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翅的歌唱

时间：2024-05-04

王培元，男，生于山东青岛，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刚进人文社那会儿，还有食堂，吃午饭时，能看见社长韦君宜也拿着碗，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没听有人称她“韦社长”，而是都叫“韦老太”。

1986年3月，我参加了冯雪峰纪念会及学术讨论会的筹备和秘书工作。开幕式和闭幕式等一些重要活动，她都出席了，还讲了话。她戴着白边眼镜，个子不高，稍有些胖，简直就像个能干的老外婆，话虽不多，但很干脆，绝不拖泥带水，透着那么一份精爽干练。

那时对她一点也不了解，更不知道当年她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高才生，得到过冯友兰先生的赏识；不知道她曾经满腔热血投身“一二·九运动”，十九岁就入了党，之后又去了延安；也不知道她是五十年代首都新闻界“四才女”之一……

不久，韦君宜就离休了。后来，听说她在参加一次会议期间，突发脑溢血，导致右侧身体瘫痪，从此长期缠绵于病榻。再后来，便陆续读到了她的《露沙的路》《我对年轻人说》和《思痛录》；《思痛录》尤使我对她这个去过延安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刮目相看。又找到她以前的《老干部别传》和《海上繁华梦》等小说、散文集来看，才较多地了解了她的不寻常的人生，也理解了她青春时代的信念、理想和追求，更理解了她的爱、恨与痛，她的血泪、伤心与悔疚。

在韦君宜献身革命的履历中，有一点很突出：她出生于一个生活优裕的富贵之家，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父亲，做过北洋政府交通部的技术官员和铁路局的局长。她从小聪慧好学，又受到了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1934年秋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三所名校。父亲对她寄予厚望，打算送她赴美国自费留学。

然而，“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那场发生在1935年冬天的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彻底地改变了一切。她由于参加救亡运动而常常缺课，冯友兰先生教授的“中国哲学史”考试，她不及格，需要补考。考前，她仔细读了冯先生的专著《中国哲学史》，结果考得很好，冯先生给她打了九十五分的高分。

但是，年仅十八岁的她，终于还是没有能好好读书，而是“怀抱着纯洁的理想和信念而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由爱国通向革命的人生之路：从清华园走到了延安。

1936年初，她参加了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下乡宣传抗日。回校不久，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6年暑假，她曾前往山西参加革命组织“牺盟会”。在拯救民族危亡的火热斗争中，先后在《大公报》《国闻周报》《清华周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和小说等作品。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她回到天津家中，不久即离家南下。行前，不满二十岁的韦君宜，赋七律诗一首以明志，题为《别天津》：

斩断柔情剩壮心，木兰此去即从军。

早因多难论高义，已到艰危敢爱身。

如此山河非吾土，伤兹父老竟谁民。

愿将一片胸头血，洒作神州万树春。

到武汉后，她暂在武汉大学借读。这一年底，她和大妹莲一跑到湖北黄安七里坪，参加中共湖北省委举办的抗日青年训练班。从此，她把自己原来的姓名“魏蓁一”改为“韦君宜”。“君宜”大约是出自《诗经》吧，《小雅·裳裳者华》有“左之右之，君子宜之”之句。

训练班结束后，她先后被派往襄阳和宜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到了宜昌，和她接关系的是中共宜昌地区工委书记孙世实。孙是清华大学十一级中文系学生，曾任“北平学联”常委。在朝夕相处的工作中，两个人相爱了。

1938年夏秋之交，他们俩被调回武汉。母亲带着父亲的亲笔信，专程从北平经香港到武汉来看她。父亲在信里恳切地希望她先回家，然后送她赴美国自费留学。然而，韦君宜没有回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她把个人的学业、前程抛在身后，毅然选择了留在国内投身抗战。

10月，武汉大撤退开始了。她和孙世实决定撤退到宜昌后结婚。但是，孙世实为了照顾一个生病的同志，没能和她同船撤离。直到武汉陷落后，孙世实才乘船撤退。路上遭遇日军飞机轰炸，他为了救护战友，不幸遇难。

得知噩耗的韦君宜，心痛欲裂。她哭了一场又一场，恨不能立即哭死。她无法想象“失去他而活着”，她不止一次地想自杀，计划自杀，甚至买了毒药。过了几个星期，她从“哀痛至极”中逐渐解脱出来，长歌当哭，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牺牲者的自白》一文：

……在民族的献祭台前，有人走上来，说：“我献出金钱。”有人说：“我献出珠宝。”有人说：“我献出笔墨。”有人说：“我献出劳力。”我将上台大声宣布：“我献出了我的爱人！”

她后来说：“我为什么抛弃了学业和舒适的生活来革命呢？是为了在革命队伍里可以做官发财吗？当然不是，是认为这里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国的真理！值得为此抛掉个人的一切。”

1980年，她为这篇文章做“补白”时写道，我活到了他为之付出了年轻生命的“将来”，“光明、理想、爱情、牺牲、残酷、愚昧、民族、国家、命运……这一切复杂的交织，小孙全没有想到。这个‘将来的面貌，他没有想到”。

自然，韦君宜也没有想到。1949年，她作为“新社会的代表者”重返北京，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然而，她不曾料到的是，自己曾经舍弃一切、奋不顾身投奔的“革命”，在其后的岁月中仍在无休止地以各种名目继续进行。

尽管在当年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她和丈夫杨述都受到过深深的伤害，毁家纾难的杨述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他们的第一个女儿不幸夭亡，她也落下一身病，但是，毛泽东1945年在中央党校举手道了个歉之后，他们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记了”。

五六十年代，韦君宜又经历了一场接着一场、更漫长更严酷无情的精神磨难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

由于“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的态度，“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使她也一度成了“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整人者”。她相信“反胡风运动”，甚至对在“镇反”“肃反”中受到冤屈的自己的舅父和丈夫的堂兄，她或者吓得“连忙划清界限”，或者“相信不疑”，而采取了“冷淡”的态度（她后来自责地称之为“打击迫害的态度” ）。

北平解放以后，她做过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1954年她又从北京市委文委副书记的职位上，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担任《文艺学习》主编。她回忆说，那时候，开起会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周扬，“怎么说我就跟着怎么说”。党报上忽然宣布胡风是“反革命集团”，她也“写了文章，批判胡风，以为自己这样做是听党的话，紧跟周扬”。

此类运动后来越搞越厉害，越搞规模越大，发展到整丁玲、陈企霞，他们都成了反党的“右派”；再后来，冯雪峰也成了“右派”；与陈企霞一起办刊物的编辑，都一概网罗在内；然后丁玲的秘书也算进去了；再以后是和丁、陈、冯毫无关系，和她一样真正听党的话，老解放区出身的秦兆阳；还有年轻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王蒙，陈企霞教过的学生徐光耀……

这一切，让韦君宜目瞪口呆，震惊不已，也困惑不已。

她做了《文艺学习》这个对广大青年读者进行文学教育，普及文学知识的刊物的主编后，一开始是很强调文艺的政治教育意义和社会效果的，但后来受到了非主流文艺思潮的影响，“也变得有点‘非正统起来”。

1956年4月下旬，听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的传达之后，当天晚上，她流着泪，问她的助手、《文艺学习》的编委黄秋耘：“你认为今天听到的，是事实吗？是真的还是假的？”共产党内部竟然出了这种事情，在思想上对她产生了极大震动。

黄秋耘向她建议，在刊物上转载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开始她不同意，以为“这个东西是反苏反共的”。而主张文学家、艺术家“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 的黄秋耘对她说：“苏联人民难道都是欢乐的吗？没有痛苦？有痛苦，作为作家，写一写人民的痛苦，是应该的。”

从青少年时代就追求自由、民主、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的韦君宜，终于决定转载这篇小说，在同一期上还发表了肯定这篇作品的评论文章。

她还接受黄的建议，连续三期在《文艺学习》上组织讨论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7年第5期，又刊发了刘绍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在1957年4月和6月的两次作协党组会议上，她对秦兆阳由于修改王蒙的小说挨批表示同情，还认为1956年对丁玲、陈企霞的处理是错误的。《文艺报》的社论批评了黄秋耘谴责教条主义的《刺在哪里？》（刊发于1957年第6期《文艺学习》），措辞相当严厉，她6月29日找到担任作协党组副书记的诗人郭小川，哭了一场。在7月2日的作协党组会上，她发言认为，《文艺报》社论对黄秋耘和刘绍棠的批评是过火的。她还为《文艺学习》编辑部的一个干部李兴华被划成“右派”一事，和作协机关领导反右派运动核心小组组长刘白羽，大吵了好几次。

私下里，她曾对黄秋耘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但她一面发牢骚，一面仍努力说服自己，做“党的驯服工具”。黄秋耘的文章《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了灵魂的悲剧》，被中宣部点名批判；黄又是《文艺学习》的人，《文艺学习》必须表态。韦君宜就执笔写了署名“朱慕光”的批判文章。写完后先交给黄秋耘看，黄看后，笑笑，说：“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向往光明，不曾看见人民疾苦啊。”

然而，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起来的作协的反右派运动，很快也把矛头对准了韦君宜。她由原来的“紧跟派”，一下子跌到了“右派的边缘”。

8月17日，在《文艺学习》编辑部会议上，她被迫做了被认为是“很不深刻”的检讨。她写的“不属于口口声声歌功颂德的小文章”，也被认为是“坏文章”。

从10月17日到11月23日，作协党组连续开了七八次会，对她进行批判，后两次把她和黄秋耘一起批。在10月24日上午韦君宜思想批判会上，郭小川最后一个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谈得比较尖锐。他在日记里写道：“对于韦君宜那种自以为是，不这样批评一下也不行。”

随后，作协书记处决定停办《文艺学习》这份受到青年读者欢迎，印数从1954年4月创刊时的十二万份，一直增加到近四十万份的杂志，其主要“罪状”是组织讨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以及发表黄秋耘和刘绍棠的文章等“严重右倾错误”。

从1958年1月起，正式宣布《文艺学习》与《人民文学》合并的决定，《文艺学习》随即停刊。韦君宜的名字进入了《人民文学》编委会，名为副主编，列于陈白尘之后、葛洛之前，但实际上她并没有参与《人民文学》编委会的工作。

由于在延安工作时的老领导胡乔木出面干预，韦君宜虽然逃脱了被划为“右派”的厄运，但她耳闻目睹了一幕幕悲剧、惨剧在自己身边的发生和上演。

《北京日报》青年记者戚学毅，自己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因为他的好友刘宾雁被打成了“右派”，他不愿意违心地批判、揭发他，就在批判会进行之时，从五楼纵身跳了下去，当即殒命。他死前的几天，还对韦君宜说过：“我读过黄秋耘那篇《锈损了灵魂的悲剧》（刊于《文艺报》1956年第13期——引者注），我可不愿意自己的灵魂受到锈损，带着锈损了的灵魂而活下去是没有意思的。”

戚学毅的死，使韦君宜痛苦不堪、痛心不止。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把一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迫上死路不可哪？我看这样搞运动不怎么对吧？”

她写下一首七律《一九五七年有感》，真实地记录了内心的困惑和痛苦，诗云：“抱影清宵辗转时，秋寒猎猎已难支。朱颜绿鬓缘谁尽，卧雪含冰不可思。宁惜一身甘粉碎，每怀天下欲成痴。人生所苦心难死，碎向君前知未知。”

作协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侥幸没划为“右派”的韦君宜，由于“没有站稳立场，犯了较严重的右倾错误”，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撤销了作协党组成员职务，取消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代表身份。其后，已被宣布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她，并未上任，即奉命下放农村，前往河北怀来劳动锻炼。

1959年初回到北京，她又以《人民文学》副主编的身份，到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参加编写厂史工作。1960年调入作家出版社，年底作家社并入人文社。1961年4月，她被任命为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经过了“下去又上来，上来又下去”的反反复复的折腾，“经历了无数的酸辛和惨苦”，她已成了在政治风暴中一只心灵上伤痕累累的“惊弓之鸟”，变得沉默寡言，胆小怕事，遇事不敢决断。

《林海雪原》作者曲波新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桥隆》，由人文社出版，第一版五万册都印好了，但随韦君宜从作协系统调到人文社来做编辑的某人，却以此书主人公不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作品有损于党的形象为由，主张必须销毁。他找到韦君宜面陈利害。此人虽文化水平不算高，但在部队待过，政治嗅觉极敏锐，颇有些能量，近乎一个“隐性领导”。据说，韦君宜有点怕他。

无奈之下，韦君宜只好找来主抓生产经营的副社长许觉民商量。许觉民看完小说后，认为并无大碍，书里所写民间抗日武装被收编，正表明其首领桥隆接受了党的领导，至于其后在部队时有越轨行为发生，倒是反映了民间武装要成为真正的八路军，尚须经过教育和引导，这恰恰是小说真实性之所在。

不料，那个“隐性领导”依然固执己见，声嘶力竭地叫喊此书非销毁不可。韦君宜思量再三，最后做出决定，将五万册书销毁了事。人文社正式出版《桥隆》，已经是“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了。

其实，此类事以前已发生过一次。作家杨朔的散文集《非洲游记》印出后，这位“隐性领导”非说封面上画的飞禽走兽，是对非洲人民的侮辱，必须撕去，重新设计。许觉民不同意他的危言耸听，认为不必返工。为此，两个人争论起来。握有决定权的韦君宜，最终还是向这个“隐性领导”让了步。

曾于八九十年代担任人文社社长兼总编辑的陈早春，觉得韦君宜“是个谜”：“既是个女强人，又是个弱女子；一方面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豪迈，另方面又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懦弱；她任情而又拘礼，简傲而又谦卑；她是个热水瓶，内胆是热的，外壳是冷的；她对自己的事业和命运是坚韧不拔地执著抗争的，但最终的拼命一击，也只能算是铅刀一割；她有雄才大略，但不能挥斥方遒；她狷介而随俗，敏捷而愚钝。”

王蒙回忆“文革”中韦君宜去过新疆，他到旅馆拜访她，“她是一句寒暄的话也没有，似乎不认识我。她吓坏了，她其实是不敢与我交谈”。到了1976年，王蒙的妻子到北京探亲，受丈夫之托去看望韦君宜，“君宜也是一句话也没有”。

王蒙的印象是，她“是一个讲原则讲纪律极听话而且恪守职责的人”，她从不虚与委蛇，从不打太极拳，没有废话，没有客套，没有解释更没有讨好表功，确实做到了无私，不承认私人关系，不讲人情世故，不会两面行事，需要划清界限就真划，不打折扣，不分人前人后。

然而，这一切，韦君宜所经历的一切，最终并没有毁灭她感受别人的苦难和自己的伤痛的心性，没有彻底摧毁她深入地探根究源的反思能力。“文革”恰似炼狱一样，把她的这种能力和本性唤醒了。

她说过，“‘文革救了我”，我从中“死里逃生”。经过十年“文革”的“洗礼”，“她的灵魂清洗干净了”。这场民族大劫难，使她的灵魂得到了救赎，精神发生了蜕变。

向死而生，她是怎么“活”过来的？

1966年8月，正在河南农村担任“四清”工作团团长的韦君宜，被召回北京。一回到人文社，抬头即看到了要求把她“揪回来”的大字报。紧接着，“造反派”把她关进了社会主义学院。这里当时成了文化部系统的总“牛棚”，造反派把各部门、各单位“黑帮”集中起来，一并接受批斗。“造反派”逼迫韦君宜自己记录对她的“揭发批判”。她拿起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亲爱的党啊，你难道不要你的女儿了吗？”

不久，“造反派”又把韦君宜揪回社里批斗、游楼。她一下车就两腿发软，几乎瘫倒在地上，两个空军女战士从两旁架着她，连拉带拽地游完了楼。之后，她便神志不清，精神失常了。

别人问她话，她不能开口回答，只是直愣愣地瞪着对方；把一个铝锅扣在头上，说要去游街；又将厕所里用过的卫生纸捡起叠好，说是交代材料；而且语无伦次，完全不会说话了，成天对着伟大领袖像傻笑；既不认识家人，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还拿着一幅领袖坐像边哭边说：“毛主席不要我了，不要我了！”

她女儿也成了造她反的红卫兵。女儿的同学，率先冲到她家里来抄家。接着，机关干部、本院居民、街道闲杂人员，谁都可以到家里来乱抄一通。一切能砸碎的东西都砸碎了，粮食里还被掺进了玻璃碴……

她丈夫杨述当年在清华，曾是一个“浪漫的、激情的、多才的少年”，在“一二·九”运动中，是与蒋南翔并称的核心人物。对党忠贞不贰，真正做到了党怎么说，他就怎么想、怎么做。然而，他这个北京市委主管高等院校工作的副书记，却一夜之间，就成了“三家村的黑干将”，被抓走监禁，挂了大牌子，剃了阴阳头，还用一寸粗的铁棍子，打得他遍体鳞伤，直在地上爬，折断了肋骨。

他们的儿子都都，也给当成了“黑帮”的“狗崽子”，被侮辱，被追打，在外边流浪了两昼夜；之后，精神完全失常了。

韦君宜得的是忧郁型精神分裂症，一病三年，有一年多时间根本不认人。在老保姆赵婆婆的看护下，才逐渐恢复；直至1969年去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前，仍未彻底痊愈。

她去干校之前，全家曾到天安门广场合影，给我们留下了那个政治疯狂时代她的真实影像。照片上，矮小的韦君宜，短袖衫皱皱巴巴，右侧衣襟下垂，领口朝一边裂歪着，嘴角紧抿，“瘦得像人架子”，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昔日的那个清华才女。

韦君宜终于熬过了十年“文革”。1973年，她和严文井回到社里主持工作。

“新时期”开始后，她虽心有余悸，但依然宵衣旰食，忘我地工作。1979年，她和严文井一起，决定以人文社的名义，在北京召开中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为了开好这次对刚刚起步的“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会议，她“奔走最勤、操心最多”。还分头请来胡耀邦、茅盾和周扬，到会讲话，与作家们进行交流。

为了解决“文革”十年造成的“书荒”，她又和严文井拍板决策，集中重印了中外文学名著近五十种，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被誉为“新时期文学出版复业”的先声。她大力支持大型文学期刊《当代》的创刊，《新文学史料》季刊也在她的主持下面世；作家王蒙、张洁、莫应丰、冯骥才、谌容、竹林、张曼菱等人，都得到过她的热情关怀和切实帮助，在人文社出版了处女作或代表作。

韦君宜担任总编辑的人文社，成了众所瞩目的思想解放澎湃洪流中的一朵翻腾奔涌的浪花。

她在延安《中国青年》杂志做编辑时，杂志社的社长是胡乔木。1953年，中央组织部门打算把她调到新创建的工科大学去做领导干部。她觉得自己力不胜任，于是去找胡乔木，胡让她到中国作家协会去。她的编辑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

“新时期”刚开始时，胡乔木肯定了在她主持下，人文社编辑出版的正面描写“文革”的长篇小说《将军吟》（莫应丰著），又支持这部有争议的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可是后来，她却听说胡乔木对于描写“文革”的悲惨场面的作品，并不赞成，说“那已经过去了，应该向前看”。

在内心里，韦君宜并不同意老上级的这种看法。在后来思想界、文艺界发生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中，胡乔木发表的某些观点和文章，她也无法认同。对这位老领导，她越来越疏远，很少再去找他了。

她病倒之后，胡乔木几次到家里看望她，韦君宜从没和他谈及有关争论。“我怀念着当年的胡乔木”，胡去世后，她在《胡乔木零忆》一文中这样写道。

与韦君宜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提起她的时候，不止一个人说，在路上或公共汽车上，碰到了她，上前主动打招呼，她却视而不见，毫无反应，仿佛故意不理人似的。就那么一个人，目中无人地自说自话，只见嘴唇在动，可是并不出声。说着，说着，忽然无言地笑了，但是倏忽之间，笑容就又立即消失了，只有上下唇兀自在翕动不止……

她似乎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隐秘的、深藏不露的精神世界，而且完全生活于、沉溺于其中，别人根本无法窥探其中的堂奥。

有一次，中国妇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待外国女贵宾，指定几位女性代表前去陪客，韦君宜也是其中之一。她忙完工作，回到家，打开箱子，抓了一件针织白底蓝花绸的旗袍，又套上一件软料子西式白外衣，就匆匆走了。到达指定的接待厅后，妇联主席康克清看了她一眼，摇着头说：“你怎么穿了一件破衣服来会客人？”

韦君宜低头一看，糟了，外衣左边底下口袋，撕了一个口子。她连忙将外衣脱掉。康克清又看了看她的胸前，说道：“旗袍也是破的。”

她再看，天啊，旗袍胸部的针织花纹，有一处开线了，该缝补却没缝补。韦君宜窘得满脸通红。几位妇联干部急忙找了一件白网线外衣，给她套上，才算是救了她的驾。

韦君宜不拘礼节，似乎也不大讲人情世故。家里来了客人，她既不让座，也不请茶。有时候，社里的编辑去她家谈稿子，时间晚了她也会留你吃饭，但并不显得格外热情，似乎吃饭就是吃饭，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她走路不抬头，上身前倾，走得大步流星，永远是匆匆忙忙、风风火火。

她工作效率极高，审稿速度特快。操着一口京片子，和作者谈稿子时，从来不讲理论，而是单刀直入，一语破的，问题抓得极准。比如她会说，你写的这个女人不对劲儿，根本不像女人，如何如何；作者听了，不得不佩服。

韦君宜在社里还主持了“编辑月会”。她亲自请专家来讲，也请老编辑讲，请业务骨干讲。更多的时候，是她自己上台主讲。主要讲如何组稿，如何加工修改书稿，如何提高业务水平。这种每月一次的“编辑月会”，受到了编辑部门，尤其是年轻编辑们的欢迎。

在倾心投入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的同时，韦君宜自己也开始了执著、坚韧、深刻的精神涅槃。

在与她有类似经历的人都纷纷抚摸伤痕、倾诉冤屈、表白心迹之时，韦君宜写下的，却是记忆苦难、清洗灵魂、叩问人性、呼唤良知、重塑人格的作品，如中短篇小说《清醒》《洗礼》《招魂》《旧梦难温》，散文《当代人的悲剧》《负疚》，都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异之色。

在有人主张“向前看”的时候，韦君宜偏偏忘不了“五七干校”的岁月，忘不了“我们在这里被驱赶、被改造，使我们悲痛，又使我们深深铭刻在心的向阳湖”，忘不了十个完全无罪而又葬身于此的人。她写下《抹不去的记忆》一文，追忆并祭奠了这十个死于干校的冤魂。她还写了《编辑的忏悔》，记下了“文革”后期她回到社里，做编辑，组稿，审稿，出书，如何按照军宣队的政治要求，动尽脑筋，帮助、引导作者写阶级斗争，写“走资派”，把知识分子写成坏蛋。提起这些她称之为“可痛可恨的捏造”和“无耻的罗织诬陷”的做法，她说道：“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

到了《露沙的路》和《思痛录》，更是字字血泪，篇篇歌哭，堪称泣血椎心之文、灵魂再生之作。

她的很多文字，都带有精神自传的性质。愧疚，沉痛，觉醒，追问，反思，于其中一以贯之，真实感人地记录了她的难能可贵的精神复活之旅。她过去的困惑、迷惘与痛苦，源于一个文化官员的党性与其心灵深处的知识分子良知的矛盾冲突。上述作品表明，在巨大的思想冲突和剧烈的内心痛苦中，她开始了由文化官员向知识分子的艰难复归历程。

与鲁迅说的那种无信仰、无特操的“做戏的虚无党”迥然不同，韦君宜是一位认真、执著、纯粹、坚贞、勇毅的女性知识者。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界，这是很罕见的。由于认真、执著、纯粹、坚贞和勇毅，遂坚定地献身理想，热烈地拥抱信仰，奋不顾身地投入革命；一朝幻灭，也便格外痛楚；醒觉之后，又分外决绝。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中，韦君宜常常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晚年尤甚。她亲历了那么多磨难，受到了那么多难以忍受的伤害，心中不知淤积了多少疑问和痛苦。所有往事，她都无法忘却，都难以释怀。日久天长，就这样不停地咀嚼，不息地思考，反复地追索，痛定思痛，“疾痛则呼天”。

1985年下半年，我们的社长韦老太，坚决要求离任回家。在社里为她举行的全社员工参加的告别会上，她哽咽着，不停地擦着眼泪，说：

“……这里是个联合国，我指挥不了人，人人都可以指挥我，上面的，下面的……到这里来，不要想当官，我在这里的官是最大的，当我这样的官，有什么意思？……我一辈子为人作嫁衣裳，解甲归田，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

从此，韦君宜再也没有踏进过人文社的大门。

她伤心，她痛心，所有的苦楚伤痛，都沉淀为清醒而明晰的理性，推动她进行追踪溯源的冷峻思考。

实际上，韦君宜的“思痛”，早已开始。在延安，丈夫杨述和她被“抢救”之后，她就写过一首未完成的新诗《家》，倾诉“在家里”/“我们却成了外人”的委屈和哀伤，以及“家呀（让我再呼唤这一声！）/ 我们对得住你 / 你愧对了我们”的愤懑不平。她那时痛苦地感到，“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

1943年审干结束后，韦君宜还写过一首旧体诗《在绥德》：“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

1973年，他们全家离散七年后终于团聚。从此至1976年，只要一有时间，几乎每天吃过晚饭，都要拉上窗帘，关掉明亮的电灯，一家人围坐在光线微弱的台灯前，各自都把长期淤积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郁闷、苦痛和困惑，说出来一起讨论。这种被韦君宜称为“家庭政治小组会”的探讨，每每要持续到十点钟才结束。家庭成员内部这种形式的诘问、怀疑与论辩，犹如地下涌动的一股股潜流，实际上开启了中国民间对“文革”这场伟大领袖以神圣名义发动的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的反思。韦君宜写《思痛录》的念头，也许就萌发于此时吧。

1980年，韦君宜为杨述写了一篇悼文《当代人的悲剧》。“我要写的不是我个人的悲痛，那是次要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她这样写道，这个人在“十年浩劫”中间受了苦，挨了打，这还算是大家共同的经历，而且他的经历比较起来还不能算是最苦的。“他最感到痛苦的”，还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和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作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这种残酷的游戏，终于逼使他对自己这“宗教式的信仰”发生了疑问。这疑问，是“付了心灵中最苦痛的代价”换来的。

从那时起，韦君宜就在无休止地思索、不断地追问：“我们这时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人间悲剧”，而且发生得这么多？她认为：“光忏悔还不够，应当认真深思造成悲剧的根源。”

到了执笔写作《思痛录》，她的反思比以前更加深化、更加深刻，也更加悲怆了。在一个广阔的大时代背景上，她不但反思了自己的一生，反思了自己漫长的革命生涯，而且也反思了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历史。

在“缘起”中，她说：“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我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

韦君宜还写道，“我为什么抛弃了学业和舒适的生活来革命呢？是为了在革命队伍里可以做官发财吗？当然不是。是为了这里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国的真理！”“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

读着这些发自肺腑的沉痛的话语，谁人能不被强烈地震撼，不为之动容，进而做深长沉重的省思呢？

韦君宜自1986年4月因脑溢血偏瘫后，1987年又右臂摔伤骨折，1989年再患脑血栓，1991年骨盆又震裂……

就在这接二连三、难以承受的病痛打击和磨折下，在右手的神经已经坏死的情况下，她以超常的意志和巨大的精神力量，依然坚持用瘫痪的右手练习写字，依然坚持下地走路，依然坚持继续写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病床上，她用左手，写完了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露沙的路》和《思痛录》。

一个身体疾患如此严重的女性，并没有被病魔所击败，反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赢得了具有胆识、良知和智慧的健全人格。不能不说，这是生命的奇迹，更是精神生命的神迹。

当初《思痛录》交稿以后，出版社希望更换书名，韦君宜的回答十分坚决：不但书名不能改，内容也一字不改。

1997年12月，韦君宜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过了八十岁生日。她已在医院度过了三个年头。身体不能动，嘴不能说，只靠鼻饲摄取食物，大小便都在床上。

诗人邵燕祥写了《贺韦君宜八秩大寿病中》诗相赠：“洗过征尘洗脑筋，焚坑岁月劫余人。已是痛定犹思痛，曾是身危不顾身。大梦方醒缠重病，苍天若醉厄斯文。居然一事堪欣慰，赢得衰年史笔真。”

1998年5月，《思痛录》历尽种种波折后，终于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一块具有标志性的界碑、一个不可代替的文化标本。多少人读后为之震撼，亦为之沉痛。作家宗璞认为，《思痛录》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虽“说过假话，但她愧悔，她挣扎着要说真话”。黄秋耘说：“它不仅是一部勇于暴露黑暗的书，而且是一部‘孤愤之书。”

2002年2月1日，李慎之参加韦君宜追悼会时，在签名簿上写下了如下一句话：“《思痛录》挽回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思痛录》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并没有泯灭。总有一天，中国人将以从《思痛录》中汲取到的力量打开通向民主的大门！”

在“付出了心灵中最痛苦的代价”以后，从苦难中坚韧地挺立起来的韦君宜，一点一滴地把奴性从自己的血液里挤出去，恢复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达到了她所能达到的理性深度，进而获得了一个纯洁而高贵的魂灵。

2002年1月，韦君宜生命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20日上午10点，杨团赶到医院，打开录音机，给母亲播放刚刚录好的抗日歌曲。当《毕业歌》《五月的鲜花》响起来时，韦君宜睁大了眼睛，激动得一个劲儿地看着女儿，竟然忘了嘴里还插着管子，似乎下巴动了起来，像要和女儿说话。

《松花江上》《长城谣》《渔光曲》等歌曲的旋律，回荡在病房里，韦君宜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放《到敌人的后方去》《黄河大合唱》时，她的精神显得异常振奋；《二月里来》的第一个乐段刚刚响起，她几乎是要从床上一跃而起，脸上露出卧床多年几乎从未有过的欣喜；在《延安颂》的悠扬的歌声中，她先是脸部动了一下，眼皮眨了一下，接着，仿佛陷入了沉思。

26日，中午12点33分钟，韦君宜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杨团含着热泪，继续播放母亲爱听的那些歌曲，送她走向地母的怀抱，走向那个去了就再也无法回来的世界……

在这一年将尽的深夜里，独坐在灯下，翻阅韦君宜蘸着血泪、用生命写就的书，感受着她的爱与痛、诚与愤、思与忧，一个意象，忽然闪电般地掠过脑际：

——一只折断翅膀的鸟！

一只在折断翅膀之后，仍坚韧地平复创伤，不屈地挣扎挺起，终于冲天而飞、振翮翱翔，以喑哑的喉咙，发出高亢、嘹亮、激越的歌唱的鸟！

这不是张爱玲写的绣在紫缎屏风上，年深月久，羽毛暗了、霉了，叫虫子蛀了，死在上边的鸟；也不是鲁迅说的长期关在笼子里，麻痹了翅膀，即使打开笼子，也飞不起来了的鸟；而是艾青《我爱这土地》诗中的鸟——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