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的重量与人生方程的解析

金银滩，一个诗性灿烂的名字，它属于青海湖之北一片广袤的水草丰美的草原。上世纪30年代末，音乐人王洛宾用一首名为《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歌曲，让这片辽阔、静谧草原，以及率真、朴实，身着“美丽金边衣裳”的马背民族进入了国人的视野。而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金银滩草原却神秘地在地图上消失了。很多年过去，沉积在时间地表之下的秘密渐次公开，人们得知历史选择金银滩草原承担国家国防建设的重任，在这里建起了一个组织架构严密的代号为221的核武器研制基地，聚集了不计其数的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人，他们用智慧、热诚和流逝的韶华，创造了国防科学研究的一个个奇迹，让这片高天厚土成为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诞生的摇篮。1987年，中国遵循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原则立场，开始撤销二二一厂建制，1995年宣布二二一厂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全面退役。牛羊和牧人重新返回了金银滩草原。

二二一厂的历史与国家意志和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化緊密联系，渗透着无数参与其中挥洒汗血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劳动者的家国情怀，包含着极为曲折复杂的历史沧桑，需要进行认真地挖掘、梳理与研究。金银滩草原所经历的这段历史之于文学写作而言，无疑具有巨大的磁铁吸力，这是一座可以深度勘探的富矿。近些年，许多崇敬二二一厂历史并抱有探究兴趣的写作者，通过实地的考察，走访当事人，查询档案文献，获取了丰富的史料和素材，并据此复原221的历史，书写那些功绩卓著科学家的人生故事，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情景中去捕捉221人的精神脉息，产生了一批文质兼美的文学成果，青海作家海桀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蓝色方程》就是其中一部风格鲜明、视角独特的佳作。

就我范围有限的阅读而言，以221历史为题材的文学写作，多采用报告文学、纪实散文、口述史等文体形式，而少有虚构性的写作。何以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一是在国人的意识中有着浓厚的历史情结，实录、复原、再现历史的实在或本相成为书写历史的基本要求，客观、可信、真实是历史书写的价值所在，能否真实再现历史，重构历史的现场是判断历史题材写作价值的重要标准，在文学“补历史之阙”观念支配下，选择纪实性文体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二是221的历史波澜壮阔、人物经历跌宕起伏，生活本身足够生动饱满，写作者只需成为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让历史真实本身呈现力量，无须虚构、想象、修辞来增加历史空间的密度和质感。然而，侧重纪实的写作，其局限性也显然易见，即纪实性写作可能会受到历史事实本身的进程与逻辑的限制，止步于“历史原本是怎么样”，缺乏向“历史应该是怎么样”的境地纵深的动力；纪实性写作指向了历史运动显在轨迹的客观真实，却可能忽略了历史背后的内涵和日常生活中的生命真实。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区分了历史学家和诗人的职责，说史学家讲述已发生的事情，而诗人是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进行描述的，诗比历史更具有普遍性和哲学意味。以此而论，文学与二二一厂历史的相遇，不仅需要史料扎实，追求可靠叙述的纪实性写作，而且需要关注那些在宏大的“共名化”的历史叙事中被化约的个体生命的体验，关注那些无法影响历史叙事的秩序和逻辑的日常生活和人生故事，从而呈现文学人性关怀的温度与力量。因此，《蓝色方程》的问世，弥补了以金银滩草原的核工业基地为背景的文学写作虚构文学缺席的遗憾。

文学书写与历史叙述，从来就不是泾渭分明的。无论中西，历史与文学曾经都是血亲关系，曾同时存身于神话、史诗与故事传说之中，彼此相依。后来，二者虽在“实录”与“虚构”，“实证”与“想象”之间出现分野，但并未斩断血脉，时至当下，在注重语言建构的新文化史研究者那里，文学与历史叙述之间在再现、重构、叙事、修辞等方面似乎又有重合或融合的趋向。然而，当文学去表现诸如二二一厂这样与宏图伟业相连并业已形成明晰价值判断的历史，依然受到既定的认知历史的方法、维度和观念的制约。由于重视历史的因果联系，强调时代背景、历史境遇与自身发展的关系，所以那些左右了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大关节、大场面成为历史叙述的关键因素和重要内容，同时活动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人，必须也是活跃风口浪尖体现了历史本质和时代精神的关键人物，由此建立了极为稳定的叙述历史的秩序、尺度和取向，进而显现给人一个整一的、自洽的，合乎目的论的历史图景。表现二二一厂的纪实文学或多或少的同质化现象，与上述稳定的审视历史的眼光、方法不无关系。

海桀则拒绝成规的侵扰，避免同质化的窠臼，在习以为常的认知维度之外另辟蹊径。他关注被时间的苔藓所覆盖的生活真实，关切那些与大时代缠绕在一起的个体生命的遭际和悲欢，他显然清醒地意识到那些在宏大叙事中付之阙如的日常普通的人与事才显示了历史生活的细密肌理，在大历史中平凡人的人生不能只是布景和体现共性的抽象符号。《蓝色方式》讲述的人生故事便是大历史中一串短暂的音符，但因其转瞬即逝的美丽而感人至深。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依放和艾丁，同时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艾丁冬泳遇险被依放救起而相识，又因对于科学、理想的共同认知而相恋。他们因学业优秀，先后进入国家二机部九院工作，这是一个从事国防武器研制必须严格遵守保密条例的机构，因此他们的通信中断了，音讯杳然。失联一年多后，已经来到221的艾丁，收到了盼望已久又是在意料之外的依放的来信，得知依放接到新任务也在二二一厂。又是一番阴差阳错，直到单位组织集体观看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爆破的纪录片，散场后的人流中，艾丁和依放重逢了。一对备受离别之苦的恋人终于结合了。但因为特殊的工作性质，婚后的他们依然聚少离多。艾丁外出执行实验任务，因运动爆发滞留北京，依放在二二一厂一面继续科研攻关，一面照顾出现自闭症倾向的儿子依畅，终于积劳成疾倒下了。等艾丁回到二二一厂，依放已经昏迷不醒，并且永远不会再醒来了。艾丁晚年回望自己与依放如流星一般划过天际的短暂的，幸福而又伤感的爱情，从心底涌出这样一句话：他陪我一程，我念他一生。

依放和艾丁的故事自然有成千上万的奋战在核工业战线上的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作为依据，但他们的故事却往往被大历史的叙述所忽视。作为科技工作者，依放和艾丁无疑是优秀的，依放在函数方程领域攻克了不少难题，艾丁也在放射化学的应用研究方面成绩斐然，但在核工业建设这样一个庞大、精密的系统中间，他们又是平凡的，而且，《蓝色方程》将更多笔墨集中在他们的曲折爱情和家常生活之中，这与强调奋斗、奉献、牺牲精神，凸显家国情怀的文学书写相比，的确显得有点“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学观念，即以题材和内容的重要性作为判断文学价值的标准，与社会、历史、政治相关的题材就是重要的，而大历史中的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则被视作非本质的私人琐屑而被轻视，然而，私人生活是不是只能作为时代洪流中无足轻重的絮语和插曲，儿女情长是不是不能在强调火的激情和钢的意志的年代获得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事实上，如何处理文学中社会生活的“重”与个体人生的“轻”是写作者经常需要面对的问题。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这部讲稿里，用大量篇幅讨论了小说中的“轻盈”，认为这是文学的一种生存功能，是对“生存之重”做出的反应，强调“轻盈”，不是对充满重压生活的漠视，而是努力摆脱“重”的压迫，在飞翔的高处俯视生活，是一种“以轻见重”的方法，同时他通过分析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说明溶解世界坚固性的路径，即把整体的世界切割成无数细小的、轻微的、运动着的世界，并感受它们的存在，这些肉眼看不到的“无穷小、轻和游移的事物”构成了世界的实体，而其自身依然保持着为规律性所无法左右的自性。卡尔维诺还提到了昆德拉的创作，认为他的小说中普遍感受到的生命之重来自环境的束缚和压制，当然还有责任感，然而放弃责任沉浸私人生活，由此产生的空虚的失重感反而成为不能承受之轻。可见，文学中的“轻”与“重”既相互对立又能够相互转换，具有相互消解又相互发明的辩证关系。“轻”与“重”固然与表现对象自身的分量有关，更与写作者对生活的理解相关，是一种生命体验的表达和审视世界的眼光。《蓝色方程》中，显示了作者海桀对“轻”与“重”关系的敏锐洞察，他显然意识到在特定因果链条中被过滤的那些平凡人生同样是构成真实历史不可或缺的因素，他借小说人物依楠之口说，“只有所有人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依放和艾丁的故事的确是大时代大事件缝隙中的琐琐碎碎的片断，他们的经历、生活和命运自然伴随着时代潮汐消长，但也包含了与历史逻辑无关的偶然性，这些个体生命的经验看似无关历史发展的宏旨，却呈现了历史生活的丰富性和多种可能性，历史生活的图景因为这些生动鲜活的琐屑的存在而显示了其完整性和坚实的质地。《蓝色方程》书写的重心是人情，构成小说内容主体的，不是主人公所从事的科研工作，而是他们的情感经历、家庭生活，以及与同事相濡以沫的交往，对夫妻情、儿女情、同志情的着意书写，为人们通常理解的充满了阳刚炽烈豪情的历史带来了一缕柔情，这确乎是轻盈的，但因其纯粹、真挚，饱含善意，呈现了人世间最本真的人情之美，从而体现了人性关怀的深沉力量。由此，作者实现了赋予处于宏大历史边缘的个体人生和私人生活以意义的书写目的。

或许是因为海桀对个人情感的尊重与重视，他力图表现在大时代中，个人独特的生活依然存在，并且拥有自身的意义。小说中艾丁对往事讳莫如深，面对他人的探寻，“她总是一而再地说，她的经历只是个人经历，与那个时代和社会有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二二一厂的工作和生活，……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由于个体与整体的巨大差异，价值和意义的内涵是不同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蓝色方程》就是一部非常纯粹的爱情罗曼史，包含了典型的爱情书写的元素：英雄救美的相识，一诺千金的等候，鸿雁传书的喜悦，不期而遇的重逢，缱绻绸缪的新婚，阴阳两隔的别离，以及无怨无悔的终生思念。依放和艾丁的愛情符合人们对忠贞不渝爱情的想象，触动人心的无疑是这个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带给人们的悲剧性的审美体验。他们的爱情无须外在的成功荣耀增添附加值，也无须历史的楔入强化厚重感，时代是他们爱情的背景，却不是决定性力量。通过个体命运透视时代风云，将个人生活作为历史镜像，是文学表现历史、时代和个人之间关系所通常采用的叙事策略，而《蓝色方程》则浮雕般地凸显个人生活的本体，直接呈现生命的温热，以及爱情所包含的温润、饱满、诗性的人性之美，匠心独运。

将个人生活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剥离出来，然后进行判断和认知往往具有哲学的意味，《蓝色方程》中艾丁和依放的人生就蕴含着普遍性哲理。小说文本是由艾丁晚年的回忆，依放生前的日记和他们之间的通信交叠而成，而这几种文体都是自叙式的，是他们各自内心的独白与倾诉，其中涉及了不少有关生活、生命的诘问和解释，而这一切多围绕着数学方程的思索进行。依放有着极高的数学天分，是解方程的高手，经常将人生的体验与感悟置于数学方程的含义中表达。比如，他这样表达对恋人的思念，“你是我生命的一个部分”“一个方程的等式，时刻和我在一起。”；比如，他重视爱情、亲情和友情，“如果失去了他们的存在和组合，我人生的方向和生命的意义，就没有了等号”，所以，人生需要方程式；比如，经过艰难地探索，他意识到自己即将解开难题，眼前便幻化出阳光下的海水里排列的蓝色方程，而生命本身，与数字的密码和宇宙的奥秘密切相关。这一切有关数学方程哲学含义的铺陈，使得“蓝色方程”成为生活和生命意义的指称，代表了爱、守诺、忠贞，人性的温度和对自然、宇宙的憧憬与探究，这就是小说给予人生方程的正解。

作为一名成熟作家，海桀有着自己坚守的文化立场和审视生活的角度，那就是维护人性良知和社会正义，并勇于直面真实人生，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无论是进行历史概括的《唱阴舞阳》，还是触及时弊的《地气》，无论生态忧患意识强烈的《放生羊》，还是表现法治与人关系的《麦仁磨快的刀子》，都体现了强烈的关注社会和启迪人心的用世态度。但海桀同时又是一个力图超越自我的写作者，前些年涉足影视，尝试推理小说，就是他不断探索新领地的明证。最近，他又以《蓝色方程》探索虚构性写作如何突破历史事件的限定，获得更为自由的进入历史的角度和方法，或许小说中将人生的意义之一定义为对未知世界探究，也是海桀所恪守的信念吧？

刘晓林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作家协会副主席、青海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青海新文学史论》《寻找意义》等学术专著，曾出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十、十一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评委，获得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及青海省文艺批评奖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