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处的历史记忆与本土认同

张琴凤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华文学明显形成了“走向21世纪”的多元融合态势，马华文学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多向文化交流，使其本身也出现了多层次的相异性，这时期马华文学最鲜明的特色是差异多样、众声喧哗，马华文坛面临着新的变革。

新生代作家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主要指一批出生于60、70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群，他们大多生于马来西亚本土而留学港台，主要有林幸谦、陈大为、黄锦树、鞠药如、张永众、毅修、李天葆、黎紫书等。新生代作家群作为一个松散的创作群体，并没有明确的组织、宣言，而基本上以分散的个体创作为主，之所以把他们看成群体是因为他们的创作呈现出某些共通特征：首先，他们出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而大多留学台湾，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进而建构起他们与众不同的创作特色；其次，他们在作品的思想内涵方面也有一些共通之处，如作家所关注的双重边缘意识、主体历史关怀、南洋乡土情结等都呈现出一种共性。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心态是多元而开放的，这其中既包含对华族命运的现实关怀，对民族融合情境的历史开掘；又有对创造多元文化格局中独异华文文化的不懈追求。新生代作家以前瞻性眼光保存复杂多变的历史面影，重新审视南洋华人的本土文化心理，以个性化、多元化的创作姿态，彻底颠覆了马华文坛单一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这种激进的反叛行为已为当下马华文坛提供了一种多元制约的创造力。

二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冲击下，文学正日益面临地域性与全球性的双重困境，马华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既渴求与世界对话，又执着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是“在旅行中”“拒绝旅行”^①的一群。新生代作家虽土生土长于马来西亚本土但他们中多半有赴港台地区或其它国家求学的经历，这让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放逐”意识和边缘意识。这种放逐之痛、边缘之声既回应着文学的全球化进程，又固守于南洋乡土、多元族裔的话题，呈现出世界文学格局中民族性、个体性的追求。

自觉的“边缘”意识是新生代作家创作的优势所在，跟新移民作家曾经处于母国文化的中心位置不同，他们的创作一直处于“双重边缘”状态，一方面他们出生于马来西亚本土，感受着居住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政治、文化等边缘生存状态；另一方面他们到华文主流社会的台湾留学，又是以马来西亚人的边缘身份而存在。但他们从不沮丧或困惑于自己的边缘身份，而是清醒的意识到边缘的丰富性、自由性，于是从南洋审视中原，从台北返观南洋，其文学思考始终背向中心而放眼边缘。如钟怡雯、陈大为的作品就重现了一种被忽略的移民史观：移民的边缘状态并非是单纯的放逐悲哀，相反它却蕴涵着历史睿智的力量，在跟中心对话的过程中，边缘也显示出其异质、混血的强大。新生代作家不仅视边缘为财富，而且他们还在艰难的心灵跋涉中回归文学本质的纯粹性与边缘性。这种边缘姿态使作家们背向中心呈现出更为广阔的真实生存世界，从而营构艺术自我的中心。新生代作家在边缘和中心的关系上，较多的关注“边缘”的历史，力图开掘多个中心交叉于边缘所形成的力量，他们更加自觉的在漂泊中寻求自身的立足点，并不是为了进入中心而急功近利，在他们心中，“边缘”不再是一种流放，一种无奈的困境，而是一种独异的文化财富和有价值的生命归宿。

新生代作家登上文坛时，马华文学提出了建立“双重传统”（即中国文学传统和南洋本土文学传统）的课题，在如何对待历史传统上，新生代呈现出其独特性。譬如，他们的作品大多表现出对历史记忆的深刻关怀，这里的历史具有多重意义，既指古老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想象中的内在精神中国；又指他们居住国本土的历史、华人先辈的移民史和创业史；还指个人家族扎根南洋的漂泊史……。他们把这些“历史”放在不同时空下考察、思索、重构或颠覆，试图以现代人的生命意识和哲学观念去解读历史记忆的深层内涵。他们的历史意识主观随意性强，没有永远恒定的客体，历史在他们眼中是一种主体的叙事与想象，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规律性和真理，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他们笔下的历史是作家主观世界中的真实性存在，是过去的历史与现实情境相互沟通的历史，并不是历史客观真实的简单还原。作家们在走向遥远历史寻求记忆的同时又走出历史的拘囿，从历史的偶发事件、碎片镜像中重构现代人的历史，借此抒发主体的历史情绪，进而超越历史。如黄锦树的小说大多采用旧题新写或故事新编的策略来呈现主体的历史意识，《伤逝》重写了鲁迅的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落雨的小镇》改写了台湾作家东年的同名小说；《植有木瓜的小镇》是龙瑛宗同名作品的重写；《死在南方》对郁达夫南洋之死的怀疑与虚构等，这种写作策略是颇为聪明的，一方面原故事为新写提供了氛围、语感和情调，这使重写者能快速切断琐碎的日常生活流，进入艺术创作状态；另一方面这种写作策略能使自己的新文本和历史文本之间建立一种互文的关系，而互文性又把黄锦树的新作直接引入文学史脉络中，在谐拟、戏仿、续写、对话和辨证之中，新作品的意义生成便有迹可循了，这就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对历史的全新理解与阐释的可能性。黄锦树的小说穿行在真实与虚幻之间，历史真实与小说虚构的界限已不再存在，所谓客观历史的真实再现是不可能的，就像《死在南方》中所述说的郁达夫南洋之死永远是个无法还原的谜，他创造了一个真幻莫辨、亦真亦幻的世界。传统的写实主义认为他是个玩弄技术的形式主义者，但对他自己而言，实验小说和后设技术是一种疲惫却难以避免的存在状态，它更能凸现海外华裔历史定位的困境，能更好表达异乡人漂泊离散的生存体验，可见在小说叙述技巧革新的背后，正潜藏着作者游牧型的历史思维和生命的不确定感。

新生代作家的双重“边缘”身份和历史书写的多元性使他们对南洋本土长期形成的单一主流文学传统和“经典缺席”现象异常不满，于是就用小说形象来宣判它的死亡。黄锦树的许多小说如《M的失踪》就是通过对马华文学史表征形象的否定性重写，来呈现马华文学传统中潜伏的危机。可见新生代作家对马华文学传统的否定性挑战，实际上来自他们内心深处的“经典焦虑”，即他们用20世纪世界文学的价值尺度衡量马华文学所感到的“经典缺席”，这种激烈的颠覆行为实则隐含了作家欲从内容与形式的整合中提升马华文学的艺术质量，重建马华文学典律传统的执着追求。

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新生代作家作为马来西亚本土作家群，他们与南洋本土文化有着血脉相连的天然情感，以“只要是落地生根的地方，便是自己的家园”的心态去寻求跟南洋文化的认同，逐步形成一种浓郁的南洋“乡土情结”。在他们这代人心中，祖辈们的故乡成了“原乡”，祖辈们视为“异乡”的地方，而今却成了他们的家乡或故乡，于是作家们便“介于故乡与异乡之间”，力图“找到自己在这世界的位置”，也“更急于解构内心的道德乡愁”^②。新生代作家追求一种出发于本土而终极于世界的广阔艺术境界，他们力图解读南洋本土文化的深层密码，关注极具南洋色彩的乡土生活。

张永众的《夜啊，长长的夜》就是一篇把“乡土情结”写得催人泪下、至情至性的作品。小说在交织着侨居凶险、牛犊深情的氛围中，写出了“土生”和阿爸在那个漆黑之夜的心理历程，小说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蕴，将一个华裔青年从父辈那里继承的马来西亚乡土情结作为其人格成熟的标志。“阿爸，我已长大了，我知道阿爸要的是什么？说完，提起了那装满父亲半世风雨以及他大无畏垦荒精神的包袱。”这里的描写负载着沉重的历史感和作家自己的现代理性思索，土生父子那种新的“乡土情结”，是对无数华人漂洋过海拓荒于异地历史的尊重，这大大拓宽了传统“乡土情结”的视野。而毅修的小说《辗转》、《候鸟高飞时》、《穿过气候》、《饿狗杀人事件》则呈现出淳朴的马来西亚乡间情怀。尤其是小说《侵蚀》在一位老人的特殊感觉中写出了脚下土地的意义，宝叔在得知有人窥探自己的胶园土地时，便沉沦于痴呆、震惊、愤懑、恐惧的多重心理感觉中，二十年前他用巴冷刀开垦了这片蛮荒之地，在上面任意涂抹自己的色彩，但二十年后的今天，在无法割舍土地的内心愤恨中他杀死了欲收回土地的世侄阿荣，随后又为打官司而将胶园押给了阿金…用失去土地的行为来保护自己土地的悲剧性选择充分显示了宝叔心目中那块土地的生命意义。黎紫书的小说《推开阁楼之窗》呈现出被扼杀的女性绵绵不绝的生命感，那半掩半开的寂寥阁楼中，隐蔽着有如南洋雨林一样旺盛的生命力，当年小爱的生母为此悬梁自尽，而当小爱想从说故事人的眼神中找到自己命运的出口时，她又因此付出了两条生命的代价，热带雨林的繁茂生命气息弥漫在地道的南洋风情故事中，极具马来西亚的乡土色彩。鞠药如作为马华文坛极富才气的女作家，她的小说《猫恋》、《泣犬》、《山查拉》都以一种“异数”的姿态出现在马华小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小说写法上完全抛弃了传统技法，采取某种支离破碎的形式使小说的意义、情节、人物、叙事视角等都像密码一样难以破解，但小说的字里行间所渗透出的琐细、古朴、亲切的南洋乡野气息却突破现代小说技法的遮蔽，从而把贫贱、闭塞的生活所造成的人对自身命运的无法把握清晰的呈现出来，可以说鞠药如正是从沙捞越的乡土积淀出发来挑战马华小说的现实主义乡土传统。可见以上小说所具有的南洋乡土意识已不同于传统的大陆乡土和台湾乡土了，它广阔而丰厚，在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中传达出新生代作家的现代生命意识和深层文化体验。

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才刚刚开始，其多变的探索策略还将一直持续下去，只有这样作家们才能保持其长久的生命力，而如何进一步与前生代、中生代的创作相沟通，将其各自同中华文化的联系交融于南洋居住国艺术层面的开掘中；如何建构居住国本土的文学传承机制并日益扩大同海外华文主流社会的交流与对话，已成为新生代作家们迫切考虑的课题。

注释：

① H·米勒：《作为全球区域化的文学研究》，梁刚译，《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

② 林幸谦：《狂欢与破碎——原乡神话·我及其他》。

责任编辑 尔 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