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青年作家文艺创作的民俗审美倾向

张旻昉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以“80后”为代表的当代青年作家文艺作品中的民俗审美倾向，挖掘其中所体现的具有现代性的民俗事象、民俗生活，以及方言口语表达形式等构建出的民俗态生活，尤其在民俗态生活刻画中构建与追求自己的精神原乡时所采用的不同方式。这不仅展现了现阶段文艺创作贴近和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与其他地域的作品泾渭分明的特征;同时还极具时代生活气息，体现出社会主旋律的基调，从而使文艺题材丰富多样，显示出青春的活力，增加了艺术的魅力。

关键词：青年作家;民俗审美;周嘉宁;笛安;颜歌

任何一种文艺，都能从中或多或少地发掘其所依托的文化精神和心灵的标识印记，而不同的文艺总是有相对应的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基础。在全球语境下如何去避免文化同质化，应该说植根于本土的叙事资源是很重要的。对于中国文艺而言，受到外来文化模式和文学流派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在作品中展现出新观点、新方式，但文本实质却仍受到本土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建构，展现出属于本民族所特有的印记，这一点从20世纪的中国文艺开始，迄今从未停止过，在当代青年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自觉地把民俗的艺术处理作为小说民族化特色的土壤，体现出民俗描绘的作用。

“80后”共同群体恰好成长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大多为独生子女，加之生活的时代相对富足安逸，使之成为了现代文明变化中的第一代体现者，成为了矛盾共同体。内心的渴望与不被理解之间的矛盾造成他们或叛逆或顺从，在矛盾中充满了孤独感，大都希望迅速逃离。有的实现了地域上的真正逃离，有的只能选择在文字中去实现逃离，不论是哪一种到最后都显示出趋同性，其一是琐粹的日常生活在文学文本中大量出现，更贴近民俗生活本身。他们所展示的是当代生活中的各种重要事件，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节点。因此这样的民俗态生活不仅表现了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风貌，还表现了一定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其二，他们或多或少都在文字中构筑或搭建起了一个平台，表达了回望与回忆，寄寓了希望与梦想。虽然所用的方式各有不同，但都在致力于寻求属于自己的精神原乡，找到内心的归属感与依托感。

一  在有生活意味的民俗事象中追问历史

对于文学创作而言，生活永远是它取之不尽的源泉，因为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才一直引领着文学焕发着勃勃生机。青年作家们从文字中展现出自己对家乡这片土地的热爱，展现出百姓生活与情感，几乎可以说是他们创作的首选。当代青年作家们以自己对文学的热爱，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展示出大众百姓的普通生活。他们还对传统文化有选择性地继承，将所看所知所学所感综合在一起，进行了很好的转化，并推陈出新，形成了文艺民俗化特征的文学作品，在作品中展现出不同于老一辈创作者的文艺民俗特征。

在面对历史这一问题上，除了张悦然的《茧》所展现出来的“这代人由狭窄的个体走向广阔的社会、历史，由被动‘抛入转向主动‘直面的选择与勇气”①，还有与她同为“80后”的作家周嘉宁，在她获得多个奖项的《基本美》中展现出来了与前辈们相区别的书写历史的方式、态度、内容及意义。她笔下的历史并非是在浩瀚岁月中与祖辈们相关的那段历史，也非期望中的“宏大历史”，而是属于“80后”这一代的共同生活记忆，这些记忆往往通过一些极具历史气息或者生活意味的民俗事象来完成。《基本美》中展现出新世纪以来陆港两地的很多事象：国营单位、博客、摇滚乐、通宵营业的网吧、音乐节、论坛等，这些物象虽零散，但却从另一个角度清晰地记录了新世纪开初的日新月异却又转瞬即逝的历史。

很多“80后”作家都曾以自己的方式在故事中以民俗事象的方式来构筑背景。周李立的《透视》充满了奥运会、2008年汶川大地震等一系列历史标志性事件;徐衎的《心经》展示了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一系列政策变迁，从“光荣母亲”到计划生育政策，再到“二胎开放”，同时还包括民工潮、空心村，甚至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延伸出的电信诈骗;孙频在《松林夜宴图》中触碰了历史大事件与当下民俗生活中的青年一代之间内在关联这样一个大命题，其中囊括了相当多有辨识度的时代场景事象，黄土崖、土窑、黄沙以及“右派劳改犯”“垦荒改造”等，而她的《万兽之王》记录了一个时代中的伤口和疤痕，在对个人反思的同时也是一种群体反思，“你要知道，并不是真实的历史造成了现在，我们生活的现在其实是由部分人的权力和部分人的记忆造成的”②;东北作家班宇以《冬泳》为代表的作品展现了各种东北意蕴的民俗事象，在漫天大雪之中的“旧厂房”、铁轨和烂尾楼中，记录了以国企职工、待业青年、下岗工人、小摊小贩、是地痞流氓为代表的人物所经历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分房、福利度假、1998年大洪水，以及工人村、易拉罐天线、电厂、变压器厂等烙刻着鲜明时代印记的事象，俨然一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岗热潮时期，东北以沈阳为代表的社会画卷，指向时代的价值观、精神资源和社会症候的全面更迭;笛安在《圆寂》一开端就提及“股票”“房价上涨”“豪车”等一系列充满都市发展特征的事象，这是对中国目前快节奏生活中人们生活状况的真实描绘。在《西决》里的雪灾事件，《东霓》中的“汶川大地震”，《景恒街》中以“粉丝产业”“APP打造”“风投公司”“融资”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形态下关联起了在全媒体时代的粉丝文化和属于城市新人类的新生活，描绘出人类生活的前沿阵地，也描绘出这样一个在新的生态环境中所体现出的新兴都市、新兴生产与生活方式，她构建了一批生活在这里的人物，小说充满了在这种日常的民俗态常态化的城市生活中的复杂心理结构展示和对人性的探索与追问。

一个人的生活历练与其性格气质的养成都镌刻着民俗的痕迹，以此表现出的共同的心理素质与思考的原型，都有民俗发挥的影响。对一个区域的生活再现，对广泛的民族大众的世态人情描绘，也同样离不开渗透于生活方方面面、在人物活动周遭的风情民俗。海南作家林森在《海里岸上》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那些富于地方性知识的书写中将地域的元素点缀了小说内在的精神韧性。他铺陈了那些即将消逝的老一代渔民的信仰、祭海仪式习俗以及民俗事象，其中包括了最突出的文明象征——祖輩相传的罗盘和《更路经》，同时也有对更先进的渔船、卫星导航系统的描述。在古朴传统和新潮先进的碰撞中构建了文学的张力，也寄寓了作者对传统如何现代转化议题深广的思考。其中《更路经》这一物象无疑浓缩了在地处海南的渔民们对南海的珍贵记忆，它是指导航程的“海上地图”，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老船长，显示出中国祖辈的渔民们千百年来积累的丰富的地理、天文等知识，也是对大海的深情与依恋之情。小说洋溢着浓烈的海洋气息，不仅展示了渔民的个体记忆，温情关怀，还观照了当下渔村现代化转型进程，折射出海洋空间里的家国情怀，显示了小说中民俗传统的真切回归。

二  民俗意义符号系统标记的民俗生活相

好的文艺作品不仅仅只是去构建一个故事，更多的是在这个故事中展现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或者个体与都市之间的关系，表达出都市里人们的情感诉求，以及城市的精神，展现出艺术审美中所要求的生活本质的某些方面，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是在故事里所反映出的本质生活更集中、更典型，同时也更理想且带有普遍性。

笛安在以“龙城三部曲”为代表的作品中虚构了“龙城”这一城市，并慢慢在读者中形成了自身的意义。“在我真正离开家乡的时候，我开始写作。因为我很想念它”。③太原的生存景观以及人文環境都为她提供了写作的空间和素材，构建起她在写作中的都市体系以及都市精神的本土作品内核，形成了民俗态生活的深层结构的组成部分。这样的精神内核在当下可以唤起年轻一代读者的情感共鸣，并成为目前都市文学迫切的需要。她的小说背景充满了对这个城市的环境描写，这是个符号化的城市，但也是个实实在在的城市，笛安展示出人们真实的生活样貌以及又爱又抱怨的矛盾感情。从审美上来说，最大价值便是别具一格地展现出鲜活的社会生活，又揭示出其本质的某些方面，俨然一面人们深层认知社会生活的镜子。

纵观笛安的作品，这样的符号系统并不是第一次，早在“龙城”初现端倪的《圆寂》，她就做了命名符号系统的有益尝试。《圆寂》的主人公袁季，与题目音同字不同，女主人公普云更是直接采取故事发生地普云寺的名字来命名。带着民族民俗化的形态烙印。在关注人生苦难的同时，笛安还极具艺术说服力地表现出一种人性的温暖，展现出动人的悲悯情怀，这不得不说是从小说内部内容，外部形式以及从内到外的与主题、地方融为一体的人物命名中所展现出的独特意义。在另一部获奖作《景恒街》中，笛安乐此不疲地继续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去命名，主人公关景恒的命名取自小说同名街道“景恒街”，朱灵境的命名选取了极具老北京特色的胡同名“灵境胡同”，同时“灵境胡同”还是为了纪念朱灵境的父母邂逅之地，包涵了记忆的情感因素，此举不难看出，主人公与北京城的符号系统息息相关。这一次的命名显示出了极大的历史特征及地域特征，关景恒和朱灵境从名字上就打上了现代中国城市的特征，让人一眼便知故事背景发生地。不仅如此，小说本身就以这条北京的金融中心所在的“景恒街”来命名的，这里一是故事发生展开的核心背景，二是主人公命名的来源，三是暗嵌着北京城独特的文化符号气息。这也从另一个层面上显现出，当代中国人、街道、道路、城市之间的联系。这样以名字为代表的民俗事象在表现情感、内在意蕴和外在直观形式上，可以说就是具有文本审美意义的情感符号。

鲁奖获得者马金莲的获奖作品《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标题就透着一股浓浓的西北风，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民族风情。《1986年的自行车》《1990年的亲戚》《1992年的春乏》这些带有时间性标志性符号的历史信息，通通围绕着宁夏西海固那片荒芜贫瘠的黄土地，她所熟悉的西北乡村生活展开，同时这个乡村也是承载和记录着社会的裂变的乡村。《长河》被称作当代的《呼兰河传》，写了四个人的葬礼，展现了西海固边地特有的丧葬礼俗，以及对生命特有的认知，以文学作品的方式体现了民族信仰、苦难中的人性美，构建出了民俗生活相，从心灵中流露出的真善美体现出了厚重的宗教情怀。

如果说地标性符号是民俗印记的表现之一，那么张怡微的小说应该是其中很重要的代表。《你所不知道的夜晚》开篇一整个章节描写20世纪90年代工人新村的由来以及主人公的父母在沪上立足的奋斗史。《试验》《春丽的夏》《旧时迷宫》等从“工人新村”这一特有印记符号的地方出发，带着对上海工人阶层的审视，以及对这一空间中的民俗生活的展示，彰显出潜在的时代和历史的印记和记忆。这里是乡村的，然而精神却是城市的。她的“家族试验”系列小说《细民盛宴》《樱桃青衣》则是从题目到内里都是民俗生活相的一场盛宴。《樱桃青衣》取名自唐传奇，其间包括了梦想与现实的差距，也有时光匆匆的忧愁，并暗合了另一部扛鼎之作《细民盛宴》，“细民”一词本身就透着浓浓的中国风，“细民”作为世情小说的重要写作对象，也是张怡微对世情传统的回应。“世情小说的落脚点并不是人的情感，而恰恰是市井生活中不让人升华的真相。”④《细民盛宴》中充满了上海人平日民俗生活中俯拾皆是的普通饮食，糟黄泥螺、上海熏鱼、四喜烤麸等透出了上海人生活的日常。与笛安一致，张怡微构建出的是上海细民民俗态生活图景，是自己的故乡情，也是带着使命感的乡愁。

广东作家陈再见的以《青面鱼》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以“湖村”为背景，对现实进行重构的基础上呈现了一个重建后的故乡，也是他自己的精神原乡，文学上的“岭南县城”，其中充满了沿海一带的文化元素符号以及深圳移民文化的印记。而对于作家孙频来说，她笔下的山西小城不仅是她创作的大部分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也同时是她的精神发源地，她的深邃与思索是建立在对那些普通民俗生活的细致观察与感受之上的。对故乡山西交城这座典型的北方县城的依恋构成了《鲛在水中央》《天体之诗》《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这三部新作的来源，无论故事本身是怎样的，但内里都铺满了对故乡小镇的回望、审视以及深情的追寻。

三  独具功能性意义的方言表达

新时代的新青年们由于自身的独特性，为与时代相匹配的“新”写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一是显示着与优秀传统的接续，二是破旧立新，不满足于文学的现状。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学，与人一致，文学也有自身的成长困境，也需要在这些境况中寻找突破与发展，在这一角度上来谈文艺民俗化，便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应该是一种堪与时代相匹配，更能展现当今文艺新风尚，展现现代人文新气息的更科学更合理的文学。同为“80后”的作家颜歌就做出了这种新尝试。

之前评论者对于颜歌的作品评论大多关注到了方言生动性和地方味道，但其实方言在她的小说里还承担起了另一功能性意义，这一意义与周嘉宁和笛安类似，即寄托乡愁，寻找自己的精神故乡。从书写的起点上来说，她与创作“龙城三部曲”的笛安有异曲同工之妙，颜歌的平乐镇主要以自己故乡四川郫县郫筒镇为原型创作。她使用了独具特征的四川方言，展现了川西小镇在时代进程中的巨大变化和人们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有文学腔和抒情味道，还透着蜀地勃勃的生命力。在这个离城市不远，地方也不大的城乡结合部，周围是这些嗜辣的父老乡亲们，空气里充满着海椒味道，直击作者内心，成为了创作源泉。这是一个属于颜歌的“平乐世系”。在这个世系中，有她对故乡的依恋，更有对自己所建构的这一体系的痴迷的赏玩。这一点，从《良辰》初现痕迹，《异兽志》痕迹加重，《五月女王》成为第一部关于“平乐镇”的长篇小说。她开始通过虚构的能力，用文学审美的方式，借助方言的特殊力量建构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过去的小镇，并从中追寻探求寄托生命的意义，到《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她花了十年时间去搭建起平乐镇的架构，构筑起自己的文学原乡，完成了这一审美建构。

在颜歌特有的方言笔调里，用白描的方式刻画了民俗态生活，集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于一身，展现了一幅幅融合了日常与奇幻的川西小镇的市民生活场景，这就是她的精神原乡——平乐镇。“唤起我们乡愁的，不是这个被物化的世界上被物化的语言，而是清净不染的方言和母语……方言是未经理性启蒙和工具化的语言，母语是赋予我们血肉的，使我成其为我而你成其为你的语言”⑤颜歌的这种精神追寻是双重层面的，在时间的向度上，它是作为成年人以后面对回忆里的童年的追寻和愁思;在空间向度上，作为远离故土的人对自己出生的地方的乡愁。她不仅在作品中深切地为我们展现她对这种庸常的民俗生活的喜爱，并以这样的民俗生活和民俗文化作为主题背景题材和题旨，来表达作品的理念和情感。在这个过程中她完全不避讳任何的俗字俚语，类似于“龟儿子”“狗日的”“白脸鸡儿”等这样的市井语言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其实在这本小说中一共有三套语言系统——普通话、四川方言和古典诗词文言话语。三套系统的话语奇妙地拼接到了一起，文绉绉的语言里夹杂着方言俗语，其荒诞滑稽的反讽效果不言而喻。如：“等到领导忙完事了，一个电话打来了，‘警报响了啊，警报了啊！——便收拾旧河山去麻将馆接领导，然后月黑风高的，月朗星稀的，夫妻双双把家还了。”⑥诸如此类的不同语言系统拼贴在一起，用大词讲小事，更以雅词说俗事，有嘲讽，却又让人觉得谑而不虐，雅俗融为一炉让人读来感觉幽默不已。即使是那些粗鄙的语言也让作家用戏谑的笔调写出，也并无嘲讽之意，而是更多地去探索作为个体的人应该如何更好地接受自己的欲望、平凡甚至平庸，并能够与之和谐共处，从中显示出了作者与庸常生活，或者说民俗生活趋近的姿态。她在看似闲散的笔调中完成了日常的庸俗与琐碎，接着在漫不经心间，将这种日常生活的庸俗与琐碎成就为了历史，这是属于我们所有人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社会剧烈变迁中的一份亲密的、集体式的青春童年回忆。而这种方式，如同苏童的香椿树街，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甚至鲁迅的鲁镇一样，是青年作家们在学习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去为自己的精神故鄉树立坐标，并找到一种适合自身的精神原乡的贴切表达，同时也是为我们的文艺更形象地去反映生活，揭示生活本质的一些方面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为读者也提供了更形象、更典型的生活美的享受。

如果说颜歌的《我们家》充满郫县豆瓣的味道，班宇的小说则充满了浓浓的“铁西叙事”基调。在东北工业区长大的他造就了小说里的背景，东北味的语言写作构建起了《工人村》中饱含着深情对白，却自带一副滑稽的假面所特有的幽默与喜感，荒诞与疼痛。《盘锦豹子》《逍遥游》从不同的深度和广度上延续拓展了“铁西叙事”的意义空间。他们都是在体制变革中的小人物，社会边缘者，在现实的打压中苦中作乐。班宇用细节和语言串起了整个小说，那些俚俗又精准的市井语言勾勒出一幅铁西区隐匿在危楼陋巷中的底层人民的画像，如透过显微镜所呈现的效果，越清晰便越靠近也越真实，在精神层面上达到了高度的和解。

在青年一代的文学作品中，不管是对新时代还是对人性以及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环境领域都有很多新的表达，甚至有很多作品直刺时代神经，也能在不同程度上找到属于自己作品独特样貌的美感。不论是小说的表现，还是小说本身的观念，都体现出了深刻的当代性。小说深度挖掘出了整个社会与人事的巨大变化，展现出了在都市领域中人类的生存困境以及时代精神，建构了时代审美的丰富性。很多作品，在民俗的背景及民俗细节的典型刻画中，深刻地展现了时代的本质，彰显着鲜明的中国特色，读来就能感知到这是时代浪潮中，在你身旁或相距遥远的某一人事万物，他们与你休戚相关，也许就是你在真实生活中的此时彼刻。在人性的宽广与丰富度上、幽明与裂变的深度上的文学挖掘，彰显了青年一代对生活敏锐且出色的洞察力。

注释：

①徐刚等：《转型，或正名正义：“80后”文学创作与批评局限》，《当代文坛》2019年第2期。

②孙频：《松林夜宴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72页。

③笛安：《永远记得回来的方向》，《新作文》（高中版）2007年第10期。

④张怡微：《世情小说的本质》，《收获》2017年第4期。

⑤江弱水：《诗的八堂课》，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80页。

⑥颜歌：《我们家》，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作者单位：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责任编辑：蒋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