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时代面向读者的《当代》

红耘

一九七九年六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杂志在新时期的文学大潮中脱颖而出，成为最早涌现的大型文学刊物之一。《当代》先为季刊，一九八一年起改为文学双月刊，迄今已出刊一二六期(含增刊)。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出版中外古今文学书籍的、在中国大陆最有影响的国家专业出版社之一，一九五一年创建于北京，首任社长是著名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鲁迅研究专家和翻译家冯雪峰。

一九七九年初，祖国大地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不久，文学和其他事业一样，正处在复苏阶段。人民文学出版社得风气之先，应广大读者的需求而决定筹办大型纯文学刊物《当代》杂志。当时刊物的主持人即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一九八三年改为继任社长韦君宜；至一九八六年第四期，刊物正式的署名主编为秦兆阳、孟伟哉；一九八七年第四期起，主编为秦兆阳；一九九四年十月秦兆阳逝世后，一九九五年第一期起主编为朱盛昌；一九九七年第二期起主编为陈早春和何启治。

顾名思义，《当代》是应读者的需求，为及时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而创办的刊物。因而，我们在办刊的过程中，也就始终关注着读者的愿望，关注着人生的热门话题。只要文学真心实意地为读者服务，人民群众也就永远不会抛弃文学。《当代》在纯文学期刊大繁荣的时候，曾经拥有五十多万的订户。现在虽然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致使订数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在国内外拥有巨大影响、拥有最多读者的大型纯文学刊物之一。

《当代》的“发刊辞”强调：“第一，我们的刊物是大型的，每期有五十万字左右。”“第二，是综合的，举凡文学作品的各门类———小说、诗歌、散文、小品、评论兼收并蓄，无所不容……创作要发表，翻译作品也刊登。”“第三，我们希望多多发表新作家的新作品。”二十年来我们在实践中大体上还是贯彻了这些方针，只是略有调整：篇幅上调整到十三印张(十六开)，可容量约四十万字；不再登载戏剧、影视和翻译作品，此外则仍然是一份无所不包的综合性纯文学杂志，只是突出了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地位———前者容量巨大且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文学水平；后者则最能及时反映广大读者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同时始终坚持了对文学新人的扶植和支持，每期必发新人新作。

我们在办刊实践中认识到：《当代》一定要努力以深刻的思想性、精湛的艺术性和雅俗共赏的可读性和谐统一的美好的精神产品奉献给千千万万的读者。为此，我们强调了作品的当代性、现实性，努力使我们刊发的作品做到“直面人生，贴近现实”，与时代共脉搏，与人民同呼吸。例如一九八八年我们刊发了直接描绘京都生活的“京都三部曲”之二《衰与荣》(柯云路)，第一部正面描写改革开放第一线(深圳、广州)撼动人心的商战小说《商界》(钱石昌、欧伟雄)，以及表现当代大都会风貌的警世之作《大上海沉没》(俞天白)。除了这几部长篇小说，同年还有一批直面现实人生的报告文学作品面世，如《世界大串连》(胡平、张胜友)，《强国梦》(赵瑜)，《国殇》(霍达)，《前门外的新大亨》(罗来勇、陈志斌)，《权柄魔术师》(戴煌、宋禾)等等。而到了一九九八年，《当代》刊发的长篇小说则有描绘封建土司制度走向崩溃的悲剧故事《尘埃落定》(阿来)，通过模拟战争故事表现科技强军思想的《突出重围》(柳建伟)，以及用青少年眼光看“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回忆录《点点记忆》(点点)。十年过去，风光依旧。“直面人生，贴近现实”的特色可谓一脉相承。

事实证明，能够比较完美地体现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和谐统一的作品，往往都是既得到文坛承认，又广受读者欢迎的好作品。就《当代》历年刊发的长篇小说(含长篇纪实文学)而言，可以说大都是这样的长篇佳作。除上举例子外，还有《将军吟》(莫应丰)，《芙蓉镇》(古华)，《改革者》(张锲)，《跋涉者》(焦祖尧)，《故土》(苏叔阳)，《新星》、《夜与昼》(柯云路)，《钟鼓楼》、《栖凤楼》(刘心武)，《崩溃》(黄济人)，《呵，昆仑山》(李斌奎)，《蛇神》(蒋子龙)，《超越自我》(陈祖德)，《南京的陷落》(周而复)，《古船》、《家族》(张炜)，《第二个太阳》(刘白羽)，《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邓贤)，《桑那高地的太阳》(陆天明)，《女巫》(竹林)，《白鹿原》(陈忠实)，《恋爱的季节》、《失恋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王蒙)，《我是太阳》(邓一光)，《大都会》(俞天白)，《东方的故事》(柯云路)，《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周梅森)，《君子梦》(赵德发)，《霹雳三年》(王火)，《国画》(王跃文)等等，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当然，我们不会只把篇幅提供给厚重博大的优秀作品。如同生活本身多姿多彩、仪态万千一样，文学作品也应该是丰富多样、百花争妍的。《当代》也将为不同流派、风格、题材、技法……的文学作品提供园地，还要为一些有积极意义的探索性作品(如柯云路的《大气功师》)提供篇幅，以便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修养、爱好的读者在精神生活和艺术欣赏趣味方面多样性的需要。

目前纯文学刊物在报刊市场中的处境并不见好。这其中的原因相当复杂，一言难尽。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也本属正常。《当代》由于它直面人生、贴近现实的特点和注意顾及读者多样性的需要而获得读者的青睐。厚重博大、精彩纷呈的长篇小说和别具胆识、关注热点问题的报告文学是它的强项———《将军吟》、《芙蓉镇》、《钟鼓楼》、《第二个太阳》、《白鹿原》(修订本)荣获长篇小说最高荣誉的茅盾文学奖和《淮河的警告》(陈桂棣)、《走出地球村》(李鸣生)、《敦煌之恋》(王家达)等报告文学作品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等全国性大奖都是有力的证明，但在中短篇小说和诗歌、散文等方面则相对地要逊色一些。今后，我们首先要在提高刊物质量上更加努力扬长补短，并增加“旧文摘”、“直言”、“请君批评”、“《当代》往事”等新栏目。还特别增设了“新民间文学”栏目，其中包含网民话题、网事随笔、民间文学社等多种版块，以期吸引更多作者、读者的关心和支持。同时，在宣传、发行工作上也要有更多人力、物力的投入，以期进一步增强刊物的影响并拓宽刊物的市场占有率。

任重而道远。我们所挚爱并为之倾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的《当代》杂志，将永远是广大作者、读者的良友和共同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