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诗性”

王骏飞

《沧浪诗话》共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章，互有联系，合成一部体系严整的诗歌理论著作。

《诗辨》作为阐述严羽诗歌理论观点的核心部分，是《诗话》的总纲。其基本宗旨是指出诗歌艺术独有的美学特点和审美意识活动的特殊规律性，触及到艺术形象和形象思维的一些基本属性。总体而言，是强调诗歌艺术和审美鉴赏的特殊内在属性。

严羽之所以强调诗歌艺术的特殊内在属性，是针对宋代诗歌的流弊而发的。《诗辨》5中把宋诗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沿袭唐人，至苏轼、黄庭坚“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变革唐风，南宋中叶以后又转向晚唐学习。严羽反对宋诗的变唐，尤其反对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主张，认为是不理解诗歌的特点，违背了诗学的传统。对于“四灵”和江湖诗人的“自谓之唐宗”，他更是认为“止于声闻辟支之果”（旁门小道），不入“大乘正法眼”。

对此，严羽在《诗辨》中分三个方面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诗学主张：

1、“诗识”：鉴别（判断或认识）能力，审美判断力。

2、“妙悟”：审美认知活动和艺术直感能力，审美体验。

3、“别材”、“别趣”：对何谓好诗的定义，指诗歌的“诗性”、本质特性，亦即诗歌的审美属性。

这三个方面互为关联，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活动过程：学习和鉴赏诗歌应首先培养“诗识”，再由“识”入“悟”，通过“妙悟”领会诗中的“兴趣”（别材、别趣），体味到诗歌内含的情趣韵味。

由于严羽是针对宋代诗歌的流弊而特别强调诗歌艺术的特殊性，提出“别材”、“别趣”的中心口号，将之作为自己论诗的基本宗旨，同时“别材”、“别趣”也是《诗辨》乃至整个《沧浪诗话》中最为著名的论断，所以本文先从这两个概念入手，对上面三方面问题进行逆向叙述。

一 “别材”和“别趣”——诗歌的审美属性

《诗辨》云：“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里所说的“别趣”，是指诗歌作品有别于一般学理性著述的美学特点；所谓“别材”，则是指使诗歌成其为诗歌的真正“材料”。“别材”和“别趣”紧密相关，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非关书”、“非关理”，或者也叫做“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这是严羽论诗的基本宗旨。

那么，什么是“别材”和“别趣”的具体内涵呢？

“别趣”，《诗辨》中也叫“兴趣”：“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里讲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用的是佛经中的比喻，说羚羊到晚上把自己的双角挂在树上栖息，可以避免猎狗找寻踪迹。参照《诗评》中有关“词理意兴，无迹可求”的说法来看，是指诗歌作品的语言、思想、意念、情趣等各方面要素，组合为一个整体，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才能给人以“莹彻玲珑，不可凑泊”的感觉，取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因此，所谓“兴趣”或“别趣”，即是指诗人的情性融铸于诗歌形象整体之后所产生的那种蕴藉深沉、余味曲包的美学特点。这是严羽认可的好诗的首要条件。他这样重视“兴趣”，对于救正当时宋人诗作忽视诗歌审美特点的弊病，是有积极意义的。严羽没有对“别材”加以具体论述，但从文义来看，“别材”与“别趣”可以理解为互文或互义，二者当是同义复指。有人认为“别材”是严羽对“妙悟”的别称，是指诗人能够感受到以至创作出具有这样审美属性的诗歌作品的特殊才能，也正是艺术活动不同于一般读书穷理工夫之所在。但此说于理不通。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对“材”作了详细剖析，认为“才”、“材”基本上是同一个词，若指人，则与“天分”相近，即人的内在成就能力，若指物，则指事物的有用的“材料”，既可指作者脑中的可供作诗时使用的东西，也可指诗歌自身蕴含的材料。按照宇文所安的理解，严羽所论之“别材”，应指诗之材，是诗的内在材质。本文赞同此说。

二 “妙悟”——诗人的审美体验

如果说，“别材”“别趣”是对于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的解答，那么，“妙悟”便是对怎样才能体味这种好诗的说明。禅宗的“妙悟”指对佛性的领悟，更确切地说是指南宗所指的顿悟。严羽借来表示人们对诗歌美学特点、亦即诗中“兴趣”的心领神会，这是对诗歌的审美体验。在他看来，诗人的艺术感受和创作才能，跟一般的读书穷理的工夫是截然不同的。在《诗辨》中严羽指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这就意味着“学力”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的诗歌成就，“妙悟”才是关键所在。

“妙悟”的能力又是怎样获得的呢？《诗辨》云：“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出。”“妙悟”的能力是从阅读前人的诗歌作品中培养出来的。并且，这种阅读方式不是指的思考、分析、研究，而是指熟读、涵咏、朝夕把玩的工夫，是一种直感式的艺术鉴赏活动。这正是一条“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悟入”途径，是人们长期讽咏经典诗作而养成的审美感知和艺术直感能力。它的特点在于不凭借书本知识和理性思考，而能够对诗歌内含的情趣韵味作直接的领会和把握，这种心理感知活动和能力便构成了诗歌创作的原动力。这表明严羽对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区别有一定的认识，但他不理解思维和直觉的辨证统一关系，反而将二者割裂、对立起来，使“妙悟”带上浓重的玄学色彩。

三 “诗识”——诗人的审美判断力

“妙悟”既然来源于对好的诗歌经典的熟读与涵咏，那就需要对诗歌艺术作出正确的鉴别，这就是严羽所说的“诗识”。《诗辨》：“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按照他的观点，人们之所以写不出好诗，是因为缺少“识”，缺乏对诗歌的审美判断力，因而不知道怎样写出好诗，而“知道怎样写”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知道什么是好诗。因此，严羽将诗人审美判断力的获得的首要条件确定为读诗。他并不主张以一种抽象的理论意识去理解诗歌，而是建议按历史顺序读诗，以理解和判断什么是最好的诗。这样，诗歌的“主导因素”就从作品的内在要素转移为一种作者独有的能力。“这种能力把作者主要视为读者——首先是其他诗人之作的读者，然后才是他本人之作的读者。”^①严羽通过对“诗识”的强调，强化了诗歌史或曰文学史的独立意义，是对儒家传统诗学注重诗歌外在社会历史背景的反叛：诗歌是自足的，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它有自己的历史，独立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四 余论

早在南宋时期，严羽便提出了与传统诗学理论背道而驰的“诗性”主张。他对“诗性”的强调，不仅仅是对诗歌史的独立价值的揭示，而且是对诗歌自身主体的张扬。宇文所安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郑重地指出：“严羽要求诗的自律，不仅要求诗歌史的自律，也要求任何一首诗的本质的‘诗性（poetic）部分的自律。”^②这就是指严羽所说的“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种回到诗歌和诗歌史自身来对诗歌的特性加以观照的主张，与俄国形式主义所强调的“文学性”有相通之处。在当今语言学转向之风劲吹之时，我们重读《沧浪诗话》，既会钦佩于严羽睿智而高蹈的诗学见解，同时也会为自己一味媚于舶来的理论而感到汗颜。

当然，后世研究者也看到，严羽在《诗辨》中勾勒的“识”—“悟”—“趣”的艺术活动过程虽然构成了一个圆融贯通的体系，但这个体系最终归结到师法前人（尤其是汉、魏、晋、盛唐人）的诗歌艺术上，只强调诗歌的艺术性，而忽略了现实生活对文艺创作的根本制约作用，流于以流代源，为明清拟古思潮开了不良风气。郭绍虞就指出：“所以一方面他不理解生活经验丰富，才能反映现实，写出好诗，于是无可解释只能归之于别才。另一方面，更不理解形象地反映现实的结果，同样可以说明事理，于是也只能归之于别趣。……离开了现实生活，也就只能讲些迷离恍惚不可究诘的话了。”^③

注释：

①② ［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P434、P448，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③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P4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责任编辑 树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