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是棵黄葛树

程华

一

爸爸越长越像黄葛树。一脸沧桑，但骨子里硬气犹在，尽管八十几年的风霜早已吹白了他一头坚硬的板寸。他上坡下坎不许人搀扶，过马路敢和奔跑的汽车比速度，三伏天提着十公斤大米就是不打的，硬要一头大汗“吭哧”走回家。家里人好说歹说，他就笑呵呵两个字“没事！”

这种作派，说好听点是硬朗，说难听点简直叫不讲科学，胡闹，蛮干。

每次，我尽量压住火气好言提醒：“爸爸，你出门要注意安全，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爸爸，你不要克扣自己，又不是没得退休金，钱吃亏人不能吃亏嘛！”“爸爸，你到底听没有啊？”“爸爸！！”爸爸挥挥大手哈哈笑着“没事”，过后依然故我，我又气又急近乎咆哮，他照样笑嘻嘻我行我素。这一身霸蛮气，与他生活了几十年的这座西南山城相当互洽，但与“高级工程师”职称应有的斯文气质毫不搭界。

爸爸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于安徽利辛乡下的一户穷困农家。虽说当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但他成年后照样长得人高马大身手矫健，说话手舞足蹈声如洪钟，全然不像幼时饿着肚子长大的人，当然更不像懂俄语精通数理化从事煤炭研究的知识分子。当年，靠吃面糊糊啃地里红薯读完了初中和高中后，爸爸欢天喜地考入了“不用交学费还能管饭吃”的安徽省淮南矿业大学。

毕业后，爸爸服从分配到了千里之外的重庆，与在锻造厂医务室当医生的我妈妈结了婚。那年代，一个根正苗红的贫农儿子迎娶本地地主女儿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我不知道他们相互看上了对方啥“先进”品质，只听他们半开玩笑地提过“你爸爸人实在”或“你妈妈一看就心眼好”。

爸爸的确实在，说话直杠杠不懂委婉，但做事做人不掺假水。我一帮同学来家做作业，不但能得到他的耐心辅导，能享受妈妈做的家常菜，连我存铁皮罐里的糖果也洗劫一空，全不管我一张脸拉成三尺长。爸爸那招牌大嗓门绝对自带扩音器，每天下班回家，人还在红砖房底楼，和邻居吹牛的高分贝已飘到四楼，于是妈妈在厨房里招呼我们，人回来了，摆碗，添饭！

计划经济年代“一工一农，辈子不穷”，工农工农，“工”字排前头，厂里工人那是相当牛气。位处郊区的锻造厂俗称“打铁厂”，厂里几百号工人骄傲地自称“打铁匠”，他们终日忙着为各色车辆生产配件，每日不分白昼几里外都能听见“哐铛哐铛”的汽锤声。那阵发性的铿锵巨响如同气势恢宏的胎教音乐，从我在我妈妈肚子里便开始熏陶，而后不离不弃陪伴十几年，直到我工作后去了繁华市区。

我有理由认为，我的刚硬个性一半来自爸爸的基因遗传，一半来自汽锤声的启蒙与滋养。

二

那些年，没有商场，没有小区，没有的士，没有“卷卷头”。人们连听都没听说过这些。

欲取生活所需全靠一把蛮力。打酱油去街上仅有的油辣铺，生火做饭用柴和炭花外加少量煤球，于是劈柴打煤球买米之类下力活都归爸爸。厂区经常停水，个子娇小的妈妈令爸爸提着扁担铝皮桶去一公里外的五星村挑水。爸爸欣然领命，准确地说，是非常骄傲地接受了足以体现其体能优势的任务。几岁的我也乐于迈着小短腿充当跟班。

满满两大桶水压在海拔近一米八的爸爸肩上居然像没啥分量，他几个箭步蹿将出去，轻松将打着空手的我甩出老远，我只能快翻小脚板奋起直追。在我眼里，爸爸就是“强大”的代名词，跟厂区路边那一排大黄葛树一样，魁梧，壮实，力大无穷。跟爸爸从楼下回家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因为爬楼时爸爸时常玩心大作，一手拖我一手拽弟弟，“嗨——”一聲双臂发力，两个小小孩配合默契双脚一收，身子腾空“呼”地越过六七级台阶。威武！过瘾！

尽管那时我那大学毕业的爸爸和中专毕业的妈妈都羞于被人称作“知识分子”，但厂里工人偏要含义不明地笑着叫他们“知识分子”。对此他俩心情复杂，但关起门来依然教育我们“要多读书”“成绩要好”。爸爸闲时喜欢读书，晨起还装模作样念几句俄语，无奈舌头打直弹舌音始终不过关，“得儿得儿”听得人心头发紧。他每天守着稀罕的“东湖”牌收音机，不听《杨家将》不听《岳飞传》，只听新闻播报，然后逢人打堆就兜售他的“政见”，从国内形势到中苏关系再到中越自卫反击战，先昂然宣讲再深入剖析，没他不关心的更没他不懂的，简直自信爆棚言语铿锵不容反驳。“哎呀你不能小声点？”见众人侧目，妈妈大窘，悄悄拿手肘碰爸爸。“啥？啥？我说我的，咋了？”爸爸正气凛然，高音喇叭继续。

爸爸憨大心直性如烈火，成天就爱管个闲事。厂里有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女的是机关干部，男的是厂技术员，泼辣的女干部长期将文弱的技术员拿捏得死死的。这天楼道里又传来呼救声和重物碰撞的“乒乓”声，随后技术员自屋内抱头窜出，一只矮凳紧跟着砸在他单薄的背上。众人慑于女干部的威势避之不及，只有爸爸跳将上前揪住手提一壶开水的女干部，硬是凭着“信不信我找你领导”的胁迫性规劝，平息了一起极可能发生的暴力流血事件。

更戏剧性的一次，是我工作后的某春日周末，我陪爸妈闲逛解放碑，我在前他俩在后。走到街心一棵黄葛树下，正准备歇脚的我忽然肩头一沉，一股酒气扑鼻而来，一回头见两个年轻男子对我涎笑。愣神间突闻一声炸雷：“干啥？你们干啥！”俩酒鬼大惊，落荒而逃。“二流子！”爸爸操着南腔北调的重庆话，怒目圆瞪铁拳紧攥，一副要拼命的架势。若不是妈妈死命拖住爸爸，那俩货真不一定是对手。我年过半百的爸爸腰杆笔直，袖子一捋露出青筋暴突的手臂，像极了黄葛树粗壮的树干。真威风。

不知何时起，爸爸的视力和记忆力开始减退，做事丢三落四，但腰板依旧挺直，说话照样中气十足。仗着年轻时酷爱锻炼打下的底子，爸爸坚信自己没老，比同龄老哥们年轻态得多，尤其脑瓜子也还灵光着呢。这种盲目自信让他差点栽了跟斗。

那天，我在单位接到爸爸电话，说话的却是一名银行女职员。通过女职员略带紧张的叙述，我得知爸爸遭遇电信诈骗了。准确地说，那会儿他正在蚀财之路上发足狂奔。原来，大清早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后，爸爸豪气顿生急火火冲进附近银行，要汇钱去救他那“犯了事被公安抓起来”的外省老哥们。

可想见现场有多兵荒马乱——女职员急急地和我通话，老头在旁愤怒地不停嚷嚷要投诉“不让他汇钱救人”的女职员。我从耐心普法到厉声劝阻，无奈听力脑力已大幅滑坡的爸爸置若罔闻。听声音女职员快哭了，我也急得快虚脱了。直到电话里又换成一个沉稳的男中音，告诉我他是派出所的，几乎背气的我才如获救星。我知道爸爸的钱得救了。

事后，一向抠门的爸爸豪掷两百大洋，请一家人嗨了一顿毛哥老鸭汤。面对我们七嘴八舌的揶揄，他依旧咧着大嘴笑得哈哈哈。

三

我看见刚烈的爸爸这辈子哭过一回，是在十几年前我妈妈出殡那天。

妈妈去世那两天，一直语气低沉安抚我和弟弟“人都要走的，得接受现实”的爸爸，在最后一刻终是没能绷住，年过古稀的老人“哇”地一声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肝肠寸断，哭得在场人谁都拉不住。那是一年中最熱的天，特别热，热得让人几乎窒息。我抱着妈妈的遗像，满脸不知是泪还是汗。

妈妈走了，没人炒回锅肉炖猪蹄汤给爸爸吃了，没人整日唠叨他不洗袜不叠被天冷不知添衣了，也没人在他讲话不知轻重时悄声提醒他了。耳背眼不明但腰腿还算利索的爸爸蓦地苍老了十岁，很长时间里晨昏颠倒吃喝不香，直到后来经老友介绍认识了附近一家厂里退休的江嬢嬢。爸爸慢慢活泛过来，像一棵打蔫的黄葛树重新开始返青。

江嬢嬢没我妈妈文化高，但一样善持家会疼人，将爸爸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每见二老，爸爸都穿得干净体面，说话依旧声如洪钟，有时还小孩样逮着江嬢嬢闹闹脾气，江嬢嬢总笑笑“没事，老还小么。”我就想不明白，爸爸这种粗心大意情商堪忧的人，怎么一辈子就有人对他如此贴心。

没曾想他又惹麻烦了。

那天傍晚，两个老人饭后散步走到小区门口公路边。没料想走过无数次的路边冒出了几只停车桩，中间拉着几乎贴地的铁链。没有标识外加光线幽暗，老眼昏花的爸爸一跟斗面朝下磕在硬邦邦的水泥地上，眼睛上方一道伤口深可见骨。八十几岁的老头儿满脸是血差点背气，不幸之万幸是没有发生更可怕的后果。

我闻知已是三天后。吓得立即驱车十几公里赶去爸爸家。爸爸头缠纱布，隐约可见一团血迹洇渗，眼眶青肿如核桃，本就不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却低声喃喃没花多少钱，没事。那个一辈子雄赳赳的好汉，萎顿成了一棵失水的大白菜。他的低落源于身体的创痛，也源于在公共场所拉铁链的物管公司的冷漠无视。我真担心他会嘴巴一撇，像我小时候挨了打一样哭起来。

我一边数落爸爸走路不看路的陋习，一边去现场拍照取证与物管公司交涉。江嬢嬢怯怯地试图阻止我“惹麻烦”。我睁大眼瞪着她说，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只有吵架一种。

爸爸头上的纱布和眼里的黯然刺痛了我。我的爸爸老了，再不复从前的强悍，他甚至缺乏足够的力气来保护自己。得知我忙着取证，邻居张伯伯沮丧地说他也在那里摔伤过，可不懂法不晓得可以维权。江嬢嬢笑得矜持，是呢，我家女儿有文化呢。

这场民事纠纷从双方自行协商无果，到法院介入诉前调解，最终只肯口头“抱歉”的物管公司承担了应负的那部分责任。爸爸和江嬢嬢两眼放光，毫不打算掩饰脸上的骄傲，虽然标的金额不多。与其说是我们的胜利，不如说是在法院介入下《民法典》的胜利。当然，爸爸心里更愿意把这归结为他的胜利——含辛茹苦大半辈子，在他业已老迈既无力气也无勇气保护自己的时候，他的女儿站出来说“爸爸，现在我来保护你”。

半月后再去爸爸家。老头儿正端一碗红苕稀饭喝得风卷残云。他额头已拆去纱布，眼部青肿褪去大半，腰板又直了，走路又带风了，反复叨叨说等几天好利索了，要回老单位找老同事聊天。

又去分析国际形势？老单位多远你知道吗？我气急败坏企图阻止。一看他那招牌笑容，我明白我的企图很难得逞。不过转念一想，老头儿有精气神跟我较劲也是好事。我希望他能像重庆满大街神气活现的黄葛树一样，不管风霜雨雪，始终使劲挺直，常绿常青。

程 华 中国作协会员、出版作品集三部。作品见于《天津文学》《四川文学》《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滇池》《海燕》《美文》《读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