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红柳、长调和远方之远

王丽一文集《瓦蓝色天空下》中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有怀旧的性质。怀旧是人类由来已久的心理，是人类内在的精神需求之一。古典时代，怀旧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精神需求和自觉的心里表达，当时的人们就生活在传统之中，生活在自己世代相传的家园，他们的怀旧不过是对祖先和亲人的回忆，对与现在密切相关的生活习惯的重温，自在的宁静与此在的生存状况融为一体。而王丽一站在后工业时代“怀旧”，与“此在性”相对的是一个他者，一个关照物和“生活的别处”，“怀旧”在她的书写中成为一种被强调的精神需求。不仅如此，在对过去时光进行深情抚摸的同时，她还表达了对现今生活的失望、沮丧和对未来眼巴巴的张望，即格罗斯所谓的“对一种业已失去的内心幸福的回忆和对质朴复归的希望。”

文集按作者分类，由两组以自然为主题的随笔和游记、三组人物叙事、一组音乐笔记构成。在第一辑中，可以看到青海海西阔大的天空、大地，连绵的山岳、河流以及花草植物：“这红柳生长的地方，这星星繁密的地方，就是如我一样在戈壁长大的孩子心中永远的家园和远方。”（《红柳、长调和远方》）貌似对“老地方”的怀念。但在一个作家的立意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客观的自然。要是与人的生活、人的感受没有关系，再美的自然也会黯然失色。而从自然的角度看，无论你写它也好，不写它也好，它就在那儿。“我知道，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河流，它们日夜不息地奔流在记忆的河床。从这条河流中，我们才能找到最初的梦想和那些纯真透明的往事。这是记忆中的河流，让我们在熙熙攘攘日夜奔忙的尘世有了依托，有了根脉。”（《又见八音河》）所以八音河、德令哈的云、野马滩的风、黛青色的远山以及八月的星空不再是客观和纯粹的自然，日夜不息地流动，山脉的轮廓，天空澄澈的蓝和天空下的红柳、长调和远方，都是借景抒怀，都是托物言情，都是端坐在作者内心的青春岁月，都是岁月洪流肆意奔涌之后空旷的河床，都是她内心“从来都不需要提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记忆和怀念。而回忆中的每一种景别，每一种事物都是象征：“这些红柳……它们盘根错节，让人无法分辨那裸露在地表的根须到底是哪一株红柳的。甚至分不清哪里是干哪里是根。它们的根扎入土地二三十米，才在这干旱盐渍的土地上繁育出一片又一片浓荫”（《红柳、长调和远方》）分明就是曾经生长和留守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模样，人的精神。王丽一关于童年和德令哈时光的书写也多有奇异的光彩，在她的笔下，几乎没有岁月迁延之后记忆的嫁接和移情，却有过滤和筛选。我注意到她对过去的回望，基本上是在明亮的底色和蓝天万里无云的背景下，即使是关于悲伤的回忆，也是在大风一夜吹尽落叶的空旷里和落日熔金的耀眼逆光中：“我再也没有去过那曾经属于我们的林子，可我常常想起那些印在地上横七竖八的树的影子，想起那林间寂寞的风……那刻着我们名字的小树已是根深叶茂、茁壮挺拔了吧？那不知名的黛青色的远山，那戈壁滩上随风细雨的骆驼刺是否和我一样，还记得二十年前那些婉转清亮的少年往事？记得有那样一位特立独行、才华横溢的女孩呢？”

（《林夕》）

无论写作观念包括文体观念怎样变迁，大多数人还是将文学作品作为认识和观察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人生的一条重要途径。王丽一通过三组人物个性化的书写，为我们提供了已经认识与正在认识的现实形象补充，也提供了尚未认识、正在途中的人生命运图景提示。第一组写了外婆、大学同学晓民、二伯、门卫李师傅、爷爷。叙事中有意淡化了社会因素，强化人性、人情、家庭、命运等个体因素，通过日常生活中一个又一个有温度的情节呈现，举重若轻获得了叙事的深度，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训练有素的叙事能力，还可以观察到她在创作过程中自觉勘探存在本质、生命价值的意识和努力。她以庄重、深沉、咏叹的语气和心态书写这些故事，让我们在每个人物面前感觉得到有关生存矛盾、生命意义的思考和重量。外婆、爷爷的故事，写了诸多苦难的袭扰，在艰辛和困厄中人的挣扎和信念，带有悲苦的色彩，但在那悲苦的背后，却有明亮的光泽，那是人性的光辉和活一天也得有希冀的信念。在品尝苦辛味的同时，也让我们领略了那一代中国人在时代变迁中的精神风貌，给人间贫乏和浮躁的精神以极大的慰藉：谁说中国的乡间只有埋人的黄土和身前身后永久的遗忘？谁说中国的乡间不曾有过豪迈的腔调和面对上苍的安详？

“我无从得知爷爷在那些年里内心曾经有过的波澜与起伏。也许，只有家乡的石川河、柿树林可以见证爷爷的悲苦和痛楚吧。他留给家人的，更多的是积极，是乐观，是发自心底的洒脱。而这些，在那个年代，无疑是一缕清风、一剂良药，它使身陷绝望的一家人，有了些许生的快乐。”（《音容旧事未曾遥》）农民的劳作是世间最不易的，乡村社会的大苦，练就了他们挣扎的毅力，他们一面沉痛着，一面忍受着，时刻准备承受命运的无常。在苦楚中前行时，他们还有与生俱来的“乐天知命我无忧”的一派天真和纯粹，在空无的土地上和单调的沉寂里凝成诗一样的人生：“在破旧的老屋墙壁上，依然挂着一张早已泛黄、落满灰尘的大挂历，挂历上是一张老式戏台的照片。看着那张照片，我仿佛听到来自戏台上铿铿锵锵的唱念做打，又仿佛看到了爷爷的身影，看到了他和他的那些戏友们都坐在戏台上，坐在那些秦腔名伶的中间，满脸皱纹，皮肤黝黑，穿着雪白的对襟衬衣，拉着板胡，高高地昂着头，吼着秦腔，吼得脖子上青筋暴起，吼得满脸泪花……”（《音容旧事未曾遥》）而且连爷爷的告别也成为一个生活传奇：“记得爷爷去世时，他的秦腔搭档们来家为他热热闹闹地唱了一天一夜的戏，把他老人家生前喜欢的戏几乎都唱了。我想，这一定是让爷爷最感快乐、最觉欣慰的告别方式！”（《音容旧事未曾遥》）我们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泥土和生生不息的气息。这些文字，既有回顾艰难人生时的喟叹感慨，也有面對“那一份勇敢、坚韧和无以言表的雄性力量”时的悲壮和豪迈，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位作家自觉的使命意识和将这种意识付诸于创作实践的成长历程。

每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都希望通过叙事或抒情，来打开人类精神的外壳，向人们展示自己所发现的心灵之域。第二组人物写了中学时代的姚家惠、五秀、林夕，还写了多年之后现实生活中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鞋匠、母子、军嫂吴以及大学同学小芬。她以一种平淡而极具张力的语调，细腻地临摹了陪伴和见证过她一段时光的一个个少女内心的渴望和忧伤，有贫乏的物质对诗性理想的伤害，有青春的反叛和令人扼腕叹息的结局。人物的命运在偶然与必然的时空际遇中不断游离和迁移，作者在理性表达自己对个人命运的认知理解时，还十分动情地使用了抒情语调，让感伤、无奈、惋惜、哀恸、怀念充满了整个文本，这既是她心理判断的直接表露，也是一种对叙事深度的强行介入。她以一个知识女性的敏锐和见地，深切地洞察和见证了现实社会中物质和精神、现实与理想的二重剥离：“大三那年下半学期，娟子写信告诉我：五秀疯了……她不是简，然而她也想像简一样为爱付出一切。可她，却很难再有享受真爱的权利了。简留下了美丽的故事，而她呢，却因为一个小小的事端，毁了自己的一生，将以往美好的梦想引向末路。”（《五秀》）

王丽一的写作严格地保存了素材本身的地域和时间特点，她所表达的世界明显地隶属于个人或前辈的生活体验，完整地维持了其在生活原型中的质朴色彩。当然，所有的叙事一经完成便成为过去时，更何况“泛黄的老照片/令我触摸到时光深不可测的底色/在逆流而上的回溯之旅中”，也只有在“回溯之旅”中才能把生活固定在相对稳定的地域，从而写出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和个体特点的作品。在前两组人物叙事中，回忆是对记忆中往昔的寻觅，它所重建的世界因为时间的关系而与现实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从而脱离现实功利的纠缠而自满自足起来，回忆意味着主体意识从外界返回内心，由实在返回精神。随着记忆表象的复活，在现实世界之外再次获得了一个精神世界，这一天地完全属于王丽一个人。在现实和未来面前，失望和沮丧的主体可以在回忆中获得重构和新生，时间就这样改变了主体与对象间的关系，从而使她的人物和故事获得了审美的品格，也就是说，王丽一的主观时空在写作中获得了价值。第三组人物，即关于索南才让、满当烈、王怀信、靳梧桐的叙事中，文字偏向硬朗，偏向生命的理智，偏向轮廓分明的线条，其关键词是生命、艺术、追求、守望，饱含了生命建构的渴望和律动，通过回溯人物基于社会主流价值的坚持、坚韧和坚守，让我们感知他们怎样用一生的平凡，造就非凡的精神奇迹。引导人们把全部意识投向自己的人生之旅，追寻有意义的能给人生寂寞带来安慰和激励的场景和片段。

王丽一的文字色泽明亮，精致优美，文本语感流畅，节奏稳健。这既受益于自身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时形成的严谨和准确，也受益于多年来在主观上有意识追求的劲捷和凝练。可以说，《瓦蓝色天空下》中的每一篇作品都是语言的典范，抒情而不矫饰，感性而不滥情，她的具象描述在文本中呈现平湖水浪般推涌，将语言与人生阅历几近完美地溶解在汉语的丰富层次中。短句子和简练意象并未削弱作者的浓烈情感，就像一片馥郁芬芳的花海，柔情凝结，在即将滴下蜜汁时，你同时还听到了青春的欢笑迅速转化为生离死别的泪珠和对命运无常的叹息。每一个词语像是对人间事的专注凝视，也像是毫不妥协的精神诘问。

马海轶 中国作协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诗歌、散文、评论专著《秘密的季节》《夏天反对斑鸠鸟》《公交站遇见豹子》《西北偏北的海拔》《旁观》等。曾获青海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