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和《屈原》——当事人回忆集录

为了更好地了解周总理的指挥，郭沫若与演职员们的战斗，现整理当事人的有关回忆集录如后：

创作期间，恩来同志曾来到郭老家，一同讨论创作中的问题，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郭老将屈原结局安排到江北去，其用意是隐喻光明在北方。（翁植耘：《诗剧〈屈原〉的诞生和战绩》，《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1版。）

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同志长期以来是战友，也是好朋友。周恩来同志对郭老不仅政治上、生活上十分关怀，对他的创作也十分尊重、喜爱和关切。郭老的许多文艺作品、诗歌，特别是戏剧，在重庆时期，郭老每写出个新剧本，都要亲自念给周恩来同志听。周恩来同志还仔细阅读，经常认真提出中肯的意见，供郭老参考修改。对于演出《屈原》这个戏，周恩来同志更是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具体关怀。当时在重庆是否演出《屈原》这个戏也曾有过争论。有人说剧本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应如何评价屈原这个历史人物，以及对别的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周恩来同志非常认真，反复阅读了剧本，又和“专家们”一起详细研究讨论。在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后，周恩来同志说，是否肯定这个戏不仅是艺术创作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应该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同时也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历史剧的创作，只要在大的方面符合历史真实，至于对某些非主要人物，作者根据自己的看法来评价是允许的。（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3月1版。）

周总理在重庆领导革命斗争中，每隔一月或两月就要在曾家岩五十号召开会议，宣传革命形势和时事。有一次周总理召开的会议，我参加了。周总理在讲话中，当谈到《屈原》时，我还记得总理曾说：“我们的文艺也要同国民党针锋相对，郭老的《屈原》是最具体的、最有效地同他们作斗争的一种表现。他们反对它，我们要宣传这个剧本的意义，它无论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是很好的作品。这样的剧本就是在延安，也是要上演的。”（黄中模：《访问王亚平同志的谈话记录》，《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1版。）

这个剧本，最初逐日发表在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副刊上，这是很出许多人的意料的。事实上这是一种策略，当时很多报刊来索稿，郭老都没应允;他和恩来同志交换意见，决定把《屈原》交给了孙伏园。孙伏园当时是《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同时又是文工会的委员，他十分高兴争取到这一划时代的作品发表权。（翁植耘：《读剧〈屈原〉的诞生和战绩》，《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1版。）

《屈原》写好了，为了便于斗争，便于演出，郭老不拿到其他的地方去发表，专门要拿到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上去发表，在《中央日报》上连载起来。这一手郭老是很厉害的，意思是说，我还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你就不能改我的。有一次郭老向我说：“我还没有把这个花瓶敲碎之前，国民党的报纸还得给我发表剧本。”说完郭老就哈哈大笑。（黄中模：《访问王亚平同志的谈话记录》，《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1版。）

周恩来同志对《屈原》剧本，反复阅读，也曾到剧场看过几次排练。对《雷电颂》很欣赏。他曾笑着对一位同志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向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周恩来同志为了使这段戏充满更强烈的时代感情和政治效果，叫我把两个主要演员请到红岩村，让他们念《雷电颂》给他听，反复念了好几次，然后对演员说：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充分理解郭老的思想感情，要正确表达，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反动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情，可以预计在剧场中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我们的艺术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3月1版。）

恩来同志对《雷电颂》也欣赏备至，曾说“屈原并没有写《雷电颂》这样的诗词，而且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词，那是郭先生把自己胸中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愤恨，把国统区人民对反动统治的愤恨，借屈原之口说出来的，《雷电颂》是郭先生代表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翁植耘：《诗剧〈屈原〉的诞生和战绩》，《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1版。）

敬爱的周总理非常喜爱郭老的历史剧《屈原》，特别是很欣赏其中的《雷电颂》。记得总理曾经这样说过：“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他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戈宝权：《忆郭老》，《悼念郭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

1942年1月11日，历史剧《屈原》的初稿出来了。两三天后的一个下午，郭老特地邀请我们到他家中，他先对大家讲了剧本梗概，征求意见。傍晚，恩来同志在百忙中赶到郭家，跟大家一起听郭沫若介绍剧情，还有不少文艺界知名人士也相约赶来，屋子里挤满了人。郭老神情非常兴奋，他整整花了四个小时，用慷慨激昂的语调，连朗诵带讲解地把整个剧本通读了一遍。大家屏息凝神地听着，都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所有人的心灵都被这雄伟悲壮的史诗征服了，不觉得已经到了深更半夜。

在恩来同志和许多同志的全力支持下，剧本《屈原》确定由中华剧艺社公演。导演陈鲤庭，演员阵容很强，金山饰屈原，张瑞芳饰婵娟，石羽饰宋玉，周峰饰卫士，张逸生饰钓者，顾而已饰楚怀王，我饰南后……恩来同志还亲临剧场看过几次排练和演出，他对《雷电颂》十分欣赏。他指出：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好得很！恩来同志还把主要演员请到红岩，让演员念《雷电颂》给他听，他反复听了几遍后对演员说：“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要充分理解郭老的思想感情，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反动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中一定会引起群众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白杨：《缅怀郭老话〈屈原〉》，《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1版。）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攻击得最凶狠的是《雷电颂》，国民党的御用文人说：《屈原》是用现代人的话来攻击我们，屈原在当时没有说过和写过这样的话。

周总理在座谈会上驳斥他们说：“屈原是爱国诗人，当时是被迫害的，是反对投降的，所以就写下了《离骚》、《天问》等不朽的诗篇。《雷电颂》是完全符合屈原的精神的。关于形式问题，在台上出现的是古人，但是说着今人的话，这不应该非议。历史发展到现在，有两千多年了，古人说的话，今人也听不懂。历史书上记载屈原说的话，也是后人为他写的。因此舞台上的屈原完全可以这样说。”（黄中模：《访问龚啸岚同志的谈话记录》，《郭沫若历史〈屈原〉诗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1版。）

当中华剧艺社决定排演这个戏时，周恩来又叮嘱：要尽一切努力演好这个戏，如果动员人有困难，党要派人做工作。因此，《屈原》演出的阵容很坚强，包括金山、张瑞芳、白杨等第一流演员。排演时，周恩来亲自到剧场去看了几次，还把主要演员请到红岩，让他们念《雷电颂》这一段。他反复听了几遍后对演员说：“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充分理解郭老的思想感情，要正确表达，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顽固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中，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2月。）

他对作为剧中高潮的《雷电颂》很欣赏。里边有一段台词：“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将一切沉睡在黑暗怀抱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周恩来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向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2月。）

周恩来找我（引者注，指夏衍）到曾家岩五十号，……他说：“皖南事变之后，重庆文艺界万马齐喑。我们在这个时期钻了国民党的一个空子。沫若的《屈原》打破了十个多月来的沉闷，连国民党的‘要人们’也去看了，当然他们也知道，戏里骂的是什么人。但这是古代的事，是历史，他们也没有办法。”（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488页。）

郭老的不少新剧本，是亲自念给周总理听，或者请周总理阅读的，而周总理总是细心地听取，细心地阅读，并且经常提出很好的意见，作为郭老修改的参考。周总理对《屈原》剧本，特别重视，反复阅读，并且几次到剧场观看排练。他很欣赏《屈原》中的《雷电颂》。他曾对一位同志说，屈原并没有写过像《雷电颂》这样的诗词，而且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词。那是郭老把自己胸中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愤恨，把国统区人民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愤恨，借屈原之口说出来的。《雷电颂》是郭老代表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许涤新：《疾风知劲草》，《悼念郭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5月出版。）

在《屈原》上演前后，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发消息、登剧评、刊登郭老的有关文章，帮助群众和读者理解剧本思想与艺术、扩大影响。（白杨：《缅怀郭老话〈屈原〉》，《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

《屈原》的演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周恩来同志十分高兴，叫我到剧场去多买几张票，让红岩村和曾家岩五十号的同志都轮流去看，通过看戏了解人民的斗争。还召集大家开座谈会，讨论这个戏的政治意义。还组织文章要大力宣传这个戏演出的成功和意义。（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3月1版。）

《屈原》的演出，轰动了山城重庆，出现了空前的盛况。它使人们自皖南事变以来长期郁积在胸中的愤恨得到了一次尽情倾泻的机会。白杨回忆说：“许多群众半夜里就带着铺盖来等待买票，许多群众走了很远的路程，冒着大雨来看演出。剧场里，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融成一片。”重庆的报纸誉为“剧坛上的一个奇迹”。《新华日报》、《新蜀报》、《时事新报》都出了《屈原》演出的特刊，热烈地赞扬这次演出。周恩来十分高兴，要人到剧场买些票，让办事处和曾家岩五十号的干部轮流去看。还召开座谈会，组织文章，大力宣传这个戏的演出成功。（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

社，1988年2月。）

自皖南事变后……郭沫若同志写的几个历史剧，就脍炙人口。如话剧《屈原》，通过屈原对楚国黑暗政治的控诉，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声。演的是历史剧、骂的是古人，但所指的却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周总理看戏后，亲自动手写剧评。表面上是评戏，实际上是谈政治，是生动活泼、尖锐犀利的政治论文。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舞台上下，剧场内外，声讨国民党反动派，抒发民愤。（钱之光：《敬爱的周总理战斗在重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3月。）

评价和赞扬《屈原》的诗文有些还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指导下写出来的，并由他亲自动手修改。（许涤新：《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总理在国统区》。）

《屈原》的演出确是党领导下重庆进步文艺界全力以赴并取得辉煌胜利的一次文艺战役。在胜利进军中，恩来同志亲自带头在《新华日报》和其他进步报刊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扩大了这一战役的影响。战役获全胜后，恩来同志在郭老家举行了一次庆功宴，宴请郭老和全体演出人员及部分文化界人士，恩来同志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翁植耘：《诗剧〈屈原〉的诞生和战绩》，《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

1943年4月，香港沦陷后我转道回到重庆，恰巧这一天晚上是《屈原》演出的最后一场，他兴奋地陪着我去看戏，并一起到后台看望了阔别多年的朋友。几天之后，周恩来同志在天官府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席间，对我们刚从香港回来的人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悼念郭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5月版。）

4月10日，恩来同志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郭老和《屈原》剧组的人都出席了。恩来同志说：“在连续不断地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称赞郭老和大家立了大功。（白杨：《缅怀郭老话〈屈原〉》，《郭沫若百年延辰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别后挂念中。此间同志，虽未能与兄谋面，但屡读佳作，多心向往之。近日延安以平剧形式排《虎符》及《高渐离》，话剧尚未尝试。《屈原》两年前演过，弟未能看到，殊为憾事。（周恩来：《切盼文化界朋友来延安——致郭沫若》，1944年9月17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