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从球友到文友——文坛师友录之十一

□何启治

20世纪90年代初何启治与竹林的合影

我与球友之间，似有一种神秘的心灵感应，甚至打过几次球，便终生相知

说起我和竹林的初识，真是有点奇特：既没有熟悉的朋友介绍，也不交谈文艺问题，甚至刚开始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就连地点都出人意外——竟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后楼之间一片大概有两个篮球场大的空地上。那是刚刚打倒“四人帮”不久的时候，政治上是“乍暖还寒”，经济上依然是一片萧条，这片空地上不会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那样停满了公家和私人的各种品牌的汽车。那么，是什么成为我们相识的媒介呢？原来，竟是一只小小的羽毛球。是的，我们是因为休息的时候在这片空地上打羽毛球而相识的。我们是球友。

后来，竹林在《我的球友》这篇回忆文章中，对我们的相识相知有更详尽生动的记述。让我们看看她的叙说吧。

我一向很喜欢打羽毛球：喜欢跳起来猛杀的那种生命的腾飞之感；喜欢感受扑过去抢救险球时那种力挽狂澜的瞬间乐趣；我爱抽球——好比在生活的进程中义无反顾地向前，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也爱反抽——如同厄运飞来时的一个漂亮的侧身，仿佛躲避却是一记“回马枪”，同样英勇无畏，而又潇潇洒洒。

不过，别看我挥洒自如地“抽”出了这么多人生感悟，其实我连正式比赛的规则都不懂，连正式场地也没上过。我之打球，纯属玩玩；而我的球友，自然也高明不到哪里去。但奇怪的是，我与球友之间，似有一种神秘的心灵感应，甚至打过几次球，便终生相知。

1975年岁末（按，应为1978年，1975年我作为首都各部委派出的援藏教师队之一员，正在青海的西藏格尔木办事处中学和拉萨等地工作），我住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我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后来被公认的“文革”之后一代下乡知青的第一声呐喊。然而虽有种种殊荣，但当时我的心情十分压抑，原因是我所在的上海工作单位的领导，由于我写这部小说而召集全体群众开大会批判我。我虽然经过“文革”，也下过乡，可挨批还是头一次。从年龄上讲，批我的人大多可称作“叔叔阿姨”，甚至“爷爷奶奶”，平时我无比尊重他们，甚至在批判会那天，滋润他们焦渴咽喉的开水，也还是我去打的。我十分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这样一个渺小的、无亲无故无家可归，除了这部稿子外一无所有的小姑娘如此仇恨！人究竟为何物！为什么在残杀自己的同类时比普通的动物更凶狠？这种人生的幻灭之感直至我历尽曲折来到北京，始终伴随着我。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热情肯定了我这部书稿之后又提出一些意见让我修改。所以，我这时所面临的，不啻一场严峻考验；若书稿改好得以顺利出版，回去以后也许他们暂时还不敢拿我怎样；若改不好不能在国家的出版社出版，则完全“证明”了原单位批判的正确，等待我的也许是比批判更糟糕的结局——单位领导早早已扬言过要待我回去之后再算账的。

按照修改意见，改动并不是很大，但有一条很让我想不通，就是非让我把自杀的女主人公改得活过来不可。

我是个死脑筋，总觉得这么改不如原来的好，可不改又通不过，实在憋不出一个万全之策，就跑到楼下院子里去打羽毛球。

很长时间，我不知道跟我打球的球友叫什么名字。反正每天上午十点左右，他就从对面楼里的鲁迅著作编辑室里走出来了。他告诉我，他的工作是研究鲁迅，还打算写一本《少年鲁迅的故事》——于是我就在心里叫他“鲁迅”。

“鲁迅”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斯斯文文的有学者风度，打起球来也不慌不忙。与“鲁迅”相比，我就有些疲于奔命了，忽前忽后，忽左忽右，跑得气喘吁吁，终于忍不住大叫：“这不公平，你站着动也不动，尽让我跑！”

“鲁迅”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呵呵”笑起来。他笑的时候，被风吹得红扑扑的脸更红了。“我可不是故意的，可不是故意的啊！”

原来我们所打的可谓是“友谊球”，以球不落地而能不断地打下去为最高原则，并非要把对方打死。看得出来，“鲁迅”其实也想给我几个“好球”，但往往力不从心，又有风，不是偏了就是高了或低了。我总是喊：“你往右边打！”因为右边来的球我最顺手，可他偏偏一个劲地往左。终于让我逮着机会，抡起胳臂狠狠一抽，那球又急又凶地飞向他的左侧。我不无幸灾乐祸地想，这下“鲁迅”斯文扫地啦！

偏偏“鲁迅”敏捷地一个转身，长臂一挥，就把这只球救起来了。我乐了：“好球，鲁——”忽然想起人家并不姓“鲁”，赶快噤口。

这天打得特别开心，出了一身汗回到写字台前，感到通体舒坦，头脑豁然开朗：球有各种打法，人也有各种活法。何况书里面，一个被我创造出来的人物，其实要他活也容易得很，只须“自杀未遂”，加个尾声让他死而复活。如此既符合了出版社的意见，又不变我的初衷，岂不两全其美？

一切变得如此简单，简单极了！我只花半天时间写好了尾声。然后，稿子通过，我打点行装回上海。

临别时竟没来得及向“鲁迅”告辞。事实上又无法告辞，因为我既不知“鲁迅”的真姓名，也不知他家住何方。走前的两天，我来到每日打球的地方，抬起头，仰望面前的灰色高楼，期待他从那里走出来。

然而他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握着拍，嘴角含一丝笑，轻快地从楼上下来——他不见了。

起风了。这北方的风，被固态的沙染得黑黄，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这样的天气，连站着都睁不开眼睛，别说打球了。也许，因为这天气的关系，“鲁迅”呆在办公室里不出来了。

我很想径自上楼，到鲁编室去，跟“鲁迅”道一声再见，可终于没去。我在昏黄的风中站了很久，觉得前几日，在蓝天丽日下跟我打羽毛球的“鲁迅”仿佛是个幻影。他的出现，好像就是为了给我一个奇迹，一道灵感，一次人生智慧的启迪。

回沪后，为生活所迫，我久居沪郊农村的一隅，再也没人跟我打羽毛球了。但偶尔也会想起那轻白的小球，想起“鲁迅”含笑的眼睛和敏捷的动作——如淡淡的云飘来，给我几许温柔。

以上，是竹林关于我们成为“球友”的回忆。可是，临别我们并没有道一声再见的机会。她也不知道我叫何启治。如果事情仅仅到此为止，那在我们人生的途程中，也就真像她说的那样，如一缕“淡淡的云”，飘过来，然后融入无垠的天幕，化为乌有。

然而却不然。13年后，我们又在这幢灰色的大楼里相见了——不但相见，而且我成了竹林又一部长篇小说代表作《女巫》的终审人和直接的支持者。这是怎样的缘分呵！

陈忠实：这下好了，《女巫》可以写鬼魂，我为什么不可以写鬼魂呢！

1980年底，我在发完鲁迅的《华盖集》、《朝花夕拾》和《野草》等集子的注释本后，按照我个人的兴趣和出版社工作的需要从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转移到当代文学的编辑工作上来。具体地说，是从鲁编室转到了《当代》杂志编辑部。《当代》创刊于1979年，其时还属于草创时期，确实有待充实编辑力量。所以，当我到《当代》报到后，先我在刊物编辑部工作的诗人杨匡满开玩笑地说，欢迎欢迎，盼星星盼月亮呵！

我在《当代》工作这十几年，从管西北、西南片的编辑到编辑部的副主任、主任，从副主编到常务副主编。这时候，竹林又飘然来到我的面前，带着她对文学、对人生更成熟的认识，也带着她装在手提旅行袋里的沉甸甸的、40万字的长篇小说《女巫》复印稿。

13年前的1978年岁末，竹林背着装满书稿的行囊来到北京，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座灰色的五层大楼面前，奢望缪斯的微笑治愈她心灵的创伤。然而，在迷茫的风雪中，缪斯的微笑也是迷茫而脆弱的。加在《生活的路》这部长篇小说头上的罪名是“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如今，13年后的1991年，加在《女巫》这部长篇小说头上的罪名则是“宣扬封建迷信”。

竹林是在《女巫》被上海某出版社退稿后，怀着忐忑的心情到北京，到《当代》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碰碰运气的。行前，深知出版行情的朋友告诫她：“现在的行情是，一部书稿，一家要，别家也会抢着要；一家不要，别家也不会要。所以，你可千万别告诉人家这部书稿是上海退了的。”竹林不傻——卖东西的商人怎么会说自己的货色是别人挑选过后不要的呢？

然而，在我这个当年的“球友”，如今的《当代》常务副主编面前，竹林仿佛觉得不说出真相就会愧对纯真友谊似的。

那是在收到《女巫》书稿大约一周后，我打电话给竹林，告诉她，稿子编辑部正在看，我也很快会安排时间看，让她放心，不要着急。

“谢、谢谢——”电话里，传来竹林欣喜又略感不安的声音。

“谢什么，你不是说我们早就是配合默契的球友吗！”我顺口就提到十几年前的往事。

对方似乎一时无语，不知说什么好，稍停才说：“告诉你呀，这部稿子， 是上海的一家出版社退了的。他们说我宣扬封建迷信……”

啊，原来《女巫》是别人的退稿。我何尝不知道，要肯定一部几十万字的被别人退了的稿子，要有更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我也有独立做出正确判断的自信，便说：“等我看过便会有自己的判断，看过再谈吧。”

其实，虽然我还没有看过稿子，还没有发言权，但在心里已经被竹林这种真诚坦荡的态度所深深感动了。

这使我想起当时一位当红作家柯云路的态度。

柯云路，原名鲍国路。柯云路，是从他妻子罗雪柯，儿子鲍云和自己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合成的笔名。

刚进入文坛的柯云路是以写工厂改革的《三千万》（刊于《人民文学》杂志）而引人瞩目的。以后，他在《当代》发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新星》和“京都三部曲”的第一、第二部《夜与昼》和《衰与荣》。所有这些作品，包括塑造了“当代包青天”李向南这位广受读者喜爱的艺术形象的《新星》，都可以用“直面人生，贴近现实”这八个字来概括，它们都有触及尖锐复杂社会问题的严肃内容和题旨。

1989年早春，当我们得知柯云路又有长篇新作要交给《当代》和人文社时，我们自然以为也许就是“京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生与灭》，起码也是直面人生的现实题材作品。在我看来，聪明、机敏、强烈关注现实政治的柯云路怎么变也不会脱离现实人生的轨道。直到捧读《大气功师》，真是大吃一惊。

由于此时柯云路在文坛和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他在处理自己的稿件时已经惯于向编辑部提出一些特别的要求。这就是：事先不透露内容，连书名暂时也不说，只请有终审权的编辑进行封闭式审稿；能用就按他的条件用，不接受就权当作没看过这书稿，对外一律保密。这样，我和《当代》杂志的另一位副主编朱盛昌便被请到北京西三旗的一家乡镇企业的宾馆里住起来（其时柯云路夫妇就住在西三旗他父亲所有的一套一居室的单元房里），唯一的工作就是读柯云路的新长篇《大气功师》，《当代》杂志和人文社用不用三天后表态。我和老朱接受了柯云路三天的招待，也接受了他的探索性作品《大气功师》。1989年北京那场政治风波后，《大气功师》分三期在《当代》连载。我为它写了肯定这种探索的“编者的话”。

对比柯云路和竹林对编辑部的态度，我固然理解柯云路算计周详的做法，但我自然更欣赏竹林的真诚坦荡。

大约又过了一个礼拜，我约请竹林到编辑部来谈稿。看得出来，竹林有点心里没底的不安情绪，我便开门见山地说：“你这部书稿，在横跨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背景中，描述了中国农民的痛苦、挣扎、反抗和希冀。我相信《女巫》这部小说不仅能感动中国人民，也能感动世界人民。这是一部有震撼力的时代纪念碑式的好作品……”

我当然也说了一些具体的修订意见，但就是不提什么“宣扬封建迷信”。在我看来，真实地描绘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民生活不能回避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中的某些迷信活动。竹林的《女巫》按生活的本来面貌真实地描写了农村中的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并给予符合当今科学的逻辑和交代，这就可以了。

我们几乎给了竹林的《女巫》以最高的待遇：在《当代》1991年第5期选载，全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当代》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关键时刻给予竹林这样努力创作的作家以有力的支持，不但对竹林本人是重要的，就是在文坛上的影响也是积极的。1997年底，《白鹿原》在作者做了并非伤筋动骨的修订之后，终于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陈忠实在获奖后到上海访问。竹林举杯向他表示诚挚的祝贺时，忠实也坦诚地向她回忆了几年前的往事：收到选发《女巫》的1991年第5期《当代》，陈忠实先是躺在沙发上看；看着看着他忍不住坐起来继续看；到后来忠实终于憋不住心里的激动，放下刊物便跑到院子里去。忠实边大步在院子里转悠，边嘀嘀咕咕地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女巫》可以写鬼魂，我为什么不可以写鬼魂呢！

其时，忠实正把他视为生命一部分的《白鹿原》手稿交给《当代》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正难免有点忐忑地等待着来自这座文学的“高门楼”的回音呢！

竹林并不怀疑自己和千千万万同龄人在踏上征途时那种真诚和热血沸腾的心。但生活终于使她明白：整个上山下乡运动是对一代青年的贻误，甚至是摧残

竹林，原名王祖玲。王祖玲从小跟着奶奶长大。1974年奶奶病逝之后，她就独自生活，靠自己照顾自己。

王祖玲从开始文学创作就以“竹林”为笔名，迄今已过耳顺之年仍不改初衷。为什么？这不仅仅因为“竹林”是“祖玲”的谐音，更主要的是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知青艰苦生活磨练的竹林，亲见了竹子顽强的生命力——在山村高高低低的山旮旯里，只要有一点点土，有一点点水，就会有青翠茂盛的竹林茁壮地生长着。当然，修长翠绿的竹子也有一种高洁的美。竹林爱美，但不欣赏浓艳之美。她说，她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她不羡慕人家花枝招展。

如前所说，竹林的成名作，是真实讲述上山下乡知青生活故事的《生活的路》。

关于她的这部成名作，有一个奇巧而真实的人生故事是我这个七十望八的文学编辑都难以想象的：有一次，竹林从乡村采访后正要赶回县城的住所。天下着雨，路滑难行，她没有赶上郊区汽车的末班车。摸黑赶路，急慌慌地竟迷了路。屋漏偏逢连夜雨，更糟的是，竟又碰上流氓拦路抢劫。竹林的背包、钱包、雨伞都被抢走了。她只好逃离公路，往路边小道上跌跌撞撞地乱跑。远处终于出现了淡黄色的灯光。慌乱中竹林急不择路地扑了过去。敲开门，接待她的是老两口和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他们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给浇得透湿的竹林换上了干净的衣服，端上了热饭热菜；更让竹林激动不已、终生难忘的是，她与女孩同眠的时候，女孩为了安慰她，居然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用这本书的作者的例子来鼓励她坚强地面对生活——这本书不是别的，竟然就是竹林的成名作《生活的路》！

啊，这比虚构的小说还要离奇的情节却是百分之百的真人真事。在心里暗暗地流泪的竹林被震撼了，她真切地看到了文学的力量！

那么，如此深得年轻人青睐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是怎样创作出来，又经过怎样的曲折才得以面世呢？

“文革”后期，竹林被推荐上大学，到了县里又被因家庭出身问题刷了下来。从县城回生产队，突遇暴雨。山洪淹没了竹林必经的名叫涧湾地方的桥。当时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念头，也许是一种绝望情绪吧，竹林竟冲着滚滚波涛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就在这时，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农突然在背后喊住了她。他告诫竹林：这里太危险，眼下不要过去。但竹林执意要过，老农便拉着她摸索急流下的桥，一步一步朝对岸走去。桥很窄，只有两步宽。走到中间，滔滔洪水已没过膝盖，水的冲力也更大了。竹林踉跄地弯了腰，眼睛死死盯着脚下的一点点水面，头脑一阵眩晕。老农感觉到竹林的紧张，鼓励说：“不要怕，不要光盯着你脚下的一点点水面，你抬起头来往前看，只要站稳了就行。”竹林试着站直了身子，抬起头，突然视野开阔了，天地变大了。水连着天，天连着水，宽阔汹涌的河里，到处跳跃着白浪！到了对岸，竹林很想说几句感激的话，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好。直到老农走运了，竹林才想起，该问一问他的姓名、住址呀！但风急雨大，她的喊声淹没在风声里。她只看见一顶红色的油纸伞在雨雾中晃动着，渐渐消失在她的视野里。

然而，在她生命的视野里，这顶红色的油纸伞再也没有消失过。尤其在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它总会让竹林看到生活里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爱和真善美的光亮，从而感到温暖，产生渡过难关的信心和力量。

1975年冬，当竹林办好一切手续，成为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一名正式编辑之后，她决定再也不写那些在生活中实际上不存在的故事和人物，而要写一部真实地反映她在安徽下乡六年中所感受到的真实生活的小说。她并不怀疑自己和千千万万同龄人在踏上征途时那种真诚和热血沸腾的心。但生活终于使她明白：整个上山下乡运动是对一代青年的贻误，甚至是摧残。

1976年暮春，竹林开始动笔。前年奶奶病逝之后，她和奶奶合住的小阁楼已另有所属。她已无家可归。她只能暂住在单位办公室楼上的一间亭子间里。五月间，当出版社院里的广玉兰绿莹莹的枝叶间缀满了凝脂般晶莹的白色花朵时，她在夜深人静时铺开了稿纸。有时候写到天蒙蒙亮，她会从抽屉里取出一面小圆镜，照一照发黑的眼圈和额上过早出现的细纹，揉一揉发胀的脑门，再用凉水洗一把脸。

到炎热的夏天，她便用冷水泡着脚，用湿毛巾敷着脑袋写。冬天的上海阴冷阴冷，她便等办公室的人走完之后，匆匆套上棉裤和棉鞋，再抱上一只灌满了热水的玻璃瓶。写着写着，瓶里的水冷了，手冻僵了握不住笔，她就站起来，围着桌子跑几圈。听说酒能御寒，她偷偷买了一瓶，但又实在忍受不了那种辛辣，只好又加进糖和水，成了一种怪味的饮料。每逢节假日，她便先在食堂买几个冷馒头，好在深夜里啃着冷馒头充饥……这样直写到1977年的初夏，在她的案头终于堆积起一大摞稿子。小说写完了。

1976年金秋，粉碎“四人帮”举国腾欢的时候，直觉告诉竹林，这部本不准备公开拿出来的书稿，也许会有问世的一天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在某些人看来，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依然是毛主席的号召，凡是毛主席所肯定的依然不能否定。何况，那时候要公开发表作品，还要过作者所在单位政审这一关。竹林便首先请社长审稿。还好，社长说太忙没时间看稿，但同意她往外投稿。

这就好。稿子有少数人先看过。有人支持，叫好，也有人发出善意的警告，甚至有人说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些，竹林都顾不上反驳解释了。她首先把稿子就近交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退稿。她接着将稿子寄北京的一家市级和一家中央级出版社。还是退稿。理由都一样：不能否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几经辗转，稿了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孟伟哉的手里。孟伟哉以他诗人的激情和敏感肯定了这部小说，并把早春解冻的信息透露给了作者。他用铅笔在书稿上写下这样一段话：“这部小说，我读了一个通宵，掉了几次眼泪。我相信，它出版以后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全国一千多万知识青年会支持你，他们的家长也会支持你。努力吧，你是大有希望的！”

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本在意料之中。

然而，还是反对的人出手快。一个批判竹林的大会在上少社召开了。规格不低，以编辑室名义召开，社领导亲自出马。罗织的罪名是：白专道路，名利思想，个人主义，政治品质问题等等。“左”的思想和“武大郎开店”的传统观念都在其中吧。

散会了。竹林独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发呆。她不禁想，数度寒暑的辛劳就要付之东流了，为那个时代、为我的知青朋友讲一些真话的愿望也将化为泡影了……这时，黄昏的天空沐着风，沐着雨，办公室窗外的广玉兰树憔悴的绿叶在深秋的寒风中瑟缩。她饿，却吃不下东西。恍惚中，竹林实在想不明白：我在这里工龄最短，工资最低，每天勤勉地做事，发稿字数在编辑室里也是相当高的。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呀？！

她可以忍受委屈和批判，但无法接受这部小说就这样被封杀。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我豁出去了。于是，竹林把一张为自己申辩的小字报贴到了食堂里。

反抗的结果是社里宣布不准她住集体宿舍。偌大的上海没有可供她安放一张栖身的小床的地方。她只好赖在宿舍里不走，虽然今天不知明天还有没有可容她安身之处。

然而，无论怎样的晦暗中，她总会看见当年风雨中的那一顶红色的油纸伞。她在困境中没有失去信心。

果然，一些素昧平生的女同事主动找领导帮她说话了。刚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的编辑部主任郭梅尼和当时正准备出国深造的温元凯特意到上海来约见她，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支持。一些知青朋友也来了。他们读手稿，叹息，流泪，叫好……

然而，压制的力量似乎无远弗届。北京人文社少儿编辑室的某位头头首先发难，他直指《生活的路》是反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毒草”。孟伟哉无奈地告诉竹林：“脾气也发过了，乌纱帽也掼过了，结果怎样就要看上面了。”

上面？起码是指人文社的社级领导吧？竹林很想给时任人文社总编辑的韦君宜写封申诉的信，但她知道上少社已经有人给国内许多报刊杂志和出版社发了信函，其中有的是盖着单位公章的。对韦君宜来说，盖着公章的公函肯定要比一个素不相识的小作者的申诉信可信得多吧。竹林在彷徨无主中度日如年。就在万念俱灰时，竹林接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拆开一看，竟然是请她到北京去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中长篇小说座谈会的邀请函。这真不啻是满天阴霾中突然出现的一缕让人感到温暖的阳光！

1979年2月，北京友谊宾馆温暖如春的会议大厅里，竹林第一次见到了韦君宜。已届花甲之年的韦君宜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短发齐耳，五官轮廓分明，一身蓝布衣裤朴素大方，一口京腔干脆利落。竹林想，人文社的驻会主持人很有几分飒爽英姿呵！

她又把敬仰的目光投向自童年时代就崇拜的茅盾先生。坐在主席台中央的茅盾跟神采奕奕的韦君宜不同，显得衰老、温和、慈祥。他那带着浓重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别人听着费劲，竹林听起来却格外亲切。突然，听见茅公提到竹林的小说。他说：“最近，我看了《娟娟啊娟娟……》的详细提纲（按：如前所述，1978年岁末竹林在人文社改稿时曾按出版社编辑部的要求把小说《生活的路》改名为《娟娟啊娟娟……》）这部小说如果写得好的话，是会很感人的。我祝她早日面世。”

一股暖流和巨大的喜悦冲击得竹林有点晕乎了。还没等她回过神来，又听见茅盾在台上叫唤竹林。他说想和竹林见见面，说几句话。性格内向、腼腆的竹林更晕了——我在这样一位大文学家面前能说什么话？我的手往哪儿放？我的眼往哪儿瞄？竹林惊慌失措，低着头，缩着手，一动不动，大气都不敢喘。主持会议的严文井社长一催再催，竹林却把头压得更低了。在尴尬中，同样受邀来开会的天津作家冯骥才（当时也有小说《铺花的歧路》引起争议）昂首阔步走上了主席台，代表与会作者向茅公致意，也为不知所措的竹林解了围。

会后进餐，韦君宜突然出现在竹林身边：“你怎么搞的，叫你上台你为什么不上去？！”那责备的口气无异于兴师问罪。“我……我只是害怕，真、真对不起……”竹林嗫嚅着。

“这有什么好怕的，”韦君宜摇摇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你就是一时想不起说什么，也该上去向茅盾同志问个好，这是礼貌嘛！”

韦君宜字字干脆，全不顾竹林的窘态。眼见竹林头都抬不起来，她才放缓了语气说：“我是替你惋惜。惋惜你失去了这么好的一次机会——也许你此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果然，一年多以后，茅公溘然长逝。竹林在悲痛之余，更真切地体会到当年貌似严厉的韦君宜对她寄予的厚望。

竹林回到上海，单位对她的压制仍未放松，他们宣称要“秋后算账。”

就在她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却接连在《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韦君宜支持竹林这部长篇小说的长篇评论文章。竹林便想：我有救了，有希望了。

果然，1979年国庆节，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竹林终于收到了来自北京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生活的路》的样书。此书后来收入人文社的“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成为竹林作为当代名家的奠基之作。

《生活的路》公开出版之际，正值全国千百万知青大返城之时。书一印再印，累计达数十万册。

竹林每天都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有的表达衷心的支持，有的还在信中诉说自己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种种苦难、委屈和不幸。

国内外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国内率先报道的是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由许锦根写的《正视生活的人》；国外率先报道的是发表在英文版《亚洲周刊》上的由Richald King写的《上海升起的一颗新星》。当时许锦根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名学生，而King则是复旦大学的外国进修生。他们都不辞辛劳穿越市区到上海远郊嘉定去采访竹林。

King在第二次采访后交给竹林一封封好的信，并叮嘱竹林等他离开后再看。竹林遵嘱独自打开了这封信。原来里面是一张面额为10元的美金，洁白的信笺上有用纯蓝墨水书写的中文：“竹林，知道你的曲折经历和遭遇。实在很不好意思，这一点点钱，请你吃一顿好一点的饭。”

啊，竹林，竹林，古道热肠，关心支持你的，不仅有中国的男男女女，还有外国的男子汉。你曾经是不幸的，受尽了屈辱和不公平的待遇，然而，却又是如此的幸运啊！

竹林含着热泪珍藏了这封信和这张10元的美钞，透过迷茫的泪雾，她好像又看见了那顶在风雨中晃动的红纸伞。

竹林再次见到King已是一年以后。他从美国飞到上海，告诉竹林，他在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已获通过，写的正是研究《生活的路》的论文，而他翻译的《生活的路》的部分章节也即将发表。竹林执意请King吃饭，但只字未提及那封让她热泪盈眶的信和10元的美钞。竹林知道这是永远不能触及的话题——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King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直到他从多伦多飞到上海，带来刚刚在夏威夷出版社出版的他翻译的《竹林中短篇小说集》，期间他们有过多次吃饭、交谈，可就是一次也没有谈过那封信。他问得比较多的只是：为什么自《生活的路》以后，很少再看到关于你的消息？你好像从文坛上消失了？

1998年7月，何启治参加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组开播20周年纪念活动中，与竹林（左）方方（右）摄于无锡。

1998年7月何启治在无锡参加“读书时间”节目组开播20周年纪念活动。左起：何启治、方方、竹林、贾平凹。

竹林一时无言以对。当初书已出版，竹林的所谓“政治品质”问题不攻自破。然而在那个年代，可以整人的手段还有很多。竹林求告无门，便给韦君宜写了一封倾诉心曲的长信。想不到，在不久召开的全国文代会上，韦君宜以竹林和她的《生活的路》为例，发出了支持和帮助青年作者的热切的呼吁。八十年代初，竹林到上海郊区嘉定农村生活写作时，她又不辞奔波亲自去看望竹林，并执意向在困境中给竹林在图书室的一角安置了一块栖身之地的嘉定二中的张昌荣老校长鞠躬致谢。竹林打心眼里觉得，自己的生命之杯已因这么多的垂恩而满溢，至于她个人是不是从文坛上“消失”，实在已经无关紧要了。更何况，文艺界还有许多前辈，诸如茅公、冰心、萧乾、严文井、秦兆阳、江流，以及许多相熟和不相识的朋友在她面临艰难的时候，都曾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让她终生难忘。

虽然曲折艰辛，却相当完美。《生活的路》的创作和终于面世让竹林认识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就存在于对真善美的渴望和实践，就存在于对思想自由的追求之中。这是人类最终的精神家园。

身为上海人，却坚持到沪郊农村生活，坚持农村题材的写作

竹林当然没有从文坛上消失。只是，有一段时间，她确实是从繁华热闹的上海市中心暂时消失了。

竹林自己坦言，她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甚至也从未太久地离开过淮海路。淮海路上百盛购物中心那种光怪陆离、纸醉金迷的氛围，她不但熟悉，而且还感到有点亲切。她还说她酷爱巧克力，喜欢房间里弥漫着咖啡的香味。但竹林毕竟是赤诚的爱国者，是有使命感的中国作家。所以，她认为我们决不能沉溺其中。她确信，能够一掷千金前来消费的，毕竟只是很少数。城市繁荣的外表不能掩盖我们的沉重的、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难题。如果忽视和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就难以有长进。

当然，不仅仅是这些理性的认识，在比较长的时间里，竹林的实际生存环境也使她不能不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农村。

1980年秋天，竹林一人背着简单的行囊，乘长途汽车来到沪郊嘉定，在嘉定二中这所农村中学的图书室里安了家。张昌荣老校长在学校图书室的书库里给她安排了一张学生集体宿舍里用的上下单人小木床和一张小课桌。把两条小床单挂在两排书架的两头，竹林便在充满书香和灰尘味的书库里有了一块写作和生活的小天地。出了这所农村的小书库，面对的就是一片小树林和一道弯弯曲曲的小河，小河对岸便是一望无际色彩丰盈的田野。学校里的老师、工友总是投来理解和善意的目光，同学们则是表现出热情和好奇心。竹林很快和他们打成一片，参加了同学们的文学小组活动，听他们讲有趣的故事，和他们座谈。

这种生活并不是由于竹林主观上很早就有深入生活的意识，毋宁说还是出于无奈。如上所说，真实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既给她带来荣誉和赞许，也在她的供职单位招致了责难和压力。在上海市中心实在是连一张可以栖身的铺位都安不下了，竹林这才在参加完“文革”后，中国作协举办的第一期文学讲习所的学习后，选择了重返农村，坚持创作的道路。

一年多以后，在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的关心下，嘉定县为她提供了新的临时住所——这是在公房顶上的加层，冬冷夏热，但她毕竟有了一个固定的住所，自己的“家”。她便把这个新家戏称为“寒暑斋”。

在嘉定二中的书库里，竹林和这所农村中学的老师职工和同学们朝夕相处，沉浸在少年儿童美好纯洁的世界里，创作了两部少儿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夜明珠》和《晨露》。30年后，这两部长篇和后来完成的《竹林村里的孩子们》均被选入了“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获得了应有的重视和荣誉。

在“寒暑斋”，竹林潜心思考和整理了她所掌握的生活素材，陆续写出了《苦楝树》、《呜咽的澜沧江》、《女巫》，以及《天堂里再相会》、《挚爱在人间》、《灵魂有影子》、《竹林村的孩子们》、《今日出门昨夜归》、《蜕》、《渔舟唱晚》、《蛇枕头花》等一系列长、中、短篇小说。它们几乎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同时也应和着农村变革的时代脉搏。其中，《挚爱在人间》获全国“八五（1991~1995年）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今日出门昨夜归》获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和上海市文艺创作精品奖。

竹林迄今已完成长篇和中短篇小说数百万字。最近和读者见面的是连载于《中国作家》2012年9、10期的《魂之歌》。这是一部借“文革”时期外逃缅甸等地的知青生活故事，弘扬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科学精神的50万字的长篇小说。

从我所涉猎的竹林的长篇小说来看，其中有些突出的特点，我认为是特别值得看重和肯定的。

其一，是独创性和开拓性。艺术创作贵在创新。前人已有的经典性作品应该学习、借鉴，而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生活的路》就是一部体现了独创性和开拓性的作品。由于独创，读来备感新鲜；因为开拓，没有前人可借鉴，所以有特殊的震撼力，也容易招致各种质疑和批评（恶意的批判不在此列）。这是为备受苦难、遭尽不幸的上山下乡那一代知青发出的第一声呐喊，说了真话，反映了他们真实的思想和命运。所以，尽管难免有稚拙之处，其历史地位不可撼动。就是同一个作者在十几年后完成的相同题材的长篇小说《呜咽的澜沧江》，虽然有了新的历史高度和思想深度，也不可能取代《生活的路》的历史位置。

其二，是竹林对农村题材、对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理想主义的坚守。在某次作品研讨会上，有位青年批评家说，现在我国的农村正在消亡，农村题材已变得没有意义也没有人要看了，可以不必去写了。这种武断无知的发言引起竹林近乎愤怒的反应。她想质问，此刻你手中的香茗、你那胃囊里尚未消化的午餐，难道都是来自钢筋水泥的丛林吗？冷静下来后，竹林还是认为，“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的城市化进程，还要经历漫长的历史时期。农民问题还是中华民族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向何处去，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处理好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竹林：《无怨无悔三十年》）竹林说到做到。她可以说身为上海人，却坚持到沪郊农村生活，坚持农村题材的写作。生活没有辜负她。她因此体验到了大城市里根本无法体验和理解的许多社会问题和人生哲理，并完成了数百万字主要是农村题材的作品。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了竹林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对深刻思想内涵和理想主义的坚守。她并不欣赏那些思想苍白，只图好看和刺激的游戏人生的作品。一位有理想有担当的商人赚了钱为流浪失学儿童创办了免费提供吃住的学校。后来他破产了，身上唯一最值钱的就是他的肾脏。于是，他卖掉了一个肾，让学校支撑下去。这个感天地泣鬼神的真实人生故事触发了竹林的大爱精神而创作了把文学与科学、幻想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长篇小说《今日出门昨夜归》。其实，竹林是借这部青春探秘小说表达对大爱真情和高度文明理想社会的渴望和追求。她以自己很有品位的、张扬完美理想主义精神的大气、正气之作，从而明显区别于眼下文坛上颇成气候的讲述某些青少年所谓另类人生的小说。当然，竹林也以《今日出门昨夜归》这部小说生动、精彩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形象来表明，她所强调的并不是让小说去宣扬正确然而空洞的思想。深刻的思想和人生哲理当然应该通过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和他们的命运来体现。所以她说：“小说，要做到的不是追随‘时尚’而是创造‘时尚’、引领‘时尚’，要开风气之先，要创道德之最，还要把真正美丽的生活内核挖掘出来，高高举起，告诉大家：这是一朵金蔷薇。它现在很美，将来也会很美；它能经受时间的淘洗，永远是美丽的。”（竹林：《我的思考》）

我也很高兴，高兴一辈子做了自己最有兴趣做的事情

这篇关于竹林的长文该是结束的时候了。

昨天，和竹林通电话时的一些内容却总是在脑际盘桓不去，似乎要我说出来和读者共享。

本来通话是为了核对某些事实和时间，但竹林知道我18日要从三亚飞返北京参加首届“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的颁奖活动，就一再热情地祝贺我获得这一奖项的“特别奖”。听说除了奖励当年（1993年）组织、发表出版《白鹿原》的有功人员之外，还要一次性地表彰、奖励20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编辑，竹林便问，奖励一批人，要好多钱吧？都由陈忠实出吗？

我说，不知道奖金要多少，重在鼓励吧。按章程规定奖金由忠实提供，新闻发布会等活动经费由出版社负责。

竹林说，那怕是少不了。老陈负担得起吗？

我说，这没问题。忠实不但有这笔钱，也真心实意愿意出这笔钱。忠实是一位忠厚实诚的、对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有使命感的大作家——其实，有的作家比忠实富有、年收入几千万元，可有谁既有资格、又乐善好施愿意拿钱来做这种好事呢？

竹林：对了，我就特别喜欢、赞赏像忠实这样有情有义的大作家。我可比不了他。用十年八年费力写一部长篇，稿费也就一、二万，三几万。但我也很高兴，高兴一辈子做了自己最有兴趣做的事情。

我说，你也是有成就的作家，当然也是很好的人，值得交往的朋友。我想给你补充的是：人如果一辈子做自己很有兴趣、又是有价值、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就可以说是幸福的人了。

竹林：说得对。我也有一件很高兴的事情要告诉你：今年4月13日我要在上海基督教会正式受洗参加基督教了。

我说，那好，这也是让人高兴的事。作为老朋友、好朋友，竹林哪，你这辈子活到60多岁，至今还没有组成自己温馨的家，我总觉得是件很遗憾的事。

竹林：这下好了，我受洗参加了基督教，我会每天都过得高高兴兴的。

我说，那好，你皈依了基督，安妥了自己的灵魂，精神上也就有一个好的归宿了。

竹林：是的，谢谢！

啊，竹林啊竹林，你是上帝的女儿，我衷心地祝愿你在基督的护佑下拥有快乐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