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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邻里情”消弭“地域黑”

时间:2024-05-04

姚华松

返岗复工复产的大背景下,我们正在经历区别于回乡过年的新一轮人口迁移高潮。这其中,从疫情较严重的湖北过来的人群引人关注。湖北人来了,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如何引导和消除部分市民谈鄂色变的心态?这些都考验着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民众的包容心。

冠以“开放”与“包容”的城市不胜枚举,真正践行与否是另外一码事。公共危机事件是一块试金石,譬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这家人是从湖北来的,你们记得要离他们远一些”,说这种话的人不是包容的人;“湖北回来的人都是定时炸弹”,贴这种标语的政府机构不是包容的政府机构。

部分地方出台了排斥武汉或湖北的举措,部分人发表了污名或妖魔化武汉人或湖北人的言论,他们的初衷当然是对自身安全或所在城市安全的维护,但在高度流通的社会、城市已然结成无法分离的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独善其身”“精致利己”乃至“地域黑”,不仅于解决问题无助,最后也会遭人唾弃。对比那些日以继夜、不辞辛劳和置生死于度外的广大医护工作者和志愿者,这些人不觉得羞愧难当?

公共危机事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扮演照妖镜的角色,可以映射出一些人内心的浅薄与短视。另一方面,它更可以催生社区力量的聚合,进而增进居民的社区认同感与凝聚力。

我于2月底从湖北返回广州,所在社区居委的主任第一时间与我取得联系。在我居家隔离期间,主任和他的同事每天义务送蔬菜来我家,取走生活垃圾,寄送快递,任劳任怨。因为快递到达时间通常比较随机,他经常得一天四五趟甚至七八趟上楼下楼,真的挺折腾。每当我表达感谢的时候,他都是微笑着对我说:“姚老师,您不必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样子爬爬楼锻炼锻炼身体,也挺好的。”

除了生活方面的帮助外,主任还加了我微信,和我聊他的故事。2003年,他在武汉念书,寒假后(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他从当时的SARS疫情很重的广州返校,学校领导的各种关心与照顾令他很感动,至今记忆犹新。他告诉我,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地域黑”心理,反而感到对湖北人有一份特殊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几乎无话不谈,聊运动、旅游与进修,还有疫情的走势,输入性外籍人口的防控,对部分心存疑虑或恐慌的居民如何进行耐心的解释,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对于降低居民疑虑心理的重要性,等等。我非常清楚,他不是因为太闲才找我聊天的,而是担心我居家隔离而产生憋闷与烦躁的情绪,他其实是在做心理疏导工作。

疫情防控的成與败,取决于医疗团队对治疗手段和疫苗研制等核心技术的攻坚克难,取决于政府制定科学的防控政策与规章制度及其执行,取决于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决心与信心,取决于广大民众的遵纪守法,也取决于像我们社区主任这样的无数基层人员实实在在的走心地兑现“邻里情”。

易茗荐自《南方都市报》2020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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