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林欠云
五四运动时候,李先生住在成都,当时他正创办《川报》,他是川报创办人,因为民国六年四川督军熊克武认为《群报》有反动嫌疑,于是把《群报》封闭,而另托李先生办《川报》,民国八年五四声起,当时对五四运动放第一炮的就是《川报》,兼之王光祈先生又是《川报》的特约通讯员,尤其把当时“五四”的情景描绘得有声有色,并说出打赵家楼的其中便有三个是四川人,于是不但引起四川文化界的同声呼应,而且更激起一般商人的同情与声援。这样便使成都亦扩大地举行五四运动。
“五四”以后的次年,在成都便由李劼人、何鲁之、李思纯、胡少襄、李书舫诸先生创办一继“五四”精神而努力文化运动的刊物,这刊物叫《星期日》,当时与王光祈、陈独秀等在北平办《美洲评论》,及戴季陶、沈玄庐在上海办《星期评论》,同称为“五四”后的三大刊物。继发又有廖学章先生办的威克勒(Woekly)刊,都是同出一辙的刊物。
李先生说,成都在文化方面响应“五四”最得力,可是在政治方面却少有反响,因为当时的熊克武虽然对袁世凯不满,但以联省自治派的关系,他对五四运动的整体性,还看不清楚,尤其没有国家民族意识的人,对于有唤起民族意识的运动的第一次,像还有不大习惯的样子。所以四川在政治方面响应“五四”的也就很少。
李先生又说:今天的青年有两个缺点,一为理想没落,二为自私,一切替自己打算,这就与五四时代我们的目标恰巧相反,我们有两个目标,(一)要有伟大的抱负,当时我与王光祈、李幼椿、魏时珍同在中学堂读书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抱负。(二)成功不必在我,我们宁肯为别人牺牲一切,对于任何事抱有正义感。这两个目标,虽然简单,却很少有人能办到,今天的青年应该知道,五四的精神都不是五四时代人物的专利品,你们亦可以拿去学习学习的!
下面是李先生对五四运动的认识。
第一,文化复兴——即是对旧有文化要重新估价,原前认为只要古书上说的,都是对的,“五四”要把一切的旧东西搬出来称一称重量,不对的,硬是要废除。
第二,提醒民族意识的警觉——满清推翻后,大家以为好了,谁知想要做黄帝的仍不乏其人,情形一天比一天坏,尤其是青年更苦闷极了。当外人凌辱祖国的时候,便使青年非过问政治不可。
第三,过问国家外交——“五四”以前,请问谁敢过问外交,一切的主宰,皆决定在政府的任性措施,“
记者最后问到今日青年的普遍堕落和丧失理想,李先生对此有何感想,他答复道,我对青年的看法向来乐观,今后国家的一切只要上了轨道,今天青年的许多问题,到那时便不成问题了。不过从民国二年到五四运动,那时的情形与现在无甚区别,而且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因为原前还是有形的束缚青年,大家容易察觉,今天变而为无形的毒害青年,使大家更不易警觉,不管有形与无形,其毒害青年则一样,所以要想政治澄清,要想中国富强,青年们还得要“再造五四”!
(原载一九三六年五月四日《青年世界》半月刊一卷四期)
曾琦
饭后与李君往咖啡店闲谈,渠力劝予改变狷全之性,稍与流俗周旋并举其祖某所作对联:
情事如棋,让一着不为输我;
心田似海,纳百川方算容人。
以为予最,其意诚挚可感,洵不可多得之良友也。
(《曾慕韩先生日记选》,民国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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