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第一次研讨会

常振家

二十多年前，正当严肃文学在商品经济大潮和俗文学冲击下备受冷落，不少作家为此困惑、莫衷一是而倍感浮躁的时候，古老的关中大地却在悄悄地孕育着一位成熟的作家。

陈忠实用了整整六年时间，苦心经营，呕心沥血，终于在他那远离闹市的乡村老屋里熔铸出一部沉甸甸的大作品——《白鹿原》。

《当代》杂志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发表了这部鸿篇巨制。《白鹿原》一问世，便以其雄浑厚重、咄咄逼人的气势，深沉冷静的历史思考以及众多崭新饱满的艺术形象征服了读者。

《白鹿原》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它独特的历史眼光和艺术表现的大胆突破上。陈忠实在经过了五六年痛苦的人生思考和艺术思考之后，以一个作家罕见的勇气和艺术胆魄，极为逼真自然地将艺术概括依附于对社会历史的深刻思考和理解，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历史的厚重和苍凉，从而形成了一种宏大深邃质朴的艺术风格，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半个世纪中华民族的苦难、悲剧和历史演变。沉实练达的笔触，撼人心魄的描述，令人荡气回肠。白嘉轩、朱先生让人耳目一新；鹿子霖、白孝文、小娥、黑姥、鹿三等个个鲜活饱满……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不仅写出了旧时代中国农村道法文化的底蕴，而且展示了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写出了作家迄今为止所能理解到的历史和生活的必然。在小说创作中，陈忠实这种除了阶级斗争以外的，从人性、文化、伦理、道法、人格等多方面审视历史的眼光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有着突破性意义。

《白鹿原》的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关注，首先是文坛的关注。

1993年3月23、24两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家协会联合在西安召开《白鹿原》研讨会。省委宣传部长、副部长亲自到会，来自陕西多地的评论家、作家五十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何启治和我作为《当代》杂志的代表专程去西安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是我记忆中有关《白鹿原》的第一次研讨会。

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许多记忆已经模糊甚至失去，以下所述只是我记忆中的点点滴滴。

促膝长谈

何启治和我是开会的前一天到达西安的。这是我第一次来西安，一下车便受到陈忠实的热情接待。记得他当时心情非常好，为我们忙上忙下，安排房间，亲热得像见到了家里人。

我和老陈1984年就认识，那年他到北京来领“《当代》”奖，我们曾一同开会，一同游慕田峪长城。只是后来很多年没见过面，直到这次为《白鹿原》发稿才又联系上。

住下后，何启治晚上要去看朋友，陈忠实过来陪我聊天。我很高兴，我有许多话要同他讲。我和忠实算是同一辈人，都不善聊家常，没说几句，话题就转到了《白鹿原》上。老陈给我讲了这些年的写作经历，讲他为何去查县志，为何躲进乡村祖屋，为何既关注又不参与文坛各种流派的纷争……真讲得我热血沸腾。他讲的那一切，有些是我读作品时能看到或感觉到的，因此很容易产生共鸣。他对文学事业的那份执着，他不为外界诱惑影响的那股定力，他的坚韧不拔，他的牺牲精神无不使我感动。特别是听他讲到去灞桥乡村祖屋，为自己营造创作氛围，以及约法三章以保证“整个写作期间能聚住一锅气”时，我暗暗佩服他对于艺术真谛的深刻理解与感悟。不要看他外表似乎“土”，他真真的是个大艺术家呢！

为满足我的好奇心，也是为了证实我最初读稿时的种种猜测，我便开始问他创作前读过哪些书。

《古船》？读过。

《百年孤独》？读过。

《静静的顿河》？早年就读过。

我又一连串说了几本，其中有对也有错。我们不时发出笑声，那情景就像两个孩子在做猜谜游戏。

陕西三杰

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陈忠实吃了那么多苦，付出了那么大的生命代价，才写出了这部《白鹿原》。可是按当时的稿费标准，千字最高才30元。这样满打满算，陈忠实的稿费也只有一万多元。太不公平了！可我又想不出好办法，因为当时的稿费是国家规定的。《当代》杂志不做广告，也不拉赞助，我们没有钱弥补陈忠实的损失。我像个神经病似的不断重复着这个话题，而厚道的老陈却没有一句怨言，总是用真诚善意的笑面对我……

我们的话题渐渐转到“陕军东征”上。当时陕西的文学创作正处兴盛时期，陈忠实的《白鹿原》又为这兴盛加了一把火。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足鼎立”之势已经形成。这三位作家个个实力非凡，而且每个人后面都跟着一帮年轻人。他们你争我赶，互不服气……这种竞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陕西创作的发展和繁荣。

我和陈忠实都很兴奋，不知不觉竟聊了三个小时。老陈说话很朴实，很真诚，不做作，不铺张，实实在在。有些话很精辟，很形象又富有哲理。他很直率，几乎是有问必答，不躲闪，不回避。我很喜欢听他讲话，受益匪浅。

研讨会

第二天，研讨会正式举行。那场面自然是热烈的。全省评论界、学校以及各地作家。杨争光等一帮青年作家格外抢眼，楼道里不时传来一声声秦腔的长吼……

会议开始了，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对作品的分析也是头头是道，有理有据，很有水平。我也一边听，一边对照着自己看稿时的体会，不住地点头。

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领略陕西评论界的风采。当畅广之、东星等人发言时，我仿佛置身于北京中科院的研讨会之中。陕西作家了得，陕西评论界的实力也同样了得！

该我发言了，会场热烈的气氛感染着我。我先说了自己阅读时的感受，接着介绍《白鹿原》发表时北京方面的一致反映。当我读到人们对作品的高度评价时，突然有人喊了一句：“还不就是白烨一个人在那折腾……”我权作没听见，继续发言，会议照常进行。这声音不是很大，但与会场气氛极不和谐。会后冷静下来想一想，有不好声音也是自我的肯定。我似乎又隐隐感到了他们心中的那种“不服”。会场休息了，楼道里又想起了那一声惊天动地的秦腔。

深深的一鞠躬

研讨会开场很成功。陈忠实的创作实践、创作成果、变革精神以及《白鹿原》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具有的突破性意义，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可。闭幕会时，陕西省委宣传部长王巨才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讲话结束时，只见他转身向陈忠实恭恭敬敬地深深地鞠了一躬。至今，他讲话的内容我一句也记不清了，但他鞠躬时那无比诚恳、无比恭敬的神态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他对《白鹿原》以及作家陈忠实创作的心悦诚服，他对人类灵魂的铸造者——作家创作劳动的尊敬，都尽在这深深的一鞠躬之中。过去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后来也没听说过。

一张一次成像的照片

会议期间曾有一天空闲，安排何启治和我去看西安周围名胜古迹。结果前一天晚上，何启治说他要去会朋友，不想去了，这样就剩下我一个人。老陈知道我是第一次来西安，就决定陪我去。我说你那么忙，换个人陪我吧，他执意不肯。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整整跑了一天。华法池、秦兵马俑、秦王坟、大雁塔……一路奔波，马不停蹄。老陈不停地为我解说着，十分热情、耐心。路过灞桥时，他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指着窗外那一片草原对我说，那就是我家祖屋的方向……参观兵马俑时，老陈站在当年美国总统卡特参观时的位置上，形象地描述了卡特当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撼、泪流满面的情景。从他那动情的讲述中，我感受到老陈骨子里的那种民族自尊和自豪。

从屋馆出来，我说要是在这儿合个影就好了。可是同行的人都说没有带相机，有点遗憾。我们继续往前参观，走着走着却发现老陈不见了。就在我们四处寻找的时候，只见老陈从不远处领来一位摄影师。他的相机可一次成像，立等可取。我和老陈高兴地合了影，他对我说，这也是他的心愿。同老陈相识的三十年当中，我们也曾有过几次合影，但这张一次成像的照片却让我格外珍惜。

《白鹿原》在展示民族精神的同时也寄托了陈忠实的道法理念。而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做人的行为准则。他做人很认真，对自己要求很严格，重友情，重信誉，重名声。他为人真诚、谦和，不善张扬。他待人厚道，热情周全，常常为别人着想。与他接触过的人都对他有良好的印象。

再看陈忠实

陈忠实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作为文学主体的作家，通过自己的体验和认识将国家和民族在多个历史时期所经历的痛苦和欢聚真实地再现出来是至关重要的。我曾在评论路遥的作品时，认为路遥就是取得这样成就的重要作家，也因为这一点，我很敬重他。”路遥比他小十多岁，但当时已写出《平凡的世界》那样的大作品，他再也坐不住了。他说：“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无形压力，我下决心要奋斗，要超越，于是才有了《白鹿原》。”“要不是路遥，我没有这股劲。”忠实的话让我明白了很多。

文章最后，我想把陈忠实的一段话送给那些正在创作路上苦苦求学的作家们。陈忠实说：“苦闷是某个创作阶段上自我否定的必然过程。自我否定是一种内在的动力，是打破自己思维定式的一种力量。”“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可怕的不是苦闷而是思维呈现的太多的定式。思维定式妨碍吸取，排斥进取，导致作家洋洋得意自我欣赏，因而也导致作家思想和艺术生命的老化。”

陈忠实的智慧还表现在对自己生命的把握和安排上。他知道自己生命的价值在那里。他非常清醒自己什么时候该干什么，能做到什么。

他分析了，他安排了，他实现了。

陈忠实走了。他的生命已经定格。

一部沉甸甸的《白鹿原》摆在那里。他的人品、文品摆在那里。

不用多说。

2016年5月于北京风度柏林

责任编辑 杨新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