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中社会角色的想象与重置

王雷雷

摘要：广州文学独特的生成环境、文学史地位、都市气质，与其本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商业精神息息相关。作家张欣以都市景观为底色，展开了对都市社会角色的文学构建，对都市人的共性完成了角色特征的想象。在以文学写作重置社会角色时，张欣对新型社会关系的描述触及了世俗道德的边界。面对新的都市社会情状，张欣选择对道德边界进行重新解释。对道德边界的重新解释和对都市角色的想象与重置形成互文关系。

关键词：都市文学;社会角色;道德边界;张欣

一  广州都市文学的文学史位置

广佛地区，是中国自近代以来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地方之一，也是现代性文明在中国较早出现的地方。从1980年代开始，广州借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东风，又成为了中国最早发展起来、对外交流频繁的大型城市之一。这种势头延续到现在，广州已经成为中国代表性的大都市了。位处华南，面向海洋，注重贸易经济，具有千年商业历史，是近代的重要通商口岸，是“西学东渐”的最早践行之地……种种历史和地理的因子沉淀而作用于广州都市化的过程，使得广州的文化要素中既包含当下的现代性的商业精神，也传承着传统的商业文明。这便造就了广州文学的文化温床。具体而言，广州的都市气质即以商业精神凸显出来。与上海的精致和北京的豪气不同，广州人的商业精神既不脱离于人际交往，又非常讲究实惠。这使得广州的商业气质中既有“闷声勤揾”的韧劲，也有对利益交换的“去道德化”的理解。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商业都给此地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人们对商业行为普遍习惯并且信赖，商业关系成为重要的社会关系，于是都市气质的关键点便落在了人们对商业关系的态度上。

广州本土小说家张欣，经历、体验、观察了改革开放至今的广州社会情状，并最终把“利益交换的合理程度”和“道德准则对行为的约束”之间的矛盾，作为文学书写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并通过人物的内心欲望与行为选择的矛盾，来探察都市中人们细微而痛切的状态。

另一方面，从文学史内部而言，在以中原为主流的文学场域中，广州处于话语场的相对边缘。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几本流传度极高的文学史著作中，广州文学要么被选择性地介绍单个的作家、作品，要么是一笔带过，甚至略去不提，专门以都市文学的名义为其开辟章节则是少之又少，可见广州都市文学在文学场域处境艰难。表面看来，广州都市文学作品数量和质量无法与最高质量的地域文学相比肩;究其原因，一是广州文学话语权的缺失，使得文学的批评、文学史的建构不得不遵守一个非岭南本土的标准。根本原因则在于：熟稔于商业交往而产生的“实惠优先”的行为导向，导致了广州人的一种群体性的行为——对文化、文学的相对忽略。从当代文学史阶段中的文学活动、文学批评活动来看，全国性、大规模的作品集对广州都市文学作品收录都很少。地域性的文学作品集的编撰虽有数本，但未形成持续的、有规模的文学现象。幸运的是，近几年，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都出现了都市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崛起的趋势。这个趋势可视为未来城市文学的发展维度。

以“都市文学”之名所编撰的专著目前虽然不多，但是其他类型的研究如华文文学研究、女性文学研究、地域文学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涉及广州都市文学的典型作品。关于张欣的批评便散见于这些研究中。其中比较贴切的是任一鸣编著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在“女性性别的认同与自豪”一章，她以“改革开放前沿的新女性告白”之名来评述张欣的文学创作。“身处广州、深圳这些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张欣较早感受到现代化都市生活的脉搏。……这些被称为‘白领丽人的职业女性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是一个个等候驱使和指派的被动客体，而今，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她们是弄潮儿，是独立自主的主体。……张欣以敏锐的直觉感受到不断发展、强调自己个性独立、价值观独立的现代女性，似乎越来越少那种古典式的、充满诗意的忘我痴情了。”①研究者发现了张欣作品的时代性，并将此归因于都市女性的性别生存状态。“……张欣对商业社会中爱情、金钱交换的‘爱情梦有更深意的粉碎与解构。”②任一鸣对张欣小说的评述基本中肯，点出了其作品的时代性特征。——这样的评介是准确的，但是這些议论未竟其意，仍然有研究的空间值得深入。

尽管中国的都市文学自新时期以来，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先后都出现过作品和文艺批评，但是它一直不能像乡土文学那样蔚为大观。这或许可归因于中国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农业社会，中国的社会、人情、情怀……依然是农业文明之下的文化体系。但是在当下时代的经济和社会状态中，随着相对应的人口政策和城乡政策的调整，中国的城乡关系、城乡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城市的发展越来越迅速，于是，一种良性的、模范式的大都市被希望建立。“北上广”三城连称为一词，已经成为城市文化的符号，加上杭州、深圳、南京、武汉等，中国的都市体量和数量整体都在增加。都市文学便在这种变化中、进程中不断地表达人与城市对话、不断地推陈出新，以自体发展构建文学史图谱。

二  基于性别考虑的社会角色想象与书写

考虑到张欣的女性小说家的身份，在研究她对都市人的角色书写时，性别因素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参照。身处广州的作家张欣，她的小说初看时并没有显著的女性角色构建自觉。在多样的社会关系书写中，张欣似乎并不重点观照两性关系，而是关照商业社会中的交换行为、都市的商业性景观。对于大都市中红男绿女们的故事，张欣较多地展示了诡异的人际关系，并且为每个人际关系的细微之处安排一个人性或人情的动机。人们的行为动机多种多样，但是在商业气息浓厚的氛围中，基本可归于两类：情和利。因此，张欣的小说创作反而有一种隐匿的去女性化的立场。

她的设计总是从“都市人”开始。她写了人的困境、人的苦恼、人的故事，然后才关注角色的性别属性。所以，即使有时候以男性视角展开叙述，她仍在努力地“设计”一种拟真度很高的都市男人。她的出发点不是写“男人”的境遇和故事，而是“都市男人”的故事。小说《深喉》中的呼延鹏，小说《不在梅边在柳边》中的蒲刃，《锁春记》中的庄世博都是张欣笔下的都市男人，忧愁困境或欢乐希望，全部是都市赋予他们的命运——而非性别赋予的。女人也一样。在写到“都市女人”的时候，张欣的态度也并没有更仁慈。她的小说中“都市女人”也是先作为“都市人”而被塑造，其次才凸显“女人”的品性。她们没有亦舒的传奇故事中香港都市女郎们的幸运，没有王安忆关怀下的上海女子的精致小世界，也没有池莉笔下武汉女人们的热闹烟火气，反而总有命运破败的危机。比如《锁春记》三位女性的命运。比如《千万与春住》中的纳蜜。要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发扬光大“女人”这个修饰词，而是着力于“都市人”这个立足点。即是说，在对作为整体的都市人的社会角色展开文学书写时，张欣更多地注重这个时代都市文化和都市精神的崛起，以此为前提，她对社会角色的书写偏重于身处都市中的社会人的特征，“都市人”的情、欲、利、需求与实现。站在都市景观的细节背景上，讲述每一个“都市人”的“都市故事”，张欣的小说对所有“身为都市人”的角色都充满了同情。故事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挣脱不掉的枷锁，或者来自苦挣于命运的原生家庭、或者来自内心世界无法满足需求而产生的抑郁。希望与绝望并存的命运、善良与恶意相伴的人性、自由又约束的行动、种种矛盾和冲突造就的传奇，细微而持久的痛切感，才是繁华背后的都市真相，霓虹灯的美丽是浮华的幻影。

在2019年的《千万与春住》里面，她的小说更关注日常了。日常细节的叙述在小说中比比皆是，比如，母女二人去吃饭的时候，因为没有点龙虾而被告知没有权利使用湿毛巾;比如去奢侈品商城购物时，购买高价鞋子而获得的优质服务;再小一点，比如夏语冰办公室对面的珠江夜景：“江对岸的灯光依次亮起，夜游的江轮开始突突突地在江面上奔跑，各种霓虹灯广告牌争相闪烁，可是有多少人活在当下。”③这些并不是闲笔。日常小处所直达的都市真相，自有一套实证主义风格的道理。尽管这个小说的开篇书写看起来慢了许多，但由日常而来的都市生活更加能够表现都市的本质。正如小说以上帝视角说“舒服地花钱，是商业王道。”④更何况当故事开始展开后，跳跃式的话语快速满足了读者对情节的期待，故事讲到最后，日常的细节和都市人的经历最终都归于都市真相。真相即本质，“日常即殿宇”⑤。

“张欣善于充分揭示商业社会人际关系的奥妙，并把当今文学中的城市感觉和城市生活艺术提到一个新高度，她始终关怀着她的人物在市场经济文化语境中的灵魂安顿问题。”⑥因为所有人面对的深层困境，是超越了性别的，这才是都市的集体性。性别因素是参照物，但性别个性从属于都市人的共性，这是性别在都市面前的无力感。张欣在书写社会角色时的去女性化（甚至可以说是去性别化），乃是对性别角色的打破。这样的写作，看起来隐匿了女性的社会角色特质，实际上反而是女性社会性别特征的重置——女人不仅仅以“女性”行走于关系网中，而是以“都市人”形态来生存。都市真相决定了都市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本质。

尽管态度相对隐匿，但是面对都市新图景，张欣以自己的方式构建并重置了都市中的社会角色。为了描述一种符合都市精神、都市需求的理想角色，张欣常常让“上帝”在小说中突然出现，给人以警告，所以她的小说中时有警句。《千万与春住》中，夏语冰发现亲生儿子被女友替换、被拐卖，随即又得知模范丈夫已有婚外情与私生子多年。对此，写作者却说：“每个人会遭遇什么都不好说，没有必要斤斤计较。”“现代人的标识就是哭完还是要去做危机处理，失去了感情就更要跟工作并肩作战，人在阵地在。”⑦既书写困境，又期待以更高的哲学和智慧来解决困境，试图将大的宇宙智慧化为更小的生活智慧，给人们以建议。张欣在共情的立场上，去面对所有都市人的困境。因为，在打破幻境的都市真相里，在商业性关系为主导的社会中，性别的作用不再单纯，原来的社会角色分工在这里是打了折扣的。

三  社会关系变迁中的道德界限重設

以文学书写来完成社会角色的重置，是张欣都市小说创作的一个独特趋向。在都市发展的进程中，当旧的文化秩序、角色描述不足以应对新需求的时候，文学敏感地观察到社会角色的变化而展开想象与书写，于是，与此相关的显性的行为规范、深层的社会关系属性，相对应地都被文学地思考着。一些世俗规范被小说写作打破，并反刍于现实，影响着人们对新社会关系的思考与适应。

两性关系中的道德约束是最明显的一个方面，张欣注意到了这种道德的“不可靠”。社会情状发生改变，两性关系的均衡性被打破，新的利益关系介入了两性关系，于是，新的道德观念可能在婚恋观方面产生。“……对欲望的宣扬和高赞、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思考、对新型伦理的呼唤，给都市婚恋小说的伦理叙事注入了新的活力……”⑧那么，新旧道德交替之时，如何选择一个立场、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去看待新道德的界限？在新型社会关系中如何描述新的社会角色？

道德是被赋予的而非先验的。张欣在社会角色的书写层面，涉及了道德观的变化、都市里道德的界限问题，以小说的创作力完成了文学想象，从而给出了答案。《不在梅边在柳边》中，一个重男轻女家庭中农村的女孩子，通过一个离奇的救助纸条，找到了缝隙中的读书机会，以为可以改变命运。可城市之大更让她看到自己的弱小，她悲哀地发现自己的努力总是在一个限度之内的;可是都市带来的理想和诱惑又太大了，于是美貌的年轻女孩去获取未必合法合理的外力，以恋爱的名义为资源交换覆上自欺欺人的外衣，以婚姻契约为平台让自己获取较高的社会评价，因她不愿意走传统而无望的路子。——当她抛弃传统道德教条而大胆借助外力的时候，她已经踏进了保守道德的灰色边缘。在张欣的故事中，常有力争上游而剑走偏锋、打破传统行为规范的人。《千万与春住》中，纳蜜的行为几乎是犯法：青少年时代的命运起落，让她对生活品质的差异有了切肤之痛，为了孩子未来的优渥生活，她竟暗中将自己的婴儿与闺蜜的孩子替换。

张欣在处理这样的故事时，并不把人的欲望简单化。她特别注重故事内部的逻辑，给每一个脱离常规的选择都安排了一个合理的因果线索，人们在非常时刻的行为选择往往是道德之外的因果。于是，都市故事中人总有情有可原之处。一个人，有了不得不做某件事的理由（或欲望），一旦做了某一件“危险”的事情，又很难抽身，而这一件事，是很多后续事件的最初起点。这样“不可挽回”式的故事叙事，是张欣小说的情节魅力。哪怕是几十年前的小因子，以后也可能动摇人生，仿佛存在着一个捉弄人的命运之手。《锁春记》中，童年经历对成年人三观的影响即是如此。父亲去世时哥哥的失控，导致芷言将父亲的责任移情给自己的哥哥，并最终导致了自己“不伦之恋”的情感。这实在是令人不快却印象深刻。故事中的人，每个行为选择都有原因，但是这些原因在层层往前推进时，脱离了固有道德的轨道，造成了人的怪癖、生活的陷阱。

这就是都市繁华背后的东西，都市外在繁华而内在聚变，都市人正是其中的分子。当“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命运从个体扩散到群体，一种个体体验或行为变成某个大的社会背景下的集体现象的时候，这类行为的集体的合理性就慢慢成立了，新道德边界的可能性也慢慢地出现了。

新旧道德临界点的含混，源于文化变动时期个体行为的主体难以做出原则清晰的选择，非因事件旁观者的评论。当小说家的笔触写到这里的时候，她对行为边界的思考，就从故事中人的行为的动机开始了。不论是因为考虑到行为动机的“合理性”而重设道德边界，还是为了摆脱违背道德的精神压力而让行准则发生改变。无论如何，旧的行为准则已经难以执行了，新的道德边界便通过文学书写而不断地被试探着。

在都市小说的写作触及道德边缘时，张欣的故事创作指向了沉郁的都市真相。在写都市故事的时候，她态度通透且不留情面，像一把小刀扎进都市幻境。她重点强调利益关系对人际关系的嵌入。对于广州这座老城来说，利益关系对人际关系的嵌入把原有的都市人情关系变得更复杂了。小说中的都市人们，从“点”到“面”地、从“个人”到“集体”地，接受着原本“不被允许”的行为。但是，即使在文学的虚构里，解构并重建某个行为的合理性并不容易，尤其是面对某种无法估量的精神负担的时候。所以，张欣在不留情面的同时是希望人们可以“自救”或者“被救”的，这一点与前文所述的她小说中的“警语”相呼应。《终极底牌》《黎曼的猜想》等小说都暗示了救赎之路，《千万与春住》的结尾，人心存善。这也是都市新道德的另一个边缘：如果以自我救赎来消解情与利的矛盾，即可解決很多都市人的身心困境。

面对新的都市社会角色的形成，张欣在隐匿性别特征之后，重点书写了人们在都市中的集体性境遇、行为、困境，最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学世界——广州都市人的文学形态。在书写一种本质的都市真相时，她涉及了更深层的一个问题：在现代都市的社会中，在人与城市的不断对话中，当利益关系的比重越来越大时，道德受到的挑战该如何面对？文学的书写触碰了新的道德构建的边缘之处。这个触碰，本身也是当代都市进程中重要的文化动作。中国的都市，需要更多的文学书写，来丰满都市发展的历史进程，来成全都市文学在当下时代的转变与繁衍。

注释：

①②任一鸣：《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③④⑦张欣：《千万与春住》，花城出版社2019年版，第43页，第3页，第110页。

⑤张欣：《日常即殿宇》，《千万与春住·自序》，花城出版社2019年版。

⑥雷达：《当代都市小说之独流——张欣长篇近作的价值拓展》，《小说评论》2013年第2期。

⑧徐杨：《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市婚恋小说中的伦理叙事》，《当代文坛》2016年第2期。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7年一般项目“基于媒介融合的文学生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BZW069;2017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委托课题“广州生活方式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联性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017GZWT28;2017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委托课题“文学史视野下的广州都市文学——张欣研究专辑”阶段性成果;同时受到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州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基地的资助）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