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的忠实

23年前，长篇小说《白鹿原》连载于《当代》杂志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审稿编辑依次为洪清波、常振家、何启治、朱盛昌），其单行本于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为：刘会军、高贤均、何启治）。首印14850册。如今，其作者陈忠实同志却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热闹、喧嚣的世界，让我们想起来就感到无比的难过和忧伤。

我约请陈忠实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始于1973年的冬天。那时我刚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小说北组当编辑，分工管西北片，西安自然是工作的重点。我在1973年的隆冬去找陈忠实约稿，既因为省作协向我推荐了他，也因为我刚看到了他刊发在《陕西文艺》上的两万字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还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可供发表中短篇小说的《当代》杂志（《当代》创刊于1979年）。在西安郊区工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上，我拦住了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出来的陈忠实，就在寒风中向他约稿。在陈忠实听起来，这几乎就像老虎吃天一样不可思议。而我却强调《接班以后》已经具备了可以扩展为长篇的基础，依陈忠实在农村摸爬滚打十几年的阅历完全可以做成，又以韦君宜亲自选定的两位北京知青（沈小艺、马慧）已经写成知青题材小说《延河在召唤》作为佐证。总之，陈忠实还是记住了我这个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高门楼”来向他约稿的编辑。以后，我们时断时续地联系，他也始终信守着和我的约定。

到了八十年代，陈忠实的代表作之一的中篇小说《初夏》几经修改，终于经我之手刊发于《当代》1984年第4期。陈忠实的《初夏》，可以视为他创作长篇小说之前必要的过渡。他的创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终于，他可以向我谈及自己的长篇创作了。在1990年10月24日，忠实在给我的回信中谈道：“关于长篇的内容……作品未成之前，我不想泄露太多，以免松劲。……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的全部能力而为之的。究竟怎样，尚无把握，只能等写完后交您评阅。”又说，“此书稿87年酝酿，88年拉出初稿，89年计划修改完成，不料学潮之后清查搞了几个月，搁置到今春，修改了一部分，又因登记党员再搁置。……我争取今冬再拼一下。”最后表示：“待成稿后我即与您联系。您不要惦记，我已给朱（盛昌）应诺过，不会见异变卦的。也不要催，我承受不了催迫，需要平和的心绪作此事。”

我们当然对这未披露书名但倾注全力的长篇充满期待。后来的实际情况就是：1992年2月下旬，我接到忠实的来信，询问是由他送稿到北京还是由我们派人去取稿。我们决定派当代文学一编室的负责人高贤均和《当代》杂志的洪清波到西安去取稿。忠实说，大约3月25日，“在作家协会的客房里，我只是把书稿从兜里取出来交给他们，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而“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着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二十天，我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我匆匆读完信后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信中说了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到成都再回北京的旅程中相继读完了书稿，回到北京的当天就给我写信。他俩阅读的兴奋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颤栗”。（引自《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何谓益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3月北京第1版）

就这样，陈忠实著长篇小说《白鹿原》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六位编辑的阅读和编发稿件的劳动，终于横空出世，与读者见面了。

《白鹿原》面世迄今，累计印数已达二百多万册（主要是人文社出版的1993年原版本、修订本、精装本、手稿本、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百年百种中国优秀文学图书”书系以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陈忠实集”、宣纸本、点评本等）。盗印本已接近三十种，其印数也与正版相近。可见，说《白鹿原》的实际总印数已达四百多万册，当不为过。

《白鹿原》一出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

前辈评论家朱寨指出：“《白鹿原》给人突出的印象是：凝重。全书写得深沉而凝练，酣畅而严谨。就作品生活内容的厚重和思想力度来说，可谓扛鼎之作，其艺术杼轴针黹的细密，又如织锦。”（引自《〈白鹿原〉评论集》第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张锲说：“《白鹿原》给了我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阅读快感和享受。”有“初读《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红楼梦》时那种感觉。”（见1993年7月16日《白鹿原》北京讨论会纪要）

范曾读《白鹿原》后即赋七律一首：“白鹿灵辞渭水陂，荒原陌上隳宗祠。旌旗五色凫成隼，史倒千秋智变痴。仰首青天人去后，镇身危塔娥飞时。奇书一卷非春梦，浩叹化为酒漏卮。”并附言：“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汤达尔，未肯轻让。甲戌秋，余于巴黎读之，感极悲生，不能自已，夜半披衣吟成七绝一首，所谓天涯知己，斯足证矣。”（据范曾赠《白鹿原》作者手迹）

海外评论者梁亮指出：“由作品的深度与小说的技巧来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从〈白鹿原〉和〈废都〉看大陆文学》，载《交流》1994年第14期）

不必再征引了。仅此数例，可见海内外读者对《白鹿原》评价之高和反响之热烈。

据陈忠实介绍，国内至今已出版了十三部《白鹿原》的评论研究专著，单篇评论三百多篇。《白鹿原》在香港出了天地图书版，在台湾先后有两家出版社出版，韩国出了韩文版，日本出了日文版，越南没有跟作者打招呼出了越文版。不久前出版了法文版，英文版正在翻译中。

我们当然还可以从小说的基本要素来考察《白鹿原》。例如说，它有精心的结构，有诸如白嘉轩、鹿三、田小娥、朱先生等独一无二的艺术形象，有好看的堪称经典的故事，有个性鲜明的、有张力的语言，等等。

但是，推崇、肯定《白鹿原》的最重要的依据，我认为还是要从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开拓性、突破性来寻找。从这个角度来看，《白鹿原》对历史的反思是有空前深度的。《白鹿原》真实准确地描写了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生活，描写了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前半页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波澜壮阔、惊心动魄。它通过对我们这个民族“秘史”的书写，让读者陷入深深的思索：我们为什么几十年来都在风风雨雨、恩怨情仇中厮杀与折腾？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走向真正的繁荣昌盛与达致现代文明社会？

社会历史在进步演变的过程中，会使人们对一些事物或一部重要作品有新的认识。关于《白鹿原》也同样有这种现象。1997年12月，茅盾文学奖的部分评委坚持要陈忠实对《白鹿原》作修订的两点意见，大约十年以后都有了不同的反响。

其一，是车宝仁在《〈白鹿原〉修订版与原版删改比较研究》一文中指出，修订版删改原版2260多个文字符号，修订版比原版少了1900多个文字符号。对朱先生指国共斗争翻鏊子折腾老百姓的说法的修改，“显得生硬不自然”，“这里的修改很难说修改得很好”。对这种删改的合理性显然是存疑的。至于对性描写的删改，则认为“随着社会和时代向前推进，社会观念的变化，将来人们会更多地看重原版的价值。此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出版时一些人批评其性描写，而新世纪以来已未见此类批评，也能说明读者评论家观念的推进。”（参见《说不尽的〈白鹿原〉》第712页—72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其二，是陈忠实自己明白无误的表述。关于《白鹿原》中朱先生的“鏊子说”，他指出“这里有一个常识性的界限，作品人物对某个事件的看法和表态，是这个人物以他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做出的表述，不是作者我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的表述。……这些人物对同一事件大相径庭的判断和看法，只属于他们自己，而不属于作者。……读者和批评家可以严格挑剔朱先生等人物刻画过程里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包括他的‘鏊子说，是否于他是准确的合理的，而不应该把他的‘鏊子说误认为是作者我的观点”。面对有人认为“鏊子说”表明作者缺乏智慧的批评，陈忠实的回答是：“把智慧耗费到机巧上，且不说合算不合算，恐怕创作都难以为继了，如果还有作家的道德和良知的话。”引自《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载《小说评论》2008年第1期）陈忠实毫不含糊的反批评的态度再鲜明不过了。

我不可能就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排序做正式的调查，但最近我在相熟的评论家、编辑和作家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中，如果要排个座次，你们认为谁该坐这第一把交椅呢？有意思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白鹿原》当之无愧地该坐这第一把交椅。如果再按二三四五排座次，那意见分歧可就大了。

2012年5月，我又从到延安参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纪念活动的评论家朋友白烨那里，听到关于《白鹿原》在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中地位的信息。其一，据说在深圳某报举办的包括网络、电话等形式的评选活动中，在“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30部书”的评选中，入选的长篇小说只有两部，即拉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其二，是南京的某大型文学刊物邀约一批有影响的中青年评论家评选当代中国的最佳长篇小说，陈忠实的《白鹿原》毫无争议地当选。

这些信息，可以说起码没有出乎我的意料。高大全式的人物和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优秀乃至伟大的作品却肯定是有的。

自1988年4月起笔写《白鹿原》，陈忠实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每周，他回城一趟，从家里带吃的馍回到白鹿原下的祖屋里，靠着冬天一盆火、夏天一盆凉水写作。屋门前十米手植的一棵梧桐树，从大拇指粗长到胳膊粗，有了可以给主人遮挡阳光的绿荫。梧桐树见证了陈忠实写《白鹿原》付出的一切艰辛。为了完成《白鹿原》的创作，陈忠实不知经受过怎样的心灵的煎熬，付出多少心血与牺牲。石家庄的一位医生或护士在给陈忠实的信里说：“我想写出这本书的人不累死也得吐血……不知你是否活着，还能看到我的信么？”

所以，作为《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和责任编辑之一，我和我的同事们说过，一个编辑，一生中能遇到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是我的幸运。关键在于你遇到这样厚重的文学经典（在文学史上不管有多少争议都是无法回避、绕不过去的作品）时，不管有多大的压力，都要敢于为它拍胸脯、做保证，甚至立下“军令状”，愿与这样优秀的作品共荣辱，与它的作者同进退。

陈忠实当然是重友情、讲信义的作家。对我，对咱们《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从相识、相交以来，一直如此。

2012年5月，我和辽宁省作协主席刘兆林、江西省作协主席陈世旭，应陈忠实之邀访问白鹿原。我们参观陈忠实文学馆，在思源学院白鹿讲堂讲课，在白鹿书院座谈、题辞，到原上采摘樱桃……老朋友聚在一起度过了几天愉快的时光。

其间，陈忠实和我商讨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设置“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的事。我们在一起商量了初步的方案，如章程草案之类。我曾建议就以“陈忠实”冠名，他却以“白鹿”取代了自己的名字。

我回到社里便向当时的社长潘凯雄和总编辑管士光报告了。他们俩都表示积极支持。其后，潘凯雄调任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白鹿奖”的事便由新社长管士光主持。

2013年1月7日，由社长管士光主持召开“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评委会。评委还有付如初、赵萍、杨柳和我，参与其事的还有当时的社长助理——我们戏称之为“秘书长”的周绚隆。会议确定了具体的奖项、获奖者名单和有关事项的安排。

3月20日，因健康原因极少外出的陈忠实亲自来到了北京，和管士光一起向荣获“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的编辑颁奖。颁奖会由新到任的主持当代文学编辑工作的副总编应红主持。何启治荣获“《白鹿原》出版纪念奖·特别奖”；刘会军、洪清波、常振家、朱盛昌荣获“《白鹿原》出版纪念奖·荣誉奖”；于砚章、王建国、刘会军、刘海虹、刘炜、刘稚、包兰英、王鸿谟、许显卿、杨柳、脚印、周达宝、周昌义、胡玉萍、彭沁阳、赵水金、何启治等十七人荣获“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特殊贡献奖”；杨柳、孔令燕荣获首届“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前三项其实就是奖励二十年前组织、编辑、出版《白鹿原》的有功人员，以及奖励《白鹿原》面世二十年来人文社在出版当代优秀文学作品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则从现在起两年评选一次，奖金由陈忠实提供，新闻发布会等活动经费则由人文社负责，奖励人文社在当代文学编辑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人，借以激励当代文学编辑的工作热情，不断提高人文社当代文学原创作品的品质和社会影响力。

我最清楚，陈忠实是一位忠厚实诚的、对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有使命感的大作家，是对咱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真感情的大作家。新闻界、文学界对此也是认同的。“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颁奖会后，经媒体广为报道，文坛一时传为佳话。

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文学札记中说：“人一生的幸福，是能为人类写一部书。”这里的“一”当然只是泛指的数量词。他自己的传世之作就有《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战争与和平》等。同样，法国的伟大作家雨果，也因为他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九三年》而彪炳史册。那么，我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忠实的《白鹿原》当然也属于“为人类写（的）一部书”。

去年10月23日，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绚隆、刘稚到西安去看望病中的陈忠实，给他带去散发着油墨清香的10卷本《陈忠实文集》（包含他的所有文学作品，共380多万字）。不久，又看到了邢小利著《陈忠实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正式面世。我想，这些对病中的忠实都是一种安慰吧。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10月24日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十分沉痛地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我们当然不会简单地把忠实与鲁迅相比，但就应该懂得拥护、爱戴、崇仰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出类拔萃的杰出、伟大的人物来说，其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好在我们已经跨过了那个不幸的时代，我们已经知道爱戴、崇仰我们的大作家陈忠实。

书比人长寿。精神的影响比物质的东西更深远。

有陈忠实的作品在，有《白鹿原》在，陈忠实就是永生的。我们真挚的朋友、我们敬爱的大作家陈忠实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永远活在千千万万读者之间。

是的，我们一定会记住永生的陈忠实。

啊，白鹿远行，呦呦鹿鸣。精魂犹在，长留人境。

2016年5月1日

写于寓所北窗下，其时我的视力已下

降至0.1。

责任编辑 陈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