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理论诉讼

宋伟 吴泽南

摘要：20世纪初，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被全面译介到中国。1932年苏联“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运动影响中国，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由大量译介转向全面批判。以“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为核心议题，艺术理论界围绕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理论基础、庸俗社会学批判以及普列汉诺夫、列宁和弗理契之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文艺论争。从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建构与反思看，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为中国早期“唯物史观艺术论”提供了体系和范本。1930年代这场批判运动又为当下的庸俗社会学反思敞开了再批判的空间。从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看，这场批判运动呈现了1930年代中国理论界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艺术理论的不同接受状况。从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看，“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运动最终指向艺术理论的“列宁阶段”和党性原则。今天，回顾或还原这一文艺论争的历史原像，对于当代中国艺术社会学理论建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艺术社会学;左翼艺术运动;弗理契;普列汉诺夫

20世纪初，艺术社会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在中国兴起。随着“社会学热”的兴起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开展，苏联和日本的“唯物史观艺术论”——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迅速传入中国，形成译介与传播的热潮。弗理契是苏联早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家，也是苏联早期庸俗社会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艺术社会学理论在1920年代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对中国早期艺术社会学的建构以及左翼文艺运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在1930年代初，中国左翼艺术理论家受苏联“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运动的直接影响，也开始批判清理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并与胡秋原进行了较为激烈的论战。从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建构与反思看，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为中国早期“唯物史观艺术论”提供了体系和典范，1930年代的这场批判运动又为当下的庸俗社会学反思敞开了再批判的空间。从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看，这场批判运动呈现了1930年代中国理论界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艺术理论的不同接受状况。从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看，“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运动最终指向艺术理论的“列宁阶段”和党性原则。今天，我们回顾或还原这一文艺论争的历史原像，对于当代中国艺术社会学理论建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意义。

一  从译介接受到批判论争：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理论旅行

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理论在1920年代初传入中国，最早对其译介的是文学研究会的胡愈之、耿济之和创造社的朱镜我、冯乃超。①1930年代初，弗理契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到中国，其代表作《艺术社会学》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鲁迅主编的《文艺研究》在1930年第1期刊出《艺术社会学》的出版广告，不乏赞誉之词：“茀理契为现代最伟大的新兴艺术学者”;“否定了从来一切的艺术论，同时又从社会学的、经济学的观点，检讨古今东西底艺术作品，及其发达底史迹，创设了前人未有的新学说。”②该译本由陈望道翻译，作为“文艺理论丛书”之一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同时，作为左联刊物的《拓荒者》也在“国内外文坛消息”刊登了《艺术社会学》的译介信息：“蒋光慈君现在除创作长篇‘父与子外，又从事于傅利采的‘艺术社会学，及新俄名著‘碰壁的翻译。”③虽然陈望道和蒋光慈都曾翻译《艺术社会学》，但最终得以出版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则是由刘呐鸥和胡秋原翻译的两个译本。前者在1930年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后者则在193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并于1933年由上海言行出版社再版，1938年重印。此外，作为《艺术社会学》概要，《艺术社会学的任务及问题》由冯雪峰翻译，发表于《萌芽月刊》1930年1期和2期，其单行本作为“文艺理论小丛书”之一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除《艺术社会学》外，弗理契的其它论著④也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陆续译介到中国。

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初，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接受由“经济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新兴艺术学”转向“马克思主义艺术学”和“唯物史观艺术论”。在左联《萌芽月刊》和《拓荒者》推出的文章中，弗理契被赞誉为“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学者”“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家”“世界上的差不多唯一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学者”以及苏联“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家”，其艺术社会学研究被认为是“严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艺术学”。⑤此外，《艺术社会学》译者刘呐鸥对弗理契也评价颇高：“以其艺术上的渊博的知识及其严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将最初的系统给予了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空前的著作……否定了以前的诸艺术论，补充了以唯物史观来研究艺术的霍善斯坦因、普力汗诺夫等的新的艺术论……立了科学的艺术社会学之建设的最初的基石。”⑥在1932年“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前，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被推举为最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

1932年苏联“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运动直接影响中国，引发了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家对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的批判论争。还原历史，1931年秋斯大林在《关于布尔塞维主义的历史的诸问题》中强调“将理论提高到列宁的阶段”，并要求批判和肃清各种形式的反列宁主义的理论，重申文学艺术理论的党性原则。由此，“文学理论的列宁底党派性的确保，以及为着文学理论的列宁底阶段的斗争，就成为苏联文学理论的中心课题了。”⑦此后，围绕“将理论提高到列宁的阶段”这一总课题，苏联文学艺术界指认“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为反列宁主义的“庸俗社会学”，对其孟什维克主义的根本错误进行了集中彻底的批判。

1932年左联《文化月报》第1期发表鲁迅翻译的日本学者上田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一文，详细介绍苏联的“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运动⑧;同时，瞿秋白在《文学月报》发表《论弗理契》，由此拉开中国理论界对“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的批判。这场批判运动也构成了1930年代左联与胡秋原之间论战的重要议题。论争双方都对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进行了批判，然而双方的理论立场和价值标准却截然不同。左联试图通过批判“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来实现“把理论提高到列宁阶段”和“将我们的理论水平提高到国际水准”，而胡秋原则认为政治上的列寧主义和艺术理论上的普列汉诺夫主义并不矛盾;左联主要从政治标准出发，将普列汉诺夫和弗理契的艺术理论作为孟什维克主义予以批判，而胡秋原则反对以政治标准介入艺术理论问题，主张需要对列宁、普列汉诺夫和弗理契的艺术理论进行辨析，并在辨析基础上展开庸俗艺术社会学批判;左联认为弗理契庸俗社会学源于对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主义艺术观的继承，而胡秋原则认为弗理契对普列汉诺夫艺术理论的庸俗化阐释不过是一种误读和倒退。

二  从“艺术正统”到“政治正统”：普列汉诺夫主义与列宁主义之辩

1930年代，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艺术理论成为中国理论家批判弗理契的参照和依据，在“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中呈现出胡秋原“维护普列汉诺夫正统”和左联“将理论提高到列宁阶段”两种理论立场间的分歧。1920年代苏联“拉普”理论家曾提出“维护普列汉诺夫正统”的口号，用以批判弗理契、彼列维尔泽夫等人的庸俗社会学理论。到了1930年代，尤其是在1931年末《关于布尔塞维主义的历史的诸问题》发表后，苏联艺术理论界以“将理论提高到列宁阶段”取代了“维护普列汉诺夫正统”，要求继承“列宁的遗产”而非“普列汉诺夫的遗产”。随着苏联“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左联对弗理契的评价也迅速发生改变，“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的正统地位遭到猛烈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地位由此逐渐确立。然而，作为“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胡秋原仍然坚持艺术理论的普列汉诺夫主义，将其艺术社会学视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正统。

左联试图通过批判“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来实现“将理论提高到列宁阶段”，因而批判以胡秋原为代表的普列汉诺夫主义，以此争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正统地位和话语权力。1932年左联《文学月报》刊载《普列汉诺夫批判》一文，对普列汉诺夫、弗理契和玛察的文艺理论进行相当严厉的批判。文章指出，苏联的“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运动“对于掩护在对普列汉诺夫的文学的遗产的决定的列宁的布尔塞委克的批判上一直到现在为止从来不会加以批判过的普列汉诺夫的权威性之下，企图将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学的诸种设定引导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科学里面去的一切徒辈的右倾机会主义，及渐次门塞维克化的观念论加以最后的暴露这一点，有了巨大的政治的意义。”⑨由此，普列汉诺夫、弗理契和玛察的艺术理论被认定为孟什维克主义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庸俗社会学，“应该真真的讨论的口号的，不是为着普列汉诺夫的遗产，而是为着列宁的遗产”。对此，该期的“编辑后记”补充道：“从新的阶段的见地，对于普列汉诺夫，弗理契，玛察等的艺术理论，给以彻底的批判，（同时也是真正的严肃的研究），这是最近苏俄文学理论的宝贵的成果。为了将我们自己的理论提高到国际的水准起见，将这些成果很快地介绍到中国来，是必要的。然而也有这样的‘普列汉诺夫的最劣的引用者，想死抱住普列汉诺夫的孟塞维兹姆来掩饰自己的反动的本质，所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就好像是要剥他的皮似的，使他一面发出甚么‘噫嘻，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哀鸣，一面挺身而起，单枪匹马，来替普列汉诺夫保驾。”⑩这里“普列汉诺夫的最劣的引用者”无疑指的就是胡秋原。对此胡秋原反驳道：“朴列汗诺夫是孟塞维克，讲朴列汗诺夫自然也是孟塞维克了。这逻辑的前提与推论方式，是过于罗织的。”11他明确反对以政治标准来评判艺术理论和介入艺术论争。

在译介普列汉诺夫和弗理契“唯物史观艺术论”的过程中，胡秋原对普列汉诺夫、列宁、弗理契三人的艺术理论进行比照，坚持艺术理论上“普列汉诺夫的正统”，认为政治上的列宁主义与艺术理论上的普列汉诺夫主义并不对立冲突。他在1930年写道：“文艺之社会学的研究，实在是目前最切要的事。而朴列汗诺夫就是这领域中最高的灯塔与导师”，“然而尚有几个人，也是绝对不可没的。如佛理采，他是步着朴列汗诺夫的足迹，做了几部有名的文学史和树立新‘艺术社会学的人”，“自然，列宁在艺术上绝对不是能与朴氏并肩的理论家，这是毋庸讳言的。不过他们的见解趣味颇有些相同之处。”12到1932年，胡秋原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艺术理论做出了新的评定：“朴、列两人的艺术观之基本点是一致的;不过列氏比较在其批评中常与实践联结，而朴氏比较在理论方面深入而已。而这也不过是程度之差而已。”“普氏虽然受了孟塞维克的修正，但我们可以列宁主义纠正过来。”“政治上——列宁的正统;文艺科学上——朴列汗诺夫的正统。朴列汗诺夫主义不是与列宁主义冲突的，正如马克斯列宁主义中也还有许多脆弱的东西一样。我们的任务是在马克斯、恩格斯、朴列汗诺夫、列宁主义之下，锻炼我们的理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充实朴列汗诺夫。”13胡秋原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评价从“见解趣味颇有些相同之处”转变为“两人的艺术观之基本点是一致的”，从“绝对不能并肩”转变成“不过是程度之差而已”;胡秋原试图划分出“政治正统”与“艺术正统”两个不同领域，承认列宁主义在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也提倡以列宁主义补充和纠正普列汉诺夫主义。从1930年到1932年，胡秋原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正统的问题上似乎作了妥协和让步，因而这场批判运动整体上从艺术正统——“维护普列汉诺夫正统”向政治正统——“将理论提高到列宁阶段”偏移和转向。

三  从批判庸俗化到极端庸俗化：政治  批判话语中的艺术社会学

判定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理论是一种庸俗艺术社会学，指出其理论在艺术与社会关系等核心问题上的重大缺陷，这是左联与胡秋原双方论辩的共同基础;但以何种标准判定弗理契的庸俗艺术社会学，成为论辩双方的主要分歧点。众所周知，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或者文学艺术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4文学艺术发展与社会的一般发展处于不平衡关系，在不成熟的社会历史條件却产生了古希腊文学艺术的繁荣。马克思关于社会一般发展与文学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的论断，为我们判断某种艺术理论是否为庸俗社会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评判标准。虽然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史上，弗理契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15的开创者，具有里程碑意义，但由于对唯物史观的庸俗化理解所造成的理论上的缺陷，使弗理契成为苏联早期庸俗艺术社会学的“集大成者”。

弗理契将艺术社会学界定为：“作为设定那关于建在经济的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的上层机构的一部分综合的法则的科学”，是“在艺术底某种典型和社会底某种形态之间，设定合法的联系的科学”。16他以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阐释文学艺术发展，认为文学艺术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同步，艺术形式与社会形态绝对统一、相互对应，并把艺术社会学界定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知识形态。在苏联自弗理契以后，庸俗化的唯物史观逐渐取代审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唯心论”“观念论”，成为唯一的艺术学研究方法。

1920-193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发展与当时的文化政治问题联系得更为紧密， “庸俗社会学批判”逐渐呈现一种比较复杂的局面。30年代以前，苏联理论家基本“维护普列汉诺夫正统”，并以此批判庸俗社会学。1730年代后，普列汉诺夫被指认为“庸俗社会学”的源头，遭到严厉地批判。至此，“清理庸俗社会学成为20世纪三十年代苏联文学界的重要任务。1936年8月8日，《真理报》发表社论称：‘现在该是禁止庸俗社会学家及其理论进入苏维埃学校的时候了。”18正是在此语境下，在“把理论提高到列宁阶段”的口号下，文学艺术理论的一切“庸俗社会学”遭到清算。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庸俗社会学”的内涵以及“庸俗社会学批判”的标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1930年代苏联“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迅速影响中国，随之而来的是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清理，原先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学正统的普列汉诺夫和弗理契艺术社会学迅速转变为被左联严厉批判的对象。这成为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一次重大的翻转。此前，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艺术与社会生活》、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玛察的《现代欧洲的艺术》等都曾被认定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著作，并作为左联的“文艺理论小丛书”“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而出版。1932年以后，这些著作迅速由“科学的艺术论”和“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翻转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艺术理论和庸俗社会学。这是因为，基于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標准，一切在政治上被认定为孟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家，其艺术理论都势必被认定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庸俗社会学。正是在“政治正统”的驱使下，左联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象征论”忽视了艺术的阶级性和斗争性，其“生物学主义”和“地理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阶级的”和“抽象的”，其“科学的文艺批评”和“客观主义”是修正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而作为普列汉诺夫理论的继承人，弗理契在这些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19

与左联不同，胡秋原试图将“政治正统”的列宁主义和“艺术正统”的普列汉诺夫主义相剥离，坚持文学艺术领域内普列汉诺夫理论的正统地位，进而批判弗理契的庸俗社会学理论。在《唯物史观艺术论》中，胡秋原指出以政治标准批判弗理契的不合理性：“现在苏联文艺理论界对于佛理采也颇有批评，甚是说他也是受了孟塞维克主义的影响。佛理采对于现代帝国主义期间的文艺，尤其是普罗文艺，乃至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之艺术，估计诚有未足之处，然而这是方法论上的问题，似乎是与什么孟塞维克说不上的。”20胡秋原反对以政治标准介入艺术理论问题，进而质疑左联对苏联“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的亦步亦趋：“以成败论英雄，已经可笑，而以政治的成败评真理，更足矜怜。对文艺持功利的见解是可以的，但势利之见，窃未敢苟同，盖徒自忙碌，以自己的头听人跑马，而为高明所鄙夷耳。”21胡秋原坚持认为，普列汉诺夫和弗理契的理论承继关系应从学理上加以辨别和明晰，不应笼统片面地对“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进行批判;庸俗社会学的出现及其不同的理论面貌应加以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而不应以某种政治性标准进行庸俗化的批判。因此，不应将不同艺术学理论观点简单机械地判定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

四  瞿秋白与胡秋原的理论分岐

不论是试图“将理论提高到列宁阶段”，抑或是持守“普列汉诺夫的正统地位”，左联和胡秋原都将普列汉诺夫和弗理契的理论亲缘关系作为重点关注与阐释的问题，同时这也是1930年代“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题域的关键所在。弗理契艺术理论的庸俗化是源自于对普列汉诺夫理论的误读，还是源自于对错误理论倾向的继承？从不同的政治立场、理论题域和价值取向出发，左联和胡秋原对这一议题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回应。

胡秋原和瞿秋白对弗理契《论普列汉诺夫之艺术论》一文做出了几乎截然相反的回应。在《唯物史观艺术论》中，为了“预防”中国理论家效仿苏联的单一性政治批判，胡秋原将弗理契为纪念普列汉诺夫逝世十周年而作的《论普列汉诺夫之艺术论》作为该书的“代跋”，并加以介绍和阐释。“译者虽亦有不完全同意之处，然以朴氏的同国人和后辈的学者佛理采的意见，毕竟多鞭辟入里之点”，“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同样的‘非难也会出现于贵国，介绍此文也有一点‘预防的用意。”22然而，胡秋原的“预防”并未奏效，左联对“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进行了单一性的政治批判。瞿秋白在《论弗理契》中指出，正是弗理契这篇纪念文章“指出普列哈诺夫在政治上是孟塞维克”，“弗理契在一九二八年已经开始怀疑到普列哈诺夫的文艺理论的正统地位了……所以照时间的先后来说，还是弗理契第一个开始怀疑普列哈诺夫的正统地位。”23如果说胡秋原介绍弗理契的文章，是为辨明普列汉诺夫艺术社会学的合理性，维护其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正统地位，那么瞿秋白则是把弗理契的庸俗社会学追溯到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主义，把弗理契对普列汉诺夫的误读理解为弗理契对“普列汉诺夫正统”的怀疑，批判弗理契是为了更有力地批判“普列汉诺夫正统”，进而实现“把理论提高到列宁阶段”。

1930年代初，胡秋原先后翻译和编著了《艺术社会学》和《唯物史观艺术论——朴列汗诺夫及其艺术理论之研究》，并在这两部著作的“副文本”中论述了普列汉诺夫与弗理契艺术理论的承继关系。在胡秋原看来，弗理契继承了普列汉诺夫艺术理论的正统，在艺术社会学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对此，胡秋原在1930年评价道：“无论在苏俄，在世界，在艺术之社会学底研究上，朴列汗诺夫死后，当要以佛理采为第一人”，“从朴列汗诺夫正确的方法出发，更扩大霍善斯坦因的范围，而确立开创为独立科学的艺术社会学的名誉，遂落在佛理采身上了。”241932年他又补充道：“实际上，朴列汗诺夫门下，也有几派：例如，瓦浪斯基等代表其左翼，培列维尔塞夫等代表其右翼，而佛理采，是他的正统”，“佛理采是朴列汗诺夫的真正继承者。”25即便对弗理契作出如此高的评价，胡秋原仍指出了弗理契艺术理论的庸俗化问题：首先，“他未能在一切决定艺术之社会底element和moment中去分析艺术”，弗理契以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解释艺术问题;其次，“佛理采的说明及所设立的法则，往往不免有多少‘图示化的毛病”，艺术成为阶级性、阶级意识、阶级经验、阶级斗争的图式;再次，弗理契“没有充分分析‘对律（Anti-these）的作用，运用‘对律的解释，并深刻认识其表现”，无法正确解释艺术史发展的“反复”和原始主义。26此外，胡秋原提出以精神分析和唯美主义对普列汉诺夫理论加以补充，以期修正弗理契的庸俗社会学。

在瞿秋白看来，虽然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对“文艺科学”有重要贡献，但并未完全肃清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主义，这是弗理契艺术理论的重大错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重大政治错误。尽管弗理契是“首先应用互辩法的唯物论来专门研究文艺的，而且留下了真正有专门科学价值的著作”“专门研究文艺科学的第一个人”，但弗理契“受着普列哈诺夫的影响太大，因为他不能够完全肃清普列哈诺夫观点之中的孟塞维克主义的成份”。27进而，弗理契在以下几方面受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主义的影响：弗理契并没有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彻底批判彼列维尔泽夫主义、沃隆斯基主义和波格达诺夫主义，这种不彻底性与普列汉诺夫的影响有关;弗理契认同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象征论”，而非马列主义的文艺反映论，他不承认艺术是“镜子里的形象”;弗理契没有明确反对普列汉诺夫的“生物学主义”和“地理的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五段论”忽视了文学艺术的阶级性问题，弗理契对此只做出了修改而没有彻底批判;普列汉诺夫坚持文艺批评的“客观主义”，以“科学的文艺批评”反对“党派的文艺批评”，弗理契并未肃清这种错误倾向;弗理契继承了普列汉诺夫的“逻辑主义”，试图寻找文学艺术的“一般真理”而忽视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条件，进而成为抽象的“社会学主义”和机械主义。综而论之，左联批判弗理契的庸俗社会学就是批判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主义，批判“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就是否定普列汉诺夫艺术理论的正统，其最终指向艺术理论的“列宁阶段”和党性原则。

应该看到，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如何理解和避免“艺术社会学”成为“庸俗社会学”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列宁、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弗里契等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的早期开创者，从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出发，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艺术社会学问题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和探索，这对于今天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藝术社会学理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回顾和看待这一重要的理论论争，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期更好地发展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理论体系。

注释：

①1920年代初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有：《鲍尔希维克下的俄罗斯文学》，胡愈之译，《东方杂志》1921年第16期;《中产阶级胜利时代的法国文学》，耿济之译，《小说月报》1924年“法国文学研究”;《绘画底马克思主义的考察》，朱镜我译，《创造月刊》1928年第5期;《艺术社会学的学术会议的报告》，冯乃超译，《思想月刊》1928年第3期。

②“左联” 东京分社成员：《文艺理论丛书·艺术社会学》，《文艺研究》1930年第1期。

③《中国新兴文坛杂讯》，《拓荒者》1930年第1期。

④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主要还有：《作家论·跋：作为文艺批评家的伏洛夫司基》，冯雪峰译，昆仑书店1929年版;《巴黎公社底艺术政策》，冯雪峰译，《萌芽月刊》1930年第3期;《艺术之社会的意义》，刘呐鸥译，《新文艺》1930年第1期;《艺术风格之社会学的实际》，刘呐鸥译，《新文艺》1930年第2期;《艺术上的阶级斗争与阶级同化》，许幸之译，载《文艺讲座》，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社会主义的建设与俄国现代文学》，蒋光慈译，载《文艺讲座》，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艺术家托尔斯泰》，冯乃超译，载《文艺讲座》，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现代欧洲的艺术·序》，冯雪峰译，大江书铺1930年版;《工业发达在现代欧洲文学上的反映》，林适文译，《文学生活》1931年第1期;《毁灭·代序：关于“新人”的故事》，大江书铺1931年版;《唯物史观艺术论·代跋：论朴列汗诺夫之艺术论》，胡秋原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欧洲文学发达史》，沈起予译，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版;《精神分析学与艺术：佛罗以德主义方法论与艺术》，胡秋原译，《读书杂志》1932年第6期;《弗洛伊特主义与艺术》，周扬译，《文学月报》1932年第1期;《朴列汗诺夫与艺术之辩证法底问题》，胡秋原译，《读书杂志》1932年第9期;《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楼适夷译，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年版。

⑤[日]藏原惟人：《艺术学者茀理契之死》，冯雪峰译，《萌芽月刊》1930年第1期;“国内外文坛消息：艺术学者傅利采（Frice）的死”，《拓荒者》1930年第1期。

⑥刘呐鸥：《艺术社会学·译者后记》，水沫书店1930年版，第366-367页。

⑦[日]上田进：《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鲁迅译，《文化月报》1932年第1期。

⑧该文详细介绍了1931年11月7日台那摩夫在苏联作家统一协会的机关报《文学新闻》发表的《为了文艺科学的列宁底阶段》，以及同年12月他在共产主义学院文学艺术言语研究所作的题为《同志史太林的信和文学艺术战线》的报告;书记长阿卫巴赫在“拉普”第五次总会上的报告;拉普批评家会议上法捷耶夫的开幕演说、吉尔波丁的报告《史太林的信和为了列宁主义底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任务》以及台那摩夫的报告《马克斯列宁主义底文学理论与拉普的理论的线》等。

⑨IB：《普列汉诺夫批判》，黄芝葳译，《文学月报》1932年第5期。

⑩《文学月报》1932年第5期，“编辑后记”。

11121320212225胡秋原：《唯物史观艺术论》，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3页，第12-16页，第15-22页，第15页，第14页，第778页，第15页。

14中国作家协会、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页。

15李益荪：《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原理》，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3页。

16[俄]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刘呐鸥译，水沫书店1930年版，第1-5页。

17[俄]伊·马察等：《回顾与反思——二、三十年代苏联美学思想》，盛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页。

18方维规主编：《文学社会学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页。

192327瞿秋白：《论弗理契》，《文学月报》1932年第3期。

2426胡秋原：《艺术社会学·译者序言》，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第1-7页，第42-55页。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人文艺术高等研究院）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