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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英美新批评的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

时间:2024-05-04

胡译方 焦亚东

摘 要:笔者通过阅读研究新批评的几部经典著作,结合印象批评、社会学批评的相关理论,对新批评产生的历史背景、生发的文学研究观念、倡导的文学批评方法进行梳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做出辩证客观的评价,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新批评 文本细读 印象主义批评

一、新批评产生的历史背景

新批评于20世纪20年代发端于英国,30年代形成于美国。新批评派元祖是英国美学家休姆,1909至1912年间的文学活动帮助形成了英美现代诗歌的第一个诗派——意象派,但其文学思想远远超过意象派的实践所能体现的程度,而直指新批评派休姆的代表性文章《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宣布了浪漫主义已结束。其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中,关于以为新古典主义时代需要以原罪说为基础,以秩序自律,给整个新批评定下了思想倾向的基调。{1}新批评的另一元祖,是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他对诗歌语言技巧的极端关注和自称取法自中国的象形文字论,造成英美现代文论中对语言研究的重视。

新批评的直接开拓者,是英美诗人、批评家艾略特和英国美学家瑞恰慈。前者于1917年发表的文学论文集《圣林》,有几篇文章成为新批评一些重要思想的源头,其在文学理论上的巨大影响主要是由于他激发了新批评潮流。后者的几本著作,如《文学批评原理》《科学与诗》《实用批评》《修辞哲学》对新批评派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新批评派可以说正是早期艾略特与瑞恰慈结合的产物,前者提供了思想倾向和一部分重要论点,后者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

自美国新诗运动后,兰色姆与他三个学生——阿伦·退特、克林斯·布鲁克斯与罗伯特·潘·沃伦的一系列著作——《诗歌:本体论笔记》《世界的肉体》《论诗的张力》《关于诗和思想的反动文集》《疯狂中的理智》,尤其是《怎样读诗》,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特点明显的文学理论系统,关于新批评派的主要观点基本上都已被提出,被称为南方批评派,是新批评派的前身。{2}

二、新批评的文学研究观念

新批评派和19世纪的唯美主义一样都是形式主义,因为面对文学的基本问题,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们的回答与传统形式主义没有区别。他们宣称形式比内容更重要,甚至形式产生内容。但又因为新批评对许多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形成了一套不同于其他形式主义的特殊的理论和批评方法论,才有值得单独研究的价值。新批评派接受过康德美学、黑格尔辩证法等的影响。{3}

瑞恰慈提出了文学特异性,并提出其是三维的。新批评派在这第三维上立论,是为新批评派的一大特点。新批评派以“散文”为对立面来说明诗的特征,但他们实际上是以“科学文体”为对立面为“文学文体”辩护,也可以说,诗是新批评派所搜寻的“文学特异性”最完备的体裁。新批评派诗辩的一个最触目的特点是反对诗与真理不相容的观点。

兰色姆在《新批评》中提出了本体论批评,瑞恰慈的一个提法可近其意:“重要的不是诗所云,而是诗本身。”这样文学作品就是本体,它描写的那个世界却是“有可能存在,但不一定确实存在”。作品本身就是文学活动的本源。而其中,成为兰色姆本体论的根由和新批评理论的一条主线的,则是个性和感情只是作品语言媒介的品质这一说法。其认为诗人在创作中只是一个催化剂,艺术家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泯灭自己的个性”的过程。但兰色姆的本体论有两个互不相容的意义,既说诗自身是本体存在,又说诗的本体性来自它能完美充实地“复原”世界的存在状态,这两层意义与瑞恰慈“伪陈述”的意义针锋相对。{4}在新批评派看来,本体论就是他们的科文区分论,新批评派沿着这条线索从其他一些方面论证科学与文学的不同,而接下来退特、燕卜荪、布鲁克斯等人关于此的观点,都与兰色姆本体论的第一个方面一致。即他们只在文学作品的媒介、语言的特征中找文学特异性。新批评派从一开始就注意把文学与其他文体,尤其与科学文体做严格的科学区分,而且他们在研究中每次讨论文学的某个特殊性质时都同时讨论为什么科学文体不可能有这个性质,这个工作方向值得我们重视。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新批评内部也有激烈的讨论。兰色姆认为,最能符合新批评本体论要求的是他的“构架—肌质”论,因为他认为诗的本质、精华及其表现世界本质存在的能力,都在于肌质,而不在于构架,肌质才是具体的“世界的肉体”。如果说把内容看作“构架”,形式看作“肌质”,两者在两不相干的情况下,可以说诗的本体在形式也就是肌质上。由于兰色姆认为内容与形式的唯一关系是互相干扰,即肌质干扰构架的逻辑清晰性,因此作品构架的创作像是被看作在肌质(障碍)的阻拦中赛跑,而诗(作品)的魅力就在这层层阻碍中产生。{5}

新批评派的有机论就是别林斯基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有机论—整体论的表述,其中布鲁克斯和沃伦指出,诗的各种成分不是像砖砌墙一样堆起来的,各种成分之间的关系不是机械的,而是整体性的。布鲁克斯以为一件艺术作品各部分如此完美地组合成整体,一字一句或者一点颜色、一个音符也不能改动,这应该说是不符合实际的夸张了。

具体如艾略特由内容比起形式,重要性近于零的观点,得出内容只是形式的“糖衣”,兰色姆对此大加赞赏,而大部分新批评派却希望采取一种内容与形式有一定关系的理论立场。又如美味主义的口号之一,内容从形式中产生,新批评派有一种“形式赋予生活以秩序”的理论,本质与之一致。而随着这种观点的愈演愈烈,肖勒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使大部分新批评派不愿内容完全消失,因为新批评的立足点是诗歌揭示关于客体的“诗歌真理”。这样自相矛盾的情景,新批评派经常采用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就是说他们的只重视形式只是为了“纠正偏见”。承认内容与形式是两个范畴,不等于说它们是可以分割的,这是大部分新批评派都有正确看法,也是兰色姆、温特斯等人两元论的错误之处。

新批评几乎都反对“纯诗”说,因为这与他们关于文学作品构成的基本思想相悖。而对于“不纯诗”应当包括什么,新批评派看法也不一致,但总的看来,新批评的“不纯论”所强调的是诗歌“本体结构”的复杂性。

新批评试图给他们这种文学作品辩证结构观念寻找一个合适的理论框子,从柯尔立治的“想象论”到瑞恰慈的“中庸论”和“包容诗”概念,“包容诗”的概念被认为是新批评思想的最重要的源头之一。反讽是新批评派具体论点中最出名的一个,是新批评从浪漫主义那里继承来的理论之一,新批评派几乎一致拥护反讽论。而最成功地总结了新批评派对辩证结构问题的见解的是退特的张力论,他在《诗的张力》中提到两个概念:外延和内涵。但新批评派用这两个术语意义有所不同,把外延理解成为文词的“词典意义”,或指称意义,而把内涵理解成为暗示意义,或附属于文词上的感情色彩。

兰色姆在1935年将诗分为三种——物质诗、柏拉图诗、玄学诗。新批评派把玄学诗奉为圭臬,鼓吹其是诗歌的最佳范例。艾略特据此提出了“感觉性解体论”,新批评派一致同意此观点,他们认为现代诗只有向玄学派回归,才能结束英语诗“感觉性解体”的历史。对于19世纪的欧洲诗歌,新批评派也用同一标准挑选。退特用外延内涵结合论否认了柏格森、休姆的“唯内涵论”,兰色姆的“构架—肌质无关论”及艾略特的“想象逻辑论”、张力论对玄学派感觉性溶合问题做了更切实有力的说明,在这个基础上新批评派得以对传统形式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倾向发起总攻击。{6}

在理性和感性的关系上,首先指出诗歌中应当有感性和理性结合的是艾略特和瑞恰慈,新批评派沿着二人的论述方向继续工作,他们强调感性的重要,但也再三指出排除理性绝不是好诗。某些新批评派试图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给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以理论上的说明,维姆萨特在这方面做了最为自觉持久的努力,从而与兰色姆之间掀起了新批评派最激烈的一场内争。

三、新批评的文学研究方法

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论往往唱对台戏,如他们反对任何一种纯诗,却要求搞纯批评,他们强调科学与文学必须区别,却要求一种科学化批评等。“纯批评”是瑞恰慈提出的口号,在他看来,纯批评就是排除,至少暂时性地排除“非文学因素”的批评方法,而新批评派的“向心式”批评方法就是循此而来。

在文学作品的三R关系中,新批评派认为重心不同,产生的批评也不同。以新批评派的眼光注视作品,认为作品即本体,它包含了自身的全部价值和意义,这种批评,文论史上称“客观主义批评”,兰色姆称其为“本体论批评”。而在新批评看来,读者是可以被排除在外的,因为作品的意义不以读者为转移,如果创作中的自我意识或其他动机已在作品中体现,那么研究作品即可,如果没有实现,也和批评无关。

新批评派始终把历史—社会学派作为主要论敌之一。而新批评派中另一些一度“左”倾分子却走向另一极端,以肯尼斯·勃克为首,搞出一套“经济心理分析”的怪论。

如果说新批评派的反意图论有可取之处,揭示了片面的真理,但他们的反感受论几乎无可取之处。反感受论除了针对瑞恰慈等人的心理主义外,更是针对试图从作品内容分析文学的所谓“传达理论”。其“反传达论”与唯美主义的立场相一致,为了避免由此引起的理论上的矛盾,布鲁克斯提出了一种“划分论”,新批评派却认为这种本身自相矛盾的说法是正确的。而两种“谬见”划出的“向心式批评”,新批评派坚持把这种方法用之于实践,这就是“细读法”,这种批评方法对任何一篇作品,做详细的不惜篇幅的结构和语义分析评论,而对于文本之外的任何因素不作考虑。

文论史上称新批评派的细读式批评是个体批评,即只论孤立的作品,不顾及文学作品的群体,不谈文类的批评。而维姆萨特把那种从文类入手的批评方法称为“新古典主义类别谬见”,而有部分离核心圈子比较远的新批评派没有排斥文类批评。新批评的可取之处可以说是批评为作品服务,以作品本身的理解为旨归,至少假定其目的不是发掘例证以说明其理论。{7}

新批评的“科学化”批评,其“科学化”的意思有两个。第一个是指文学批评有一定的规范,像科学一样有一套“客观上可以转换的方法系统”;第二个是指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文论中来。新批评派总体都认可此批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新批评派的“科学化”是一种排他性更强的科学化。新批评派反对心理分析,对原型批评颇有微词,对语象统计法也不以为然。他们只接受一个学科,即语义学,因为只有语义学才能融入他们狭窄的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框子,只有语义研究似乎纯从作品内部寻找其评价标准,因此语义学几乎成为新批评唯一采用的“科学方法”。新批评派的语义学几乎完全来自瑞恰慈,瑞恰慈语义学中对新批评的发展起了最大作用的是语境理论,克里格甚至坚持把新批评改称为“语境主义”,可见这个理论对新批评派来说多么重要。所以,我们可以把新批评派的批评实践定义为一种微观的实践的语义学批评。

四、对新批评的评价

结构主义在阅读程式的分析上眼界比新批评开阔得多,但没有越出形式主义批评的范畴。结构主义文论家托多罗夫把“阅读”分成三种——投射性阅读、评论性阅读、诗式阅读,可以看出,其与新批评有着共同的视线。而新批评派虽然提出了“感受谬见”“意图谬见”,但也被其所束缚。相比之下,结构主义在科文区分与有机整体观上,都比新批评派大大推进了一步。

新批评派深受唯美主义影响,有时不免被带到唯心主义道路上来,如新批评派即使把文学本体性视为主体客体关系,也尽可能避免用“反映”“表现”等明确的词,而用“复原”“体现”“相关”等词。因此新批评派理论的出发点是比较接近实在论或唯实论的一种混乱而模糊的表现为折中主义的唯心主义。

新批评派在内部出现了很多的分歧、争论,如诗歌究竟如何表现对客体的知识,为什么诗不符合实际的语言却不是“谎言”;又如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讨论;再如“不纯诗”应当包括什么,等等。即使所提出的理论观点,也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如兰色姆的本体论有两个互不相容的意义,而这又与瑞恰慈“伪陈述”针锋相对;兰色姆不同意“有机论”,但他的“本体论”的前一半就与这种自足式的“有机论”重合。

新批评派有时过于机械,如他们认可亚里士多德的有机论—整体论,认为一件艺术作品的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改动,否则就会破坏它的美。而且,从新批评的本体论立场来解释这种“整体性”有机论,从文学作品文本本身的性质来证明整体性是不可能的事。这又证明了新批评的理论中有很多矛盾之处。又如,新批评派的艾略特和兰色姆都认为,内容比起形式,重要性几乎为零。当然新批评派中的其他人也对此结论表示不满。

笔者认为,英美新批评最大的成绩,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传统的印象主义批评的文学研究模式。印象式批评认为文学的本质是神秘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作品是天才灵感的产物,对艺术,我们只能谈接受而无法分析。这个观点非常古老,一直到19世纪前,大部分人都拥护这个说法,19世纪的反理性主义更促进了这种趋势,印象式批评成了唯美主义批评的特色。新批评主要是科学化批评,其理论出发点就是反对把诗歌与科学混为一谈。所谓科学化,第一个意思是指文学批评有一定的规范,像科学一样有一套“客观上可以转换的方法系统”。第二个意思是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文论中来,这是从19世纪初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后就盛行起来的做法。印象式批评家根据自己的感触写批评,因此拒绝任何规范标准,实际上他们不承认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因此在新批评派看来,这种文学研究显然“闪避比较困难与抽象的问题,对理性地分析诗歌之可能持怀疑态度,因而对方法论问题完全缺乏考虑”。

{1} 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的原则》,郭可嘉译,《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2} [美]威姆萨特:《象征与隐喻》,杨德友译,《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3} 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4}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5} [美]马丁·福斯:《人类经验中的想象与隐喻》,赵衡毅译,《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6} [美]艾伦·退特:《论诗的张力》,姚奔译,《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7} 赵毅衡:《重返新批评》,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参考文献:

[1] 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 赵毅衡.新批评—— 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M].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4] [英]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5] [英]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

[6] [英]燕卜荪.朦胧的七种类型[M].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7]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上海:三联书店,1984.

[8] [美]琉威松.近世文学批评[M].傅东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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