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伦理身份迷失指向的精神虚无

时间：2024-05-04

摘要：伦理身份的迷失会造成伦理关系混乱，形成伦理困境，由此对人的精神与活动产生直接影响。《千只鹤》中主人公菊治的精神虚无是根植于其伦理身份的迷失的。在主人公放纵这种自我伦理身份迷失的同时，作家也对伦理进行着复杂探索，除了表征出来的滞后性，还包含着更深层次的内部解构。

关键词：《千只鹤》川端康成伦理困境伦理身份迷失

《千只鹤》中有关道德与伦理的线索直接反映出作者川端康成在战后的社会思考。频繁受到引用的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说：“川端康成先生以卓越的艺术手法，表现了道德与伦理的文化意识。”这部小说自1949年5月至1952年10月在刊物上陆续地发表，并于1952年2月由筑摩书房出版单行本，此为前篇，而后篇则是指1953年4月起陆续发表的《波千鸟》。在此仅涉及前篇。

《千只鹤》中，主人公三谷菊治以父辈的众多关系构织成一种“可怕的循环怪圈”。他深陷于循环怪圈之中，苦苦挣扎，陷入无止境的痛苦与迷茫，最终呈现出一种精神虚无的特质。而菊治的精神虚无只是普遍谈及的川端康成物哀美学的必然呈现吗？

根据文学伦理学的观点，文学作品中的“一切问题都应纳入伦理和道德的范畴加以讨论”。评論所能做的，是“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进入文学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我们试图追溯川端康成当时的伦理现场与立场，并从文学伦理学出发解读《千只鹤》以及其中隐含的伦理思想，寻找菊治精神虚无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这一现象与作者主动探索之间的联系。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也许会对于小说人物的精神困境得到新的诠释角度与结论。

一、伦理要素的复杂交织

聂珍钊先生在《文学伦理学》一书中提出伦理身份（ethical identity）、伦理禁忌（ethical taboo）与伦理困境（ethical predicament）等术语：“伦理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从来源上可以分为与生俱来的血亲伦理身份与后天获得的伦理身份，如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身份。我们可以这样说，不同的伦理身份之间，依托着不同的伦理身份来源，自然地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伦理关系。伦理禁忌是维系伦理关系的核心因素。正是出于对伦理禁忌的普遍认知，人们才不会轻易地突破禁忌，打破伦理关系甚至秩序的保障。伦理困境则是指由于文学作品中人物伦理身份之间的混乱而带来的情节上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

《千只鹤》中的人物身份存在着两个平行代际空间的交织伦理。首先，两个平行代际空间表现为：作为父辈的菊治父亲、父亲的茶友太田、太田夫人、栗本近子以及菊治的母亲，另一空间的菊治、太田小姐（文子）以及稻村小姐（雪子）。其次，交织的伦理关系表现为：太田夫人与菊治父亲的婚外情人关系、栗本近子与菊治父亲的婚外情人关系、菊治与太田夫人的乱伦关系，甚至可以再延伸至菊治与太田文子、栗本近子之间看似正常的伦理关系。

菊治的父亲首先突破了伦理禁忌。在文本中，其与太田夫人和近子的婚外情人关系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的平常，儿子菊治从未在道德角度加以判断并评述。而当近子“整个男性化后”，菊治认为，近子“不过是同父亲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往”，但就将自己女人的天性“扼杀殆尽”，是没有必要的举动，对她“甚至涌起一丝淡淡的同情”。

在这里，菊治对于伦理的概念，以及伦理关系的认识完全是日本化的。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道德的困境”这一章中，从历史与心理角度展开论述。她认为“日本人完全不需要那种包含一切的伦理戒规”，而婚外恋不仅仅以一种单纯的性享乐形式存在，更是成为一种生活化的“人情世故”。基于这一点，菊治的伦理观念可以说是川端康成所继承的日本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意识表征。而这样的民族文化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菊治伦理身份的迷失，成为作者无法完全避免的传统羁绊。

二、无法逃逸的伦理困境

伦理困境的形成是茶会后，与太田遗孀之间伦理禁忌的突破造成了两辈之间的伦理混乱。菊治此时正沉浸在“甜美而安详”的“温柔的情爱里”。川端康成本人径直从情节中跳脱出来，用第三人称宣布：“可以说，在这里没有什么道德观念的投影。”评论也称：“这里没有道德，没有不洁、肮脏和龌龊，只有男人和女人最本原的感觉。”事实上，却不尽然。

伦理困境的复杂性则在于菊治更深层次的母性伦理依恋。太田夫人的形象更接近“婴儿”感，书中描写为“白皙的修长的脖颈”和“与之不相称的圆匀肩膀”，“鼻子和嘴巴比眼睛显得小巧玲珑。仔细端详，那小鼻子模样别致，招人喜欢。说话的时候，偶尔显出反咬合的样子”。而菊治与太田夫人突破伦理禁忌时，书中描写道：“菊治在这波浪中歇息，宛如一个征服者一边瞌睡一边让奴隶给洗脚，感到心满意足。”更重要的是：“还有一种母爱的感觉。”双方的关系萦绕着暧昧、温柔的氛围，混杂着温馨、温顺、宽容的心理感受。在这段关系中，菊治既是母性的依恋者，亦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掌控者。

从菊治对近子的态度中，我们亦可以观察到母性伦理依恋对他的影响。“黑紫色的”“长毛的”，这是川端康城对近子胸口的痣的刻画。而当菊治父亲逝世后，近子的男性化转变、捕风捉影般的好管闲事，显然不符合菊治心中母性伦理崇拜的形象特征。所以，菊治从幼年初识时的理解转变到成人后的厌恶。当伦理主体成长之际，相应的伦理观念也在随之成型，尽管它可以算得上畸形。

“孩子对温柔的母亲依恋和眷恋是大和民族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集体无意识的母性恋慕”，可是《千只鹤》仅仅是川端康成“把这种感情纳入顺乎人性甚至民族文化心态的轨道”，并且回归为人类最本原的情感与母性依恋的企图吗？如果说“这里演奏的只能是回归本源之后的男女的‘性的故乡的抒情曲”，那么是什么引导了太田夫人的自杀？太田夫人在深陷困境中哭喊：“我是个罪孽多么深重的女人啊。”川端康城也曾借主人公之口发问：“夫人是因为罪恶感逼得走投无路才自杀的呢？还是被爱穷追无法控制才寻死的？使夫人寻短见的究竟是爱还是罪？”

两辈人之间的伦理身份的混乱与伦理禁忌的突破，在文本中形成了难以挣脱的伦理困境。爱始终笼罩在罪恶的阴霾之下，看似只有死亡，也唯有死亡才能终结这样的伦理困境。于是，太田夫人将自杀视为可以清算、洗刷自己的唯一出路。

单纯的原欲与情，投向了死亡，“回歸意识”在作品中被作者本人否定。川端康成以太田夫人的自杀承认：爱，无法离开理性道德的世界。

三、伦理迷失与堕入虚无

伦理困境中的两个主体，一个选择死亡的解脱，一个选择继续寻找、迷失。伦理禁忌的止步并没有使得菊治摆脱精神虚无的境地，而是继续坠入虚无的象征之中。坠入是主动选择的结果。

太田夫人自杀后，菊治仍然无法摆脱自我的精神虚无。在解除禁忌的同时，菊治对于两人的关系没有任何伦理观念上的反思与顾虑。对他来说，就连死亡也是虚无的。摆脱自我的精神虚无并不仅仅意味着摆脱由乱伦带来的负罪感，而是菊治需要摆脱对于自我伦理身份的模糊感知、摆脱深陷伦理困境而不自知的迷失与苍白。他转向文子寻求帮助。

在太田夫人死后，菊治更加感受到她身上散发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美，却把这种对于单纯美感的深刻依恋转移到了同样具有温柔坚忍性格的女儿文子身上。人物附着在另一人物身上，从而使这种母性崇拜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在梦与现实的混沌中，菊治想要摆脱背德关系带来的罪恶与卑劣而不得，他并未选择行之有效的解决策略，而是延续了模糊伦理身份的定位。

文子失足前倒时，菊治的胳膊好像抱住一个婴儿一般，他不仅强烈地感受到女人的概念，更感受到了文子的母亲太田夫人的存在。菊治能够感受到文子的芳香，仿佛也感受到太田夫人的香味，那是与太田夫人拥抱时的香味。罪恶的恐惧被洗刷干净，母亲的身体微妙地转移到女儿身上，就像咒语、毒剂一般。菊治在朦胧中望着象征太田夫人的志野陶罐时，在路上被中年妇女俏柔的背影深深地吸引时，自言自语道：“是什么东西使我成为罪人的呢？”而后，他却越发地想念太田夫人。

故事至此，扭曲的极致到达了虚无的顶点。菊治时而将父亲的身份与自己重合，时而将自己抽离于现有的伦理关系中，不受任何约束，不掺杂任何伦理观念的顾虑。菊治自我伦理身份始终处在一种迷失的混沌状态。这种虚无或来源于战争的反思，或植于“孤儿根性”，伦理身份的迷失则是最直接的情节贯穿与人物表征。由此，如何再探讨菊治精神虚无的困境是值得深思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千只鹤》中菊治形象的精神虚无是根植于其伦理身份的迷失的，而川端康成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纵这种精神虚无与迷失状态。

在伦理困境面前，菊治没有采取任何自救的行为，太田夫人的自杀以及文子的原谅，是作者本人试图从外部解决伦理困境的尝试。川端康成以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为介质，试图破解伦理困境，主人公的精神则是沉入了迷惘的虚无幻境之中。

四、无尽的解构与实践

在《失乐园》中，渡边淳一将爱与死亡的换位确立为超越与解决伦理困境的唯一方式。死亡成为一种抵抗，一种消极的解脱，一种作者伦理道德观念自洽的尝试。与渡边淳一引导的失乐园式的死亡不同，在《千只鹤》中，川端康成一开始便不将主人公菊治作为道德与伦理意识的载体。

对于伦理身份的迷失并不表明川端康成对于道德与伦理观念的轻视，反而能够进一步验证川端康成本人在战后对于心理、对于道德、对于伦理、对于秩序的反思，在作品中体现为一种虚无的挣扎。依据这一点，川端康成在战后创作中进行着一种实践，一种对于伦理关系解构的文学实践。

如果说《伊豆的舞女》《雪国》和《古都》等作品还是在孤独、哀伤的基调上进行细腻的情感描写，并展示日本传统美，那么从《千只鹤》开始，朦胧的乱伦关系在暧昧的气氛中缓慢推进，川端康成的创作由此开始一个强烈的转折——一个关于伦理意识的社会思考阶段。与《千只鹤》同时期的作品《山音》描写战争人物创伤后的心理失衡，试图通过违背人伦的行为，“来恢复心态的平衡”；其后的《睡美人》沉浸在感官的性爱世界中，沉迷而又持久；《千只鹤》则选择无视伦理道德规范，将之视为平常与习惯。

在这样的实践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日本传统的伦理观念与道德意识，也可以看到近代以来作家对于道德与伦理观念的阐释与解构。

五、结语

“文学伦理学批评依据的是人类在进化进步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伦理道德标准。”川端康成的创作过程恰好体现了进化进步过程中，其自身对于伦理道德标准的复杂探索。尽管这样的滞后与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却应该是被现代伦理观念所否定的。但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全力进入广阔层面的试图，一种思考与实践的互动。如果说我们无法概括出川端康成及其作品所具有的稳定的、统一的伦理观念标准，那么称之为解构，将其视为一种演绎的过程，便是对作品和作家较为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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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雯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汉语言文学基地班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