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项丽敏
十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在郭村看见开花的瓦松。
徽州乡村,瓦松是常见之物,村子越是古旧,瓦松就越多,稍一仰首即可见到。
瓦松是住在徽州村落里的老灵魂。
十多年前,第一次在老宅荒颓的门楼上看见瓦松,就被其嶙峋之态所慑。灰色的,瘦枯的,又有一种倔强,仿佛不是草本植物,而是几百年光阴留下的一把骨头。
那时还不知此君的名字,问同行的文友,文友说叫瓦松,也叫无根草——她家老屋檐角就长着一排,似镇宅的灵兽。
文友说她小时候经常生毒疮,肿痛难当时,母亲就搭个梯子,爬到屋顶,采几株瓦松下来,捣烂,给她敷上,不出半日,毒疮消了肿。
知道名字后,再看见瓦松,就亲切了很多,仿佛它们是我住在乡间的长辈,那些枯瘦、年老、眼角爬满皱褶的亲邻,与之相见,感到温暖,也有说不出的悲怆。
为什么会感到悲怆呢?也许是瓦松所生之处,皆是有年月有故事的角落,是曾经繁华而今寂寥萧瑟的地方。
郭村就是这样的地方。
郭村有八百年历史,是旧时宁国、徽州、池州三府交界之地,兴旺的时候,村里有十座祠堂,店铺毗连,商贾云集。
而今,祠堂的遗址还在,青石板的街道还在,日光与流水依旧在街道流动,往来的人影却极为稀少。
年轻人都出门了,去城里打工,只有老人留在村中,走在过去的石板路上,住在过去的老宅院里,守着日出日落,过着和几百年前一样的生活。
看见开花的瓦松,就是在一户老宅院门口的围墙上。
那围墙只比我高出一尺,踮起脚,额头能触到瓦松。
原来瓦松并不是灰色的,而是比瓦青略淡的碧青,叶片肥润,形似瓜子,花朵则是浅樱色。无数细小的花朵,聚塔而生。
将鼻尖凑近,深吸一口,闻到的是湿漉漉的水气,接近青苔的味道,清凉,静谧。
分不清,这是瓦松花朵的味道,还是村落早晨的味道。
郭村有不少柿子树。
在徽州,柿子树,枇杷树,石榴树,都有不少,巷子里走着,不出十步,就能遇到一棵。
这些树错落于村中,倚墙而立。
——也不能说倚,树与墙之间,还是留着一段空地的。
墙很高。徽州古宅的屋墙都是高的,灰白黑三色,内敛中透着高冷,视觉上容易予人压抑感。
好在有果树。
徽州人种果树不是为吃,没有人去摘那些果子。徽州人种果树是为看,一种住宅美学。
枇杷五月黄。石榴九月红。到十月,霜降前后,柿子也红了。
“霜降酿柿红”,这是古人的诗句。酿是一个缓慢而迷人的过程。柿子由青变黄,由黄转红,也是一个缓慢而迷人的过程。
关于红色,有很多种分类:大红、朱红、水红、橘红、杏红、桃红、玫瑰红、铁锈红、枣红、绯红等等。
觉得还应该加入柿子红。
柿子红是怎样一种红呢?
“落日一样,饱满而沉坠的熟红。”我曾这样比喻。但还不够准确。再好的比喻,与实物总是有偏离的。
柿子红是红色之经典。没有比熟透的柿子更纯正的红了。
冷色调的古徽州村落,有了柿子红的点染,就有了暖意。即使村子里的人与房屋都在老去,只要房前屋后有一棵柿子树,只要有一树红红的柿果挂在枝头,从晚秋挂到初冬,挂到大雪纷飞之日,就还是有生气的。
路过的人,走在铺满枯叶的石板路上,感叹村落不可避免的衰败时,忽然看到一树柿果,在转弯处,那么红,心里会为之一动,宁静又柔软。
在郭村找不到一个郭姓后裔。
郭村的人大多姓林,世代以来皆是如此。这是有些奇怪的,既以林姓为众,为何不叫林村而叫郭村呢?
问村中年长者,年长者说,古时候这里并不叫郭村,而是叫穀城,改为郭村是嘉庆元年以后的事。
“穀”是生僻字,现在很少用了,只在古汉语中可见,通“谷”字,指两山之间的低地,是稻谷庄稼的总称,也有养育、生长、善美的意思。
过去村里有姑娘出嫁,会在陪嫁的器物上贴一副对子:“穀我士女,宜室宜家。”年长者说。
年长者说古时称此地为穀城是有原因的,因这里四面皆是高山,山下有千亩平畴大畈,盛产稻谷粮食。“村里兴旺的时候有一万多人口,光林氏祠堂就有十座,每座祠堂都设有私塾,供族中子弟进学。”
林氏并非这里最早的原住民,而是从福建迁移过来的。第一代林姓祖先带着族中十几口人,走到村南时,随行的一只大狗突然趴下,任主人怎么吆喝也不动。主人佯装弃它而去,那大狗仍是趴着,不起身跟上。主人觉得奇怪,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这只狗平日里脚前脚后,与他形影不离。
主人走了几十步,转身,向大狗趴着的方向望去,脸上突然放出光来,对往前赶的族人大喊,不走了,不走了,这里好风好水,留下吧。
这一留,就扎下了根。
年长者说林氏入村时,村里已有四种姓氏在此定居,田地多,人口少,彼此倒也相安无事。林氏族人繁衍得快,五代之后就成了村里的大姓,那先林氏而来的四种姓氏倒成了杂姓,又过了几代,村里就没有一户杂姓了。
“被林姓挤走了吧?”我问。
年长者笑着点头。
想起一种名叫“一枝黄花”的植物,这种植物的繁殖力特别强大,对环境的适应性也很强,头年在园中看见一两株,翻过一年,会发现园子已被它们占领,而原先生长在这里的花草却看不见了,仿佛消失。
植物之间是有争地之战的,动物也是,人更是如此。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较量的是生存力与繁衍力。
“在过去,林姓为了不让村里有外姓,立了很多规矩,外姓人是不能在村里落户的,生了儿子的人家才能分到耕地,儿子多田就多,娶媳妇可以是外姓,儿子一律不准入赘到外姓人家。”
忽然想起,“穀我士女”四个字,似乎出自《诗经》。
“叫穀城多好,为什么要改成郭村呢?”
“本地方言里,郭与穀的发音是一样的。穀这个字难写,现在也没几个人认得了,再说过去的城也没有了,以前那么多的东西,都没有了。”
年长者叹息了一声,转过身去。
郭村是典型的徽州村落,村头有水口,村中有水渠,渠水沿街而行,一支周而复始的民谣,在日居月诸中低唱。
渠水清澈,可见游鱼嬉戏。村里人用水都在渠边,早上八点前是不能在渠里洗杂物的,尤其上游人家,只可将水担回厨房,储进水缸。这是世代传下来的规矩。八点过后,日头骑上了马头墙,女人们这才可以把衣服端到渠边搓洗。
村里也有水井,一条巷子走到岔道就有一口,井水是专用来吃的。有了自来水后,井口就封上了。井口太浅,怕孩子追逐玩耍时落进去。
除了街道的渠水,还有一条清水河绕村而流,在村庄正中的石拱桥下与渠水汇合,向村西而去,灌入畈田。
郭村离黟县的宏村很近。从郭村流出去的水,不消一刻钟,就与黟县宏村流过来的河水相接。山水无隔,这是走在郭村的石板路上,随时可与徽州风物迎面相见的原因吧。
郭村至今仍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桥上楼阁。
在徽州常见这样筑有亭台楼阁的古桥,多为砖木结构,有游廊,有花窗,或单层,或双层。
在桥上筑起亭台楼阁,是为了给行人一个暂避风雨和歇脚观景的地方。徽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湿润,多雨水,尤其春夏两季,天气变化更是无常,前脚出门还晴着,后脚出门就下起雨来。
徽州人将这些桥统称为风雨桥、廊桥。每座桥也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歙县许村的双孔廊桥,就叫高阳桥。
郭村的这座桥叫观音阁,双层,建于清嘉庆年间,与林氏祠堂遥遥相对。
既叫观音阁,当然就有观音菩萨的佛堂。佛堂在二楼,朝东一排跑马廊。日出时,第一缕光刚出山,就穿廊而入,如同一只金雀,收拢羽翼,落在佛堂的地面上。
观音菩萨的佛像在佛堂中间,从佛像的视线望出去,可观村头的山峦、村中河水,与一排排高低错落的马头墙。
将观音阁建在桥上,也是为了镇守河流,护佑村庄风调雨顺。
说来也怪,自有这观音阁后,村里的水渠与河流从没有干涸过,也没泛滥过。而之前,村里是发过大水的,水漫过渠道,冲破堤岸,冲毁桥梁,淤塞了河床。
观音阁与村中河渠,是洪水退去之后,村民捐银修建、疏通的。
在观音阁里,至今仍保留着一方两米长的石碑,上面刻着捐银者的名字,有数千位,都是林氏族人。
观音阁里竖着好几方碑刻。
徽州碑刻常见有三种,一为功德碑,一为墓碑,一为禁碑。
从禁碑中,可管窥当时的民风。
禁碑就是乡村公约,由族长耆老商议制定,刻于石碑,立在祠堂、村口和山边田头。
徽州多山,而山高则皇帝远,治理村庄,维护一方水土的安稳,还得依靠乡间贤达人士,依据本地实情,立禁令,树规矩。
为什么要把禁令刻在石碑上呢?为什么不写在纸上,张贴在祠堂或村头?刻石碑多费力啊,要请匠人去山中采石,割石,磨石,磨得光滑如镜,才可在上面刻字。这刻字的过程中不能出丝毫差错,因为不能更改。
还是一种郑重吧,写在纸上虽便捷,却是轻飘飘的,容易破损。而刻在石碑上就不一样了,石碑的厚重本身就是有气势的,刀刻上去的字,加深了禁令的持久性和威慑力。
一方禁碑立在村口,就是立着一尊端正肃穆的护法神。
禁碑的内容有简单明了的,比如“春笋禁挖,违者重罚”;也有之乎者也洋洋洒洒如一篇训诫长文的。
这两种文风的禁碑观音阁里都有,虽经历风雨侵蚀,字迹难以辨认,大体意思还是能领略的。
比如一方石碑上刻着:“永禁XX垃圾,违者罚银叁两。”那永禁后面看不清的字迹应当就是“倾倒”了。
比如另一方石碑刻着:“稻麦两季永禁烟酒粿糖僧道游唱等项下田……”
此碑有约摸一半的字迹磨平,还是可以猜出七八分意思来。种收稻麦,在农家是大事,关乎一年的收成,这时若有卖烟酒粿糖的商贩不断到田里去吆喝,会扰乱人心,尤其原本就好烟酒的人,忍不住沽酒来喝,喝得醉如烂泥,岂不耽误农事。至于僧道游唱在此时不准下田,恐怕是出于避讳吧——在世人眼中,这些都属于“不发”的人,在种植生养上,不能带来好的运气和兴旺之兆。
还有一方禁碑,字迹清晰,篇幅也长,约有两百字,细读几遍,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欢,恨不得拿纸笔抄下来。
这实在是一篇好散文,文辞优美,理情兼具,更难得的是,它所表达的,在当下看来毫无时代的隔膜,仍有棒喝之效。
碑文的意思是:林氏自宋朝告别故土,举家迁往此地,聚族而居已有八百年。村庄背后的来龙山上,先人曾种下大片的树木,培育成林,是为了荫庇阳宅。有树木的地方才有水,有水的地方才能更好地繁衍子孙。树木长成后,从没有人上山砍伐,因为那是先人亲手所植,砍伐它们就是对先人的冒犯,即使是被雪压倒,被风吹断,被雷电劈开,也要让它们留在山上,靠自然之力修复、重生、发出新枝,或慢慢腐烂,变成泥土,滋养其它的生灵。但是现在,村里有无知之辈,带斧持刀入山,窃取木材,损毁山林,如果再坐视不理,必将有更多人纷纷效仿,祖先留下的福地将迅速毁于贪婪,而后辈也将因此遭遇无妄之灾。于是邀集各位乡绅族长,在一起商议,制定禁令,自此日始,倘有内外人等仍蹈故辙,一经查明,或通族议罚,或禀官究治,决不徇情。望各人自爱,不要为自己和子孙留下罪恶与羞耻。
禁碑的落款是“光绪叁拾贰年嘉平月吉日穀城林氏公具”。
多年前曾遇到过一本书,《给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怦然心动,为书名。
这么好的书名,作者是怎么想出来的。
后来才知道,这书名出自海子的一首诗。
这大地上的每一条河每一座山都是有名字的。而让我们念念不忘,想起来就感觉温暖的,只是故乡的山。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故乡都被群山环抱。除非生在徽州。或者说生在皖南。
皖南每座村庄都背倚一座山,山势或如屏风矗立,或如莲花低开。
郭村背后的山更像一棵大树。村庄房舍则如树下簇生的一朵朵蘑菇。
从禁碑上得知,郭村背后的山叫来龙山。
这名字一听就是有来历的,藏着一个古老的传说。但我无意探寻来龙山名的传说。我想探寻的,是一条上山的路,想沿着山路爬到山顶上去。
到山顶上去做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要到这山顶上去,这山有什么在吸引着我?
生在皖南的人,一生必然要走很多山路,翻越很多山岭,有时出于必须,有时出于好奇和征服欲。但并非每见到一座山都想登上去。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在山谷中无目的地漫游,没有登顶的愿望。
或者是来龙山的古木吸引了我。
几年前,第一次与同伴途径郭村时,目光就被这山上的古木拴住。我认得其中的一些,银杏、枫香、槭树、无患子、乌桕、水杉、黄檫,每一株都是一个巨人,身着华服,怀抱焰火,任其长久的燃烧,寂静又热烈,将村庄的马头墙和天空烧灼得如同红海。
我与同伴定在那里,动弹不得。只听见心口噗地一下,也蹿起火苗,随之一阵痉挛,像一个很久没有进食的人面对盛宴,有几乎晕眩的饥饿感,然而又是幸福的。
之后又来过几次郭村,在不同的季节里,每次都会对着山头张望,寻找那些古木,却再也没有寻见。这使我生出疑惑:第一次看见的是真实场景吗?还是我的记忆移花接木,将别处见到的移到这山上?
也许是我来的季节不对。落叶乔木,只在晚秋初冬时才会转色,变红或变黄,之前都是深沉的绿,若不走近是无法辨出它们的。
我想上山,是想寻找第一次看见的那些古木吗?如果爬到山上还是没有见到,会怎样?
那么我会对自己的记忆彻底怀疑。会怀疑自己之前经历的,看见的,写出的,它们的真实性。
事实上,“真实”这个词,就是值得怀疑。
每个人的记忆都是经过加工的,是不由自主的“罗生门”。两个人或三个人经历的同一场景,同一件事,经年之后,各自的叙述会大相径庭,你又能说哪一种叙述是真实的呢?
沿着来龙山的山脚,走了两个来回也没找到上山的路。
向村里老人打听上山的路怎么走。老人愣了一会,摇头说没有。“以前是有路的,好久没人走,给草埋掉了。”
以前山上不仅有路,还有田。老人说。
村里人口多的时候,田畈种满了还是不够吃,就去山上开荒,砍掉树,掘出根,将牛赶上山,犁地种苞谷。
就这样粮食还是不够吃,村里人不得不往外跑,去外地谋生路。再后来,来了长毛,不停地打仗,和清军打,和乡勇打,打来打去,到后来是兵匪不分,一个个都成了强盗,进村就杀人放火,趁火打劫,那以后村子就败落了。
老人说的长毛就是太平军。这事并不遥远,也就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事。
但凡战争,不论内外,遭遇涂炭的都是百姓。太平军在皖南和清政府的战役打了十年。十年后,皖南人烟荒芜,处处断壁残垣。
“人少了,地也就荒了,山上的地更是没人种,树慢慢又长了起来,长成现在这样。”老人说。
“后来再没人上过这山吗?”
“也不是,几年前我还上过山的,后来摔了一跤,把腿骨摔折,孩子们就不准我再上山了。”
老人说他的儿女都在城里工作,在城里安了家买了房,平常也没空,只在过年时回来。“村里人家都是这样,孩子大了就飞走了,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
老人的语气里有几分落寞和自嘲,面容却是舒展的。孩子们变成城里人总是好事,给孩子读书上学,不就是巴望他们跳出农门吗。
“你是想到山上找龙洞吧?传说龙洞里藏了很多宝物,是长毛藏进去的,很多人找过,把命丢了还是没找到……这山上有个大碉堡,我年轻时常爬进去,在碉堡里能看见进村和出村的路口,看见村西的大田畈和杨梅溪……”
我微笑着摇头,“我不是来找龙洞的,没有路就算了,不上山了。”
我放弃了上山的念头。即便有路也不想上去了。
龙洞、宝物、碉堡,这些是我之前所不知的,它们或许有,或许没有,闻者不必探究真伪,更不必生出虚妄的贪念。人有格,讲究体面,山也同样如此。面对一座山,允许它保留一些神秘感,隐藏一些不为人知的所在,不去冒犯,就是对山的尊重吧。
村里老人很善谈,也和气,见我把相机镜头对着他们,会摆手,说人老啦不好看,脸上还是和气的。
村里老人吃饭时会端着饭碗坐在巷子里。晒太阳、乘凉,也是靠着墙根坐在巷子里。从巷子另一头过来一个人,会站着聊两句话,如没急事,就在一边的木凳上坐下来,慢慢聊。
来了外地人,从巷子里经过,老人会问:谁家的亲戚啊?有时也不问,笑眯眯地看着你,仿佛你原本就是这村里的人。
村里的猫啊狗啊,都有点憨,见了陌生人来也不认生。猫自顾卧着,眯眼打盹。狗三三两两,在街上追逐,其中一只略警觉些,朝来人叫两声,很快又贴上来,一会左,一会右,故意让尾巴蹭着你的腿。
村里的宅门大多是老木头的,门上有铜锁钉,铜锁环,也是老的。门开着,站在门口,听到屋里有说笑声,进屋后又看不见人——原来是电视机开着,屏幕里坐着几位名星,说笑声是他们的。
徽式老宅,刚走进去总是眼前一团黑,站定了,闭眼,再睁眼,才能看清屋里的陈设:厅堂正中是八仙桌,两边是圈椅。电视机就在八仙桌上。
八仙桌后有个长条壁桌,壁桌上摆着老式座钟、煤油灯、官帽瓶。
壁桌后是壁板,将前厅与厨房隔开。壁板上必然是要挂着中堂画的,“松鹤延年图”,或“牡丹富贵图”,两边是红纸写的对联,过年时贴上去的。
中堂画的边上还有大相框,和对联紧挨着,相框里有不同时期的全家福,也有老年人的单人照,新人的结婚照,婴儿的百日照。黑白泛黄的,彩色的,都在里面,相似的五官,相似的神情,只有服装的样式是不一样的,发型也不一样。
离八仙桌不远的地方有半人高的木火桶。徽州人是离不开火桶的,老人更是离不开,到了冬天,把盖了灰的炭火盆摆进去,人再偎进去,从早到晚地偎着,暖烘烘。
过了冬天,火桶还是在原地摆着,仿佛生了根,只不过没有炭火了。
更老一点的徽式宅子是有天井的,还有画窗和阁楼。郭村这样带天井的老宅已不多了,也不再住人,空在那里,里面堆着些乡间常见的物什:做茶叶的器具,耕田种地的器具。
村里老人说带天井的老宅原本很多的,在他们小时候,这街上两边三进的宅院、五进的宅院,都有大天井。“过去的郭村可比这大多了,有东西南北四个门头,街道能跑马,逛完整条街要磨掉一层鞋底。你现在看见的郭村,不过是过去郭村的东门头。”老人说。
村头就有一栋带天井的老宅,宅子门口的对联很有意思,上联“农业学大寨”,下联“要斗私批修”。
一看就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遗迹。
对联是写在墙上的,字体匀称,还画了稻穗图形做装饰。可见当年执笔的人花了一番心思,是把这当做艺术品来写的。
宅子的门楼虽损毁得厉害,雕刻的人物鸟兽被抠去不少,也还能辨出些轮廓,看出主人建宅时的讲究。
在我仰头观望门楼时,从对面巷子里走出一位矍铄老人,见到我,说你进去看吧,不要紧的。
老人说这宅子有近两百年了,建宅子的人是律师,曾给李鸿章打过官司。
“这宅子的主人叫林泰安,但他真姓戴,假姓林。”
一时没听懂老人话里的意思。不待我问,老人清了清嗓门,接着说道:
这家人的祖上原是衰落的,三代单传,生了个儿子,却从小就是个病包子,父母托媒人说媒,娶了个邻村戴姓姑娘做媳妇。媳妇过门没多久,病包子就死了。翻过年媳妇生了个男孩,坐完月子被她娘家人接走,在娘家一住就是三年。三年后,媳妇带着林泰安回婆家,婆家人也没觉出什么不对劲,过了几年,林泰安就进私塾里读书去了。
林泰安天资好,别人花几天弄懂的,他半天就通了。私塾先生对族长说,这孩子是人中龙凤,将来能做大事。
林泰安性子强,爱打抱不平,村里人打官司写状纸老找他。也真怪,别人写状纸,官司打输了,再请他重写状纸,官司一准能打赢。
林泰安给人家写了不少状纸,得罪了一些人,后来就有人给族长传话,说他不是林家后代,而是他母亲娘家的人,是戴家的子孙。
这还了得,族长派人去查,还真是这样,原来,戴姓姑娘生的小男孩,刚学会走路就死了——外婆把刚烧开的水倒进澡盆,小男孩好奇,在盆边爬着爬着就掉进去,等外婆发现已来不及。小男孩死了,这事让林家人知道可了不得,三代单传,儿子没了,孙子又没了,准要带族人打闹上门来。没办法,只能把这事压下去——拿戴家的孙子,也就是戴姓姑娘的侄子冒充她儿子,带到婆家。
过去这么多年,林家再去戴家闹事也没意思了,但宗族规矩放在那里:外姓男丁不得入林氏族谱,不得进林家祠堂,不能分田分地。这事也就不能这么算了。
好在林泰安自己争气——也是他的天命,在村里是没有立足之地了,就只有考功名。
林泰安出人头地后,回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宅子。那时有个规矩,不论谁家建宅子,屋檐都不能高过祠堂。林泰安偏不守这规矩,把宅子建在祠堂边,屋檐也比祠堂高出一大截。
他这是要出一口气,也是要争一口气。林氏宗祠将他的名字从族谱除去,又没收了他名下的田地,让他功成名就也还是入不了祠堂,不能认祖归宗,也确实够憋屈的。
老人说到这,又指给我看老宅一边的空地,说那地方原来就是林氏祠堂。
“祠堂怎么没有了?”
“不止祠堂没了,好多老房子都没了。房子和人一样,人要进气和出气,房子也要进气和出气,这样才能活。”
老人说林泰安的孙辈们都在外地,很少回来,就托村里人看护这老宅,白天开门通风,夜里将门关上。
“这村里早先有不少好东西的,我小时候还见过,现在的孩子是见不到了。”老人叹道。
观音阁往东走三十步,就是剃头铺子。
铺子前面是青石板路,路边是河。
河对面是广场。村里人家晒衣服,晒被子,晒田里收获的庄稼稻谷,都在这广场上。
剃头铺子是郭村老街唯一的店铺。
不记得剃头铺子的招牌,或许没有招牌。就这么一家店铺在这里,做的是村里老客的生意,要招牌做什么呢。
剃头铺子门口搭了个廊亭,两根长条原木,一左一右,是给人坐的。
剃头铺子的生意也不忙,有时半天没人光顾。但门口廊亭里总是有人坐着,天冷时坐在有太阳的地方,天热时坐在阴凉的地方,说一些家长里短。村里来了什么人,走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坐在廊亭里都能知道,都看得见。
剃头铺子的门面很旧了,店铺里的陈设也老旧,上个世纪国营理发店的样子,比那还要简陋,只有一个转椅。
转椅也是老的,老到可以进博物馆,看着又有说不出的亲切。小时候,跟随母亲去街上理发,坐的就是这样的转椅,有点脏,又极舒服,椅背可以放下来,让人仰躺着。
这剃头店里奢华的物件就是镜子,嵌了半面墙,给店内增了不少亮度,添了几分生气,镜前的器具虽也陈旧,看上去也还是亲切的。
镜子一侧挂着个尺长的皮子,泛着油光,剃头前,老师傅要将剃刀的锋刃在上面刮几下。
小时候最怕听剃刀刮在皮子上的声音,一听就心里发毛,鸡皮疙瘩都站起来了。更怕剃刀挨着后脖颈,怕得想哭,又一动不敢动。
剃头师傅的头发花白,却不显老,可能是不下地干活的缘故,也可能确实还不老。剃头师傅的话也不多,你进店,不主动问话,他也不会开口问你,不像城里的理发店那么热情,一进门就上前招呼你。
剃头师傅只顾干自己的活,眼睛盯在顾客头上,很专注的样子。顾客跟他说话,他就回话,说的是方言,外地人也听不懂。
外地人进店,若是拿相机拍来拍去,剃头师傅也不阻止,目光还是放在顾客头上,手脚因麻利而显出从容的气度。
我去过郭村多次,每次都要在剃头铺子里坐一会。这剃头铺子里的光线、陈设、气味,让人恍惚,有时光倒流的感觉,仿佛进入一部老电影的场景。
有次去,剃头师傅不在,店铺里空着,没有人,就往后面的院子里走,边走边问可有人,这时出来一个胖胖的妇人,问我找谁。
后来知道,她是剃头师傅的妻子,外村人,嫁过来四十多年了。
她丈夫从小跟着父亲在这店铺里学手艺,学成后就接手这店铺,一直做到现在。“早些年村里人多,一天到晚忙不过来,喝口茶的工夫也没有,现在村里人少了,一天挣不了几个钱。”
“生意不好,还得把店开着,村里年纪大的人,一辈子都在我家店里剃头刮脸,没有这店,剃头就是个麻烦事。”
“这村里过去有很多老店,做糕饼的,弹棉花的,做油纸伞的,打铁的,酿酒的,做豆腐的,都有。现在只剩下我家,也开不了多久了。”
妇人说她丈夫长年站着,腰肌劳损得厉害,一发起病来就直不起腰。
“收一个徒弟嘛,开了这么久的店,不能不开下去啊。”
“也收过徒弟,手艺学到手就走了。后来的年轻人根本就不来这学徒,嫌我家那人手艺过时,老土了。”
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妇人很淡然。她的孩子都大了,在城里工作,收入也不错,每月给家里寄钱,这店铺不开也没什么关系。
倒是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失落。
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速度超乎寻常,使人稍不留神,就在熟悉的地方迷路的年代。但是一个村庄,无论如何变迁,都得留着一些标识,留着一些老树、古塔、老房子、老路、老桥和老店铺。如果这些都渐渐消失了,村庄就只是村庄,而不是与一个人骨肉相连的故乡了。
不记得去过多少次郭村,也不记得最早去郭村是什么时候。我的记性一直是差的,又没有方向感,一条路走上十次,于我仍是陌生的路。
这没有什么不好,算不上缺点,甚至是优点,使我对到过的地方,看见的东西,总是怀有新鲜感。
为什么会一次次去往郭村呢?郭村不是我生活过的地方,没有留下我的童年往事,去那里显然不是出于怀念。郭村也不是徽州古村落的标本,与离它不远的村落——宏村、西递相比没有特别之处,更没有广为人知的名气。
郭村是一个被时光遗忘的地方,寂静,冷清,又荒芜。
也许就是这冷清和荒芜打动了我。这是很有可能的,我向来偏爱冷清胜过繁华。唯此能让我生出亲近,愿意走进去,长久驻留。
在郭村看见的生活虽冷清,却是乡村生活原本淳朴的样子,闻到的也是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没有混入人工香精,被商业化篡改。
如今太多的古村落已失去了这些,就连日常生活场景也是可疑的。在那样的村落里,一切都像电影布景那样正确,妥当,却不能让人信服,从内心生出家园的亲切感。你明确地知道,置身的地方不过是一个景区,而你的到来不过是扮演游客。
在郭村,我没有过游客的感觉。
在郭村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从远方回来的孩子,可以与遇见的每一个老人聊天,可以走进任何一扇开着的门,讨一杯茶水,再用相机拍摄那些落着灰尘,破败、陈旧,却能让眼前一亮,心生暖意的器物。
——想起来了,为什么我会一次次来到郭村,就是缘于那些器物。
石磨、锅炝炉子、狗气死、竹茶桶、蓑衣、草鞋、板车、饭甑、茶箩、双喜罐……这些器物早已失去了制作它们的匠人,日常生活也很少再使用,难以看见,而我在郭村看见了它们。
它们就在路边,漫不经心搁置在那里,仿佛等着主人,随时将它们领回。
它们唤起了我掩埋很久的乡村生活记忆。
我开始拍摄和书写这些老器物,写了整整一年,而拍摄的时间更长。
如今我闭着眼睛也能知道郭村的样子。每一条巷道,每一座房子,每一棵树,都清晰得如同自己的老家。
记得这些是因为我拍摄过它们。
一个缺失好记性的人,随身携带相机,拍摄下眼见之物是必要的。拍摄会帮助人去看见和记住,哪怕拍的是一片树叶,也会记住它与另一片树叶的区别。
在郭村我也拍过一些人,并因此记住了他们的模样。再次去郭村,路上遇见会有特别的亲切感,仿佛他们是我住在乡下的亲人。
有些老人遇见过多次。也有一些老人,后来再也没有遇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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