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者王火（下）——文坛师友录之十八

□何启治

圣者王火（下）
——文坛师友录之十八

□何启治

四、啊，《战争和人》三部曲已经以它独特的史诗品格和典型人物塑造而成为当代文学中的经典和传世之作，成为当代中国小说之林中葳蕤生辉的大树。其作者王火则无疑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描摹八年抗战时代风云，谱写中华民族赞歌的圣手

从1950年起笔，到1990年为重写的《战争和人》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王火从26岁写到66岁。期间，绝大部分时间，王火还有繁重的工作，他只是处于业余写作状态；当然，还有破坏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初稿在被上纲上线批判后又被付之一炬；然后，又是为救掉进深沟的小女孩而受伤以致左眼失明。总之，一波三折，险关重重，王火一度确曾担心过：我的生命能不能坚持到把这160多万字的长篇完成呢？他真是达到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境界了。幸而，总算老天有眼，他坚持下来了，而且健康地活着。

如今，《战争和人》三部曲面世已有二十多年，我们可以冷静地回顾，看看王火以拼命的精神终于完成的长篇小说究竟是一部怎么样的作品了。

首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视野开阔，题材独特的小说。用作者的话说，他要变着方向、变着视角和视野，变着形式、大小和高低打开时代生活的一扇扇窗户。而且在“三部曲”中，每一部开的窗户都要避免重复。

在《月落乌啼霜满天》里，我们可以看到南京的六朝烟水气，苏州的锦绣园林，吴江的浩淼太湖风光，安徽南陵的夜行船，香港的灯红酒绿……可以看到国民党官场上错综复杂的矛盾，童霜威家庭中的炎凉纠葛，江三立堂土财主的小天地，香港巨富奢侈的猴脑宴……可以看到西安事变的狂飙，抗日高潮时的武汉洪波曲，日寇攻占南京后令人发指的大屠杀，那一时期战与和的暗斗……

在《战争和人》第二部《山在虚无飘渺间》中，读者可以看到“孤岛”时（1941年12月7日日本制造珍珠港事件之前，即“太平洋战争”之前）的上海租界，沦陷了的苏州和南京，天灾人祸、赤地千里的中原，白雾茫茫的重庆……在“孤岛”上海汉奸、特务的血腥罪恶，童霜威被囚禁的悲凉岁月，童家霆与欧阳素心的忠贞爱情，杨秋水无畏的壮烈牺牲……还有在“大后方”庄严与无耻的对抗……

在《战争和人》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四川江津小城抗战时期的众生相和学潮，雾都重庆的光明与黑暗的搏斗，北碚缙云山的翠岗禅悟，成都的名胜古迹，桂林的冲天大火，还有光复后的南京、苏州和上海。就小说情节来说，这一部写了共产党冯村之死，童霜威父子走向进步与光明，卢婉秋的消沉出世，童家霆的成长与燕寅儿的爱情，欧阳素心的悲惨下场……作者还写了湘桂黔大溃败，重庆国共谈判和全面内战爆发前的态势。（以上参见王火《〈战争和人〉创作手记》）

由此可见，《战争和人》虽然没有着力写抗日的正面战场，却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描摹了时代风云的变幻，通过童霜威、童家霆父子和另外几个家庭的遭遇，多视角、多层面、多方位地反映了八年抗战时期的非常生活。

第二，《战争和人》三部曲以它所塑造的独特、丰富、典型的人物形象，成为当代小说之林中独树一帜、无可替代的优秀作品。

《战争和人》三部曲大约写了一百多个人物。除了童霜威父子这两个典型人物之外，其他次要人物如欧阳素心、谢元富、管仲辉、陈玛荔、燕寅儿、冯村、杨秋水、柳忠华、欧阳筱月等，以及笔墨不多的卢婉秋、燕翘、燕姗姗、褚之班、老钱等等，起码有二三十人是各具特色、栩栩如生的。作者在这方面特别用心，就因为他认识到，《战争和人》是以人物的经历和命运以显示其史诗性的。

《战争和人》是以国民党的高级官吏，法学权威童霜威和他的儿子童家霆为主线来展开情节的。他们是全书的主角，也是作者用心塑造的典型人物。

关于童霜威这个典型，评论家谢永旺在《别开生面——评〈战争和人〉》一文中说：“童霜威的性格描写，最为出色。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官吏，著名的法学家，他既熟读儒家经典，受过中国历史文化的熏陶，又曾留学日本，接触了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文明；既留恋仕途，又要保持廉洁的名声；既以无派无系自标清高，又因没有后台靠山、官场失意而牢骚满腹；既对贪赃枉法深恶痛绝，又收受了江怀南巧无痕迹的贿赂，时而心安理得，时而惶惶自责；既向往美好的爱情，又割断同爱妻柳苇的婚姻，忍耐着方丽清的庸俗。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复杂性格活生生地、具体可感地立在我们面前了。当战火迅速蔓延到长江沿岸，抗敌和投敌的严峻问题摆在面前时，他开始有点自省，然而他的社会地位和性格注定他难以断然做出人生的抉择。在香港依然一面拒绝诱降，一面委曲周旋，东躲西藏地保护自个儿的声誉和身家性命。但他毕竟是一个正直的、真诚的知识者，他的精神支柱是民族气节，他对柳苇的怀念则是在心灵的一角保持着他独有的动情的诗意。这一角在扩大，在弥漫，在充盈。这一部作品结束时，他躲在从香港驶向上海的船上，不禁想起柳苇喜爱的诗句“夜半钟声到客船”。当此浓夜迫人、前程未卜之际，他又是多么希望听到钟声敲响啊！那无疑是时代的钟声，美与爱的钟声，心之向往的钟声！精彩的笔墨，预示着人物的新的起步跋涉。……我以为，这是当代文学画廊中一个前所未见的、真实而丰满的人物典型，是作者的可贵的创造。”（载《当代》1993年第1期）

是的，童霜威作为国民党的上层人士，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经过八年抗战的冶炼而向革命靠拢，走向进步，完成了关键性的演变。这样的人物在党的统一战线的范围内并不少见，但在虚构的小说中，无疑却只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而其子童家霆，在特定的坏境下投身抗日和反内战的革命实践，最终成为坚定的革命者，其心路历程和前进方向，也是大动荡、大变革时代的产物，是典型坏境中极富启迪意义的典型性格。

第三，《战争和人》通过小说人物命运的演变，通过它着重讲述的蒋管区大后方和“孤岛”及沦陷区在抗战时期的人和事，谱写了一曲悲壮动人的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英雄史诗。它不仅写了惨烈的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写了国民党的腐败和即将走向崩溃，写了一个时代即将结束，新的时代即将来临。王火说：“我的亲身感受上所得到的立意是：与日寇同步失败的还有当时蒋介石领导的走向法西斯化的‘国民政府’。”（《时代精神、典型人物、独特个性——〈战争和人〉三部曲创作杂谈》）——这样的题旨在写抗日战争的小说中也是独特的，而且体现了非常深刻的、难能可贵的思想。

第四，《战争和人》长而耐看、好看，是因为作者对小说的可读性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因为作品所具有的、浓郁动人的文化韵味。

王火在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说：“可读性，首先是写好人物。故事应是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主题的巧妙显现的过程。依靠什么取胜?取胜之处首先是人物、人情、氛围、细节，是情和史（即热烈的感情倾向与历史描写的动人事实），是史和诗，是时代风云的体会和涵盖，是文化品位，民俗习气，典雅悠长的韵味，是表现审美范畴中那些民族和文化中晶莹、可贵、五光十色的瑰宝，是众多人物间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戏剧性很强的变化，是生离死别——偶然的相逢和永久的诀别，坎坷独特的遭际和惊险、出人不意的奇遇，朦胧的画意和艺术的魅力……”（《〈战争和人〉创作手记》）

这是作者的认识，他按照这样的认识努力去做了。效果怎么样呢？让我们看看一个专业读者的评论和读后感吧。

“《战争和人》对形象世界的感知出于一个功底深厚的文化人的视角，博观细察，心领神会，酣然铺写。在《战争和人》中融进了中国的诗学。……这里所写的主要人物童霜威，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人，浸润着中国文、史、诗、书画的传统影响。在他身上，保留着中国源远流长的’士’的素质。他的民族气节，固然体现着现代社会的特征，具有时代性，同时又是从历史上的儒学之士那里汲取了精神养分的。在他身上分明可见‘忧国忧民’‘学以致用’的特色，‘洁身自好’‘临难守节’的特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特色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特色，以及某种依附性如‘士为知己者用’的特色。这些特色无不散放着中国民族文化的情味。”（谢永旺：《别开生面——评〈战争和人〉》）

2006年11月，何启治与王火摄于第七次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开幕式（人民大会堂）门前。

1998年4月20日，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后，何启治与获奖者王火（右2）以及朱寨（右3）、王火夫人凌起凤（右4）、胡应红（右5）合影。

不仅如此，评论家谢永旺还特别指出《战争和人》中巧用、善用中国古典诗词而产生的艺术魅力：“童霜威还常用古典诗词表达他的情怀；当然是作者选给他的。难得的是用得贴切，成为人物气质和心态的组成部分。……何止童霜威，其他人物性格及其身世、境遇的描写，同样贯彻着一个作为文化人的作者所具有的、饱含着中国情味的人生关照和审美情趣。童家霆同欧阳素心的恋情，同燕寅儿的友爱，同陈玛荔的距离，其心态呈现出传统式的美德……《战争和人》精彩之处的笔墨情致，却是容涵着和体现着中国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这似乎正是作者所追求的‘中国味儿、中国生活、中国民族精神’的重要方面。”（谢永旺：《别开生面——评〈战争和人〉》）

作品的语言雍容典雅舒展大方，蕴含和体现着中国民族文化的特色，各种人物的对话谈吐，自然也符合人物的身分和教养，虽富有书卷气，以普通话为主，却也准确、生动、好看、耐读。

《战争和人》以它的思想、艺术魅力征服了读者，也征服了多种评奖活动的评委们。160多万字的小说出齐后，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决定连播，每次播放长达八个多月。结果播出后在听众中引起巨大反响，应听众的强烈要求，电台在两年多里竟连续播了三次。现在，《战争和人》三部曲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之外，2012年又由作家出版社选入“共和国作家文库”出版，先后已有七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五种，作家出版社两种）。

评奖方面，《战争和人》先后荣获（四川）郭沫若文学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炎黄杯”人民文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和稍后的“八·五”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王火自我调侃说，我都成了获奖专业户了。

此外，《战争和人》还被选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和《中国新文学大系》。

据我所知，王火之所以最终完成《战争和人》这“为人类写一部书”（托尔斯泰语）的大制作，除了时代的赋予和个人的努力之外，还有三个特殊的、值得一提的条件。其一，是生活的赐予。除了他所搜集的与八年抗战有关的上千万字的历史资料外，《战争和人》写到的主要人物和地区都是他所熟悉的，如抗战时期的上海“孤岛”、南京、苏州、香港、重庆和黄泛区等，都是他生活过的地方，许多相关的人事都是他的亲历、亲见、亲闻，例如黄炎培访问延安和毛泽东谈执政党周期率引起警惕，他就是在餐桌上直接听黄炎培说起的。童霜威，童家霆父子这两个小说的主要人物也可以说是以他和他的父亲王开疆为生活的原型塑造出来的典型人物——虽然小说毕竟是虚构的艺术，我们不应、也不必对号入座。例如1937年底到1938年阴历新年，作者和父亲是在香港度过的。过年时受邀参加大亨李尚铭的猴脑宴。在《香港回忆录》（载《山花》2012年11期）只有几百字的记述，在小说中就化成了富商李尚铭宴请的猴脑宴，洋洋洒洒写了三万多字。由此小例子便可见一斑。

其二，是亲身经历过“文革”和极左路线迫害的王火终于觉悟了，思想解放了。如果没有这样的觉悟和思想解放，我怀疑童霜威、童家霆连作为小说的主人公都未必可能，更遑论塑造成为小说的艺术典型！所以，我认为王火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于上海完成的《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根本就不能和《战争和人》相提并论，虽然它不应该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

其三，是文化学养之深厚。写小说的作家中，极少像王火这样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尤其是古诗词的运用堪称一绝。

王火在《抓住独特——小谈我写〈战争和人〉》一文中说过：“有评论家说《战争和人》‘既不会与过去的任何同类写抗战的作品重复，今后也不会有任何作品可能与它雷同或相仿。作品中塑造的主要人物是“这一个”！这部作品在同类写抗战的作品中也是这一个！这部作品也唯有“这一个”作家能写，别人是难以代替的。’（江林：《独特的〈战争和人〉三部曲》）倘若评论家和读者能有这样的认可，那我就欣慰地感到无负我创作的初衷了！”

《战争和人》肯定不是其他同类写抗战的作品所能替代的，就因为它是江林三次提到的“这一个”！王火兄当然可以感到欣慰了。

啊，《战争和人》三部曲已经以它独特的史诗品格和典型人物塑造而成为当代文学中的经典和传世之作，成为当代中国小说之林中葳蕤生辉的大树。其作者王火，则无疑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描摹八年抗战时代风云、谱写中华民族赞歌的圣手。

王火在《战争和人》之后最重要的作品是1999年共和国诞生五十周年前完成的长篇小说《霹雳三年》。此作的初稿我于1997年夏天到成都看过。其后经过作者修订，在《当代》1999年第一期选发了二十万字，以庆祝共和国诞生五十周年。200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单行本。

《战争和人》写的是八年抗战（1937—1945年），《霹雳三年》写的是1946年6月到1949年6月的解放战争时期，是惊天动地的三年，血火交炽的三年，是国民党旧政权丧失人心分崩离析的三年，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获得人心，共和国即将诞生的三年。从时间上说，这两部小说有其延续性，但《霹雳三年》却不是《战争和人》的第四部，也不是它的续篇。一则主角已不是童霜威父子，而是一对年轻的男女记者，由这对恋人来讲述他们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和当时的心脏地带南京的生活，讲述他们的爱、恨和苍凉的青春，战争还是成了故事的背景。二则写法也变了。用记者笔法写记者的生活，节奏快些，纪实性强些，文字朴实，鸟瞰的意味浓些，同读者的距离也可能会近一些。总之，体现作者在创作上，不但不愿意重复别人，也不愿意重复自己吧。

王火说，“历史是一面明亮的镜子”。那风霜煎熬的三年，“有人或已遗忘，青年可能不知，我愿用浓墨重彩来如实描绘方生与未死，光明与黑暗的搏斗……那时我只有二十几岁，青春焕发，豪情满怀，悲天悯人，不怕冒险，却又机智敏捷。……但现在我早已白发衰老，当年的一些引路人、同行者和亲友，不少均已离开人间。写这部作品时，壮怀激烈之余，不胜伤逝与悼亡，常常悲喜交作，心灵震颤，有复杂疲惫的心情，有凝重的思考，也常似直面人生，在同生者和死者对话……”(《历史是一面明亮的镜子——〈霹雳三年〉序》)字里行间，充满了历史沧桑的感慨和沉思现实与未来的凝重情调。

此作除了由《当代》杂志选发，还由《黑龙江日报》连载，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连播，《文摘》杂志刊登了故事梗概，《文学报》《文学故事报》等选发了一些章节。反响不错。

我知道，王火本来还有写一些长篇小说的计划，一本一本地写下去。但他毕竟年事渐高了，而长篇小说的创作却是一项相当艰辛耗时费力的大工程。我也注意到，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陆续有一些说真话的回忆录问世，如《失去的黄金时代——金陵童话》《王火散文随笔》《在“忠字旗”下跳舞》《过客蓦然回首》《五味人生》《长相依》《风云花絮——红色记忆60年》《香港回忆录》等等。这些作品均以其真实生动的记述感动着读者并具有了不忘历史、感知现实和启迪未来的意义。我们期待着王火能有更多的佳作问世，同时又能善自珍摄。他毕竟已是九十岁的老人了。

五、啊，王火，王火，圣者王火，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你是中国文坛的光荣和骄傲

王火出身于旧中国一个上层人士的家庭。父亲王开疆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担任过国民政府的高官。他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父亲言传身教的熏陶。如1938年阴历新年前后他随父亲在香港，那时王火十三四岁，刚上初中。他后来回忆说：“他（父亲）对礼貌和规矩是很注意的。彬彬有礼，规矩坐着，好好地听，不乱插嘴，不懂的事和话事后可以问。这就是他的‘家庭教育’。所以，父亲不带我去的地方，我不会要去；他带我去的地方，我总是很愿意跟他同去。我觉得这样做确实可以开阔知识，增加见闻，学会应对。”又说：“他是个不沾烟酒、不赌钱、不跳舞的人，叮嘱我以后别跟这些人（按，指带他到交际花家里吸食鸦片的人）出去乱跑。他说，香港是英国统治下的金钱社会，有些事，看到了一定要知道好坏。他把‘出淤泥而不染’‘君子和而不同’一类道理讲给我听。我后来成年至今，这方面也像父亲，可能是受父亲的教诲和影响很深的缘故。”（见《香港回忆录》）

上引资料可视为父亲的言传身教，在这样的家庭影响下，王火渐渐成长为一个素质良好，乐善好施，热心助人的人。

后来，他又要随父亲乘坐英国的“亚洲皇后号”大油轮回上海“孤岛”去，父亲准备利用他的声望和社会关系在租界上秘密办“三吴大学”。油轮旁的海面上，有几条小舢板和大木盆船。邮轮上的有钱人把银毫币扔到水里去，小舢板上的“水鬼”便纷纷跃身下海去抢捞银毫币。捞到钱的“水鬼”举手向邮轮上的乘客致谢，大家便笑着叫好。小王火特别怜悯一个白发老婆婆划着木盆船上的小“水鬼”，便掏出手帕，将袋里用剩的一些银角瞄准了那一老一小的木盆船扔去。可惜银角都落在离他们四五米远的海面上，反倒被一个强壮的“水鬼”一个猛子蹿到海里，水中捞月似的捞走了。小王火心里又窝火又失望，只可惜身上再没有银角了。

还是这次在香港过旧历年时，他跟父亲到香港大亨李尚铭家去吃猴脑宴。小王火“怀着好奇去看猴子，看到厨房旁的屋里有一只剃光了脑袋的猴子，用酒灌醉了站在一只木制囚笼里，猴头在囚笼上端卡着不动，猴脸因为醉酒显得通红，所以猴子闭眼站立像熟睡一样。后来，进餐了。餐厅里，用特制圆桌，桌上搁着特制的银光闪闪的大台面，台面中央有个空白碗口大的缺口，大小正好可以套住猴子的天灵盖。我们入席之前，猴子已被削去天灵盖用囚笼装着推入桌下（囚笼下有轮子可推行），故而只看到银台面上银制杯筷碟匙一应俱全。各种颜色的调料：红色、黄色、绿色……都有，每个人面前还有高脚瓷杯放着生鸡蛋。两只紫铜大火锅（中间烧着通红的大木炭）里鲜汤翻滚，沸喷香气。吃猴脑就是用银匙往桌中央的碗状猴脑壳里舀出一些带血水的猴脑来放在自己的碗里，碗里早按自己的需要舀集了黄酒、葱花、味精、酱油、醋、姜末、芥末、白糖等作料，然后舀入火锅里滚开的鲜汤烫熟，爱吃鸡蛋的还可以在火锅里打上一个生鸡蛋与猴脑一并吃。然后，又上其他菜肴和饭点。……”哎呀，这么残忍、这么恶心的一道“菜”怎么吃得下去！王火开了眼界，却和父亲一样没吃这猴脑。（见《香港回忆录》）

以后慢慢长大了。在四川江津读书时开始和凌起凤谈恋爱，还有在上海的时候，他俩在马路上“拍拖”浪漫的时刻，也没有忘记在路边乞讨的穷人，总是把手里的零钱散给他们。到山东临沂当校长的时候，起凤或者请穷学生到家里吃顿饭，给穷学生一点回家的路费的事也时或有之。到成都以后，王火的创作成果越来越丰硕，文学圈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时不时就会有文友把自己的书几十本、百把本的请王火代为“寄卖”。王火哪里会卖书哟，无非是按十足的价钱一点不打折地付款，然后堆放在储藏室里。在凌起凤病重，王火准备卖房子给她治病的时候，还有外地一位久未联系的复旦老同学打电话来，说突然得了大病，要王火支援二十万。王火哪里有那么多余钱哪。只好拼凑了五万元寄去。王火对我说，从此就没有了回音，显然是不高兴了。自己也显得很无奈。

但这就是王火。从小到老，依然是那么善良，那么乐善好施，热心助人。

我和王火的相识，在1987年《战争和人》的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出版后的作品研讨会上。其时我在编《当代》杂志。研讨会在一家酒店召开，也没有谁正式给我们作介绍。只是后来相熟了，王火兄才调侃我说，那时你老跟身边的人嘀嘀咕咕开小会，可不专心呢！但也就是从这以后，我们便慢慢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

王火兄待人宽厚，一般情况下是不批评别人的。但到2002年11月，我却接到他的一封信，说在一个地方刊物上看到有一位编辑的文章，借回忆已故同事的话说，《战争和人》是卖不出去的赔钱的书，又说责编“到处说这部书一定能获得茅盾文学奖，听的人都说他是痴人说梦……”对此，王火的反批评只是说“这并不符合事实”。又反驳说，“此书连得四个大奖（‘炎黄杯’人民文学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八五’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这是四个不同的评委班子。似乎还未见到别的小说如此。”结论是：“我总觉得不看作品的人没有发言权。”而对此类不顾事实胡乱批评的做法，王火的态度是：“到我这把年纪，早已不是与人争长短的心态了，但同你这样的老朋友谈谈还是可以的。”他还自我调侃说：“我这些话告你，也算牢骚，也不算牢骚，主要是写信时顺便谈谈而已。”但我想，这就是以宽厚待人的王火。换了别的有一定名望的作家，自己已有定评的、获多项大奖的作品受到无端的责难，还不知会如何拍案而起，张口开骂呢！

对王火还有一种批评是出于不理解。还是在这封信里，他提到《当代》2002年第6期上有人对《长相依》的批评。他说：“他年轻，不了解我这件事写的是五十年代初。那时和1957年后不同。1957年后才“极左”盛行，这是一。第二，我写此文，正如他所说，‘自始至终，作品为情所困’。我就是要记录下这段情。故写完后(又写)打油一首在草稿上曰：‘往事未必如烟云，心潮起伏意难平。年华远去记坎坷，平铺直叙也是情。’而不是为了‘使该写的东西分量未能到位’，‘对历史的记述似应考虑对读者是否构成了深入反思的意义’。”王火兄在结束处还特意加了一句：“因为阁下知道，叫我来骂共产党使人过瘾的事，我是不干的！”啊，这就是修养极好的王火，也是被关过“牛棚”被“活埋”过的王火呀！真是君子坦荡荡啊！

王火兄多次和我说过，他还是幸运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因为他毕竟没有被错划为“右派”，也毕竟没有被卷入刘志丹事件——他说，如果卷入刘志丹事件，他起码得坐牢，能不能活到今天也成问题了。

关于运气，我也和王火兄说过自己的感受。我说，中央电视台做“艺术人生·陈忠实”专辑的时候，主持人朱军曾反复问我：你说，在你的编辑生涯中，遇到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是你的幸运，是吗?当然，我做了毫不含糊的肯定的答复。王火还听说，我还讲过在我的编辑生涯中遇到张炜和他的《古船》，也是我的幸运。王火便很直率也很肯定地说，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张炜和他的《古船》，他们能遇到你这样的编辑，也是他们的幸运呵！这种话，后来在他收到我的《美丽的选择》（可视为我对五十年编辑工作的回顾，首都师范学院出版社2010年北京第1版）和《在河之洲》（陈忠实散文选集，何启治点评，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广州第1版）两本书后写于2011年2月26日的来信中，也有明白的表示。他说：“看到了我们的合影的照片，也发现了您写到我提到拙著（按，指《霹雳三年》）的文字颇为感谢您的关照。《美丽的选择》书名起得好，书也出得漂亮。《在河之洲》也很好，只是似乎该放上点评者的照片。既是经典点评系列，封面上点评者的名字也应醒目些。”王火兄接着又说：“真羡慕忠实同志能有您这样的编辑家从他写书出书及出书后一直关心并推荐。这使我深深感到：这就是编辑家和编辑匠之间的不同。编辑匠编了一本书，编完就完了，编辑家编了一本好书，还有许多工作要继续做。于是，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中，在每年那么多出版物的书海中，编辑家可以使好的书不但不朽，还能不断光芒照耀。”王火兄的结论是：“您的编辑人生不但自己可以自豪，作为好友，我也深深为阁下自豪。”

王火兄自己就既是个有成就的作家，也是多年在编辑岗位上做出优异成绩的编辑家。他对编辑家的见解可以说是经验之谈，他对我的鼓励也使我这个做了一辈子编辑工作的老编辑备受鼓舞，也感到很温暖。

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王火可不是这么偏狭。他对自己认可的作品是真的欣赏，对其作者自然也是由衷地尊敬。对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就是这样。他看过我写的关于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的文章，知道《白鹿原》面世后受到压制的一些情况，也为此感到不平。2012年11月10日我们通电话时，王火兄说他的三妹和三妹夫都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教授，平时很少看中国当代小说，但最近都在看《白鹿原》，而且很欣赏。我一听颇感兴趣，便问能否把他们谈到《白鹿原》的信复印给我看看。王火兄便很认真地去找。当晚没找到，第二天找到了，便立即写信给我说：“我三妹夫罗经国和三妹李淑都是北大西语系的教授……他们这对夫妇都是北大的名教授，但从不张扬，十分清高。老罗是搞英美文学的，著作颇多，译著不少。什么《欧洲文学史》、《狄更斯研究》之类的，也将《古文观止》译成了英文。三妹李淑是搞德国文学的，什么《德国文学史》之类，……将德国古典文学名著《痴儿西木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译成中文出版。这书是极难译的，故过去曾到德国讲学，罗则常去英美讲学……他俩太清高，不愿我介绍他们的。（他们谈到《白鹿原》的信）终于找到了，特寄上。一共两处，我都用红笔划出了。”（查复印的）罗经国在信上说：“最近看了一些评论，说中国解放后文学没有什么成就，因为作家不敢讲心里话。最近淑和我都看《白鹿原》，写得十分成功。”

此信首页还有李淑批语：写完此信，便接着7/1—4日美国庆，故未发。另还有“USA”字样。

据以上所引资料，我们不难判断：此信是罗经国、李淑从美国写信给王火的；所说“中国解放后文学没有什么成就”的评论，显然是他们在国外看到的评论；罗经国、李淑平时也很少看中国当代小说，现在却都在看《白鹿原》，结论是“写得十分成功”，很显然这结论还是作为反驳“中国解放后文学没什么成就”的评语来说的。

这里还想强调的一点是：罗、李都是高级文学专业人士，但也都是翻译界人士，我比较了解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专业人士（包括官方人士）对《白鹿原》的正反两方面的评论，所以罗、李的话我特别珍惜。王火兄找信的辛苦是值得的。

在王火兄寄来的同一批信件中，还有他三妹李淑附上的一纸短简，可以看出亲人对王火的欣赏和关切，故也不嫌啰嗦，略引如下：“亲爱的溥哥、七姐：溥哥上信收到。七月二号我启程去德，呆四个月，参加一个国际巴罗克文学大会，然后应邀到各处走走。几乎遍及德国。……这次从机票到生活全由德国两个机构支付。我还不曾这么舒服过。应该去潇洒潇洒了。”又说：“寄上几张溥哥与我们合影，难得难得，多么值得珍惜。溥哥风华依旧。但望不要太辛苦了。什么时候我来写一篇‘我所认识的王火哥哥’那才有意思呢！人生多少该做点事。但溥哥也做得很多很多。非凡的记忆力，刻苦勤奋，值得大家学习。……”

也许是王火兄自己就很欣赏《白鹿原》，为此曾赋诗赠我：人文情怀寓褒贬/审定佳著准无偏/心绪驰骋白鹿原/名扬京城四大编。

他曾说过，我所写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的文章都很有激情，也有文采，能感染人。去年，我便向他索字，并说，如没有更合适的，就把上引这首诗写给我就好。后来便收到他写在宣纸上的一幅字，却是：七律一首赠启治兄：人文情怀寓褒贬/审定佳著准无偏/南粤才子燕京客/西陕挚友白鹿原/庖丁解牛属先贤/慧眼识珠赖名编/热心洋溢真情在/评点文坛马当先 王火2013,2于成都。

我想，好朋友之间，表达欣赏之情，应是一种真挚的感情，当然也有鼓励和关于文坛的感慨。早在2000年10月1日给我的信中，王火兄在提到“信及照片三张，另征稿启事（按，指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庆50周年的征稿）均收到。我们在咖啡馆拍的那张照片极好，看了高兴”之后，特别强调说，“您是个可做知心朋友的人。人生得一知己并不容易。想必阁下也有同感。”

我当然也有同感了。我们之间，不但可以说无话不谈，而且自己写了觉得可以让好朋友看看的好文章，也会告诉对方或直接寄给对方看。如王火在《当代》看到我悼念高贤均的《贤均，我有话对你说》和刊于今年《当代》第2期的回忆文章《春风秋雨五十年》都会买来或找来看。我的《美丽的选择》《何启治作品自选集》等著作，甚至是单篇散文《书生搬家记》都会寄给他看。他的著作《风云花絮——红色记忆60年》、《王火序跋集》等也会及时寄给我看。去年初，他在《山花》第11、12期发表《香港回忆录》后，很快便给我寄来，并附信说：“寄奉《山花》两本，上有我的《香港回忆录》，请指正留念。香港是你的出生地。这稿头三章曾在香港《海岸线》上连载，封面上还标过‘王火香港回忆录’。后因起凤重病我未续写。她西去后我写毕现在发表了……”(2013,2,1)

王火是极重感情的人。对爱情、亲情、友情都很珍惜。在上引的同一封信中，又说：“离得远，极想念。同您一起聊天是快乐的时光，可惜办不到。”同时，在信末还不忘加上一笔：祝阁下得了“延安文学奖”！——这是指我在《延安文学》2012年第5期上刊出四万字的随笔《道是无晴却有晴——从〈古船〉、〈九月寓言〉、〈白鹿原〉的命运看新时期文学破冰之旅的风雨历程》，此作获该刊“特别奖”。

亲人和挚友的逝世常使王火陷于难以解脱的悲痛中。王火2011年10月16日来信说：“我仍在悲痛阶段。起凤走了，我似少了魂魄。道理都懂，感情上扭不过来。每天看看书报，但没有动笔写东西的意图。如何从阴影中走出来？还找不到答案。可怜哉！”

马骏（张希文），是他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学，曾和国民党特务英勇斗争过，也被囚禁过，可到了1957年却被错划成“右派”，整整“消失”了二十年！1983年，便是这位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副书记和副总编的马骏邀他到成都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管文艺的副总编。于是，王火便离开山东临沂，于1983年10月11日深夜抵达成都，工作至今。这位老同学、老战友曾说：“真不该让你坏了一只眼，你要写作品。与其你少一只眼，还不如让我少一只眼！”2004年10月8日马骏不幸病逝。王火在悲痛中撰《今宵别梦寒——哭忆马骏（张希文）》，回顾他们几十年的战友情谊。在悼文的末尾，王火说：“别了希文！我献在你灵前的挽联是我的心声：同窗共患难，慕君英才，学运中慷慨激昂是人杰，回首往事，泣下双行不成声；凄凉别旧雨，情同手足，出版界开拓创进有功绩，瞻望前路，悲痛满腔缺知音。”又说：“自从希文去世，我就抑郁、牙疼、发热、心脏不适，总是失眠。白昼常想着他，夜里常梦着他。往事冉冉，心潮澎湃。植物学家发现植物也是有感情的，何况是人？我不知何时才能摆脱对希文的伤逝……在他的墓志铭末，我写了这样几句：‘其为人有云水襟怀，松柏气节——人虽西去，精魄永存’。”

啊，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发自心底的文字，真是字字血泪啊！王火兄，谢谢你把这样的悼文特意打印寄我，并附言：“一直沉浸在伤逝中。写了此文，才稍缓解……王火2004,12,3”我理解，真的很理解。

此外，他在2006年11月31日来信中说：“前几天获得鲁彦周兄噩耗，为之十分伤感。打电话给他夫人，又请人代办花圈送去。此次本想在京晤面（按，指一起开作代会），但他在合肥住院不能赴会，想不到竟就永诀了。人老之悲哀就在于此。”此前，他在2005年12月12日来信中又说：“想到他（按，指高贤均，人文社副总编，我的同事）英年早逝，不禁恻然。”还说：“黄伊兄（按，曾向人文社长篇小说编辑室推荐王火的《战争和人》，我的同事）去世事我早知道。他一直同我联系的。人到老了，说不定哪天会出事。我的好处是坦然和淡然。想活得长些，看看这世界……”

啊，这就是王火，对爱情、亲情和友情都极认真，极珍重、珍惜的王火。他能视我为“知心朋友”，是“人生”的“知己”，当然让我感到欣慰并值得我珍惜。

实际上，王火在待人处事上是很有包容精神的人。他对人并不会求全责备。例如1999年10月，王火到法国访问，特意在一个早上下过雨、天气阴沉的日子去巴黎远郊的“拉雪兹神父公墓”。他放弃了去迪斯尼一游的机会，不去看位于市区波旁宫旁“荣军院”地下墓室中拿破仑皇帝的棺材，就因为想到占地近50公顷，拥有100万个以上坟墓的“拉雪兹”神父公墓来寻找巴尔扎克和王尔德这两位大师的坟墓。他以76岁的高龄，在女婿卫平的陪伴下寻找。最先看到的是《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的墓，后来又依次找到了巴尔扎克和肖邦的墓。当然也找到了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墓。王火后来在回忆文章《神往“拉雪兹”》中说：“王尔德因生活不检点，在英国服苦役两年，刑满后去巴黎。他1900年46岁就病故了，起初葬在别处，1909年才收葬‘拉雪兹’。”为什么要特意去瞻仰王尔德？王火说：“他作为唯美主义代表人物。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特殊地位，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学运动的主力和九十年代颓废运动的先驱。……我却忘不了他的《快乐王子》和《道林·格雷的肖像》。”王火看到的“王尔德灰白色的墓茔竟出乎意料的高大……墓中端是一个双脚并拢在飞翔的巨人浮雕。墓正面镌着王尔德名字，墓后面的墓志铭介绍王尔德的业绩。最想不到的是，墓前有人献了一盆红色鲜花

墓后也有人献了三盆白色、黄色的鲜花。无数体面、精美的墓茔都没有鲜花，这里却有这么多红玫瑰、白玫瑰、黄玫瑰！……是非褒贬在人心上会有不同的秤，这些人并未因为他曾服刑而否定他在文学上对人类作出的贡献。”（引自《风云花絮》）

显然，王火兄也因为有这么多人认同他而感到高兴！

在同书的另一篇回忆文章《访萧伯纳故园》中，王火说：“对萧伯纳的兴趣和感情，是由于他1933年曾到过中国的上海和北平。我无数次看到过那张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照片——萧伯纳和鲁迅、宋庆龄、蔡元培等的合影。”王火还告诉我们：萧氏在1950年11月2日94岁时与世长辞，没有子女，房产捐给国家。然而，让王火困惑的是，他就萧氏在1933年访问中国为什么毫无反映这样的问题请教工作人员时，得到的答复是：只知道他到过苏联，不知道他到过中国。于是，热心而尽心尽力追求完美的王火兄便立下一个心愿“回国后，我要找到一帧萧氏与鲁迅、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的合影寄给萧氏故园;如果可能的话，再找一本瞿秋白的《萧伯纳在上海》寄去当然更好。”让我们感动和感到高兴的是：2009年9月《风云花絮》出版时，王火兄已经可以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加上一个“注”：“这一心愿，在好友、作家唐宋元包办下已在2000年完成，照片等均已寄至英国萧氏故居。”

真的，这就是王火：律己甚严，却总是以包容之心宽待别人。对创作，他视同生命，为了完成足以传世的经典作品，他可以付出整整四十年的努力。对爱情、亲情和友情，他总是极为珍重和珍惜。为了追求完美的人生，他全力以赴。那么，王火就没有缺点了吗？按理说，确实人类至今还没有创造出十全十美的社会，当然也不会有十全十美的人。

一定要问王火有什么缺点，我就会想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亲历的一件小事。那时我到成都看望王火，他请我到饭馆吃饭，点的菜肴中有一份牛尾汤。可等牛尾汤端上饭桌，我们左挑右捡，除了一些西红柿和洋葱，就是一块牛尾也找不出来。我说，这不行，找经理来说说吧。王火却说，算了吧，毕竟还是牛尾做出来的汤，凑合吧。啊，真是应了“性格即命运”的话，两个书生就这样享用了没有一块牛尾的牛尾汤。

那么，从这小例子放大来说，是不是太善良、太宽容也可以说是个缺点呢？我想是可以这么说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还有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区别，从政治上，经济上，以至社会上各行各业可以说都是这样。所以，过于善良和宽容，对于改善人性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都是不利的。

话说回来，在我的文坛师友中，王火兄如果不是唯一，也确实是极少的、特别优秀的人。那么，如果要用最简单的字眼来形容他，该怎么说呢？

勇者——是的，他怀着拼命的精神，以四十年的坚持不懈的奋斗，终于完成《战争和人》这部经典的传世之作，堪称勇者。

智者——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当之无愧。

仁者——他的仁义之心和道德操守，可当仁者而不让。

但是，我还是想用圣者来称呼他。圣者，最尊崇之谓也；亦指学识、技能有极高成就的人。而王火不但是描摹时代风云，抒写中华民族赞歌的圣手，他的学识素养，品性风度，人格魅力和道德操守，都堪为我们学习的楷模。在感情层面，由于坚贞、善良、热情、真挚等素质使然，他是真正拥有甜蜜的爱情、温馨的亲情和真挚友情的我的兄长一样的好朋友。称王火兄为当代文学圣殿中的圣者，才足以表达我的崇仰敬慕之情。

啊，王火，王火，圣者王火，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你是中国文坛的光荣和骄傲！

2014年3月21日—4月26夜草成于三亚—琼海—三亚

4月30日改定于三亚

6月6日补正于北京

*本文所引用资料除亲历、亲见、亲闻和已注明出处者外，均来自王火著《风云花絮——红色记忆60年》（成都时代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谨此说明并向王火兄致谢致敬。

后记

自2012年7月起，我在《海燕》杂志开辟了“文坛师友录”专栏，首篇便是《陈忠实：永远的〈白鹿原〉》。其后，陆续有关于冰心、严文井、韦君宜、秦牧、牛汉等名家的回忆文章刊出，而以《圣者王火》作为压轴的一篇，结束我在《海燕》开的这一专栏。

还有一些我所熟悉并有相当交往的作家没有出现在这个专栏里，如张炜、柳建伟、苏叔阳、俞天白等，那是因为我早已写过他们，将来编集子出书时补上就是。

我在“文坛师友录”的回忆文章里所追求的，无非是披露真相，表达真情和探求真理。

先说披露真相。风风雨雨几十年，文坛并不平静。一部重要作品的诞生及面世后的种种争论，一个作家的成长和成长过程的千锤百炼，都应该把真相告诉读者。我将尽力而为。一件事如果有不止一种说法，我无法判定的，便保留不同的说法，容许由后人去探寻、研究。有些事，现在还不能说透的，我个人能力有限，也就只能有待将来了。

再说表达真情。既然是关于文坛师友的回忆录，则所写均为我的师长辈，领导，同事或朋友。他们有的已经仙逝，我怀着真挚之情纪念他们；对于太多还健在的师友，我在表达真挚的师友情，忠实记录他们的文学业绩之余，也力求述及（起码是点到）他们的缺陷和不足。然而，我们今天并不是，而且以后也不可能生活在至善至美、完美无憾的时代。再过一千年的人类在审视今天人类生活的时候，一定会发现我们有太多的愚昧和落后。那么，我们又何必苛求别人和自己短暂的一生完美无缺呢？所以，如果涉及某些文坛上有争议的人和事，请读者不必苛求我，最好还是以宽容之心去理解吧。

三说探求真理。有人说，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和政治无关。作为一家之言，无可厚非。然而，就我所经历的几十年的文坛风雨来说，我可不敢把文学说得那么纯粹。君不闻，当年的文坛“沙皇”周扬，就曾在第四次作代会上，从反思的角度公开说过，作家以为文学干预生活、干预政治的时候很痛快，到政治干预文学的时候可就难受了。（大意）今天时代进步了，作家们的日子好过多了。但就我的经验而言，我不想说周扬的话就是绝对真理，但我可以肯定他的话在相当长的当代中国文坛上曾经是事实。所以，我只能说我会尽我所能去探求真理；但如果今天还做不到，那就请相信时间——许多历史上的大事或文坛上的重大争论，如果今天不说清楚，那就要相信将来总会随着材料的解密和时代的进步而是非分明，真相大白。

开这个专栏的时候，《海燕》的编者在按语中引用了我给他的信中的一句话：“相信真爱文学的人会有兴趣看下去的。”并表示“我们坚信”。这话所表达的，是我对这些纪实散文的艺术魅力和思想力量的期待。现在，是检验的时候了，愿神灵保佑我，愿读者和作家们体谅我。

感谢李皓主编，感谢王玉琴、董晓奎这些编辑同行，感谢为把我的手稿转换成电子版出力的朋友，没有你们的信赖和支持，我这个七十望八的老人是不可能完成这件有意义的工作的。

哦，终于做成这件事真好。真的感激不尽。

何启治

2014年4月6日下午6时

草于北京东中街寓所北窗下

责任编辑 董晓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