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县委书记们

刘源隆

刚刚升任佳木斯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的顾百文曾被百姓称为“广场书记”。他在黑龙江绥化市望奎县做县委书记的4年里，几乎每天坚持早起到体育广场，除了锻炼身体，更多的是体察民情。

已被提拔为浙江省监察厅副厅长的鲍秀英，在开化县委书记的位置上得了个外号——“拼命三娘”。《浙江日报》的报道称，她每天早上6点多开始处理公务，经常忙到次日凌晨。有人形象地描述她的生活，“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

原威海市环翠区委书记林红玉，如今已调任山东省潍坊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在乡、镇工作时，为节约开支和时间，他和翻译两个人背着包在韩国招商，坐地铁，住快捷酒店，吃包里背的方便面，也由此得了个“背包书记”的称谓。

这三位县委书记无疑是中国县级干部中的佼佼者。2015年6月30日，经党中央同意，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决定》，包括他们在内的102位县委书记，被授予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并受到***总书记的会见。***总书记提出县委书记要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

中央对县域政治的高度重视，从十八大以来，就逐渐呈现出一种新常态。“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被***总书记多次提及。

从去年11月开始，中央党校开始举办全国县委书记研修班，每年4期，每期200人左右，计划用三年时间对全国2800名县（市、区）委书记全部进行集中轮训，截至目前，已举办3期研修班，轮训600多人。2015年1月，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对县级一把手的关注，对其责任的不断强化，与***总书记的县委书记工作经历不无关系。也正是早期的基层工作经历，让***对中国各级职能部门的运转问题有着深刻的体会与了解。在1990年***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发表的一篇《从政杂谈》中，就对县一级职能、运转做了生动的比喻：“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国三千多个县就像这张网上的扭结。扭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扭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国家的政令、法令无不通过县得到具体贯彻落实。因此，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

官不大，责任不小，压力不小

我国县一级建制，起源于春秋，确立于秦代郡县制，作为国家结构的基本单元，历经二千多年逐步稳定为现在划分的县域。在古代，七品知县被戏称为“七品芝麻官”。其官位虽低，但一个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管理就全靠县令一人。如果政绩卓著，百姓感恩戴德;如果昏庸无德，百姓揭竿而起。故有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因此历朝历代都对县级官员的选拔任用极为重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都起步于县令。

1047年，27岁的王安石被派到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做县令。刚到任没多久，就深入基层，调查走访。他在《鄞县经游记》中写道：“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也就是说，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徒步走遍14个乡。此后任职三年，“治绩大举，民称其德”。

明代海瑞在做浙江淳安知县时期，不仅以清廉闻名，而且可谓一个能吏，推行了一系列非常有力度的改革。他“度田定税”，解决“有田者无税，无田者反当重差”“苦乐不均，民穷为甚”的现象，使“赋役均平、民得安生”。此一善政赢得了百姓的极大赞誉。

乾隆六年（1741年）春，年近五旬、因科举及第考中进士的郑板桥被派往河南范县任县令。他出行不许鸣锣开道，不许打“回避”、“肃静”的牌子，身着便服，脚穿草鞋到乡下察访。在山东潍县令任上，七年任期里，有五年发生水旱灾害和蝗灾。他一面开仓济粮，一面以工代赈，自己也节衣缩食，为饥民捐出官俸。

在如今的官员级别序列中，县委书记属于正处级，少数有厅局级干部任职。全国2800余名县委书记占处级以上干部总数不足1%，但他们施政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就中央地方政府分工来看，中央机构主要着力于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省级、地（市）级机构主要着眼于一个较大区域内的公共事务，县级机构则兼具三个不可替代功能：承接中央与省地政策而加以落实;与民交融，发挥地方事务“指挥棒”作用;作为地方主要官员，决定党政机构的领导绩效，塑造党政机构的工作形象，影响社会公众的信任程度。

***总书记就此还做过高度、全面的概括：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干部干事创业、锻炼成长的基本功训练基地。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是我们党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

而在一个县级建制中，“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央有什么机构，县一般也都有对应的基层部门。有人说，“除了外交、军事、国防，县委书记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于越来越多外宾的接待，让外交也成了县委书记要具备的工作能力。可以说县委书记在人、财、物、事上具有绝对的拍板权和自由裁量权。不仅掌管着全县一切资源，甚至涉及公安执法权和检察、法院的司法权。

推进县权改革：规范权力制度

“县委书记手中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所以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这是***总书记在《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讲话中对县委书记们的提醒。

的确，从2014年2月28日江西会昌县县委书记傅春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到2015年4月9日河北省通报清河县县委书记冀东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从中纪委等权威渠道通报的消息中，至少有38名县委书记落马。

收受贿赂、违规土地出让、贱卖国家资源、卖官鬻爵等对权力的滥用是这些落马县委书记的惯用伎俩。而这些容易犯错误的地方，又是县委书记施政的重要手段。因此，加强监管成了重中之重。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表示，实行集中统一政体的超大型国家内，县级政权所受到的制约必然是最弱的，也必然是问题最严重的。首先，县区公众对于县级政权的自下而上的制约很微弱，甚至于完全没有任何制约。其次，在超大型国家内，从中央到县级，自上而下的权力制约又因管理层次多、管理距离远、管理幅度宽、管理对象高度多样化而逐级大幅衰减，以至于越来越流于形式。这样，久而久之，县域治理中的腐败、专横、分配不公、司法不公等问题，也就必然会特别突出。

2009年，中组部发布《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规定县委书记的选拔任用需按程序报经省委常委会议审议，一改过去“上级主管的地级市常委会讨论，再经省委组织部批准”的程序。

2010年，中纪委、中组部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县权改革。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县权改革试点，以规范县委书记权力。

近年来，为加强党内民主，早在中共“八大”时设计的“党代表常任制”被重新提出，并陆续在一些县、市试行。此外，还有中央党校对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培训等。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告诉记者，“很多人从2014年中央党校对县委书记的轮训才感受到中央对县域政治的重视，但其实，中央对县权改革的探索一直未曾间断。”

纠偏GDP崇拜：重定考核制度

追求短期利益一直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大弊端，因为长久以来，政绩考核都难以摆脱GDP导向。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下，对新的政绩“量尺”需求变得极为迫切。

2006年中组部下发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在考核内容、扩大民主及严密考核程序等方面提出了诸多新要求;2013年12月中组部下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不简单以GDP论英雄。

一方面，GDP所占权重明显“缩水”。2014年，陕西将GDP考核分值由8分降为6分，各市GDP只要达到全省平均值就视为完成任务，超额完成任务不再加分。沈阳调低了经济发展的考评分值，取消了GDP增速奖。福建省取消了对34个限制开发区域县（市）的GDP考核。

另一方面，任期内举债、资源消耗、消化产能过剩等约束性指标权重不断加码。2014年，四川对发展成果的考核要看生态保护、主要污染物减排、环境质量。贵州将城镇污水处理率、城市（县城）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等指标纳入市县经济发展考核体系。

中央党校的专家表示，“这样的考核制度，无疑也加大了县委书记施政的压力与难度，迫使县级领导转变理念，不能再盲目地招商引资和上项目。”

在新的考核制度下，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县和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在2015年都保持了较高的GDP增速，而生态文明建设又是这两个县的特色。对此，麻城县委书记杨遥就表示，虽然工业和城市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台发动机，但因地制宜地选择多路径发展才是新常态下振兴区域经济的关键。如今，大别山特色农产品与大别山农家旅游不仅保护了麻城当地生态，还成为了麻城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金乡县委副书记郑士民也表示，“有了好的生态不愁没有好的发展。”金乡一方面借助电商让农产品销售腾飞，另一方面推进荒山造林和退耕还林工程，打造生态农业，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政党不能没有标杆。“树典型，立榜样”是对县级领导干部党性教育的重要一步。时隔20年，2015年中共中央又一次对优秀县委书记进行表彰，对基层领导干部党性教育的意义十分明显。陕西省礼泉县委书记孙矿玲在受到表彰后表示：“中央全面从严治党，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县委书记学赶先进、见贤思齐提供了时代机遇。当前，既要‘打虎拍蝇’，也要树立正能量，形成英雄带头的时代风尚。”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题目直接定名为《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优秀品质被概括为“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而这也成为了新常态下，县委书记们要达到的刚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