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无政府主义思潮

夏 敏

（北京师范大学 教务处，北京 100875）

很早就注意到郭沫若文学创作中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闻一多，曾把《女神》的时代精神归结为五点，其中有:“科学底发达使交通的器械将全世界人类底互相关系捆得更紧了。因有史以来世界之大同色彩没有象（像）今日这样鲜明的。郭沫若底《晨安》更是这种cosmopolitanism（世界大同主义——引者注）底证据了。《匪徒颂》也有同样的原质，但不是那样明显。”[1]“世界大同”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一度提倡过的主张。不只是《女神》中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在后来的《星空》中，收录了《孤竹君之二子》，郭沫若在该篇的《幕前序话》中明确指出，该剧主人公伯夷和叔齐“他们的确是我们古代的非战主义者，无治主义者。他们的精神和我们近代人是深相契合的。我把他们来做题材，也犹如把Kropotkin，Bakunin（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引者注）拿来做题材的一样”[2]。既然有许多证据显示郭沫若早年曾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那么，我们首先需要探讨的是:郭沫若是怎样将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纳入到自己的思想建构之中的。

考察一下郭沫若的文学活动经历，可以发现:国内中学教育期间就受到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熏染；最先把无政府主义介绍到中国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新民丛报》《新小说》《清议报》《东方杂志》等报刊。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撰文《难乎为民上者》，正式提出“无政府党”一词。1902年梁启超又在自己主编的《新小说》上刊登《东欧女豪杰》（作者罗普），热情地歌颂了俄国虚无党。随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浙江潮》《江苏》《民报》等报刊上又刊载了大量的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新闻、评论和文学作品。如《浙江潮》第8、9期发表的《新社会之理论》，把无政府主义称之为“极端民主主义”，把它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认为它与共产主义是20世纪之新理论。郭沫若在四川乐山的私塾中已经开始读了一些新学书籍，其中就有《新小说》《浙江潮》等。[3]（P39）他在成都读中学时又曾沉迷于梁启超的《清议报》，“《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它却表现出一种新的气象。”梁启超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中描述的三位意大利英雄加富尔、加里波蒂、马志尼，成为了郭沫若心中的英雄，与拿破仑和卑斯麦一样，被他狂热的崇拜。[3]（P112）郭沫若对这些亡命志士和建国英雄的钦佩，固然反映出当时知识阶层中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其中的反对专制、礼赞破坏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使郭沫若为之振奋。

郭沫若赴日留学，回国编辑创造社刊物便和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有了一些交往。1921年3月，郭沫若为了创办《创造》季刊杂志第一次回到上海，中间短暂地返回日本一趟，又于1921年7月再次回沪，正式开始刊物的编辑工作。就在这时，他碰到了前来“泰东”商议出版《革命哲学》的朱谦之，泰东经理赵南公将朱谦之介绍给了当时正住在编辑所的郭沫若。郭沫若这样回忆他们当时的见面情形:“他从椅子上一跳而起，跳到我的面前，一双手把我的双手抓住。——‘沫若，啊，你是沫若！’他那一双有些可怕的眼睛就像要崩出火来一样。”[4]（P90-91）郭沫若和朱谦之的碰面是在1921年的“七八月之交”，《女神》在1921年8月作为《创造社丛书》之一由泰东出版，朱谦之倾慕郭沫若这位五四新诗人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但恐怕深层的原因也是由于朱谦之从《女神》中读出了能和自己产生共鸣的思想吧。朱谦之当时还决定把行李搬来与郭沫若同住，等到他的《革命哲学》出版。朱谦之（1899－1972）是五四时期“新虚无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他先是发表《虚无主义哲学》和《虚无主义与老子》等文，鼓吹彻底推翻宇宙的新虚无主义。后来又创办《奋斗》旬刊，宣传无政府主义。在1921年出版的《革命哲学》一书中，集中阐述了他的“新虚无主义”的主张，他的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碎一切的宇宙革命的方法实际上是来源于无政府主义的。他说:“我们对于未来的革命虽肯定他的真价值，但为实际上需要，却要特重现前的革命事实，要扩充他，使能够实现的革命实现，这就是虚无主义的效果了。所以我于宇宙革命的计划，是从无政府革命下手。因无政府革命是虚无的过程，所以我们只得和无政府的赞成者一齐手牵手地去打破阶级、强权、资本家等，做到怎么样便怎么样。这就是实行宇宙革命的方法了。”[5]朱谦之与五四时代那些标榜科学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他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后来朱谦之又先后出版过《周易哲学》《一个虚无主义者的再生》等论著，由虚无主义又逐渐走向泛神论，由主张彻底打破世界变为改造自己适应世界。郭沫若在1932年写的自传《创造十年》中回忆了和朱谦之相识相交的往事，他虽然未提到读过朱谦之的《革命哲学》一事，但事实上郭沫若应该读过此书。在该书的“序文”之后有“序诗三章”，其中第一首就是郭沫若作的《宇宙革命的狂歌》，诗中这样歌颂了宇宙革命的精神:“宇宙中何等的一大革命哟！/新陈代谢都是革命底过程，/暑往寒来都是革命底表现，/风霆雷雨都是革命底先锋，/朝霞晚红都是革命底旗纛，/海水永远奏着革命底欢歌，/火山永远举着革命底烽火，/革命哟！革命哟！革命哟！/从无极以到如今，/革命哟！革命哟！革命哟！/日夕不息的永恒革命底潮流哟！”[5]

郭沫若和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的交往也是在创造社时期。郭沫若在四川成都府中学的同学，也是“大高同学”的漆树芬，请郭沫若为其著作《经济侵略下的中国》作了一篇序，后来他又请吴稚晖也作了一篇序。郭沫若称吴稚晖是“耆宿”，说以他这样的资格肯为素不相识的青年做“那样无保留的介绍文章”，十分让人感谢和钦佩。后来，郭沫若在漆树芬的住处第一次见到了送还《经济侵略下的中国》原稿和序文的吴稚晖。[6]（P219）至于吴稚晖（1865－1953）更是中国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既是《新世纪》的创办者，又是主笔，供稿最多，出力甚大，影响了后来国内如刘师复等一大批无政府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与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接触和交往，一方面表明郭沫若对五四时期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关注，另一方面也表明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时期作为一种社会学说依然在影响着中国知识界。

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因为是回忆自己以创造社为中心的十年间的生活，所以在该书开头作有一篇《发端》，主要针对鲁迅评价创造社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在文章的开头，郭沫若这样归纳了鲁迅的立场——“鲁迅是一位用写实手法的作家，在前颇带着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近年听说是转换到左翼来了。”[4]（P16）的确，无政府主义是鲁迅前期思想中的质素之一，最早在《文化偏至论》中已经有鲜明的表现。鲁迅称德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施蒂纳（Max Stirner，1806—1856）为“先觉善斗之士”，详述其个人无政府主义主张为:“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7]（P51-52）在20世纪20年代，施蒂纳同样成为了创造社极力推崇的对象。创造社主将之一的郁达夫就曾经在《创造周报》上撰文介绍施蒂纳的生涯及其哲学。郁达夫在文章的开篇即将施蒂纳哲学引为同调:“‘自我就是一切，一切就是自我’，个性强烈的我们现代的青年，那（哪）一个没有这种自我扩张Erweiterung des Ichs的信念？Max Stirner的哲学，实是近代彻底的‘唯我主义’的渊泉，便是尼采的超人主义的师傅。”郁达夫在详述了“唯我者”施蒂纳的生涯后，这样归纳了他的思想:“便是除了自我的要求以外，一切的权威都没有的，我是唯一者，我之外什么也没有。所以我只要忠于我自家好了，有我自家的所有好了，另外一切都可以不问的。”在文章的最后，郁达夫还翻译了美国人Walker为施蒂纳的名著《唯一者及其所有》的英译本写的序文——《我的分内事不放在什么上面》，郁达夫认为这篇序文可以准确地“窥测Stirner的思想”:“神与人类把它们的分内事，除了放在自己的上面，不放在什么的上面，请把我的分内事也放在我自己的上面，我和神一样不是一切身外的什么，我是我的一切，我是唯一的存在者。据你们所确定的，神和人类在它们自身既有足为整个的一切之性质；所以我觉得，于我不见得更有什么缺少，对于我的‘空虚’，我不必吐甚不平了。我不是空空洞洞的‘无’，我是创造的‘无’。从此‘无’中我自行做个创造者以创造一切。”[8]郁达夫热烈歌颂的施蒂纳的唯我主义、个人主义实际上是整个前期创造社思想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郭沫若在1924年曾经对自己此前的思想进行了反思。在给成仿吾的信中，郭沫若说:“芳坞哟，我现在觉悟了。我们所共通的一种烦闷，一种倦怠——我怕是我们中国的青年全体所共通的一种烦闷，一种倦怠——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幸运以求自我的完成，而我们又未能寻出路径来为万人谋自由发展的幸运。我们内部的要求与外部的条件不能一致，我们失却了路标，我们陷于无为，所以我们烦闷，我们倦怠，我们漂流，我们甚至常想自杀。芳坞哟，我现在觉悟到这些上来，我把我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了。”[9]“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实际上成为了《女神》中张扬自我、发挥个性的五四时代精神的重要的思想来源。郭沫若虽然并未像郁达夫那样明确宣扬无政府个人主义者施蒂纳的唯我主义的主张，但正如郭沫若表明的——“一种团体无论是怎样自由的集合，多少总有点立场的。一个人无论是怎样超脱的性格，入了一种团体也自会带着那个团体的意识。”[4]（P149）

尼采的哲学很早便引起留日的郭沫若的注目，从1923年5月起，他开始翻译尼采的《查拉图司屈拉》（通译查拉图斯特拉），第一部共分22节译完。第二部又译了4节。除了第二部第4节《僧侣——查拉图司屈拉》刊载于1924年2月13日的《创造周报》第39号以外，其余的全部刊载于1923年的《创造周报》。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思想上的共鸣，没有尼采的带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超人学说的吸引，郭沫若会花费那样多的心血翻译这样艰涩难懂的著作。郭沫若欣赏尼采的地方在于:“老子与尼采相同之处，是他们两人同是反抗有神论的宗教思想，同是反抗藩篱个性的既成道德，同是以个人为本位而力求积极发展。”[10]此外，在《创造周报》上，郁达夫还根据赫尔岑的崇拜者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史》《一个革命家的回忆》两部书，介绍了“勇猛的先驱者赫尔惨”，他说“关心俄国革命，抱有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倾向，主张以破坏为第一义的现代的青年，当不能忘记先决者赫尔惨的一生。”[11]这些资料表明，世界范围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曾经一度引起留学日本的前期创造社成员的关注，他们主张自由的思想、激进的革命色彩深深地吸引了创造社的诸多作家。

郭沫若虽然在日本留学长达十年，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他几乎很少谈起日本近代思想界和文化界的人物，更少有对其正面的评价，然而大杉荣是一个例外。1923年10月，郭沫若对着“大杉荣氏之遗像”写下《国家的与超国家的》一文，对被害的大杉荣夫妇表示哀悼。该文最初发表在1923年10月20日出版的《创造周报》上，后收入1925年《文艺论集》初版本，1930年以后出版的《文艺论集》的各个版本，作者均因“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太浓厚”而删去不收。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认为一切压迫和罪恶都来自于国家，因此主张要废除一切国家和政府。郭沫若的这篇文章就是以批判国家这种“人为的制度”开头的，他认为，在国家的制度演进的过程中，“国家竟成为人类的监狱，人类的观念竟庾死在这种制度之下了。处在国家的圈域之中而言普遍的人类，则成为乱臣贼子，不遭燔戮之苦，便遭流谪之刑，古今来有多少志士仁人为此悖理的矛盾而颠扑的正不知有多少。”他还以法国作家巴比塞（Henri Barbusse）的长篇小说《光明》为例，指出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士兵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思想转变，即觉悟到“国境以外，也还有人道，也还有同胞存在”，这才是一个“极单纯的真理”。这些正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的观念。当时法国文坛的情形就是——国家主义者莫里斯·巴莱士（Maurice Barres）在“享安富尊容”，而高唱人类之爱的罗曼·罗兰则被“逐在国门之外”。郭沫若进而指出，像日本这样“国家观念最强”的地方，国家与超国家之间的战斗也最激烈，人类所犯的罪恶也最离奇。而最近“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之惨死”，正是“这种离奇的犯罪的牺牲”。与此相对比，郭沫若认为中国是国家观念很淡漠的国家，“我们素来的传统精神，最远的目的是在使人类治平，而不在家国。我们古代的哲人教我们以四海同胞的超国家主义，然而同时亦不离弃国家，以国家为达到超国家的阶段。”“我们的传统精神便是世界主义”。最后，郭沫若呼吁:“我们现在是应该把我们的传统精神恢复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从事于文艺的人，应该极力唤醒固有的精神，以与国外的世界主义者相呼应。”[12]可以说，在《国家的与超国家的》这篇文章中，郭沫若第一次明确地表述了自己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而引发他的写作动机的是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那么，我们需要了解，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情形是怎样的？郭沫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日本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在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上，大杉荣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中坚力量。他因“赤旗事件”被捕入狱两年半，出狱后，于1912年和荒田寒村一起创刊了《近代思想》，1920年又致力于“社会主义同盟”的组织，1922年赴法国参加国际无政府主义大会，因在巴黎郊外的集会上发表演说而被驱逐回国。1923年9月在大地震的纷乱中，大杉荣和妻子伊藤野枝一起被杀害。堺利彦曾这样评价大杉荣的文艺观，“大杉的立场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从宣传个人主义的侧面中，确立了‘文艺的中立地带’这样的思想的根据。这个前进不仅通过这些能说会干的他们的手，带着来自于近代个人主义的侧面的要求，产生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的新的机运，而且作为文学运动继承了明治的社会主义文学，构筑了取而代之的大正的新的文学的历史的基础。”[13]（P10-11）①

森正藏在《日本近代社会运动》中，这样描述了日本近代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流入日本，是在明治三、四十年之间（1899－1907），不过当时尚与自由民权思想以及虚无主义等混淆在一起，所以这个运动，也仅仅是幸德秋水、岩佐作太郎、石川三四郎、大杉荣等一批无政府主义者所作的一种有力的思想主张而已。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即因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而劳动运动急速进展后，无政府主义运动却以明显的社会运动的形态勃兴，以后直到1922年为止，虽有共产主义运动因苏联革命的影响而抬头，但是无政府主义运动还是掌握着日本社会运动中的霸权。自此以后，随着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大，无政府主义运动渐渐呈露了衰微的征兆。尤其1923年9月，向来在劳动运动社执无政府主义运动牛耳的大杉荣，被甘粕大尉杀害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阵营受了莫大的打击。”[14]（P16-17）可见，1922至1923年，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达到了顶峰，正因其“掌握着日本社会运动中的霸权”，日本当局才越发恐惧其发展，于是趁着1923年东京大地震的混乱对无政府主义者采取了大规模的暗杀行动。而郁达夫、郭沫若开始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热情歌颂东西方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也都集中在1923年，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反映出作为激进派的近代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对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思想意识方面的深入影响。虽然，在接受思想影响方面，郭沫若、郁达夫等有着扎实外语基础的“大高同学”越来越直接取材于西方的材料，日本的影响已经不是决定性的，但是日本的社会运动思潮无疑补充和强化了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改造和变革社会的思想意识。

任何一个人思想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他所处的时代。当人们对现存的政治体制绝望的时候，很容易接受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局的频繁更迭很容易驱使那些寻求社会改造的青年去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当时在国内读中学的郭沫若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国内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兴起就成为郭沫若接受无政府主义的起点。五四运动之前就赴日留学的郭沫若，在日本接受了施蒂纳、尼采等诸多西方现代思想家的个人主义思想，这些又都深化了郭沫若对个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理解。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为了自己的理想信仰所付出的牺牲，又无疑深化了郭沫若变革社会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意识。这些诸多因素的复杂与综合的作用，使郭沫若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逐渐将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纳入到自己的思想建构中，并进一步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注释:

①引文为笔者译出，原文为::堺のいうように、大杉の立場が「個人的無政府主義」であり、個人主義の側面をとりだすことで「文芸の中立地」とする思想的根拠を持っていたからにちがいない。その前進は、口も八丁、手も八丁のかれらの手によって、近代個人主義の側からの要求を持って社会主義運動の復興に新しい機運をつくりだしていったばかりではなく、文学運動として明治の社会主義文学を承けつぎ、これにかわる大正の新しい文学をつくりだす歴史的素地をつくりだしたのである。

[1]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J].创造周报（第四号）.

[2]郭沫若.孤竹君之二子·幕前序话[J].《创造》季刊,1923 ,1（4）.

[3]郭沫若.我的童年[A].少年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4]郭沫若.创造十年[A].学生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5]朱谦之.革命哲学[M].上海:泰东图书局,1927 （第四版）.

[6]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A].学生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7]鲁迅.文化偏至论[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8]郁达夫.MAXSTIRNER的生涯及其哲学[J].创造周报（第六号），1923-6-16 .

[9]郭沫若.孤鸿——给芳坞的一封信[J].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 .

[10]郭沫若.论中德文化书[J].创造周报（第五号），1923-6.

[11]郁达夫.赫尔惨Alexander Herzen[J].创造周报（第十六号），1923-8-26 .

[12]郭沫若.国家的与超国家的[J].创造周报（第二十四号），1923-10-20 .

[13](日)瀬沼茂樹.大正ディモクラシと文学『近代思想』和労働文学[A].岩波講座《日本文学史》第15 巻,東京:岩波書店,1958 .

[14]（日）森正藏.日本近代社会运动[M].（赵南柔、史存直、闵德培、曹成修合译），上海:亚洲世纪社,1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