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秋雨五十年

何启治，笔名红耘、柳志。广东龙川人。195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华文学选刊》主编、《当代》杂志主编。著有散文报告文学集《梦·菩萨·十五的月亮》《何启治散文》，散文、评论集《文学编辑四十年》《何启治作品自选集》。传记文学《少年鲁迅的故事》获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是一座灰色的五层大楼，东边属出版《毛泽东选集》的人民出版社，西边属咱们出版《毛主席诗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座楼在1958年启用，当时在周边一大片小平房、小商店和小餐馆的包围中还是挺引人瞩目的；如今周边已是一座座高楼平地而起，它就显得寒碜了——有的作家说话尖刻，干脆说它像个裸体的老妇。它是真的老了。听说明年要拆迁完毕，再过两三年，一座漂亮的现代化新楼就该拔地而起，屹立在“朝内大街166号”这片土地上了。我们等着瞧这旧貌换新颜吧。

我是1959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就有幸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工作的。1999年退休，同时返聘到2003年底。此后，或为了看望日渐减少的老同事、老朋友，或为了社里交办的事情 ，或受人之托要向如今的社领导报告、商洽，也就时不时会回到这座灰色的大楼来转一转。

五十多年过去，真是“弹指一挥间”呵！

一

1959年9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带着一个小小的破皮箱和简陋的行囊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报到。抬头望这五层的灰楼，心想，这里总该有我的一张床位吧。然而却不。行政科（在一楼一间大办公室）的夏瑞枫把我安排到东中街的一间大平房，和林敬等共五六个人住在一起。

我想，生活上艰苦朴素没说的，看工作安排吧。

在二楼朝阳的一间办公室见到社办主任徐达——一位歇顶的中年人。他说校对是做好编辑工作的基本功，你先到技术编辑室做校对 。你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哦。这当然也没问题。紧接着，他又拿出一本约3厘米厚16开本的大书对我说，这是咱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选题计划，你好好看看，将来不知有多少事情等你去做呢！老实说，这本大书一下子把我镇住了。我把这本《人民文学出版社选题计划》借回来看过。好家伙，从诸子百家，屈原、楚辞，到唐诗、宋词，从古典小说四大名著，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鲁郭茅巴老曹现当代文学以及最新的创作，可以说涵盖了所有的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和精华。

我当时就想：人民文学出版社选择了我，我也选择了它。这一辈子哪儿也不去，就交给它了。

二

我在校对科（当时叫技术编辑室）一干三年。“文革”中看到一些所谓“走资派”的资料，原来社领导一度要培养我当校对科长。可是我不堪造就，三年后的1962年，还是被当时的现编室（即后来的当代文学编辑室）负责人之一的王仰晨调到了编辑部。我在他们指导下编的第一本书是宣扬阶级斗争、进行阶级教育的《仇恨的火花》，发表的第一篇书评是《一部苦难和斗争的“画卷”——介绍家史集〈仇恨的火花〉》（载1964年3月《北京日报·文化园地》）。

现编室在三楼。技编室就在如今的一楼总务部向阳的大办公室办公。负责人石永礼在旁边的一间小办公室。有一天，他把我叫去，拿了一份外国文学作品的校样问我：何启治（当时我才廿三四岁，他们习惯叫我的名字，不叫“老何”或“小何”），你仔细看看这条注文有什么问题？我便反复看了两遍。既没看出有错别字，也没看出文句有什么逻辑上的差错。便老老实实说，看不出来呀，没什么问题吧？石永礼便笑着说，你呀，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都行，就是对排版格式这种机械性的问题不敏感，反应迟钝。你看，这条注文转行的文字应该和第一行的开头排齐，不能像正文那样往前多出两个字呵！哦，原来如此。

石永礼的主要助手是李启伦和江达飞。他们在业务上对我要求严格，在生活上对我却亲如兄弟。在技编室的第二年（1960年），社里安排我到河北丰润县下放锻炼。我们这个小队队长是外文编辑部的编辑、与周扬合译列夫·托尔斯泰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谢素台，我是下放小队副队长，队员还有施咸荣（外文）、马毅民（行政）、邵守严（美编）和徐恩颖（出版）等。在丰润广袤的田野上，我们用自己的双肩拉犁，耕耘播种。在困难的日子里，我们和全国人民共度时艰。出发下乡之前，石永礼和李启伦、江达飞等特意在东四的青海餐厅请我吃饭。已经记不得吃了什么好东西了，只是觉得人文社同事之间互相关心的好传统让人备感温馨。

大约在1965年春节前，韦君宜、罗立韵（现编室主任、邓力群夫人）在位于三楼的办公室布置组织“揭露资产阶级”的书稿。据说这是根据刘少奇揭露、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做出的安排。从1964年岁末起，毛泽东已多次发话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到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指出：“我国目前城市和乡村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人文社要组织的书稿就是这种精神在出版工作上的体现。为此，组织上让李今到天津（后来出版了《血染三条石》），让我到上海荣氏纱厂（解放前的申新纱厂）去做工作。罗立韵亲自到上海去落实。记得我们是在除夕那天回来的，火车上空空荡荡，没有几个人。

我在上海到某纱厂粗纱间体验生活，采访，座谈，和工人业余作者陈勇、董成仁合作，最后由我统稿，实际上由我完成了这部揭露资产阶级剥削罪行的“小说”《天亮之前》（范一辛插图）。稿件由罗立韵、韦君宜审定，书名也由韦君宜确定。这本十万两千字的小册子累计印行38万多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一时颇为热闹，但规定我不署真名，只从“一片红心立志耕耘”的流行语里取“红耘”二字为笔名，也不拿一分钱稿费。我视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任务和有关安排。

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开始席卷全国。其时，我正在王杰生前所在装甲（工兵）部队体验生活，准备和部队作者杨维纲等人合作，以完成书写英雄王杰的长篇小说。我是全社最后一个归队、回到这座灰色大楼来参加运动的人。

“文革”，被哲学家们称为“荒谬”的年代。今天回想起来，在这难忘的十年浩劫中，确实发生了太多的极端错误、非常不合情理的事情。全国如此，在朝内大街166号也一样不能幸免。

我从1966年参加运动到1969年9月29日和全社职工一起（只留下赵国青、陈建根等十来个人的留守小组），被一锅端遣送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据说是根据林彪的一号命令，以备战的名义不许大家留在北京过国庆）。从1973年开始，人文社大部分职工又从文化部“五七干校”14连陆续回到朝内大街166号这座灰楼里办公。但这时已是“文革”尾声，折腾得差不多了。

“文革”开始，头一件值得一记的荒唐事是“游楼”。先前被集中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人被调回出版社来参加集训。他们由戏编室的曲六乙在前面敲着一面铜锣引路，王士菁、孟超、郑效洵等一二十人，有的戴着纸篓糊的高帽，有的标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或“黑线人物”之类的标志低头耷脑地鱼贯而行，我们这些“革命群众”则在一旁呐喊。“交代”“打倒”之声不绝于耳。这样从一楼游到四楼，再转到后楼编译所完事。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亲笔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支持红卫兵，认为他们造反有理。8月5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造反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百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林彪在大会上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据此，全国红卫兵以“破四旧”“立四新”为名，掀起抄家和打砸抢的“红色恐怖”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在京郊，红卫兵自8月27日至9月1日，杀“四类分子”及家属325人。在北京市内，自8月下旬到9月中旬，红卫兵打死1700多人，抄家3.36万户，揪斗“四类分子”8.5万余人。上海抄各类“牛鬼蛇神”的家共8万多户。苏州抄家6万多户，抄出旧书、字画、文物17万多件……

在史称“暴烈的红五类”中，我社的部分工人、司机、食堂炊事员和出版印制方面出身“红五类”的人以高维绅为首组成了人文社的红卫兵组织。他们比社会上和学校的“红卫兵小将”更注意按政策办事，但对“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甚至所谓“黑线人物”的抄家“破四旧”之类的行动仍然在所难免。我便协助他们参与过对住红星胡同（原无量大人胡同）同院的高宗禹家的抄家行动。高宗禹是我社外文编辑室的高级编辑，1933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当时抄查到一个微型照相机，还曾以为是找到了从事特务活动的“物证”。如今回想，真是幼稚愚蠢得可笑，而且怎么也想不到两年后，自己也会因为莫名其妙的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一案而亲历了被抄家和“逼供信”的折磨，感受了其中被侮辱与被伤害的滋味。在此，谨对高宗禹先生及其家属和所有在“文革”中被我伤害过的同志表示真诚的歉意！

1967年的冬天开始集训，大家按部门打地铺住在原先比较大的办公室里。每天早起由工宣队的人领着出操，跑步，喊着“一二三四！”，唱着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此，我竟然去问工宣队的师傅：“各色人等在一起集训，有问题的人也和大家一起唱这样的毛主席语录歌，合适吗？”真是认真迂腐得可笑！

不久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有人揭发，有人交代，满墙都是大字报。某日，即见三楼最西边楼梯拐弯处的墙头上出现一张揭露赵光远的大字报。大意是说，赵过去自吹自擂说曾在华蓥山游击队参加革命，现查华蓥山游击队是“反革命”队伍；又说赵的社会关系危险，赵本人可疑，赵应老实交代云云。赵光远在戏剧出版社当编辑，曾经担任孟超的剧本《李慧娘》的责任编辑。赵于1961年随戏剧出版社合并到人文社。此时孟超已成大黑帮，《李慧娘》当然也成了大毒草。而赵的妻子马正秀（自然博物馆讲解员）也因公开保刘少奇（把她所见“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均改为“刘少奇万岁”）而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后被判死刑，于1970年1月27日殉难）。可能这几件事都使赵光远感到巨大的压力，整天神情恍惚，自言自语。一天，赵光远终于在凌晨跑到四楼男厕所，脱下披着的军棉大衣，把手表也在旁边放好，只穿着汗衫、裤衩，便从窗口上跳下，坠楼身亡。啊，赵光远哪赵光远，你这是干什么啦？你怎么就这样想不开呢？！你怎么就放得下妻子马正秀、女儿赵晓华，让她们在人世间受折磨呢？！

灰色大楼见证：1967年寒冬，集训中的赵光远成了人文社“文革”中的第一个牺牲者。

1967年1月，夺权风暴从上海刮起。影响所及，人文社也演出了所谓“夺权”的滑稽剧。无非是把各部门的图章都收缴到高维绅他们手里。这次行动先由一部分“可靠”的人在一起策划，确定一个时间开始行动。我现在只记得一个细节：电工艾德康提出，在行动的时候可分别给相关的部门打电话，只要对方“喂”地喊了一声，这边便把电话放一边（不挂断），这样便切断了对方与外边的联系——他的电话打不出去了。哦，原来用点这样的小伎俩就可以“夺权”了啊！

“夺权”的直接后果是无政府状态。

两派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活动中逐渐形成。

后楼旁边的食堂（二楼，一楼归属人民出版社）自然成了大辩论的场所。有一回，我们一同派的王一之（“文革”后期调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我们同一派的后又调《深圳特区报》文艺部，并更名为王向彤），来自武汉大学的调干生，竟在这里舌战群儒。他巧舌如簧，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振振有词。对方群起围攻也奈何不了他。比方说，有一回对方指责我方保护牛鬼蛇神，包庇胡风分子牛汀（牛汉）。他也不辩解，竟然理直气壮地说，包庇牛汀又怎么样？！牛鬼蛇神、胡风分子里面也有改造好了的人。牛汀就是改造好了的胡风分子，是好胡风分子，能一概而论吗？！

一时还真把对方噎住了。有人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后来在五七干校搞“五一六”，他一定没有少受罪），我们这边却把他当作雄辩的“英雄”。牛汉自然也记住了这件事，并在三十多年后作“牛汉自述”（《我仍在苦苦跋涉》）时还提到，只是也很自然地加了一句：王一之好天真，好幼稚啊！

古典部的彭庆生、陈建根、王思宇等先组成“红雷”战斗队，后来和现代部的我、赵国青、王一之、孙可中等联合组成红鹰战斗队。开头还有古典部的盛永祜，后来他慢慢逍遥了。我们这些人全是“文革”前几年先后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云南大学分配到出版社工作的，所以都认为自己是纯洁的“革命造反派”。为什么叫“红鹰”？陈建根说“红”就是革命。“鹰”呢，来自伟大领袖的词《沁园春·长沙》：“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中华大地、辽阔的宇宙由谁来掌握呢？我们，我们呀！于是一致通过，就叫“红鹰战斗队”了！

陈建根曾以红雷战斗队的名义写过名为《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大字报，就是主张好好学习“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学好政策，掌握政策，才能正确地参加运动云云。

彭庆生是“红鹰”的头，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他学问造诣颇深，心思缜密。但字写得差，勉强算小学水平吧。说话爱歪着头，语速不快，却不拖泥带水。后来实际主编我们革命联合总部的小报《文艺战鼓》。他写的《发刊词》激情澎湃，鼓动性很强。我当然很乐意在《文艺战鼓》上写大批判文章，如批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说它是鼓吹阶级调和的修正主义大毒草。当时《文艺战鼓》在社会上还有点影响，每份（铅印，8开4版）卖两三分钱。后来也不知谁的主张，每期都向本派群众赠阅。然后就听说革命联合总部的头头高维绅有意见了，说这事情怎么不经过他就办了。我还在心里窃笑：这么点小事也当作什么权力来行使呀！后来听说，他是怕小报出点什么问题要他这个头头负责。

两派在这个大楼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结果，是分别成立革命联合总部和革命造反团，后来又从中分裂出不主张两派对立的、以1965年来社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罗君策为首的，包括孙昌雯、林丽华等活跃分子的红色造反队。

在四大活动中，就大字报来说，还是革命联合总部的红鹰战斗队战斗力最强。有时候，为了造声势，我们一个人写一份甚至两份大字报，这样，彭庆生、赵国青、陈建根、王思宇、王一之和我的大字报（孙可中多在群众中活动，大字报写得少），就可以一下子占满了走廊两侧的大墙。我有清晰记忆的是，曾经在夜晚反锁了房门，关了天花板上的日光灯，把台灯移到地上，人当然也是趴在地上写大字报。为什么要这样故作神秘？无非是第二天一鸣惊人呀——突然出现满墙大字报。谁也没给我们发加班费，怎么就这么狂热啊？今天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可是不管怎么狂热，在实际利益面前大家还是比较务实的。在两派派仗打得热闹的时候，有关方面通知大学生可以调工资了。以我为例，1959年毕业，一年试用期后在1960年定级（22级），为每月56元；“文革”前提了一级，即21，级每月62元；这时就可以调到20级，每月70元。在这个问题上，两派都主张不争不打，顺顺利利地就把大学生调整工资的事办好了。

“文革”闹剧在朝内大街166号的演出还有另一个舞台，就是楼东侧的人民出版社。该社的遵义战斗队也是由一些来社不久的大学生组成的。但他们比人文社的红鹰战斗队更风光，也更邪门。说风光是指他们曾经受到江青的接见，仿佛手里掌握着尚方宝剑，怎么做都有理；说他们更邪门，是他们竟然仿照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自诩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把同一派的、以熊子云、叶冰如为代表的古田战斗队视为背叛革命的“托派”进行批斗。有一天，有不知名的人打电话通知我：你们家叶冰如正在 室挨“遵义”的批斗，你们的儿子何兵也在陪斗，你快去把他领走吧。我当即赶到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大会议室去。果然见大约几十个人在批判叶冰如、熊子云他们。大概还比较文明，也不见大呼小叫的。刚上小学的儿子何兵也正在一边陪他妈妈挨批。但他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懂什么呢，不过是静静地在一边玩罢了。我突然“光临”，会场一时静下来。我只和叶冰如交换了一下心照不宣的眼色，便上去把儿子领走了。倒也没人来拦我。

这就是我所亲历、亲见的，发生在朝内大街166号的文化大革命。它没有外面那么轰轰烈烈，但也有死亡和忧伤，也有幼稚、狂热和荒唐，也是一场闹剧、荒诞剧和悲剧的缩影。

四

1969年9月29日，我和全社职工告别这座灰楼，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14连去劳动锻炼，中间经历了莫名其妙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逼供信，坦白交代，然后又是平反一风吹。我听别人劝说，赶快回北京安排儿子正经上学吧，便在组织同意下领着何兵先回出版社报到，在红星胡同共17平方米的小套间（其中五平方米由过道的门洞改造而成）里安顿下来。

还是在这座久违了的大楼（分别快四年了）报到后，某日在灰楼二楼人事部门工作的梁淑璟告诉我，关于“五一六”的所有材料已从档案中抽出销毁，让我放心，好好工作。我当然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只是很无奈：生命不但受到伤害，而且白白浪费了好几年。

可是回来分配到现代部小说北组只做了一年工作，我便成为首都出版系统派出的唯一一名援藏教师，到青海格尔木中学去教语文。

此前，1973年8月至1974年7月这一年中，从专业的角度说只做了三件事。

其一，是柳青著长篇小说《铜墙铁壁》的修订再版。1973年9月我受出版社的派遣到西安去和柳青商讨这部小说的文字修订工作，直到1974年7月我奉派援藏，仍然不得要领。此书最后拖到1976年2月再版发行。

其二，是出版社派我到延安，辅导沈小兰和马慧这两位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写长篇小说。作者是韦君宜选定的。折腾到我援藏时仍无结果，只好把工作移交给小说北组的张木兰。《延河在召唤》于1976年4月出版。没有保留价值。

其三，是约请陈忠实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这是在1973年冬天，在西安郊区小寨区委所在地的街边上，陈忠实开完会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出来。我把他拦住了，根据他刚发表在《陕西文艺》上的两万字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建议他为我社写一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这建议让尚未进入中篇小说写作的陈忠实感到一脸茫然，就像老虎吃天一样不可思议。而我却举出前述《延河在召唤》的例子来说明，这是完全可能的——两个插队知青可以做的事，长期在农村摸爬滚打，且又有创作实践经验的陈忠实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我在小说北组工作，到陕西向作家组稿是我分内的事。我的真诚打动了陈忠实，我们人文社和后来的《当代》杂志吸引了陈忠实，以致二十年后，写成了《白鹿原》的陈忠实一定会把他耗尽心血的长篇小说交给我们。朝内大街166号见证了《白鹿原》这部当代文学经典的诞生，这是它的光荣。

我援藏之前这一年还有一件和大楼直接有关的事值得一记。因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1969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11月24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从此，在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我们从五七干校回来的，比较年轻的人自然都是挖防空洞的主力。带领我们干活的是行政处的丁玉坤。听说他不知是哪个时期当过国民党的兵，一条腿有点瘸，但体力活确实能干。在干校他领着我们杀猪，如今就领着我们挖洞。记不得院子里什么地方有个入口，进去以后就是曲里拐弯的巷道。挖土的工具很原始，就是铁锨、簸箕、鹤嘴镐（洋镐）。反正在我参加轮流挖洞的时候，只见到防空洞的雏形，还没有见到可以实际使用的防空洞。这样纵横交错地挖洞会不会危及大楼的安全？偶尔想过，谁也没说出来。

五

1976年7月28日，我从援藏教师的岗位上回来不久，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我们住的红星胡同宿舍的院墙有了明显的裂缝，但朝内大街166号这座大楼还顽强地屹立着。

因为要在1981年鲁迅百年诞辰时推出新版《鲁迅全集》，社领导从全国各地借调了一些人，也把我安排到鲁迅著作编辑室当编辑。先在虎坊路办公，后来大约在1978年迁回朝内大街166号，在刚翻盖不久的后楼三楼办公。在楼梯拐角朝阳的那间办公室，我和陈早春、张伯海在一起。同室办公的早春和伯海都比我有学问。他们原来就是搞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的，不像我是半路出家来搞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编辑工作，因而常向他们讨教。他们的领导能力也比我强，后来早春当了十二年人文社的社长，伯海则先当出版社的副总编，后来到新闻出版署当了期刊司的司长。伯海退下来后还当了多年的期刊协会会长，筹备和召开了影响很大的世界期刊大会，真让我佩服。在一起搞新版《鲁迅全集》期间，伯海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我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那时候，刚刚打倒“四人帮”不久，政治上是“乍暖还寒”，经济上是一片萧条，出版社前后楼之间是一片大概有两个篮球场大的空地，不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停满了公家和私人的各种品牌的汽车。这里便成了人们在工休时打篮球和玩羽毛球的地方。

为备受苦难、遭尽不幸的上山下乡那一代知青发出第一声呐喊的《生活的路》的作者竹林，当时正在人文社改稿，她就是在这片空地上和我打羽毛球而成为相识相知的球友，而后又成为文友，我还在1991年第5期《当代》刊发了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代表作《女巫》。

2005年2月8日，我有点意外地收到王仰晨写于2月6日的一封信。在这封信的最后，王仰郑重其事地说：“几年前我们间曾有过一次不愉快，虽然我不想再提及，但我的歉疚之情至今仍时感耿耿，我也感谢你的大度……”当年，王仰是鲁编室主任，我的直接领导，我们之间会有什么过节儿闹得不愉快呢？冥思苦想不得要领，便打电话给王仰。然而，电话里王仰只字不再提及“不愉快”的事，只是说，你都不记得，那就更不必说了。遗憾的是，几个月后，在2005年6月就看到了王仰病逝的讣告。我只有黯然长叹！这个谜，后来问了张伯海才知道真相。原来，是我在工休时，只要没有风雨，便会下楼到院子里和竹林打羽毛球；兴之所至，自然也会有超过十分钟、十五分钟的时候。看稿子累了，也会拿起《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之类的报纸来看。而这时候，王仰便会在窗口上盯着看，还掐着表看时间。“有一回，王仰晨因此批评你。你不服，便吵起来，你还拍了桌子呢！”张伯海说。“我还会拍桌子？！”我的脾气历来和剑拔弩张无缘，通常也是尊重领导的，怎么会这么反常拍着桌子吵呢？！但张伯海的记忆显然是准确的，该我认错才对啊。王仰啊，你已经远行，还叫我说什么好呢！真是对不起呀，王仰。

也是在编新版《鲁迅全集》期间，应该是1979年吧，我成了拆迁户，从东中街的平房宿舍搬到出版社的简易木板房来住。木板平房就盖在现在的自行车棚的长方形地块上。冬冷夏热和几乎没有隔音是它的特点，甚至翻阅报纸都会成为对邻居的干扰。正面临高中毕业考试的儿子竟然为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和邻居吵起来，还抄起家伙要打架，幸亏被及时劝止了。

我们敬仰的大散文家秦牧，从1977年底到1979年底奉调到人文社来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定稿工作。因为是老乡，当然也是出于我对他的尊敬，我们在工作之余便有了一些私人的交往。我和他谈过一些关于青藏高原的苦寒、干旱、沙尘暴，特别是关于藏族的天葬，我既讲过一些天方夜谭式的传说，又介绍过我在拉萨天葬场的实地观察见闻，还送过他一套反映整个天葬过程的黑白照片。而不久，就看到他借天葬这个材料写成的散文《在秃鹫笼旁》，那情趣，那文采和深邃的哲理，都在显示着大散文家的手笔和神思。我当然也曾以自己朴拙的散文稿向他请教，如散文诗《红柳》和《枫》，散文《布达拉宫散记》《冰峰雪莲红》之类。让我感到意外的是，1979年一个天暖的日子，素不相识的天津新蕾出版社的诸有莹大姐跑到后楼三楼的鲁编室来向我组稿，约我写鲁迅的故事。她跟我说，是秦牧推荐了我，说我可以胜任。凭什么呢？就凭着他看过的几篇还没有变成铅字的散文稿吗？！感动之余，我不禁诚惶诚恐地表示要努力一试。

我当时住的木板房地板铺的方砖，自然难免凹凸不平。而秦牧竟然不嫌简陋，有时也会到这样的房间来和我聊天，坐在摇摇晃晃的帆布躺椅上还风趣地说：这样不是也蛮舒服吗！

他自己那时和紫风也住在狭窄的、和我所在办公室同一位置的二楼的斗室里。苦夏经受着烈日的煎熬，寒冬经受着严寒的折磨（那里的土暖气只能达到摄氏十三四度的温度，从来达不到北京市规定的最低标准）。我们却从未听他抱怨过什么。最让人难堪的是广东人习惯了经常洗澡，夏天更是最好一天冲洗上几回。但那时候条件实在太差，秦牧只能在夜色的掩护下，穿一条大裤头在住处楼下过道的一个废弃大浴缸或关在厕所里洗凉水澡。他可是一位年届花甲的大作家呀！今天的年轻人也许难以置信，但朝内166号楼可以作证，当年为了鲁老夫子，秦牧确实无怨无悔地作过这样的牺牲。

秦牧推荐了我，我也答应了天津新蕾出版社，当然就要付诸行动。好在住在木板房里，从这里到我后楼三楼的办公室也就一百多米吧。我便化不利为有利，在每个礼拜天（那时每周只休息一天），一个人静静地看资料，编写《少年鲁迅的故事》。大约是两三个星期左右完成一章吧（即三天写一章），这样，从1979年秋天起笔，到1980年8月4日凌晨二时完成初稿二十章，参照出版社的意见于1981年2月20日夜改毕。《少年鲁迅的故事》在1981年8月由新蕾出版社出版，并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和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组织的“1980—1981年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评奖活动中，获“优秀读物一等奖”。总算是对得起秦牧，对得起鲁迅先生了。（奖金700元，买了第一台电冰箱，也很高兴。）

但是，在《少年鲁迅的故事》的写作过程中，还有一件辛酸难忘的事应该在这里交代一下。实际上，因为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编辑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的需要和严格的纪律都不允许我用上班时间搞个人创作。这样，我不仅星期天躲到后三楼办公室去写，就是平日，往往放下饭碗就去了三楼；写到兴起，也可能熬到凌晨一两点甚至三四点才回到简易木板房住地去小睡三四个钟头，便继续坚持上班。好在那时我还只有四十三四岁，还熬得住。然而这一来，便几乎把所有的家务活和照料两个孩子的事都压到叶冰如的肩上，其艰辛难受不言而喻。有一个礼拜天的中午，正埋头写作时，叶冰如突然闯进门来，只见她围着在厨房干活穿的围裙，手持一把菜刀在桌子上一拍，就断喝一声：何启治，你还要不要吃饭啦？！我还能说什么呢？饭当然要吃，解释显然也是多余的。我只好收拾了文稿跟她回到简易木板房的家里去。今天重提这件事，我这个七十七岁的老人眼泪还禁不住在眼眶里打转。想想吧，唐山大地震后，百废待兴，既有1981年鲁迅百年诞辰前必须推出新版《鲁迅全集》的压力，物质上又捉襟见肘，两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要养大两个孩子，太不容易了。现在重提这件事，我已经没有一点责备叶冰如的意思，她确实也太累，太难；我只是想对朝内166号大楼作一点忠实的记录，并告诉今天的读者：当年，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过程中，如果还想做成一两件有意义的事，该有多难，该有多少付出啊！

六

1980年底，我作为鲁迅《华盖集》《野草》《朝花夕拾》等集子的责编，把稿子发完后，奉调到《当代》杂志编辑部工作。刚进门，诗人（杨）匡满便带着玩笑夸张地说，你终于来啦，盼星星盼月亮哪。领导一开始就分给我管两个大区（西北、西南，其实主要就是西安和成都）的来稿和相关的组稿事宜。从此直到1999年退休，我再没有离开过当代文学的编辑岗位。

这正合我的心意。

我现在手里还有一张珍贵的老照片：后楼二楼从走廊进来第一间朝阳的不会超过十五平方米的房子，秦兆阳抽着烟在讲话，老孟（伟哉）、老朱（盛昌）和我都盯着他看。办公桌是黑色老式的一头沉桌子；座椅是包人造革的软椅子；老秦、老孟坐在也是人造革包装的土沙发上。墙角上一根小胳膊粗的上了银灰色油漆的水管垂直而下，应该就是土暖气的热水管道。老秦、老孟都穿长裤，我和老朱都穿短西裤。很巧，这四个人就是《当代》1979年创刊至1999年这二十年实际主持工作的主编。

这张合影的时间应该是1988年盛夏，因为从1986年新闻出版署发文通知主编、副主编名字可上刊物以来，《当代》的主编就是秦兆阳、孟伟哉，副主编就是朱盛昌、何启治、章仲锷。但至1988年初夏老章调《十月》任职，从《当代》1988年第3期起，副主编的名单上便没有他的名字了。

这应该是《当代》杂志的一次主编办公会议。

张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在《十月》1981年第4、5期连载后，反响强烈，批评也很尖锐。主管部门甚至以电话转告上级领导机关的决定：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有严重的错误，矛头指向“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新中国三十年来基本成绩，应停止印制；如已印制，应停止发行；如已发行，应立即收回。但敢作敢当的、时任人文社总编辑的韦君宜并没有慌张。她和责编周达宝商定，马上请张洁到韦君宜家里来面商修改书稿事宜，劝她冷静面对。韦君宜又找上级领导机关为张洁陈情，甚至直接找了邓力群、胡乔木，为张洁及其书稿做了解释、疏通工作，给了张洁切切实实的支持和帮助。

1981年12月，《沉重的翅膀》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84年7月，经四次修订的《沉重的翅膀》修订本正式出版，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好评。1986年，《沉重的翅膀》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它终于从朝内大街166号楼腾飞起来了。

我尤其难忘的，是《沉重的翅膀》由人文社于1981年12月第一次出版后，在我社三楼会议室开的一次座谈会。韦君宜主持会议。我来得稍晚，张洁旁边的位子空着，我便坐在她的身边。张洁在最后的发言中，在谈到小说创作的过程和发表出版后受到各种责难和压力时，她终于忍不住痛哭失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她引用李大钊赠友人条幅中的话说，如果没有韦君宜的帮助、支持，为她、为作品所承担的一切，一个女作家柔弱的肩膀，怎能承受得起那么大的压力啊！

我当时想，幸亏《沉重的翅膀》在我社出书，有韦君宜这样的老延安、老革命为她撑着，否则如何得了。又听有人说，韦君宜有“通天”的本事，别人是学不来的；但有“通天”本事的，又岂止韦君宜一人！只是韦君宜对有创作潜力的作家、对优秀的作品特别热情、执着，也特别肯出力罢了。

朝内166号楼二楼朝北有一间不大的会议室。朝西的一面有三个橱柜，柜里直到柜顶放满了出版社的各种奖状、奖杯、“全国优秀出版社”之类的奖牌和其他纪念品。据说有时也在这里接待外国来宾。这是陈早春当社长时候的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代》在这个会议室有三次活动，我是筹备者，也是参加者。

其一，是我在这里接待了两位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先生，商讨联合举办炎黄杯“《当代》文学奖”和“人民文学奖”评奖的有关事宜。

此事的缘起是钱石昌、欧伟雄合著的长篇小说《商界》的投稿。我在一篇文章里对当时的情况和办公环境有这样的记述：“1987年岁末的一天，一位黑发蓬松、不修边幅的戴眼镜的先生出现在《当代》编辑部我的办公室。他就是《商界》作者之一的钱石昌。办公室里的一切摆设都显得陈旧：粗白布窗帘，有裂缝的办公桌，老式的金属台灯（有绿色的玻璃罩）……钱石昌就坐在那张赭色人造革面、粗钢扶手的双座沙发上。唯一现代的是钱石昌送来的手稿——那里面充溢着当代中国人的最新信息，就连那用电脑打成的文字中间也透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因为在当时用电脑打印作品的作家尚不多见。”

我和钱、欧二位作者素昧平生，但我和《当代》的同仁一致看好《商界》这部自动投稿的长篇小说。经过交换意见，《商界》于1988年1月由作者改定，分两期在《当代》1988年第三、四期连载，1994年3月出书。它获得了我们人文社的最高待遇。

这就是我们和作者建立真挚友谊的开端。后来，听钱石昌说欧伟雄的生意做得不错，我便征询可否在经济上资助我们搞评奖活动。欧伟雄答应得很痛快，决定支援三十万元人民币，但名义上由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出面。于是我便出面和他们的代表协商并签订相关协议，又向社里打了报告，由陈早春社长批准拨款十万元。我们便以这四十万元筹备并完成了在当时文坛引起热烈反响的评奖活动。

此次炎黄杯“人民文学奖”（1986—1994年长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获奖作品有：《长城万里图》（周而复）、《活动变人形》（王蒙）、《古船》（张炜）、《战争和人》（王火）、《第二个太阳》（刘白羽）、《南渡记》（宗璞）、《商界》（钱石昌、欧伟雄）、《大国之魂》（邓贤）、《白鹿原》（陈忠实）等共十六部。

炎黄杯“《当代》文学奖”（1985—1993）获奖作品中，中篇小说有：《秋天的愤怒》（张炜）、《妯娌》（韦君宜）、《唱着来唱着去》（张曼菱）、《寻父大流水》（蒋子龙）、《生生不已》（毕淑敏）等十九部；短篇小说有：《锁着的抽屉》（裘山山）、《都市隐居》（刘继安）等五篇；报告文学有：《“世界第一商品”》（理由）、《失去了，永不再有》（乔迈）、《世界大串联》（胡平、张胜友）、《强国梦》（赵瑜）、《国殇》（霍达）、《权柄魔术师》（戴煌、宋禾）、《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高原》（文乐然）、《“希望工程”纪实》（黄传会）、《澳星风险发射》（李鸣生）、《以人民的名义》（卢跃刚）等十九部。

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其二，是1998年1月，我和高贤均利用陈忠实和当代文学一些自愿在经济上帮助我们的作家的资助，一次性地搞了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优秀编辑奖”。钱不多，但获奖者都很高兴。1998年1月28日，大家齐聚在二楼会议室，由我们特邀的陈忠实颁奖，并合影留念。

今天回想起来，可以把这次不对外张扬的评奖活动，视为2013年3月，陈忠实和我社协商确定，并亲自到北京来颁发“《白鹿原》出版纪念奖”和首届“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的先声。

其三，1999年3月4日，纪念《当代》杂志创刊二十周年，《当代》在岗的同仁和已离、退休的老同志如屠岸、朱盛昌、陈冠卿等，以及已调到外单位工作的同志如孟伟哉、杨匡满、贺嘉等共21人齐聚一堂，高高兴兴地在二楼会议室座谈话旧，展望未来，并合影留念。

在后楼二楼食堂改成办公室之前，这里除了吃饭，也是全社开大会的地方；因为食堂东边还有一个小舞台，所以在正常情况下，这里也是全社开春节联欢会的地方。

1976年唐山大地震过去之后，有一天我在这里向全社职工做援藏两年的工作汇报。我赴青藏高原之前，一位朋友真心实意地对我说，你要保重，照顾好自己。面子上的话我不说了，我就祝你两年后不但活着，而且健康地回来。如今，我虽然留下一点青藏高原的纪念，如咽炎（在格尔木据统计每人一年吸进的灰土可以打一块砖）之类（刚回来不久脸色还正常，后来才因紫外线太强以致微血管充血而脸红），基本上还是完成任务后健康地回来了。好好地向全社同志做一次汇报当然是应该的。

汇报会由部队派来的孙政委主持。

我着重讲了我们如何受到学校、学生和家长们的欢迎，讲到沙尘暴，蚊子把人当牲口围攻、不进屋（它们不“认识”人的居室），讲到干旱（不用带雨具）和靠车轮子跑兰州、广西等地吃上一点蔬菜等等。当然也讲我们到拉萨筹备“阶级教育展览”，讲我如何不甘寂寞，在校领导支持和其他援藏教师配合下办油印的《红柳》杂志。涉及比较敏感的民族问题的话题，如天葬，当时都只能私下里讲。其他就是当时政治环境下的套话了，不值得一提。

在这里举行的春节联欢会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而越来越热闹。

一般的歌舞不说了。难忘的是社里朱中英、张贤淑等“五朵金花”的表演。她们嘹亮甜美的歌声和婀娜多姿的舞蹈真是赏心悦目。时代的变化自然也会反映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社会上刚流行时装表演和模特在T型台走猫步，张伯海便带头学走时装模特的猫步。他稍加打扮，走起猫步来一招一式，有模有样。他越认真，越装酷，我们就越乐得哈哈大笑。还有那哈军工毕业而颇具艺术天赋的刘小沁，她自编自演学陈早春（湖南隆回人）和李文兵（广东台山人）用浓重的方言说普通话，也是很受欢迎的、足以让我们开怀大笑的好节目……

1993年早春，还是在这个食堂里，召开了《中华文学选刊》创刊新闻发布会。创刊主编何启治，副主编刘茵、高贤均。王蒙代表作家与会支持。发布会极为简朴，记得也没有给媒体记者发红包。但以人文社的实力，《中华文学选刊》今天已成为我社的重要品牌之一。

我和朝内166号后楼的三楼会议室似乎是有点缘分的。我进入社领导班子的“就职演说”就是在这里，在全社中层干部大会上发布的。

1991、1992年，我因准备在《当代》刊发张炜的《九月寓言》而见罪于秦兆阳老主编。他认为我犯了大错，不但“常务副主编”有名无实，而且连留在《当代》当个普通编辑都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在事先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1992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班子调整部分领导成员，我和主管外国文学编辑工作的副主编任吉生和副社长林敬同时作为新的领导成员进入人文社的领导班子，而且要我代表他们俩在全社中层干部会议上讲话。

我的开场白就是：“我以五十六岁的‘高龄被突然宣布进入我社的领导班子，担任主管当代文学图书编辑出版工作的副总编辑，事先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话，确实感到非常意外，当然也深感责任重大……”

我担任主管当代文学图书编辑工作的副总编后，最早的办公室安排在三楼朝北的304室（现在文化编辑室主任王培元办公室）。当时当代文学图书按门类分好几个编辑室，编辑同仁对我都比较支持、配合，尤其是管长篇小说的高贤均（1997年提为人文社主管当代文学的副总编，2002年病逝）和综合第一编辑室主任李昕（现为三联书店总编辑）。每天上班，他们俩就很自然地到我的304室来，或交流信息，或议论书稿情况，讨论工作中要解决的问题。一时间，有我们三人组成当代文学“铁三角”之说。但高贤均很坦然，说没什么，铁三角很稳定呀，我们是为工作，又不是搞小圈子。我们工作做好了，对得起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给它丢脸呀，给它添光彩呀！

七

在本文的最后一节，我要记下自己在朝内166号楼里对历任社长的点滴记忆。

我到出版社报到后见到的第一位社长是王任叔（巴人）。但不是他接见我，而是在批判他的批斗会上。巴人是接替参加过红军长征的冯雪峰在朝内166号楼主持工作，当社长兼总编辑和党委书记的（1959年3月到1960年3月）。后来知道，他也是老革命，又是著名的编辑出版家、翻译家和小说、杂文家。他学贯中西，著作等身。在他主持下，人文社几年间出版了大量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成为国内一流的国家文学出版社，而他本人却因文字获罪，因为《论人情》这样反左倾教条主义的好文章，成了反右倾批判彭德怀政治运动的靶子，被定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代表人物、“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据说，最后被遣送到他的故乡浙江奉化去劳动改造，终至精神崩溃。他常在太阳下搓草绳，并用草绳拦腰捆绑自己，旋即倒地，口吐白沫，大呼：“这一回跑不了了，跑不了了！”终于在1972年7月25日惨死于脑溢血发作，时年72岁。而我至今尤难忘却的是：我在朝内166号楼看到的那本厚厚的、涵盖古今中外文学经典和精华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选题计划（书）”，就是他主持下制订出来的。还有，他有很强的行政管理能力。上班从正门进来到二楼他的办公室坐定，立即电告行政科长，指出正门所挂时钟不准时，责令立即调正。此类细节在老职工中流传，我也多次听到。

1973—1974年，我是柳青长篇小说《铜墙铁壁》（再版）的责任编辑，严文井到1978年9月才被任命为社长兼总编辑，当时只是社领导小组成员。在一次定稿会上，对于再查一查此书有没有为彭德怀“招魂”的问题，老严以他一贯的幽默站出来说，既然没有把握就不要贸然作结论，我建议请李季同志来把关，因为沙家店战役打响时，他正在陕北赶着毛驴办小报。（按，当时《人民文学》杂志尚未复刊，李季带领一批《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做复刊的筹备工作，其建制暂时挂靠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年5月31日，这一天，3月24日到任的新社长聂震宁召开人民文学出版社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老聂特意请严文井老社长当专家委员会的名誉主任并到会讲话。除了专家委员会成员，像我这样刚退休又返聘的原社领导成员也应邀到会。会议就在后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九时开始。约十时半，文井老社长才步履艰难地由老干处谢施基和另一人从两边搀扶着进入会场。文井老人是以八十五岁高龄带病来与会的。

他穿深蓝色中山装，两眼闪烁着深邃的目光。坐定开始讲话，语速稍慢，但思维还很清晰。他习惯地面带微笑说，聂社长，请我来开会；我，就来了。聂震宁同志，来当我们的新社长，我表示欢迎……

我略感意外的是，说着说着，文井老人竟讲到重读鲁迅《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感受。他说，我们都很熟悉鲁迅先生讲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故事。这些年，我常常想，要我做奴才，我是不做的，我不愿意。但做傻瓜呢，要有很大的勇气，我怕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那就做所谓的聪明人吧，但还是不甘心。所以，做人真难哪……

这时，有人就插话，说韦君宜晚年大彻大悟，写出《思痛录》（北京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影响很大。文井老社长没有回应。只是说，韦君宜那时在绥德，不在延安，对延安了解不多。

那你来写回忆录吧。人们期待着。

……老社长王顾左右而言他，还是没有正面回答。

后来，听说他答应了广东的黄伟经，由他口述，黄伟经记录编撰做他的口述实录。然而，这样备受期待的约定终于没有兑现。太遗憾了。

2005年7月20日，老社长终于永远离开了我们，带着他对这个世界的美好祝福，也带着他满脑子的珍贵资料和对人生的思考。而1999年5月31日这一天对我来说，竟成了我与文井老社长的最后一面。

韦（君宜）老太当总编辑（1981年2月至1983年10月）和当社长（1983年10月至1986年12月）的时候，记得她的办公室都是在前楼西边楼梯口拐角向阳的313室（后来我也曾用过这间办公室）。她平时不苟言笑，我也没多少事要直接找她。到1982年，我已经出版了两种小册子，即署笔名红耘的《天亮之前》和《少年鲁迅的故事》。前者是在韦老太直接指导下完成的，后者是做新版《鲁迅全集》注释、编辑工作的副产品。有同志提醒说，有这两本书，你可以申请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了。我想也是，便填好了申请参加作协的表，准备好相关资料，直接到韦老太办公室去找她，请她做我的入会介绍人。印象中，她的办公室有点乱，这里一堆书，那里一摊报纸杂志，好像没有明显可以接待客人的摆设。其时，她似乎正在看稿或别的什么，也没有留我坐下谈谈话的意思，只是接过我递给她的有关资料，稍稍翻了翻这些材料，一边在介绍人一栏签署意见，一边儿说，我看你是可以参加中国作协了。此外，便再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话了。前后也就两三分钟吧，我还一直站着。退出后，我心想还真是名不虚传干净利索呀。

不过，韦老太只要认准了要说的话，她就会说——哪怕克服困难也要把话说出来。这是六七年以后发生的事。1989年2月我申请去美国探亲，4月获得入境签证，已购妥6月14日的离境机票。那些日子北京的纷乱尽人皆知。我每天依然上班工作。因为离出国的日子尚远，还没有向韦老太正式辞行。不知她听谁说知道了这件事。有一天《当代》编辑部的同事告诉我：老太太两次打电话找你，让你回个电话。其时她正有《记周扬》等稿子在我手里，我还以为她急于想知道稿子的处理意见。我知道她那时只能靠轻便助行器慢慢地移步才能挪到电话机旁（为免干扰，电话并不是装在她的卧室里），挂通电话后便静静地等着。感觉到她拿起了话筒，我便急忙问她是不是关于稿子的事。她却说，不是的。听说你就要去美国探亲是吗？我说，是的，还有一个多月才走呢！她便很严肃地说，何启治，你听着，不管现在怎么乱，不管我们国家怎么样，我告诉你，你可一定要回来！你明白吗？你可一定要回来！那种关心，那种急切，就像叮嘱自己的亲人无论如何不要忘了母亲似的。我忙一迭声地答应：我明白，我知道，我无论如何一定会回来的！心里像平添了一团火似的，眼眶立刻发热潮润了。

孟伟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只当了一年社长（1986年12月任命，1987年1月调离）。此前，他的重要贡献是提议、筹备并实际主持《当代》杂志的创刊工作。孟伟哉想办《当代》杂志的缘由之一，是1978年夏季某日，他在朝内大街166号人文社门口的砖墙上看到北岛等人编的同人刊物《今天》，深感人文社应当办一份气魄更大的叫做“当代”的刊物，以后便不止一次找主管当代文学的社领导韦君宜反映，终于获得同意并亲自领头筹备，使《当代》在1979年7月创刊。他无疑是使《当代》成为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文学名刊的主要功臣。因为我一直是做编辑工作的，对于作为社长的孟伟哉接触不多。印象较深的是他当社长的时候，听他说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社职工的住房问题还没有解决好，比较紧张。他说过，虽然出版社当时经济还不宽裕，他还是下了决心，做出决断，在朝阳区八里庄北里买了几十套房子，使全社职工的住房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到1987年许多人纷纷搬家的时候，他已经调离，他自己并没有享受到他克服困难为大家买来的新房。在我的印象中，这位当年的志愿军战士、后来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社长在创作上是个多面手，诗歌，散文，小说，甚至科幻作品都出手不凡。就社长而言，他有行政管理能力，有组织能力，也有知人之明，大体能做到知人善任。但他又是个相当复杂的人。肯定他，甚至佩服他的人不少；不喜欢、讨厌他的，也大有人在。其中原因，似与政治、仕途有关，我这个当了一辈子编辑的人至今不甚了了。

陈早春社长是我在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他比我大一点，入学却比我晚，可学历又比我高（他是硕士研究生）。1980年底，我发完《华盖集》《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和部分鲁迅书信的书稿后，于1980年底调到了《当代》杂志编辑部，从此没有离开过当代文学的编辑岗位。而早春则依旧留在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的编辑岗位上，并从1985年起担任副总编辑，从1987年8月起任社长兼总编辑。可以说，直到1992年9月我进入社领导班子之前，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交往。我进领导班子之前，他没有找我谈过话；但如果他反对，我肯定不可能进入领导班子。对此，我心里明白，也感谢他的包容。

早春的办公室在二楼向阳的205室，一个小套间，里屋办公，外屋算是个小会议室，社领导班子开会，六七个人坐下来便有点拥挤的感觉了。

我在社领导班子这六年多，开过无数次会，大多是事务性的议题，不必备述。最难忘的印象是烟雾腾腾，不绝如缕。因为有几个抽烟的人，而早春和李文兵尤甚。我还能强忍着，任吉生怕就更难受了。

有一回，大概是谈社里的发行、经济收支情况之类，我和主管外国文学编辑工作的任吉生都没有怎么说话。末了早春便调侃说，看来我们班子里老何和任吉生是最不懂经济的了。我无言。确实不懂，要学怕也来不及了。

还有一回，大概是1993年岁末吧。出版社在方庄买了几十套房子。又要调整住房了，利害攸关，真是众目睽睽呀。1982年出版社在东中街盖了宿舍楼，108套，许多人第一次住上了有现代厨卫设备的楼房；1987年出版社在朝阳区八里庄北里又买了几十套住房，全社职工的住房条件又有所改善。这是第三次有了较大调整的机会，但争抢的氛围一点都没有减弱。时任综合编辑室主任、和我一起在三楼办公的“铁三角”之一的李昕说话历来比较直率。这时，李昕不客气地对我说，老何，如果每次有新房分配你们领导班子的人都去沾光，那你们就是坐在火药桶上了，你等着瞧！我说，我这回一平方米都不要，我去反映就是，你别着急啊。

我在相关的会议上照原话反映了，早春在政治上是比较清醒、比较冷静的。如1989年的风波后，他坚称本社没有问题。口碑不错。

聂震宁于1999年4月接任社长以后，陈早春还是总编辑，新社长在哪儿办公呢？结果是把二楼靠西边楼梯的四五十平方米的大办公室腾出来，这向阳的209号房成了新社长办公室。

那时我还天天上班。偶尔到社长办公室去坐坐，震宁会把我让到东边的“小客厅”坐下，还沏上一杯茶，让人颇感温馨。

但震宁对我的支持帮助，主要还不是体现在这些礼遇和生活细节上，而是体现在工作上。1999年4月宣布我退休时，我还在《当代》主编的位置上，他便说按工作需要和惯例让我顺理成章地把主编当到年底。但到同年10月，我这个主编便碰到难题了。问题出在如何对待王蒙的《狂欢的季节》。这是王蒙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的最后一部。因为作品涉及“文革”，不同的意见便突显出来。争论的结果，是由新社长聂震宁于1999年10月18日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协调会。与会者除社长外，还有主编陈早春、何启治，副主编常振家、汪兆骞，责任编辑杨柳，而且还请来了已离、退休的屠岸、王笠耘。

相关的情况体现在我会后写于10月25日的“终审意见”中：

这是纪实色彩比较浓的长篇小说。它以主人公钱文的生活轨迹为线索，对钱文夫妇离京到边疆锻炼，在边疆经历了整个“文革”，直到“文革”结束返回北京的全过程都作了生动真实的描写，夹叙夹议，也多有王蒙式的调侃。……

我认为这是一部写得机智、真实、严肃，有一定深度和认识价值的好作品。当然，受时代的局限，关于“文革”的生活目前大概只能写到这种程度——思想比较传统保守的人和思想很激进、很解放的人大概都不会满意这部作品。然而，我想强调的是：“文革”不能回避，要推出一部写“文革”生活而在政治上没有多大风险的作品实在很难，而王蒙的《狂欢的季节》却正是这样的作品。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支持，而且应该感谢王蒙同志把这部长篇交给《当代》刊发并交由我社出版。

之所以要在10月18日由新社长聂震宁召开协调会来讨论，是因为有的负责人认为小说这样讽刺、挖苦、调侃伟大领袖是不允许的，要公开发表就必须先予以删除或向上级送审。明白人都知道，简单的删除或送审待批都是不可行的。这样，才由社长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做了决断。王蒙的“季节系列”的最后一部长篇《狂欢的季节》最终只由作者做了小小的修订，便刊发于《当代》2000年第2期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这是新社长聂震宁对我这个已退休主编在工作上的最切实的支持。

2002年9月，震宁调任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接替老聂当社长的是从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任上调来的刘玉山。他刚来时的职务是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但在电话表上加了个括弧，注明是“正局级”；不久又传他想评上个“编审”，却并没有编辑的实践经验。这在我们这样比较看重专业才能的单位，未免为人诟病。然而，实践很快证明老刘是一位处事果断、有担当的社长；《鲁迅全集》（2005年版）《诵读中国》《笨花》《长征》等等陆续出版，证明他是一位有眼光、有胆识的好编辑。尤其是《中国农民调查》和《往事并不如烟》先后在2003年和2004年问世，更使他在业界内外的威望空前高涨，我和人文社的许多人都不禁对他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我和老刘在他调到出版社工作之前就有所交往。他当社长时我已退休，但还返聘了几年。有一天，到他在二楼的办公室（205室，即原陈早春的办公室）去坐坐。但见他正在埋头看什么，一边抽着烟，旁边有个小紫砂茶壶，是他当茶杯用的茶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两边都被书堆包围着。谈到被禁的两本书，他坦然说，没什么，检讨归检讨，做这两部书的终审人我心中无愧。然后又说起社里的干部配备。他说，要找个比较理想的中层干部都不容易啊！脸上充满了焦虑的神情。

可惜啊，刘玉山这么好的社长却因肺癌病逝于2007年7月，是人文社几十年来第一个倒在工作岗位上的社长。7月6日，人文社为老刘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门口有我社原总编辑屠岸送给他的挽联：重任在肩一身胆，鞠躬尽瘁两本书。这挽联道出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心声。

在老刘之后担任社长的是来自经济日报出版社的潘凯雄。他的办公室在206室，朝北，一个面积和格局都与刘玉山办公室相仿的小套间。2007年9月底，国庆放假的前一天，我到凯雄的办公室去找他。和其他社长一样，哪怕事先约好去找他谈什么，谈话过程往往也会被电话和临时找他签字的人打断。凯雄这里自然也一样。他也爱抽烟，往往烟不离嘴。

我这一回找他主要是为了自己的事。此时，牛汉口述、我和李晋西编撰的《我仍在苦苦跋涉》（2008年7月北京三联书店第1版）已经定稿。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的第一大冤案。我想借《当代》这个有影响的窗口宣传、扩大一下这部书的影响。书稿先交给《当代》相熟的编辑看。答复是可以考虑选“出生入死”这一章，因为这一章讲到老牛在国民党《正义报》的房间里宣誓参加共产党，讲到他差一点就被国民党枪毙了，还讲到他解放后第一个打开天安门城楼，领着一群大学生去打扫天安门城楼路过西边马道时，拐角有绞死李大钊的绞架，出于对革命领袖前辈的敬意，他情不自禁地带领学生默哀三分钟等等，“比较出彩”。但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要选就得选三章，即“我与胡风及‘胡风集团”的上、中、下三章。因为这才是全书的核心，是思想分量最重的部分。

凯雄听了我的介绍，立即表示：要亲自看过才好定。明天就放假了，他就趁国庆节放假这几天看稿，节后答复我。

果然，节后上班他就答复我：就用“我与胡风及‘桂丰大厦胡风集团”上、中、下这三章，刊《当代》2008年第1期。这一期《当代》出来以后，上下各方果然反响强烈，以致书稿不得不再一次送审。我很欣赏凯雄这种敢作敢当的、干脆利索的工作作风。

凯雄说话办事比较果断，有时就会显得比较冲，比较厉害，有的手下人就有点怕他。

2012年5月，我和辽宁省作协主席刘兆林、江西省作协主席陈世旭，应陈忠实之邀访问白鹿原，参观陈忠实文学馆，在思源学院白鹿讲堂讲课，在白鹿书院座谈、题字，到原坡上摘樱桃……老朋友聚在一起度过了几天愉快的时光。期间，陈忠实表达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设置“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的意愿，我们在一起商量了初步的方案如章程草案之类。回到北京，我便在同一天先到206室向社长潘凯雄报告，随即又到209室向总编辑管士光报告。他们俩都表示积极支持。其后，潘凯雄调任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白鹿奖”的事便由新社长管士光主持。

今年1月7日，由新社长管士光主持在朝内166号楼二楼会议室召开“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评委会会议，评委有赵萍、付艳霞、杨柳和我，参与其事的还有社长助理、我们戏称之为“秘书长”的周绚隆。会议确定了具体的奖项、获奖者名单和有关事项的安排。

3月20日，陈忠实亲自来到北京，和人文社社长管士光一起向荣获“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的编辑颁奖。颁奖会由人文社主持当代文学编辑工作的副总编应红主持。何启治荣获《白鹿原》出版纪念奖·特别奖；刘会军、洪清波、常振家、朱盛昌荣获《白鹿原》出版纪念奖·荣誉奖；于砚章、王建国、刘会军、刘炜、刘海虹、包兰英、王鸿谟、许显卿、刘稚、杨柳、脚印、周达宝、周昌义、胡玉萍、彭沁阳、赵水金、何启治等十七人荣获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特殊贡献奖；杨柳、孔令燕荣获首届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前三项其实就是奖励二十年前组织、编辑、出版《白鹿原》的有功人员，和奖励《白鹿原》面世二十年来人文社在当代文学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则从现在起两年评选一次，奖金由陈忠实提供，活动经费由人文社负责，奖励人文社在当代文学编辑工作中贡献突出的个人，以鼓励当代文学编辑的工作热情，不断提高人文社当代文学原创图书的品质和社会影响力。

我最清楚，陈忠实是一位忠厚实诚的、对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有使命感的大作家，也是对咱们人文社有真感情的人。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颁奖会后，经媒体广为报道，文坛一时传为佳话。

去年10月间，我到社里办完具体的事，习惯性地到老管（他对我说过，我和他母亲是同龄人，以前我都叫他“小管”，近几年才随众叫他“老管”）的209室去坐一坐。他却颇认真地对我说，潘凯雄到出版集团任职后，《当代》和《中华文学选刊》的主编都空着。我曾经听到有人说，有什么好位置社长都占着。我可不想去兼这两个刊物的主编，就让洪清波他们去干吧。果然，2012年最后一期的《当代》主编已经是洪清波，而《中华文学选刊》的主编则已换成谢欣了。可按照惯例，这都是社领导成员才能担任的职务呀。

其实，谁没有一点名利之心呢？新社长管士光包容、大度和豁达的胸怀，真的让我在稍感意外之后油然而生深深的感动和敬佩之情。有这样的好社长，人文社内外，包括作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了。

55年过去，真是“弹指一挥间”啊！

一位同行朋友听说朝内大街166号大楼要拆了盖新楼时，情不自禁地“哎呀”一声说，这怎么可以呀？！朝内166是多么有价值的、多么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呀，在北京城中心保留这么一个纪念性的建筑物有什么不好？！难道都要盖成高楼大厦，让高大的玻璃墙造成玻璃污染才好吗？！……

唉，还是不要感情用事吧。这幢大楼毕竟是老了。权当是凤凰涅槃在浴火中重生吧。让这幢大楼脱胎换骨去迎接自己的新生吧。

以上，只是就我个人的经历和见闻，写下我对这幢大楼的点滴记忆。实际上几十年来，除了东边的人民出版社，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今中外文学书籍就达一万多种，发行近十亿册。在这幢大楼生生死死、进进出出的，恐怕也有几千人吧。真的，我仿佛觉得这幢大楼是有生命、有灵魂的。春风秋雨五十年，它阅尽了人间的春色，饱览了历史的沧桑，和我们一起见证了这里上演的喜剧、悲剧、正剧、闹剧，甚至是荒诞剧、滑稽剧；它曾经和我们一起欢笑，哭泣，愤怒和忧伤。

今天，这一切都将过去了。生命将重新开始。

让我们怀着真挚之情，感恩和敬畏之心，祝福它的新生，祝福新一代的人文人在这里重新开始，奔向新的高度。

2013年7月6日起笔，至7月21日午后

草成于北京东中街寓所北窗下

10月13日删改定稿于东中街寓所北窗下

责任编辑 杨新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