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心中的《女神》

时间：2024-05-04

李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北京 100009）

《女神》被文学史家誉为“第一部伟大新诗集”[1]和“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2]（P103），长期以来被奉为五四时代及郭沫若本人的新诗代表作，亦为新诗研究和郭沫若研究界反复讨论的经典作品。最近，有人从郭沫若不同时代对《女神》的修订与改写中，看出了郭沫若的“媚俗”“投机”与“恐惧”。[3]此前，学界不乏对《女神》版本和修改情况的梳理①，不仅究明了版本演变情况，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究。如果认真阅读这些成果，当不会得出“媚俗”与“投机”这样过于简单的结论。但问题既然提出来了，当然还有深究之必要。“媚”谁之“俗”，“投”谁之“机”，这谁谁谁，不是塞以“意识形态”与“时代”等抽象名词就能了事的，必须指证落实到具体的人物和言论。而先前相关研究成果，之所以无力回答“媚俗”、“投机”一类的指责，就在于仅就《女神》的版本和郭沫若本人的言论做了梳理，尚未从历史语境中分析《女神》为何修改，郭沫若为何反复表态，及这些态度的变与不变。这次我们仔细勾稽具体历史语境中围绕《女神》的批评与事件，通过对比和分析，在对话场域中考察郭沫若对于《女神》的看法。不仅力图回答有关“媚俗”和“投机”的批评，还试图考察郭沫若在不同时代对于新诗及五四新文学的态度，与郭沫若文学批评及性格“善变”之限度。

《女神》中的诗作，自发表伊始，特别是结集出版后，受到文坛的高度关注。批评家们大多肯定其成就，誉为杰作。但同时，各人也从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新诗观念出发，就《女神》的思想立场和写作技术提出各种看法，并对郭沫若的新诗创作提出箴规和告诫。这都影响着郭沫若对《女神》的看法。郭沫若心中的《女神》，分别于四个时间点表达出来。一是1926年发表的《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和1928年《沫若诗集》的编订；二是1936年《沫若前集》第一辑的编辑及《我的作诗经过》《郭沫若诗作谈》两文的发表；三是1944年《凤凰》的编订；四是50年代《郭沫若选集》《沫若文集》及《沫若选集》的编辑出版。这四次表达，都含着申诉、辩难与表态的意味。郭沫若对于《女神》的看法，又影响了部分批评家的观点。这一动态场域的复杂纠葛，关涉到现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诸多人物和方面，显得意味深长。

一

1926年发表《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和1928年编订《沫若诗集》时，郭沫若的主要对话对象是1920-1926年间文坛有关《女神》的批评。这些批评可归纳为两种突出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女神》形式上“简单”“拖沓”，有待锤炼；另一种观点认为《女神》作者在思想上还需进步，郭沫若在《女神》后的新诗比《女神》中的要好。对于第一种观点，郭沫若有所接纳，也有所保留，接纳的部分表现在《沫若诗集》对《凤凰涅槃》的修改中，保留的部分表现在对诗是“写”出来的而非“做”出来的坚持。同样，对于第二种观点，郭沫若也有所接纳，有所保留。接纳的部分表现在修改了《匪徒颂》《巨炮之教训》等部分诗作，保留的部分在于认为《女神》是自己新诗的代表作。

最先提出郭沫若新诗形式问题的，是郭沫若的好友宗白华、郑伯奇及康白情、闻一多等人。他们认为郭沫若的新诗“简单”、“拖沓”、“欠流动曲折”，在技巧上还需进一步锤炼。

1920年1月18日，郭沫若在致宗白华的信中说：“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底天国。”“我想诗这样东西似乎不是可以‘做’得出来的。”[4]（P6）宗白华接信后，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批评郭沫若新发表的一些诗作在形式上还需注意，“构造方面还要曲折优美一点，同做词中小令一样。要意简而曲，词少而工。”[5]（P26-27）郑伯奇同意宗白华对郭沫若诗作“简单”“欠曲折流动”的批评：“我相信读者读《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几篇也定起这样的感想。”[6]康白情认为郭沫若的诗“散文的，不讲音节，终未免拖塌之弊”。[7]（P165-166）闻一多也认为《女神》的两点不足——用典过于欧化和夹有不必要的西洋文字——“原因在于郭君是个不相信‘做’诗的人”[8]。

宗白华、闻一多等人对《女神》艺术技巧的批评，代表了部分批评家的看法，邓中夏、洪为法等人则批评了《女神》的思想内容，代表了另一部分批评家的看法。

在发表于1923年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邓中夏说，“如《孤竹君之二子》，如《女神》等等，命意为我所不赞成，假如他的作品，尽像《棠棣之花》，那就好了。所以我对于郭君技术上大体赞成，而思想上却希望他更进步。”[9]洪为法跟邓中夏观点相仿，认为“女神以后的诗”，如《仰望》《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上海的清晨》《励失业的友人》等，脱离了一己之悲哀，表同情于劳工，且猛烈攻击了资本主义，所以比《女神》要好。[10]

郭沫若通过1926年3月的《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和1928年《沫若诗集》的编订，对上述两种批评做了答复。《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虽是《三个叛逆的女性》之跋文，但其部分文字，亦可认为两年后出版的《沫若诗集》之序文，故统一考察。

相比于《女神》初版本，《沫若诗集》未收《序诗》《无烟煤》《三个泛神论者》《太阳礼赞》《沙上的脚印》《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等六首诗；修改了部分诗作，如将《匪徒颂》中的罗素与哥尔栋改为马克斯与恩格尔斯，《巨炮之教训》中的“为自由而战哟！为人道而战哟！为正义而战哟！’”改为“为阶级消灭而战哟！为民族解放而战哟！为社会改造而战哟！”这些改订说明郭沫若认同了邓中夏、洪为法等人的部分观点，从事着《女神》时代之思想的清算。但邓中夏、洪为法等人的观点中，郭沫若也有不能接受之处。在郭沫若看来，《女神》是他的代表作：“很有些人称赞我《女神》以后的诗而痛诋《女神》的，但在我觉得还是《女神》里面是没有欺诳自己的一样。”[11]

同样，对于宗白华、闻一多的批评，郭沫若既有接受，也有坚持。郭沫若修改了部分诗作，以便简洁明了。比如，《女神》初版本的《凤凰和鸣》共15节，其中13节格式相同，每节更换几个字。《沫若诗集》将这13节压缩为3节。“艺术上更精练了，减少了不必要的拖沓和繁复。”[12]但是，郭沫若重申了他1920年的观点：好诗是“写”出来的，而非“做”出来的，“诗总当由灵感迸出”，“努力做出来的诗，无论她若何工巧总不能感动人深在的灵魂”[11]。

可见，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大为转变的郭沫若，对于《女神》的批评——无论来自同一阵营，还是来自其他朋友——都既有接受，也有坚持，体现了他坚持己见、敢于抗争的勇敢精神和不断完善自己作品的谦虚态度。

二

在郭沫若的总答复和《沫若诗集》出版后，部分左翼批评家接受了郭沫若的部分观点，认为《女神》在技巧上属于郭沫若最杰出的诗集，但在思想内容上还有待甄别。而京派批评家，则继续批评郭沫若关于诗是“写”出来而不是“做”出来的观点和《女神》的诗艺技巧。对于这两种批评，郭沫若在1936年的《我的作诗经过》与《郭沫若诗作谈》中进行了答复。

钱杏邨1928年有关《女神》的批评代表了部分左翼批评家的观点。他认为：“沫若是一个诗人，中国新文坛上最有成绩的一个诗人！”“《女神》是中国仅有的一部诗集，也是中国新诗坛上最先的一部诗集”。但《女神》时期的郭沫若，“虽然也苦闷，也反抗，可是终竟具有着很浓重的当有生之伦都睡着的时候，他披着一件白孔雀的羽衣，在象牙舟上翘首的风味”，“俨然以大鹫自居了，这种个人主义思想当然是要不得的。”“高唱其归真返璞的调子，渴求着所谓精神生活，整日里做着葛天无怀的梦”。[13]（P34-57）

朱湘、朱自清、废名等人则延续了宗白华、闻一多等人的观点，指责《女神》忽略艺术技巧。朱湘欣赏《蜜桑索罗普之夜歌》等诗，赞其“在艺术上都是无懈可击的”，但朱湘继承了闻一多等人的观点，指出《女神》有两种不好的倾向——“西字的插入”和“单调的结构”。[14]（P365-378）朱自清的批评较为含蓄，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说：“‘诗是写出来的一句’，后来让许多人误解了，生出许多恶果来”。[15]（P5）废名称赞《女神》证明新诗“无疑义可以站得住脚了”，但“郭沫若的诗是写出来的，写出来好就好，不好也就没法子好，有时想做也做不出来的。”比如《梅花树下醉歌》《天上的街市》等诗都有瑕疵，所以废名惋惜说，“他如果能做出来”，定然会取得更大的成就。[16]（P129-148）

1936年上半年，郭沫若曾计划由北新书局出版《沫若前集》，并已编好以诗歌为主的第一辑，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但这给了郭沫若一个思考自己诗歌创作，回应批评界的契机。“鉴于到了现在都还有人对于我的诗抱着批评的兴趣，我便起了心，索性让我自己来写出这一篇我的作诗的经过。”[17]《我的作诗的经过》跟同一年发表的《郭沫若诗作谈》一起，回应了30年代批评界有关《女神》的看法。

在这两篇文章中，郭沫若继续认为《女神》是其诗歌代表作，《前茅》“值得提起的就只在有左倾的意识那一点”，《恢复》“不免有浓厚的感伤情趣”[18]，“气魄不雄厚，而有时更带着浓重的悲抑气味。”而《女神》中的大部分诗篇，却是“比较称心的”。对于朱湘、废名等人的批评，郭沫若再次表明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他说自己“不象一般的诗人一样，一定要存心去‘做’”，并再次叙述了创作《凤凰涅槃》时不能自抑的经历。[17]

同时，郭沫若还从如下两个方面对《女神》进行解释，这两个方面后来发展成为《女神》研究的重要领域。首先，郭沫若强调《女神》中的爱国思想及《女神》跟传统文化的关系：“很渴望中华民族复兴，在《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里都有意识的去表现着”“歌颂自然，也是中国教育有以使然，象陶、王便是大自然的良好歌手。”[18]这些实际是回应闻一多的批评。闻一多承认“爱国的情绪见于《女神》中的次数极多”，但也批评郭沫若“对于东方的恬静底美当然不大能领略”。[8]郭沫若强调陶、王，说明他并非对于“东方的恬静底美”不能领略。此处关于《女神》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观点，成为周扬后来有关《女神》观点的一个重要来源，影响着《女神》研究的走向。其次，郭沫若自述《女神》诗篇产生的顺序，强调泛神论的积极意义。他强调先受太戈尔的影响，后受惠特曼的影响，这一顺序的强调，对于郭沫若思想发展极关重要，成为后来《女神》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郭沫若提示说，泛神论思想的重要代表斯皮诺沙近来在“苏俄给予了新的评价，他的思想是黑格尔、马克思的先导。”[18]这直接开启了《女神》研究中对泛神论积极意义的挖掘和肯定。可见，郭沫若积极主动的参与了《女神》文学史形象的建构，而郭沫若在建构自己文学史地位方面的重要作用，迄今尚未得到深入的探究。

三

《我的作诗的经过》和《郭沫若诗作谈》发表后，批评界虽然短时间内也出现过其他观点，但随着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的发表，建国前批评界在《女神》的评价上，逐渐认同了郭沫若本人的意见。

1937年，穆木天发表了《郭沫若的诗歌》，跟郭沫若的意见并不一致。穆木天认为《女神》时期的郭沫若表露出“极端的超人的个人主义”，要“回到原始的共有的社会里，要像原始人似地不停地劳动，这就是他的出世的倾向了。”所以，郭沫若“是代表着从‘五四’的新生期到‘五四’的没落期，以至转变到‘五卅’的过渡期中国革命的小布尔乔亚的心理意识的国民诗人”，是最大的一个“吃奶的诗人”。郭沫若已经尽了他的喇叭手的责任，1928年后，“新时代的喇叭手的任务，已由新的开拓者，新的诗人在为之执行了。”[19]

穆木天发表这篇文章半年后，抗战爆发，郭沫若别妇抛雏，投入民族抗战的洪流，成了抗战文化的班头。1941年11月，郭沫若五十大寿，中共发起庆祝活动。作为庆祝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周扬发表了《郭沫若和他的〈女神〉》，这是特殊时期的重要文献，这篇文章认同郭沫若本人有关《女神》的意见，并影响了后来文学史关于《女神》的书写。周扬高度肯定《女神》的成就：“是诗人所加于中国诗歌宝库的最初贡献，也是他诗的创作所达到的最高峰。他唱出了自己最好的，也是我们民族最好的诗。”同时，周扬跟此前的左翼批评家对话，认为“‘五四’当时的诗人中，是再没有比他更为急进的了。这位急进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诗人，不同时也正可以称为无产阶级的最初的号手吗？”这就否定了穆木天关于郭沫若是最大的一个“吃奶的诗人”这一结论。另一面，周扬跟京派批评家对话，支持郭沫若关于诗是“写”出来的观点，他认为郭沫若“写”出来的诗非常完美。“他的创作冲动来时就如同一匹奔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驾驭得他。他的诗正是那样奔放，这里也就正有着形式与内容的自然和谐。你不用惋惜你在他的诗中不免要遇到粗率和单调，他在掌握内在旋律，内在音节上所显示的天才将会弥补你的一切。”同时，周扬认为郭沫若的诗中充满了爱国主义的精神。“他是一个尊崇自我、热爱自由的诗人，而个人反抗在他是与民族反抗分不开的，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诗人。”[1]这符合40年代的时代思潮，也支持了郭沫若1936年有关《女神》“渴望中华民族复兴”的表述。

周扬是延安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他的意见特别有份量。在周扬给予了《女神》崇高评价，而这些评价又符合郭沫若本人有关《女神》的看法后，在1944年出版的收录《女神》绝大部分诗作的《凤凰》中，郭沫若主要跟朱湘、废名等人对话。

一方面，郭沫若再次表达了诗是“写”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观点。他说：“我自己更要坦白地承认，我的诗和对于诗的理解，和一些新诗家与新诗理论家比较起来，显然是不时髦了。”“旧诗我做得来，新诗我也做得来，但我两样都不大肯做：因为我感觉着旧诗是镣铐，新诗也是镣铐，假使没有真诚的力感来突破一切的藩篱。一定要我‘做’，我是‘做’得出来的，旧诗要限到千韵以上，新诗要做成十万行，似乎也可以做得出来。但那些做出来的成果是‘诗’吗？我深深地怀疑，因而我不愿白费力气。我愿打破一切诗的形式来写我自己能够够味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要把不纯粹的‘诗集’来骗人呢？这一半不关我的事，一半也因为要使内行的人知道我毕竟不是‘诗人’。”[20]另一方面，郭沫若又接受了朱湘等人的部分意见。闻一多和朱湘都对郭沫若诗作中夹用西洋文字表示反感。郭沫若在《凤凰》中将大部分西洋文字改成了相应的中文翻译。比如《晨安》中的“Bengal”改成了“本格尔”，“D’Annunzio”改成“邓南遮”，“Pantheon”改成“万神祠”，“Whitman”改成“恢铁莽”；《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的“Rhythm”改为“律吕”；《登临》中的“Orchestra”改为“交响乐团”等等，这些修改，很多都延续到了《沫若文集》。这表明郭沫若在驳斥闻一多、朱湘等人批评的同时，也对其有部分的接纳。

四

建国后，郭沫若在《郭沫若选集》《沫若文集》《沫若选集》等选本中，坚持自己对于《女神》的观点。同时，学界主要沿着郭沫若本人和周扬有关《女神》的观点，继续《女神》的批评和研究，但也出现了一些跟郭沫若观点相冲突的新看法，对于这些不同的看法，郭沫若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体现了可贵的独立精神。

在编辑文集时对于《“蜜桑索罗普”之夜歌》《死的诱惑》等诗歌的取舍上，郭沫若跟主流意见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对于《“蜜桑索罗普”之夜歌》，左翼阵营之外的很多批评家都非常喜欢。闻一多批评郭沫若对于东方的恬静的美不大能领略，但该诗却是“特别而奇怪的例外”[8]。谢康认为这首诗的“调子很足以助新诗的意境和音节的凝练”[21]，朱湘认为该诗全篇“在形式上、音节上，都极其完美。就是用全付精神在艺术上的人，也不过能作到这种程度。”[14]废名在《谈新诗》中全文引用，朱自清亦将其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但由于该诗有“我独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遥遥地，遥遥地，/在一只象牙舟上翘首”等类似的句子，左翼批评家大多不以为然。钱杏邨认为该诗最能体现郭沫若孓然出世的倾向。穆木天认为其表现了郭沫若在五四低落期的“幻灭绝望”和“流浪的情绪。”[19]周扬在他颂扬《女神》的文章中，对于该诗也只字不提。建国后得势的是左翼批评，如果郭沫若真媚时代的俗，他就不会再提这首诗。但事实恰恰相反。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意义重大的《郭沫若选集》从《女神》中选了10首诗，《“蜜桑索罗普”之夜歌》就在其中，跟初版本比较，除去掉题目中的双引号外，只字未改。这首诗还原样进入了《沫若文集》和《沫若选集》，并在标题下明确标注：“蜜桑索罗普（misanthrope），厌世者。”

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女神》单行本，跟《女神》初版本比较，这个版本在篇目上删去了《死的诱惑》《夜》《死》等三首诗歌。对此，有论者评论说：“一九五三年版的《女神》作者删去早年他自己喜爱的《夜》《死》《死的诱惑》三首，原因也是一样的。作者在开国建政的大变局中，深觉要迎合社会，迎合宣传的气氛，早年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旧作就不合时宜了。这是郭沫若的善变，也是郭沫若的媚俗。”[3]但是，这位学者并没有说明，1957年版的《沫若文集》中，这三首诗又都收进来了。这说明了什么呢？其实，这位学者没有注意到，早在1979年，楼适夷对1953年版《女神》不收《死的诱惑》就有如下说明：“一九五七年夏季，《沫若文集》第一卷全稿由沫若同志亲自校订即将付印的时候，他向出版社提出了一个意见。原来，《女神》在解放后第一次新版单行本时，编辑者曾向作者建议，抽出了其中的《死的诱惑》一首短诗，现在《女神》编入《文集》，作者要求将此诗补进去，恢复解放前版本的原状。沫若同志为此还特地写了一条‘附白’说明：‘这是我最早的诗，大概是一九一八年初夏作的。’回想编订《女神》新版时，编辑者脑子里有些条条框框，认为像《女神》这样大气磅礴、光芒四射的中国最早的一部革命诗集，不应保留《死的诱惑》这首流露消极情绪的诗篇，但是沫若同志没表示意见，编辑者就大胆的这样处理了。”[22]楼适夷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他的这段回忆，除漏掉了《夜》《死》等两首诗外，是可靠的。可见，对于《女神》中的敏感作品，郭沫若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如果说对《“蜜桑索罗普”之夜歌》《死的诱惑》等诗的保留，说明了郭沫若不附和主流意见，那么，对《笔立山头展望》一诗的保留，则说明了郭沫若敢于坦然面对权威批评，不“媚”“时代”和“社会”的“俗”。建国前，《笔立山头展望》被认为是《女神》的代表作之一，受到很高评价。闻一多认为《笔立山头展望》最能体现动的时代精神[23]。钱杏邨认同闻一多的评价，认为像《笔立山头展望》这样的诗最能代表郭沫若的成就，“读来是很能感到震动，节奏，以及力的”[13]（P43）。穆木天认为该诗“达到了诗人的力的表现的最高峰。”[19]周扬亦称赞该诗“抓住了作为宇宙之本质的动的精神。”[1]但建国后，这首诗受到了权威批评的严厉指责。1957年1月，张光年公开说：“我特别不喜欢《笔立山头展望》这一篇。此诗写于五四运动的后一年，作者却错误地歌颂了日本的物质文明，把日本的海湾比作‘Cupid的弓弩’，读起来是非常别扭的”[24]。与此同时，著名批评家楼栖也发表了相似的观点：“‘弯弯的海岸好象Cupid的弓弩呀！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使人感到很不舒服。这种美化丑恶的形象，恰好暴露了泛神论的致命弱点。要是把自我和自然当作浑然的一体，那就会看不到人类是自然的主人，人类对自然的斗争和改造，从而无法认识人类在对自然的斗争和改造中，还有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25]张光年是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之一，楼栖是新锐批评家，他们的意见发表在著名刊物上，影响很大。但郭沫若并没有迎合他们的观点。《沫若文集》与《沫若选集》都收录了《笔立山头展望》，跟《女神》初版本比较，除了将“底”字改为“的”字外，没有做任何改动。这不仅说明郭沫若在某些问题上坚持己见的独立精神，而且透露了建国初期文艺界领导层之间观点的细微差别，其间的张力耐人寻味。

结论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还发现，郭沫若虽对《女神》做过多次修改，但其改动幅度并非如某些汉学家想象的那样大。《女神》历次修改中，真正涉及思想内容，只有《电火光中》《匪徒颂》《巨炮之教训》等少数几首。其余的，都属于把“底”改为“的”，把西洋文字译为中文，把叹号改为句号一类，算不上大的变动。一些有争议的诗作，像《“蜜桑索罗普”之夜歌》《死的诱惑》《夜》《死》《笔立山头展望》，及第三辑的全部，在历次版本中都没有涉及思想内容上的改动。我们以往的研究，过于注重修改的部分，对于没有修改的部分，则缺少关注，而对于郭沫若有关《女神》的历次表态，则尚未有过专门探讨，考察的偏颇导致各种偏见或一知半解的盛行。

我们通过在具体历史语境的对话场域中综合考察《女神》为何修改，郭沫若为何反复表态，及这些态度的变与不变，初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面对外部批评——无论这些批评来自同一阵营，还是来自立场不同的其他批评家；无论是在艺术技巧上，还是在思想观念上——郭沫若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他始终认定《女神》为其新诗代表作，尊重《女神》时代的思想意识，坚持新诗是“写”出来而非“做”出来的观点，但对于那些他认可的观点，他也会认真接纳和吸收。第二，我们承认郭沫若在不同年代都修改过《女神》，但我们不能简单将郭沫若修改《女神》的动因理解为迫于外部压力或“媚俗”，还应该看到郭沫若在修改《女神》中所体现的虚怀若谷、敢于抗争等品质。第三，《女神》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郭沫若本人参与建构的，他不同时期对于《女神》的态度，影响着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对于《女神》的研究，有关郭沫若本人在建构自己文学史地位方面的重要作用，值得进一步深究。

注释：

①其中包括桑逢康《〈女神〉汇校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陈永志《〈女神〉校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蔡震《〈女神〉及佚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6月）等著作，杨芝明《关于〈女神〉的初版和一九二八年版本》（《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王维燊《从〈女神〉中两首诗的修改谈〈女神〉的研究》（《破与立》1979年第4期）、桑逢康《郭沫若改文刍议》（《现代文学大师品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8月）等论文。

[1]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N].解放日报（延安），1941-11-16（4）.

[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刘再复.媚俗的改写[J].当代作家评论，2010，（2）.

[4]郭沫若致宗白华[A].三叶集[M].亚东图书馆，1927（5版）.

[5]宗白华致郭沫若[A].三叶集[M].亚东图书馆，1927（5版）.

[6]郑伯奇.批评郭沫若的处女诗集《女神》[N].时事新报·学灯，1921-8-21～23.

[7]北社编.1919年新诗年选[M].亚东图书馆，1922-8.

[8]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J].创造周报（第5号），1923-6-10.

[9]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J].中国青年（第10期），1923-12-22.

[10]洪为法.评沫若《女神》以后的诗[J].创造周报（第42号），1924-3-2.

[11]郭沫若.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A].三个叛逆的女性[M].光华书局，1926-4.

[12]桑逢康.郭沫若改文刍议[A].现代文学大师品评[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