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疯癫与分娩遇上医学

王凤霞

摘 要：西尔维娅·普拉斯在以自己亲身经历为蓝本创作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中，无情地披露了20世纪中叶冷战时期的美国社会中，医学所带有的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它对女性身心造成的毁灭性影响。社会权力通过将分娩和精神疾病医疗化，使女性沦为医疗知识和医学话语的对象，将以男性为中心的医疗体系和美国父权社会对女性进行全方位规训、监督和操控合法化。产妇和被诊断为精神病人的女性在非人的、压抑性的医疗环境中的遭遇，影射了女性在美国社会中的真实处境，也表现出作者对美国医疗机制的批判。

关键词：《钟形罩》 医学 分娩 精神疾病 医疗机制

一、医学、疾病与患者身份

20世纪中叶，医学成为美国国家权力监督、调节、管理、规训和控制人们，以生产出驯服的身体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冷战这一特殊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人的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医学之中并被其控制。医学确立了一个区分正常和异常的系统，并借此对人们的身体进行评估、管理和监控。葛红兵和宋耕指出：“在以身体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人的身体从出生到死亡都处在医药的监控下，权力通过医药来管理人的身体，通过对疾病的诊断和隔离来规范‘正常的身体。”a沿袭福柯将人的身体视为生产工具的主张，他们认为：“因为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创造最大的生产价值，所以如何通过医药和卫生来维持和改善健康，就成为以身体为中心的现代性最为关注的问题。”b在福柯看来，医学对人的身体的极大关注除了经济方面的考量之外，还含有政治因素。权力不仅要借助医学维持人们身体的健康状态，还要确保这些身体的驯服性，因为只有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的身体，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在《钟形罩》所描述的冷战时期的美国社会中，医学对人的身体和健康状态的关注具有显著的政治色彩。

疾病的社会话语和“病人”的角色定位强化了医疗权力对人们的监控和医患之间的权力失衡。在社会学中，疾病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偏离现象，它不仅偏离了健康这一正常状态，还使患者偏离履行其社会职责的正常轨道。Parsons认为，疾病作为一种特殊的“‘偏离行为”指的是一种“无法满足机构指定的、个人在社会中所应扮演的一个或多个角色的期望”c的行为。疾病的社会话语塑造着人们对“病人”这一身份的认知。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开篇即指出：“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d一个无法履行社会为其指定的职责和义务的人，不再是一个受欢迎的、令人满意的、做出贡献的社会公民，甚至会被视为社会的累赘。因此，医疗机构的目标不仅是治愈疾病，更是恢复病人履行其应尽的社会职责和扮演好其社会角色的能力。此外，“病人”这一角色的定义暗示患者“需要医疗帮助或医学治疗来恢复正常”。这种角色定位使医疗机构对病人实行强制合法化，也指定了病人应履行的职责：服从医生命令，配合医生治疗。在《钟形罩》中，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明显失衡，医生具有凌驾于病人之上的绝对医疗权力。产妇和精神病人在医疗空间内，丧失身体自主权，成为玻璃罩中被医疗人员监视、观察、摆布和控制的傀儡。

二、医学、分娩与母亲身份

在美苏冷战背景下，美国的家庭意识形态与美国国家话语和美国国内实行的大规模文化遏制紧密相连。在宣传战中，美国力图通过体现在“郊区家庭理想、完备的现代家电和家庭成员明确的性别角色分工”e等方面的美国式生活的优势，彰显自己作为资本主义强国的优越性。在此背景下，美国掀起了一股女性回归家庭和复兴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的热潮，“幸福的郊区家庭主妇”形象成为美国社会对所有女性的角色期待和百万美国女性競相效仿的样板。弗里丹尖锐地指出，“自1949年以后，对美国妇女来说，女性的完美，就只存在唯一的一种定义，那就是主妇加母亲”f。当时一个被奉为真理的信念是：“妇女的生理结构决定了她的命运。”g也就是说，女性的生理结构注定了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按照“女性奥秘”的观点，女性的天职就是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母性是女性独有的、上帝赋予的神圣特质，“女性完善的秘密就是生孩子”h。在女性奥秘的影响下，百万美国女性走上了家庭主妇的“光荣”道路，很多女性甚至将生孩子作为自己的事业。这一时期出现的著名的婴儿潮现象便有力地说明了女性奥秘对美国女性的影响之大。

在《钟形罩》中，女主人公埃斯特·格林伍德的邻居、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七个孩子的渡渡·康威，便是“幸福的家庭主妇”和女性奥秘所宣扬的完美的母亲形象的典范。渡渡在小说中的出场方式意味深长。这一角色未出现之前，读者便能听到她推的婴儿车轮子尖利的响声，随后才进入正面的人物特写：

一个不到五英尺的女人，挺着个奇特的大肚子……

一丝庄严的、近乎神圣的笑容使这女人光彩照人。她脑袋幸福地往后仰着，冲着阳光微笑，活像一枚搁在鸭蛋上的麻雀蛋。

这一特写镜头首先呈现的是渡渡“奇特的大肚子”，随后才过渡到对她表情的描写。这无疑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人物出场方式。首先出现的婴儿车的响声和随后的大肚子立即将她作为一位母亲的形象凸显出来。之后普拉斯并未对渡渡的外貌特征或个性特征进行描述，而是将重点放在渡渡的笑容上，并将这种笑容描写成一种庄严的、神圣的、满足的笑容，一种典型的、母亲式的笑容，一种绘画和雕塑中常见的圣母玛利亚的笑容。普拉斯对渡渡这一角色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描述，但如此详尽的描写并未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而是一个异常模糊的形象，这一形象可以是任何一个怀孕的女人或任何一位母亲。作者巧妙地通过这样一种人物处理方式表达了对“女性奥秘”的讽刺和批评。这一奥秘创造出的理想的母亲形象成为所有美国女性的样板，它抹杀了女性的个性特征和独特性，将所有女性同质化为“完美的”母亲形象。

对渡渡的孕肚的前景化处理方式，同样出现在对产房中分娩的产妇的描写中。这位产妇的出场方式与渡渡的出场方式相似，首先出现的是她的肚子：“产妇的肚子挺得老高，我根本看不见她的脸和上半身。看起来她好像只长了个硕大无朋（比）的蜘蛛肚子和两条被脚蹬高高架起的细长而丑陋的腿。”在对渡渡的描写中，除了孕肚之外，多少还涉及面部或表情特写；而在对产妇的描写中，只剩下肚子，连她的脸都看不到。脸部代表着头脑、智力、思想，而产妇的脸被高挺的肚子遮住，暗示着美国社会和医疗机构对女性的态度：女性的价值只存在于她的生育能力。在分娩过程中，产妇被当作一副只剩下肚子的躯体，一副无知无觉的肉体。在小说中，孕妇的肚子总是被描写成奇特的、畸形的，甚至动物化的。这种对孕妇的妖魔化描写讽刺和批判了美国社会将女性视为生育机器，轻视她们的思想、智力，抹杀她们作为人的价值的做法。

医疗机构干预女性的分娩过程，把女性当作生育机器。产科医院“将分娩从一个正常的生理事件转变为一种需要对其进行预防性‘保护的病理状态，而只有医生有资格在医院这样的‘安全环境中提供这种保护”i。Weisman（威斯曼）认为，“如果说生育是女性的终极体现，那么控制和监督生育则是典型的男性领域”j。Bayley（贝利）也指出《钟形罩》中“男性科学对……属于女性的领域的过度入侵”k。美国社会通过分娩的医疗化，将女性的身体和她们的生育能力置于男性医疗机构的控制之下。

普拉斯借女主人公埃斯特之口，呈现出一个恶劣的、不友好的、冷漠甚至非人的医疗环境，揭露了美国医学的阴暗面。在埃斯特看来，一端支着金属脚蹬，另一端放着各种仪器的产床就像是一张可怕的刑台。在分娩的整个过程中，产妇“一直发出一种非人的呻吟声，一刻也没停过”。而巴蒂却告诉埃斯特：“他们给产妇用了一种能叫她忘却痛楚的药，尽管她一直在咒骂、呻吟，但她其实并没有知觉，因为她是在半麻醉状态中。”作为一名医学生，巴蒂站在男性的、科学的角度，为医疗人员能够利用现代医疗科技和专业知识将女性的分娩置于他们的绝对控制之下，以及他们在帮助女人实现生儿育女的女性满足上做出的巨大贡献而沾沾自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给产妇用的并不是能减轻痛苦的麻醉药或止痛药，而是使她忘却痛苦的遗忘药。借助这种药物，他们剥夺了女性分娩时感受痛苦和欢乐的能力，把她变成一副没有思想和感知能力的肉体。埃斯特直言：

我觉得这种药一听就知道是男人发明的。瞧这个女人，她处在极度痛苦之中，显然每一分痛苦她都感受得到，不然她不会呻吟成那样。然而，她一回到家，马上就会怀上第二个孩子，因为那种药物使她忘却了所经历的一切痛楚。事实上，由始至终，在她内心的隐秘之处，那条长长的、漆黑的、无门无窗的痛苦隧道正等待开启，好再度将她禁闭。

这段话暗示了医学干预女性分娩背后的政治纬度：控制女性的生育能力和生育过程、生产驯服的女性身体——生育机器。借助各种医学药物和技术，父权医疗体制力图将女性禁锢在她们的生物功能之中，使女性的身体成为禁锢她们思想的牢笼。“二战”后美国的婴儿潮现象不仅归功于女性奥秘对女性的洗脑，也有赖于现代医疗科技对女性思想意识的操控。Weisman（威斯曼）将产科医院称作生产婴儿的工厂，他尖锐地指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医生将分娩变成工业生产的一种规范化形式，妇女们……‘像一群羊一样被送上了产科的流水线”l。医学与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在此实现完美融合。美国社会一方面大肆美化甚至神化母性和母亲身份，另一方面则利用医学技术确保生育的恐怖和痛苦不会阻碍女性投身于生孩子这一“伟大”事业之中。借助现代医学科技，美国社会旨在将女性变成生育机器，以维护和巩固父权制的统治地位。

分娩过程中，医疗人员对待产妇的态度进一步透露出美国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定位。当婴儿的脑袋卡住时，主治医生并未征求产妇的同意或告知她，而是全权决定在她身上开个口子，以缩短生育时间、减少婴儿的生命危险。埃斯特听见“剪刀剪开产妇皮肤的声音，像剪布料似的，血开始往下流——血红得让人发怵”。在分娩过程中，产妇除了一直发出一种非人的哀号之外，未曾说过一句话。在此意义上，她是沉默的、被动的，仿佛一具任由医生摆布的躯体。医生除了跟她说“往下使劲，托姆莫里洛太太”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言语交流。“托姆莫里洛太太”这个称呼本身就强调了产妇作为妻子的身份和作为妻子应尽的义务——生孩子。当孩子生下来时，有人告诉她：“是男孩，托姆莫里洛太太。”但那女人既没有答话，也没有抬起头来。这位母亲没有显露出丝毫的迎接新生儿的喜悦或女性完善的满足，我们在她的反应中能看到的只有麻木和痛苦。作为母亲的真实感受和女性奥秘所宣扬的身为母亲的神圣感、满足感完全不相吻合，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裂痕反映出女性奥秘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三、精神病院与规训空间

医学带有的政治色彩可以追溯到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上。作为知识的一个分支领域，医学逐渐围绕人的身体和灵魂建立起一整套科学话语，并成为规训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福柯将“灵魂”这一因素引入他对“权力—知识”关系的论述中，他认为，“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m。灵魂体现了权力的效应，指涉着某种机制，权力正是借助这种机制建构起一整套知识体系和科学话语，而这种知识和话语反过来又强化了权力的效应。人们围绕“灵魂”建构了诸如心理、意识、精神等概念，进而创造了心理学、心理治疗学、精神病学等医学分支学科，并逐渐确立这些学科在现代社会中的科学地位。这些建筑于“权力—知识”关系之上的医学知识和随之形成的医学话语，逐渐成为监狱社会中具有一定评判权威的法官，不仅确立对人们精神和灵魂的控制权，也建立起对人们身体的话语权。权力能够通过精神病学等抽象知识体系建立起它在人的灵魂这一领域中的权威地位，并进而赋予精神病医生一种对被诊断为疯癫的个人的身体的正当控制权。在福柯的论述中，精神病医生扮演着刑罚顾问的角色，而在《钟形罩》中，他们却拥有凌驾于被他们定义为疯子的病人之上的绝对权力。通过医学对个人的身体和灵魂进行干预和控制，成为冷战时期美国社会规训和控制人们的正当和合法途径。

医生和病人（尤其是精神病医生和精神病患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注定是不平衡、不对等的。福柯表示，“疯癫的医疗化，或者说，围绕被认定为疯子的個人的医学知识的组织……与制度和权力的运作相联系”n。疯癫的医疗化具有显著的政治色彩，它常常成为社会权力用以隔离、控制和排除异己的意识形态工具。精神病医生戈登大夫，通过给埃斯特贴上疯癫的标签，使她沦为医学的对象，并将她作为精神病例纳入医院的合法管理、检查、治疗和控制之中，确立起对其身体的控制权。实质上，精神病医生与精神病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是理性对疯癫的绝对权力。精神病医生削弱甚至剥夺病人的权利，将其置于医疗权力的控制之下，使其丧失自主权。精神病医生和精神病患者之间的权力失衡在《钟形罩》中体现得尤为显著。

小说中，精神病院成为一个政治性的规训空间。“空间不是一种非物质的观念，而是文化、政治和心理现象的体现。”o对精神病院这个规训空间的分析，能够揭示权力机制在医疗空间内的运作方式和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精神病院成为美国社会对“不正常”的人进行再教育和再培训的场所，通过将病人置于可视空间内，对他们进行持续观察、训练和强制，以使他们表现得体、“正常”。医疗人员的凝视不断向病人施加无形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病人被迫表现得顺从、驯服、守规矩。在市医院中，精神病人被锁在餐厅里进餐，一个护士留在屋内，负责观察、监督病人的表现。平素为大家打开碗盖、分发食物的托姆利洛夫人出院了，起初没有人想接替她的位置，埃斯特出于饥饿，便掀开了第一只碗盖。护士立即高兴地表扬道“你真好，埃斯特”，并指导她给大家分菜。而对于从埃斯特手中一把抓过碗盖倒在她餐盘上的摩尔夫人，护士则立即将她带离了餐厅，埃斯特“想象不出他们把摩尔夫人怎么了”。后来，埃斯特在打翻了护士放在她床上的托盘之后，随即被两个护理员关进了那间窗户上着铁条、原先用来禁闭摩尔夫人的房间。在医院这样一个规训空间内，医疗人员通过奖励得体行为、惩罚不当行为，在病人的意识中建立起“得体—奖励”和“越界—惩罚”之间的联系，有效地将病人规训成驯服的、顺从的身体。

埃斯特和琼所在的私人精神病院通过暂时剥夺病人的权利对其进行规训。福柯认为，“现在，人的身体是一个工具或媒介。如果人们干预它、监禁它或强使它劳动，那是为了剥夺这个人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被视为他的权利和财产”p。这家私人精神病院采取的正是这种“暂时剥夺权利的经济机制”，即暂时剥夺病人的权利，并按照他们的表现或恢复情况，适当地奖励给病人某些“特权”或剥夺他们现有的权利，以达到规训——“治疗”病人的目的。比埃斯特表现得好的琼先离开开普兰，搬到贝尔沙兹。此后，埃斯特便密切关注着琼的情况，她说道：“琼得到散步的权利，琼得到上街购物的权利，琼得到进城的权利。”这些都“令我心里不是滋味”。在她看来，琼标志着她和行将痊愈的人与“正常人”之间的鸿沟，而这些权利则成为衡量病人“正常”和“康复”与否的外在指标。

此外，精神病院还将病人分配到代表着不同病情、“康复”情况、在医院里的地位的住院楼，通过将病人的表现量化和外化对其实行有效规训。埃斯特所在的私人精神病院的住院楼，从高到低分为三等，分别是贝尔沙兹楼、开普兰楼、韦麦克楼。贝尔沙兹是这家医院最好的一幢楼，住在里面的病人很快就能康复出院，韦麦克楼是给病情严重的病人住的，而无可救药的病人会被送到条件十分恶劣的隔壁州立医院。埃斯特对这些住院楼代表的等级结构有着清晰的认识。当一个护士谈到私人精神病院和隔壁的州立医院的天壤之别时，她觉得，“护士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来向我透露我可能有的下场。要么我就表现出一点起色，要么我就堕落下去，像颗熊熊燃烧、继而烧成灰烬的星星，从贝尔沙兹坠到开普兰，再从开普兰坠到韦麦克，最后，诺兰大夫和吉尼亚夫人都把我放弃了，我就摔进一墙之隔的州立医院”。这些楼代表着医院的等级结构，不仅反映出病人的病情、表现和恢复情况，也决定着他们在医院里的地位。住在贝尔沙兹的病人受到医院工作人员和其他病人的尊重和优待，而住在韦麥克的病人则受到人们的怜悯和反感。当诺里斯小姐要搬到韦麦克，而埃斯特要搬到开普兰的正面去时，护士说道：“很遗憾，她不像你，能搬到更好的地方。”当埃斯特要搬到贝尔沙兹时，护士说道：“今天你运气来啦。”这些住院楼代表着一整套基于病人“表现”的等级制度。这些等级化的住院楼，使“康复”——“正常”这一标准和病人与这一标准之间的差距量化、可视化，从而迫使病人在这些外化的等级压力之下按照“正常”所定义的一系列规范调节自己的行为，以逐渐恢复“正常”。

四、结语

20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美国的家庭意识形态和性别意识形态与国家话语密切相连，明确的性别角色分工成为美国在宣传战中彰显其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筹码。美国在国内实行大规模的文化遏制政策，力图将女性束缚在贤妻良母的角色中，规训和生产出驯服、顺从的女性身体和父权社会所期待的女性主体。借助于医学，美国社会权力一方面将女性的分娩置于以男性为中心的医疗体系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则给偏离女性奥秘的女人打上疯癫的烙印，将其隔离、囚禁在精神病院这一规训空间之内。《钟形罩》字里行间流露出普拉斯对女性病人的同情和对美国医疗机制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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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王鳳霞，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