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的影像投射

杨华

摘 要：本文聚焦2018年的三部电影《我不是药神》《西虹市首富》和《一出好戏》，分析影片如何围绕“义利观”来讲故事，继而讨论“义利之辨”的现代转换，最终旨在探讨国产电影反思社会问题的有效形式。

关键词：国产电影 义利观 现代转换

2018年大热的喜剧电影《西虹市首富》探讨如何对待财富的问题，无独有偶，催泪电影《我不是药神》虽然讲的是医疗方面的社会事件，但其实质仍然是探究义和利如何取舍的问题，荒诞电影《一出好戏》正视人在面临极端情境时的贪欲和因此而做出的不同选择。三部影片的共性在于：不再局限于一己悲欢或几个人之间的纠葛，而是涉及了公共生活，触及到了“无尽的远方和人群”，格局都比较大。不无巧合的是，三部电影都涉及“义”和“利”孰先孰后、如何抉择的问题，本文将以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义利观来解读这几部电影，并分析义利观在电影中的现代价值转换。

一、义利之辨

义和利的关系是现实问题，也是伦理道德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自古以来先哲们就在不停地探讨这个问题。在先秦各思想流派中，儒家总的倾向是强调“德本财末”，道家更是偏重精神生活而轻视物质生活。儒家在治国方略上，虽也有 “先富后教”“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些强调经济基础作用的观点，存在义利并重的观念，但主流思想一直主张义先利后。比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者也”，主张在生命和道义不可兼得时，舍生而取义，这就把公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义和利是跟德与财密切相关的一对范畴。《大学》里讲“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以财发身”意味着用财物来发展、成就自身，落脚点在修养自身的德行。西汉的董仲舒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董仲舒这句话将义利之辨的主体扩大了，要求不只是君子，凡夫俗子也需要在义和利中寻求和谐统一，做一个乐者和安者。宋明理学强化了义利观的地位，直言“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可以说在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在义利关系上，中国社会的主流观念一直是重义轻利，义先利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道德生活领域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诚信丧失、私德偏废、公德不立、阶层冲突加剧、公权力肆无忌惮等等。伦理规范的失效，引发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和社会的信任危机。然而把生活中的道德问题完全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形成，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市场经济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发展模式。可见，问题不在发展商品经济本身，而在于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我们缺乏足够的道德思想资源来调节和制约与商品经济伴生的道德破坏性与冲击力。究其根源，五四运动以来，传统文化曾长期被视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阻碍力量，故而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不同程度存在着一种现代怨恨心理。在一系列的“反封建”的文化行动中，传统道德资源与当下社会生活在“明言”的层面上发生了短路。同时，社会主义道德理想尚不能占据人们的全部思想，西方的伦理价值又因为水土不服而沦为摆设。这样，我们实际上处在一个相对的真空状态中，没有足够的精神资源来化解商品经济社会带来的道德暴戾之气。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文化自信理念的提出，让传统伦理道德资源又重焕光辉，它在与社会主义新伦理的结合中发生渐变，逐步实现价值更新。

新的时代要求倡导文艺作品担负起伦理价值观念阐释的重任。优秀的影视作品可以在刻画人情人性的基础上向观众传达精神文化价值，照亮人的精神世界，影响和塑造社会大众的价值观。本文将以2018年的三部电影《我不是药神》《西虹市首富》和《一出好戏》为例，分析其如何围绕“义利之辨”来讲述故事，设定情节，刻画人物。

二、“两难”困境的剧情设定

义利问题涵盖道德准则与物质需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因此会带来权衡、折中甚至抉择等诸多问题。所以，电影为了将冲突更加尖銳，更加戏剧化，设置了“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两难处境，从中凸显主人公巨大的道德力量。

“两难”选择是人类经常需要面对的重要命题。就哲理意义而言，要么两者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吸引力而都难割舍；要么两个事件力度相似方向相反，都有利有弊而难以抉择。“两难是因为两种合理性的冲撞……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a人物一方面要面临选择时的困难，另一方面还要承受选择后的苦难——因面临自己的选择造成他人的悲剧而负疚。不过这三部电影最终都完成了舍弃小我，成全大我的选择。要解决两难选择的冲突，最高的境界当然是两全其美，此即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理想，让两者并行不悖，融合相睦。但现实中 “两全”鲜有，面对两难困境必须抉择时，儒家的主张是维护成仁、取义。

《西虹市首富》富豪二爷给王多鱼这个从未谋面的侄孙留下了一份奇怪的遗嘱，要求他在一个月内用合法的手段花光十亿元现金，不能留下有价资产，而且不能将钱以慈善形式赠予他人，这样才可以继承二爷的三百亿资产。王多鱼接受了任务，带着自己昔日的队友过上了挥金如土的日子，又投资于高度冒险且回报渺茫的项目，结果钱像有繁殖力一样翻了番。王多鱼依靠独特的“脂肪险”让利于西虹市市民，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二爷的遗嘱看似荒诞，但其实是为了考验王多鱼的人品和教育他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财富观。而且，影片还设计了一个典型的两难考验：就在王多鱼有望获得巨额财产时，遗嘱执行人老金安排了最后一关——劫持王多鱼的女友夏竹。王多鱼面临两个选择：用金钱去救女友，但这会触犯二爷要求他“把钱完全用在自己身上”的禁规，失去三百亿财产继承权；二是遵守约定，为保全利益而放弃女友，但这样会受到良心谴责，陷入背义的境地。影片“两难”矛盾的剧情设定非常巧妙，成了引导剧情发展的核心动力。最终王多鱼用自己在金钱面前坚持本性和自我的表现通过了二爷留下的最终考验，继承了巨额遗产，成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真正首富。

《我不是药神》的思考更为深入，在多方博弈的过程中，两难处境不只存在于主角身上，而是每个人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程勇不代购印度仿制药，很多人吃不起正版药只能等死。如果执法者不对程勇发起审判，会有更多恶人选择铤而走险。如果瑞典医药公司不维护专利以回收成本，往后的药品开发就很难进行下去。矛盾中的每一方都处在两难困境中，义与利、情与法不可得兼。瑞士医药公司代表要保护药品专利，警察要打击仿制药，维护市场秩序；程勇自愿承担普惠癌症病人的责任，问题是这三个人谁也没有错，医药公司和警察占据了法理高地，程勇占据了社会正义的道德高地。不论曹斌还是局长，他们都是执法者。记得局长有一句话是说：“我们身为执法者，法大于情，必须站在法律这边。”如果允许法律被模糊，那么后果就会想崩坏的水坝一样，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必须维护法律的权威与不容践踏。

《一出好戏》原本是一场公司海上团建，结果遭遇陨石撞地球，末日般的灾难让这趟旅行变成多人版的“荒岛求生”。一开始，导游小王凭借特种兵经历掌握的野外生存技能和过人的体力成了统领众人的“王”，张总继而因引导大家从物物交换过渡到使用货币而得到了众人的信服，马进最后则依靠信仰和技术获得了大家的拥戴。岛上终于一片谐和，恍似乌托邦。此时全剧最大的分裂出现了，马进、小兴和小王发现发出可怕声音的怪兽原来是定期路过小岛的一艘大航船。原来现实世界并没有因陨石撞击而毁灭，那么，要不要让所有人都得救？小王兴奋地要将消息告诉大家，马进犹豫了。《一出好戏》的两难在于马进是返回现实世界继续做毫不起眼毫无起色的小人物，还是在孤岛上做小首领，享受众人的膜拜和心上人的爱情；是告诉众人在岛的背面会有经过的大船带大家离岛，还是只有自己离开，去占有欺骗来的财产。于是乌托邦成了颠倒的世界，讲出真相的人被视为疯子，马进与小兴，这对精神与技术的领袖，利用谎言控制人们。 某种意义上，马进与小兴分别代表人类的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二者也可以说是一个人。但技术理性并不能真正引导人们走向更好的世界，为了一己之私，小兴蒙骗众人只想和马进一起离开小岛，甚至企图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代表价值理性的马进，则在最后关头守住人性的底线。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崇高与卑鄙，仅在一念之间，每个人的能力大小有限，面对这世上的“穷病”，能救多少算多少。这才是具有正能量的价值观。三部影片的主人公在经过纠结之后都做出了达则兼济天下的选择。尤其是程勇，为了帮助白血病病人，竟然做赔本的生意，甚至身陷囹圄而无悔。程勇可以谐音为“诚勇”，正是儒家价值观当中赞许的珍贵的品格。这三部影片不约而同地强调博施济众的人道主义和舍己利人的道德修养。

用今天的话来说，“利”就是物质利益，“义”就是道德情操。物质和道德的关系是“义利之辨”最基础的问题。三部影片富于哲理思辨的剧情设定，其价值导向值得关注。这些影片强调道德理想、道义关怀在追求物质利益中的能动作用和制约作用，在二者冲突时固守大“道”，强调“义”的无可取代性，更在精神境界提出超越的追求模式。它们之所以受到观众的热议，也是因为观众聚焦在影片所要传达的道德困境和价值观念，感受到了它们传递的热情和力量，认同了它们在义利取舍上的引领作用。

三、重生轻物、救弱济贫的自觉追求

本文所谓重生（zhòng shēng），其义有二：一是爱惜生命，一是以民命为重。见于《庄子·让王》：“重生则利轻。”陆德明释曰：“重存生之道者，则名利轻。”《韩非子·解老》：“重生者慈于身。”《吕氏春秋·本生》：“故古之人有不肎富贵者矣，由重生故也。”晋挚虞《祀皋陶议》：“祭用仲春，义取重生。”三部电影中的主人公凭借自己的道德自律、自主，放弃私利，保存仁义，自尊自贵，消除了英雄和普通人的差异，完美地证实了“人皆可为尧舜”。这表现在他们的选择当中。

抉择关头，人们必然要思考和权衡。权衡是为了分别轻重，即是分辨价值的大小和高低。三部影片让观众和主人公一起感受到不救人就等于杀人，在义利矛盾中权衡的结果是承认了生命的绝对价值。《药神》医药公司对走私药品的追责，假药贩子生意受损的报复，公安部门对程勇的怀疑，让程勇不堪其扰，他想回归正常的生活，因害怕入狱决定放弃代购仿制药，这让团队成员和众多病患对他失望。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当巨大的使命落在个人身上的时候，个人为了保护自己而牺牲大众，这是不可原谅的，因为我们向来提倡牺牲小我，奉献大众。所以，当团队成员吕受益因为没钱治癌而自杀，程勇将它看成自己的过错，在吕的葬礼上，他无法面对那些病人的目光，无法解释自己的自私和懦弱。而当他以贴补的方式售卖仿制药时，又被病人他视作英雄。这说明在生命存亡的关头，民众们下意识地会以生命权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而这个标准是天定的，它是“自然法”，高于一切现成的“成文法”。这部电影讨论了法律的难题，也讨论了伦理难题，所以能引人深思。而在生命权高于一切的原则下，民众的选择走向一致，则表明社会正向良性的建构方向发展。

《我不是药神》取材于真人真事：白血病患者陆勇私下购买低价的印度仿制抗癌药，他的目的并非盈利，而是自救，后来为很多病友代购，从而触犯法律，以 “假药案”遭到起诉，病友联名请求轻判，法庭最终在强大舆论面前网开一面，陆勇被无罪释放。这说明为了生命的生存，虽然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找不到无罪的依据，却也能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共识，以“天理人情”作为最终的标准来判案，从而获得圆满结果。这绝非一件小事，它反映了人们对于生命的重视，对于立法的修正，对于生活的期望。诚如导演所说，这是期待更美好的未来。所以，这不是一部简单的揭露电影，这是一部积极的探索电影，对生活有所帮助有所提高的电影。影片与现实的故事比较起来有改写，陆勇本身是个病患，他代购，与法律的冲突性要少一些。改编后的程勇是个生意人，他代購，与法律的冲突性就加强了，这更利于展示利益与人性间的冲突消长之奥秘。病患群体形象的塑造，其实提出了一个生命权的问题。即在体制面前，判断制度优劣的，不是法规所写所说，而是政府所行所为造成的效果。体制管理的无人性，暴露资本逐利的嗜血成性，还暴露了以法律为依托的专利也会漠视生命，那么管理呢，当然也无法推卸责任，因为它的缺位长期以来白血病患者生存艰难。生命权是一切权力的基础。若不能妥善保护生命的正当生存，那么，无论资本是否来源正当，无论专利是否符合规范，无论管理是否高调惠民，都将是无力贫乏、苍白冷血的。所以，《我不是药神》的主题就是生命权的问题，由此再引发生命权与经济利益与法律规范的冲突，再在这个冲突中来表现人性人情，从而完成结合生命权利思考的人性人情之表现，以此打动观众的心弦，在艺术中完成对于人性人情的锤炼与抚慰。而《西虹市首富》违背财产继承约定解救被绑架的女友，个人的生命价值要高于三百亿。《一出好戏》背弃众人奔赴陆地巧取他人财产和带领众人逃离荒岛之间选择后者，也触及到了“生命价值至上”这个问题，只不过题材不同，表现的方式和深度不一。这也是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的一个新的延伸课题。

一般而言，影视创作要让观众从中得到感悟，故事和价值观缺一不可。这种价值观来自作者对生活和社会的认识、情感和态度。所以，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画面设计都只是载体，主题思想才是支撑外在形式的内核。三部影片的题材触及社会热点和大众痛点；舍己为人、扶危济困、追求正义的主题具备道德感召力。从影片引起的轰动效应可以看出，它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正是影片深刻的人文内涵与强烈的责任意识所在。

四、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换

具有现代价值气息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是在真实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变化的，是对古代义利观的继承和发扬，它始终没有抛弃见利思义、義利并重等积极合理的因素，主张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利先于个人利益，更加注重社会的公平性。

三部影片设置的尖锐矛盾不是个人面临“生死”与“道义”的冲突，而更多地表现为“规则” 与“道义”的冲突，这种场景更贴近社会现实和真实生活。对于“生”和“义”，中国文化道统中已经形成了“舍生取义”这样一个现成的准则。可是“合守道义”还是“遵守规则”在具体的场景中如何选择却是一个新的命题，这也是电影抛出的哲理命题——在当代面对类似进退维谷的选择时，该怎样去取舍？这些影片给观众开辟了新的思考空间。

自从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个体的利益诉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得了合法性，与传统生存哲学不同的是，市场经济下的利益追求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价值合理性，市场经济逻辑取代了集体主义和传统的伦理关系。三部影片正视物质利益的问题，肯定合法谋求物质财富的行为，这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我不是药神》中，程勇如果不是经营个人企业成功，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即使他想低于进价出售抗癌药帮助癌症患者，也只能是一种空想。如果说程勇一开始海外代购抗癌药是为了赚钱，那么在金盆洗手之后重操旧业则是出于内心的道德准则和群体责任感。当程勇出狱时，前妻的弟弟曹斌来接他，不仅代表着家人的认同，而且还包括病人及社会对程勇的认同。民间社会本来就有重利的生存哲学，这是大众在长期生活匮乏中形成的观念，因能维护生命而在世俗社会具有合理性。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的利益诉求在经济体制中获得了合法性。时移世易，在当今社会承认和鼓励个人追求物质财富的背景下，三部影片主人公舍利取义的选择尤其难得，舍利即是放弃的私利；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为大众谋利。这里的利，谋求的是公利、众利、群众之利。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义利并举”的价值观念也一直存在，比如墨子主张“兴天下之利，灭天下之害”（《墨子·非攻》），这个利是大利，而非个人之利。可见先秦墨家的功利观强调义利统一，反对义利对立。墨子更进一步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 《墨子·兼爱》），这一理念希望人己两利，各不相害，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融合在一起。也可以说义利完成了对立的统一。再如荀子则直接提出了“兼利”的概念，意指道义只有养民、利民，才称得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用。《荀子·非十二子》中说“长养人民，兼利天下”，意指让人民休养生息，可使天下共受益。三部影片进步的地方在于它们展现义利观时，融入了更现代的因子。影片在讲述平民故事时，流露出“兼利”的思想。例如《我不是药神》电影建构的主要情节在解决各方利益的冲突时，体现了这种兼利哲学的思想，最终的结果是政府在医药制度改革中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又在取信于民中推动医药制度的改革，两者相伴而生。奉行兼利思想，意味着人们互相帮助，共谋福利，也隐喻着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辩证平衡。《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不仅真实展现了程勇个人的担当和奉献，反映了百姓互助互利的要求，而且顾及人民群众在这一司法案件中的切身利益。中国政府因现实案件和这部电影而做出的政策调整，也说明了中国政府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急人民之所急 ，刻画了一种更具有人性和人文关怀的政府形象，体现出现实主义作品的写实性和客观性。该电影对兼利思想的处理是合乎逻辑、辩证统一的，是值得称道的。

《西虹市首富》影片利用遗嘱条款设定了冲突，探讨了规则存在的价值。让10亿巨资从天而降，不看一个普通人怎么赚钱，而看他怎么花钱，这不仅考验人性，更考验智慧，能否合理支配、利用这些财富。讲述众人孤岛求生的《一出好戏》三次社会形态的演变，实际上是人类力量的升级与转变，隐喻人类从只会用蛮力解决问题，进化到用规则和经济体系来管理世界，再进步到用科技来改变世界。《我不是药神》《西虹市首富》《一出好戏》也体现了电影人尝试承认传统的正当性、恢复对秩序的信心以及强调通过积极行动构建秩序的一种努力和追求。

五、对分配公平、社会公正的深切观照

社会主义的义利观不仅涉及道德哲学的范畴，也涉及个体身心完善和社会进步的问题。三部电影的题材来自于对现实问题的深切思考，有着鲜明直接的价值判断与情感认同。

《我不是药神》体现的公私之辩和义利之辨相伴相生。它的故事原型是轰动一时的“陆勇案”，慢粒白血病家庭被天价药费拖垮，没钱买抗癌药药就等于死亡，事实很残酷；陆勇的行为虽违法却给众多病人带来了生的希望。代购仿制药事实违法和治病救人动机善意之间的矛盾，体现了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的分歧。或者说，它不是简单的药品走私与贩卖假药的犯罪问题。这一案件还牵涉医药审批、关税制度、专利保护、医疗保障等社会问题，导致该案件盘根错节，备受关注，但其本质上是生存权与专利权、情理与法理之争。

《西红柿首富》则涉及先富和共富的问题，重点观照资本的增值问题。片中从未拥有过这么多金钱的王多鱼感慨道：“钱就好像有繁殖能力一样，越花越多。”他从来没有想过拼命花钱、盲目投资钱却越来越多的情况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然而上述情节都取材于真实事件，这正是一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普通人参与不到财富积累的滚雪球游戏中来，很难理解钱作为一种流量和影响力继续生钱的效率，甚至在个人能力低下的情况下，资本依然能够作为杠杆，撬动更多社会资源以实现增值，而富有者则将这种资本增值归结为个人的勤奋或智慧，从而造成一种对贫富分化和阶级固化的忽视。在电影的结尾，与夏竹结婚并环游世界的王多鱼提出要将自己继承到的遗产全部捐出来，一分不留，这本是一个可以慰藉观众的皆大欢喜的结尾，然而电影继续出人意料，让王多鱼和夏竹在一笔笔地算要给自己未出世的儿子留多少钱后，改为一分也不捐。这正是电影所揭示的另一点，即人是难以克服自己的私欲的，富人自愿的捐赠并不是调节社会资源，避免贫富分化的可靠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