龄男女裸身歌舞”以及羊和猛兽的共起舞这一重要的具有丰富意义的意象。“裸身”具有明显的性意味，而“裸身歌舞”则可以解读为性的狂欢，而“羊”和“猛兽”的对立意象，则可以解读为性狂欢中的“温和”与“疯狂”的两种精神向度。由此，我们可以从小说结尾这个奇特的梦境的解读中，窥见作者创作的另一种内涵。

郭沫若将《牧羊哀话》和自己的另一篇小说《骷髅》比作“完全同母的姐妹”，而小说《骷髅》中以盗尸、奸尸作为故事的主要内容，以脱离常轨的情感与性为表现主题。那么，祛除政治性解读的遮蔽，作为《骷髅》姐妹篇的《牧羊哀话》被解读为由禁忌情感引发的悲剧就合情合理。

四、郭沫若情感小说的情感模式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郭沫若的情感小说存在一个普遍的情感模式，那就是关于对禁忌情感的疯狂渴求，以及对这种渴求所带来的后果的深深的恐惧，这种恐惧的直接表现就是这些情感小说皆是以悲剧收场。在这五篇情感小说中，《牧羊哀话》我们前文已经论述，《叶罗提之墓》是一个殉情故事，是明显的悲剧。《残春》和《喀而美萝姑娘》的悲剧均是借着梦境来展露，杀子和殉情成为小说的关键所在。《落叶》中的男主人公师武君也是家有妻室之人，且因为得过性病而更加自卑，他的矛盾心态直接导致了热恋他的菊子姑娘远走南洋，他自己也由于愧疚而孤独地死在医院里。从这些方面来说，禁忌情感的产生与失控、殉情和情死，构成了郭沫若情感小说的共有的情感模式。

郭沫若借梦境展示悲剧，源于郭沫若对梦境的有意的借鉴和运用。郭沫若在《批评与梦》一文中曾这样评说自己的小说《残春》：“我那篇《残春》着力点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重在心理的描写。我描写的心理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这是我做那篇小说时的奢望。若拿描写事实的尺度去测量它，那的确是全无高潮的。若是对于精神分析学或者梦的心理稍有研究的人看来，他必定可以看出一种作意，可以说出另外的一番见解。”这是有意为之的将梦境作为小说高潮的做法，郭沫若认为“文章中插入梦境的手法，这是文学家所惯用的。”他又进一步解说自己的小说：“我在《残春》中做了一个梦，那梦便是《残春》的顶点，便是全篇的中心点，便是全篇的结穴处。”因此残春里真正的高潮是梦中遭受背叛的妻子疯狂地杀死儿子的血腥场面，由此爱与死的主题，被郭沫若以梦境的形式曲折地表达出来，而造成这种恐怖结局的唯一原因就是禁忌情感。

有研究认为：“对于郭沫若小说的形式问题，我们就不能单纯地视为一个诗学问题,而应当是郭沫若的‘心灵’能否通过外显的形式实现自己‘真正的生命’的问题。”因此，结合郭沫若自身的婚姻状况，我们不难发现，情感小说所共有的这种情感模式，来源于他对自身复杂婚姻状况的矛盾和恐惧。当然，郭沫若对于小说中这种梦境高潮的设置，并非来自简单的自身的情感阴影的故事化，而是将“梦中所经的现象或梦中的潜在内容都要在入梦前准备好，要把生理的和心理的材料一一布置起来，并且要把构成梦的中心意识拿稳。”这种有意识的精心营造和艺术化的处理方式，使得郭沫若的情感小说，在禁忌情感、死亡、悲剧的故事模式下，还具有了一种如梦如幻的美学色彩。

结 语

笔者这篇论文对《牧羊哀话》的分析可能过于大胆，但正如郭沫若所言：“文艺是发明的世界，批评是发见的世界。文艺是无之中创出有，批评是在砂之中寻出金。”并且郭沫若对批评家寄予如下的希望：“我所希望于批评家的是在与其求之过浅，宁肯求之过深。”在小说文本的缝隙中，正是隐藏着郭沫若所说的砂子和金，为了将金子取出来，也难免带出许多砂子，但为了能取到闪亮的金子，纵然矫枉过正也是值得的。

郭沫若曾在文章中提到：“读无韵的小品，人们每每称其诗意葱茏。由此可知，诗的生命别有所在。”巧合的是，郭沫若的五篇情感小说，皆是诗意葱茏的作品。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认为这些小说的生命在别处呢？对《牧羊哀话》的解读以及对于郭沫若情感小说情感模式的发掘，都是对于那“别处”的“诗的生命”的寻找。刘纳将郭沫若的情感小说称为“诗意葱茏”的“幻美的追寻”，而由禁忌情感所造成的充满死亡的悲剧，正是构成郭沫若情感小说“幻美”的美学风格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且正是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给初创时期的中国现代小说增添了奇异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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