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悲多汶”到“英雄”

曹馨宁

摘 要：贝多芬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接受度最高的音乐家之一，从1906年到1950年，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人对贝多芬进行各种书写与赞美。其中，贝多芬的悲剧命运、英雄形象及其音乐作品的宏大气质，是中国接受贝多芬最突出的几个方面。本文着重选取20世纪上半叶（1906—1950）中国人对贝多芬的描述，从情绪心态、创作主张的选择等方面，探究20世纪上半叶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审美选择。

关键词：“五四” 悲多汶 英雄 宏大 接受心理

贝多芬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具有极高的认可度，而与贝多芬几乎同时代的西方音乐巨擘（如巴赫、莫扎特等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巨匠）均没有在中国获得和他同样高的宣传力度。本文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首先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报刊、书籍中记录的关于贝多芬的文章、纪念活动报道等内容进行梳理；通过已有文献，从中国人对贝多芬的苦闷、反抗精神以及贝多芬雄伟的艺术创作风格这三个角度，分析中国对贝多芬的接受原因；并以中国对贝多芬的接受为例，探究20世纪上半叶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人的主流思想与情感。

一、20世纪上半叶中国对贝多芬的书写与译介

1906年，李叔同在《音乐小杂志》上刊登了自己根据日本音乐家石原小三郎（石倉小三郎，1881—1965）在《西洋音乐史》（《西洋音楽史》，1905）中对贝多芬的介绍创作的《乐圣比独芬传》，并附上了一幅手绘“贝多芬小像”。李叔同可谓是第一个将贝多芬介绍到中国的学者，这篇小传也是中国最早的对贝多芬完整一生的描写。随后，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也提及了贝多芬（译名为“培得诃芬”）。1909年郭沫若的诗歌《赞像——Beethoven》可谓是中国人书写的关于贝多芬的最早的抒情诗。郭沫若根据德国肖像画家约瑟芬·卡尔（Joseph Karl Stieler，1781—1858）于1819年为贝多芬绘制的画像创作了该诗。在诗歌中，作者突出对贝多芬愁苦神态的描述，并表现自己对贝多芬的认同。在此之后，贝多芬受到创造社、浅草社（又名“沉钟社”）等文学团体成员的关注。1922年《创造季刊》第1卷第3期刊登了何畏的诗歌《Beethoven赞：赠郭沫若兄》，诗人将贝多芬比作天神，表达了自己对音乐家的强烈赞誉。20世纪20年代初，《申报》刊登了三封王光祈书于柏林的《德国特约通信》，这三封信均提及了Beethoven（信中的译名为“白堤火粉”）。其中，作者利用两封信的篇幅对贝多芬进行了专门的介绍，并附上贝多芬头像的照片。

与此同时，西方的贝多芬传记、音乐家小故事开始陆续译介到中国，仅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的《贝多芬传》，就经成仿吾、杨晦、傅雷等多位翻译家之手，先后由报刊、书籍发表。各种译著对贝多芬的描述及其对贝多芬具有英雄般力量和意志力的人物形象的设定，为中国对贝多芬的接受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罗曼·罗兰的《歌德和贝多芬》，及其以贝多芬生平为参照撰写的长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分别由梁宗岱、傅雷翻译，并在中国多次出版。

自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人对贝多芬的描写不仅限于文字形式，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艺术家创作的贝多芬的雕塑，以及其他中国画家绘制的贝多芬肖像速写、版画，都展示了当时中国人对贝多芬形象的丰富理解，对音乐家坚强个性和超越性人格的崇拜。1927年3月26日是贝多芬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在1927年前后，国内举办了各种各样以“贝多芬百年祭”为主题的纪念活动。1937年，中国还通过引入法国电影《乐圣悲多汶》的方式纪念贝多芬。战争时期，贝多芬的音乐在现实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1939年4月29日，《申报》第23406期第11版报道，美国教堂举办贝多芬音乐大会，为战争的难民筹钱。1941年，《申报》介绍了欧洲沦陷区的V字运动，民众用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编成V字歌曲，相互激励。“在呻吟于德人铁蹄下的欧洲大陆，这不啻是解放的象征。”a贝多芬的作品在战争时期被赋予独特的精神意义，成为人们相互鼓励、重获信心的重要工具。直到1950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傅雷在《贝多芬传》译序中对贝多芬的过分赞誉，这篇文章从官方的角度体现了中国对贝多芬接受态度的转变。

由上文可以看出，中国对贝多芬有着特殊的喜爱，尤其是在1920年之后，中国对贝多芬的接受从文学家自发地抒情描写，到翻译家不断地译介，再到艺术节举办贝多芬纪念活动，表现出中国人对贝多芬格外的关注与期待。“贝多芬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几乎是当作偶像来崇拜了。”b而贝多芬为什么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有如此高的认可度？中国知识分子对贝多芬的接受，又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的接受心理和情感状态？

二、“悲多汶”：苦闷创作家的代言人

纵观中国人对贝多芬的接受，“苦闷”是贝多芬最显著的特征，而显然，这种“苦闷”吸引了中国文艺创作者们的注意。中国对Beethoven一名最早的翻译是“悲多汶”，这个译名在音译的基础上，又有意译的内涵，即“一条悲苦甚多的河流”。后来，郭沫若在他的诗作中写道：“哦，贝多芬！贝多芬！你接触了我无名的愁苦！”c为什么贝多芬的“苦痛”会接触郭沫若的“愁苦”呢？中国人对贝多芬之苦闷的书写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身体病痛、耳聋的苦闷；第二，爱情不幸的苦闷；第三，生活贫苦的苦闷；第四，精神之痛。身体与生活的痛苦带给作曲家强烈的精神痛苦，“他已经不断地忍受了痛苦，更有一种比物质上的痛苦更加可怕的精神上的壓迫，常常地压在他的身上”d。多重的愁苦构成了贝多芬悲剧式的命运。

苦闷是弥漫在中国五四运动及其之后很长时间里的主导情绪之一，和贝多芬相同，当时许多中国人也同样忍受着“比物质上的痛苦更可怕的精神上的压迫”。所谓“苦闷”，产生于人对内心欲望的压制，是“最广的意义上的生命里的突进跳跃”e。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来自道德、法律、社会群体等多方面的束缚和压力，使人们不得不压抑住这种“生命的跳动”，限制自己的个性与创造力，因而也感受到难以忍受的苦闷感。这种苦闷，是外部世界与人内心的各种力量的冲突，与贝多芬精神上的痛苦十分接近。贝多芬的苦闷在此和中国知识青年内心的苦闷相接触。

中国对贝多芬最广泛的接受正处于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重要转折点。对于寻求革新与解放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对民主、自由等理想的追求与现实往往存在诸多矛盾，从而才会生发出诸多苦闷，贝多芬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被选定为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可怜的悲多汶！你已经不能再有从外部来的良好的命运了。你一切非自己创造不可。只需你在理想的世界中追求欢乐。”f这段话似乎是作者与贝多芬的隔空对话，同时也像是作者对自己的寄语。面对现实的黑暗、不公和迷茫，人们感到无助和“可怜”，希望他人能够给予理解，但同时也告诉自己，在如此境遇下，唯有自己的力量和理想的目标能够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贝多芬忍受并战胜苦闷，进行音乐创作，这一行为赋予贝多芬高贵、自我牺牲的英雄气质。从贝多芬的生命历程来看，他的苦闷是一种抗争的苦闷，是他和不幸的命运做斗争时造成的苦闷。与此同时，贝多芬通过自己的力量战胜了苦闷，创造了伟大的艺术。“因为发现了这种容忍的力量，贝多芬停止了自杀，如此的在苦闷中与容忍中又继续了二十五年，以他一个聋耳的人，一面为贫穷所苦，一面又创造出伟大的音乐来。”g中国人在描写贝多芬痛苦的同時，亦是在言说自己精神上的痛苦；同时，对于贝多芬战胜痛苦、勇敢创作的行为的赞美，也是知识分子对现实中自我与外部抗争行为的安慰与认可。“向人生的道路进行的时候，我们就或呻，或叫，或怨嗟，或号泣，而同时也常有自己陶醉在凯奏的欢乐和赞美的事。这发出来的声音，就是文艺。”h作为战胜苦闷的胜利者，以及能够运用苦闷创造伟大文艺作品的艺术家，贝多芬的作品“实为受思郁结千古不朽之作”i，贝多芬成为当时处于同样情绪的中国人心中的“英雄”。中国人对贝多芬的选择，出于其对自身现状的愁苦与不满，同时又希望从贝多芬身上获得慰藉与灵感，找到坚持与苦闷情绪抗争的力量。

贝多芬被中国人视为内心苦闷的安慰。“我们要对于困苦的人们献神圣的慰安之物。我们不是在一人单身苦战。世界之夜用神圣的光辉照明了。”j他的经历赋予他独有的苦闷气质，成为人们选择他作为自己精神苦闷的导师的原因。贝多芬的苦闷被一再放大，其英雄的牺牲精神被一再强调，其实是人们对自己内心苦闷情绪的疏解。“我从你的乐音听见我的绝望和欢呼，/我勇气百倍，完全忘记了我的劳苦。”k中国人从贝多芬的苦闷中收获了自己生活中苦闷的排解，从贝多芬的精神中找寻自己的安慰，并且相信痛苦和不幸的命运是可以被征服的。中国人对贝多芬的认可，其实是接受者对自身的认可。

三、“英雄”贝多芬的反叛精神

“英雄”与贝多芬最直接的联系，源于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的故事。在拿破仑称帝之后，贝多芬将这首本想献给拿破仑的作品撕碎，并更名为“英雄”。这一举动不仅为《“英雄”交响曲》增添了反抗帝制、追求民主的政治内涵，也让贝多芬与反抗的“英雄”建立了最直接的联系。

贝多芬的“英雄”气质，主要体现在他对传统势力的反叛上：贝多芬被描述为瞧不起贵族、与王室势不两立的独特个体，在反抗的同时强调自己的人格与尊严。另一方面，贝多芬的反叛还体现在他的音乐创作上。“贝氏除去教会与世界的隔阂。……他不受教会仪式的束缚，以宇宙之心为神。”l由此可见，贝多芬在音乐创作上一反传统，用艺术创作表现个性，对传统音乐的体式具有革新意义。

中国人对“英雄”贝多芬的接受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两种相近的反叛心态：一是对传统力量的反抗情绪，二是在思想上对自由、解放的追求。人们通过对贝多芬反抗精神的赞誉和夸大，强调推翻旧制度、旧文学，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的文学、艺术形式的重要意义，从而为当下的各个方面的反叛与变革寻找可靠的例证。

人们对传统的反叛，意在形成一种全新的思想精神。在对传统的颠覆和思考的同时，人们思考着新的出路，解决现存的迷茫与彷徨才是人们的最终目的。贝多芬的音乐创作也是如此，在反叛旧体式的同时，成功建立新的、更有力量的音乐作品才是他的伟大所在。“音乐里呼吸着革命的情感……在他这些乐曲里，时代精神又复活了。”m贝多芬对皇帝、贵族的反叛正处于法国大革命的阶段，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旧制度与大变革交织的动荡时期，这一时期恰好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具有相似之处。这也更说明，像贝多芬一样具有反抗、变革精神的文人艺术家们才是时代最需要的，是处于世界潮流最前沿的。“适当祖国专制的旧时代薄光黯澹时期，自由精神方在澎涨，人类共爱的旭光闪烁着辉光，所以在这第九交响曲里面，表现出作者受于时代精神的感应，充溢着作者强烈的生命力，光与色，生动活跃地闪出那千古不会磨灭的艺术家的‘生命之火。”n贝多芬音乐中的反叛与艺术家对国家政治、人类前途命运的关切紧密联系在一起，艺术家通过艺术手法上的革新，在作品中表露出永不磨灭的“生命之火”以及超越时代的革新精神。贝多芬在艺术中体现出来的独一无二的生命力同样被20世纪的中国文人所接受，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思想创新、解放的正确性。这种创新与解放，是使文明不断延续、继续发展的永恒力量。

四、《第九交响曲》：贝多芬的宏大创作风格

在中国人对贝多芬的介绍中，《第九交响曲》是被书写次数最多的作品。单从《第九交响曲》作品本身来看，这部贝多芬晚年的作品，在交响曲中运用合唱，产生了气势磅礴的听觉效果，但同时又格外深邃难懂，充满了贝多芬对内心精神世界的直接表达。“惟彼之音乐，极不易懂，其第九‘生风里，至今欧人能了解者，尚不多观。盖彼自耳聋后，纯系内心生活，与外界完全隔绝。彼之思想境界，既与众不同，因而发为音乐，亦非众所能易解也。”o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以难以理解著称，值得思考的是，在贝多芬众多的伟大作品中，中国为什么选择了晦涩难懂的《第九交响曲》作为接受和宣传的重点对象呢？《第九交响曲》的深宏高远不但没有成为它在中国传播的障碍，反而成为这部作品被文人推崇的重要原因。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文坛盛行“为艺术而艺术”、用艺术和文学书写纯粹内心世界的创作主张。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概括出文学改良的“八事”说，其中一点便是“不作无病之呻吟”，文学作品应该力求体现带有作家个人色彩的、由心而发的真实情感。创造社、沉钟社、新月社等文学团体，虽然在创作风格上各不相同，但其作品均存在倡导个性解放、突出作家内心精神世界、注重浪漫主义的抒情手法等特点。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排山倒海般的气势，以及作曲家在耳聋状态下依旧用音乐抒发心灵声音的创作背景，使这部作品成为首先被关注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