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取消掉我这个‘文艺家’或‘作家’的头衔”

陈占彪

（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上海 200020）

文学史上，常常会讲到鲁迅和郭沫若，那就是说，我们无可争议地认为他们是作家，但他们却都异口同声地称自己不是作家，也不愿做作家，鲁迅是一个“斗士”，斗士在于手持文学这柄利剑，和社会这座风车决斗，郭沫若是一个“战士”，战士是扛着文学这杆枪，在党的旗帜指引下冲锋陷阵。

鲁迅曾自称自己“并非艺术家”[1]（P83），“不想充‘文学家’”[2]（P98）。 这里且不详论鲁迅，和鲁迅一样，郭沫若也曾多次否定自己的文学家的身份。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时，“当安娜去内山书店帮他买《资本论》时，内山完造带着惊异的眼光对她说:‘很难懂，文学家何必搞这个！’”[3]（P135）内山感到“惊异”的原因在于他不懂，在郭沫若内心看来，他本意并不要做什么文学家，他要看的正是《资本论》，而不是文学经典。

1924年，郭沫若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他在给成仿吾的信中说，“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对于作者非常感谢，我对于马克思、列宁非常感谢。”他说他还不具备成为一个“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文学家，纯粹的艺术家，纯粹的思想家”的条件，他在这个过渡的时代里“只能做个产婆的事业”。[4]（P9-10）文学在他的眼里只不过是“镀金的套狗圈”，他在《漂流三部曲》中借“爱牟”的口说，“我们在这世间上究竟有甚么存在的必要，有甚么存在的必要呢！我们绞尽一些心血，到底为的是甚么？为的是替大小资本家们做养料，为的是养育儿女来使他们重蹈我们的运命的旧辙！我们真是无聊，我们的血简直是不值钱的苋菜水，甚么叫艺术，甚么叫文学，甚么叫名誉，甚么叫事业哟！这些镀金的套狗圈，我是甚么都不要了。我不要丢去了我的人性做个甚么艺术家，我只要赤裸裸的做着一个人。”[5]（P270）“爱牟”一个人自言自语向着艺术的代表贝多芬、歌德告别:

悲多汶哟，歌德哟，你们莫用怒视着我，我总不是你们艺术的国度里的居民，我不再挂着你们的羊头卖我的狗肉了。我要同你们告别，我是要永远同你们告别。[5]（P272）

贝多芬，歌德，尤其是歌德，是郭沫若早年的艺术偶像，然而，他在向他们告别的同时，也是在向自己对艺术的强调和追求的“旧我”做了最后的告别。

他在《〈盲肠炎〉题记》中说:

一九二六年我参加了北伐，我的文艺生活更确确实实地告了一个段落。尔来二十年，无论在写作上或生活上和所谓“纯文艺”实在是愈隔愈远，这如用今天最时髦的纯文艺家的话来说，便是我失掉了“写作的马达”。但我是心甘情愿，而且也心安理得的。我自己在这儿可以公开的宣布:我要取消掉我这个“文艺家”或“作家”的头衔。”[6]（P6）

大革命后，他更是“决心想和文学断缘”，1936年，郭沫若在交代《我的作诗的经过》时说:

我自己的本心在期待着:总有一天诗的发作又会来袭击我，我又要如冷静了的火山从新爆发起来。在那时候我要以英雄的格调来写英雄的行为，我要充分地写出些为高雅文士所不喜欢的粗暴的口号和标语。我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而不必一定要做“诗人”。[4]（P221）

他并不以自己不是一个文学家为愧，而以一个文学战士的身份为荣。

郭沫若对那些战斗的文人备加推崇。“关汉卿是我国十三世纪的一位民间戏剧家。他也是拿着艺术武器向封建社会猛攻的杰出的战士。 ”[7]（P91）在他的眼里，一个作家应当是一个战士，也自甘于做一个战士。1940年，在鲁迅逝世四周年时，他“在菜油灯下”纪念鲁迅，他说鲁迅文章的功力有点像开一代文风的韩愈，但鲁迅的“革命”精神却是韩愈所望尘莫及的，“考虑到在历史上的地位，和那简练、有力、极尽了曲折变化之能事的文体，我感觉着鲁迅有点像‘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但鲁迅的革命精神，他对于民族的贡献和今后的影响，似乎是过之而无不及。 ”[6]（P349）1947 年3月10日，郭沫若在为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做序时说:“星海同时是一位革命家，尽管他那样专心于音乐，但他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那种妄人。他是要以音乐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服务的。因此，神圣的抗日战争爆发，他就不能不放弃他的学业而从海外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了。”[8]（P264）高度赞扬了音乐家的革命精神。

特别是1944年10月1日，郭沫若在邹韬奋的追悼会上热情地说，“你的武器，你的犀利的武器，也交代在我们手里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差不多都有你的武器，这就是这么一枝笔！你仗靠这枝笔，为人民的解放，为反法西斯的胜利战斗了来，我们也应该仗着这枝笔，为人民的解放，为反法西斯的胜利战斗起去。 （大鼓掌。 ）”[9]（P494）而他本人便是运用那一枝笔的好手，南昌起义后，他身上“惟独剩下了一支红色的头号派克笔”[10]（P230），1937年回国抗战时， 他也 “只带了一支笔”[11]（P18），1941年，文化界为他庆祝五十寿辰时，友人赠送他一支如椽巨笔。共产党封他为革命文化队伍中的“文化班头”，国民党也没有轻视他，蒋介石在抗战时便声称要“仰仗”他这枝笔。笔是他参加革命最有力的武器，周恩来是这样评价他的:

郭先生是富于战斗性的，不仅在北伐、抗战两个伟大时代，郭先生是站在战斗的前线，号召全国军民，反对北洋军阀，反对日本强盗和敌伪的，便在二十五年的文化生活中，郭先生也常常以斗士的姿态出现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12]（P8）

直到“文革”后，他还自命为“文艺战线上的一个老兵”[13]（P63）。 因为他相信，“文学是社会现象的经过创造过程的反映；反过来，社会要受到文学的创造性的影响而被塑造”[14]（P130）。 他也正是借文学的武器来参与到社会斗争之中，尤其是在重庆时，他的话剧创作借古喻今、影射当局，震动一时。“总观他的历史题材的剧本，都是针对当时政治形势，有的放矢，不拘泥于历史事实，而随意发挥，虽云自我作古，却非英雄欺人；革命浪漫主义的豪迈气魄，激发了广大人民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热情，从而加倍地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15]（P3）他自己是这样陈述的:“我写《虎符》是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第二次反共高潮——新四军事件之后，那时候蒋介石反动派已经很露骨地表现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恶行为。我不否认，我写那个剧本是有些暗射的用意的。因为当时的现实与魏安釐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是多少有点相似。”尤其是1942年的话剧《屈原》，他借屈原抒发“时代的愤怒”，轰动山城，那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统治中心——最黑暗的重庆。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眼前看见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 ”[7]（250-252）周扬说，“在这位古代伟大爱国诗人的形象中，可以看到作者本人的面影。屈原抨击楚国统治者残民媚外的反动政策，也是作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申斥和抗议。 ”[16]（P8）文学在这里显示出了原子弹式的威力。

[1]鲁迅.三闲集·文艺与革命[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鲁迅.三闲集·通信[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3]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

[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

[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卷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

[7]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

[8]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

[9]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

[10]许纪霖.在学术与政治间徘徊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A].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11]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痛悼郭沫若同志[A].新华日报资料室编.悼念郭老[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

[12]周恩来.我要说的话[A].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绍兴鲁迅纪念馆.郭沫若同志论鲁迅[C].1979 （案:无出版社）.

[13]郭沫若.衷心的祝福——在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书面讲话[A].东风第一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 .

[1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

[15]茅盾.化悲痛为为量[A].新华日报资料室编.悼念郭老[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

[16]周扬.悲痛的怀念[A].新华日报资料室编.悼念郭老[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