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性格及悲剧成因

常蕊

摘要：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出版于1995年，该作品通过描写一位传奇女性四十年的悲喜人生来折射出上海这座城市的变迁，王琦瑶的悲剧命运使得作品有深刻的悲剧色彩，其悲剧命运是由多方因素造成的。如王琦瑶自身的因素、上海文化环境的影响、几个男人对她的摧残等等。本文从本人、他人、环境的角度来探讨《长恨歌》的悲剧成因。

关键词：《长恨歌》 王琦瑶 悲剧命运

《长恨歌》塑造了一位令读者难忘的上海女性形象——王琦瑶，这个精明而又坚韧的女性在经历了三段失败的感情生活后最终落得一个“碧落黄泉”的结局。而人们对其悲剧根源的探讨还不够彻底，文章试图从上海文化环境、王琦瑶自身因素和几个男人对她命运的影响这三个方面人手来研究造成其悲剧的原因。

一、个人因素

（一）性格因素《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是个平凡而又传奇的上海女性，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上海人的性格与精神气质。她留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是那“飞上枝头变凤凰”的虚荣心，这是造成她悲剧的主观因素之一。

作品中王琦瑶是个懂得触摸时尚的上海女人。她将上海的时尚精神体现在了身上，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孩将自己打扮得楚楚动人本来没有错，但是，她追逐时尚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虚荣心。作者为了表现王琦瑶性格中虚荣的一面，这种虚荣源自于她对自己出身的不甘心。因而，王安忆在作品中安排了一出改变王琦瑶命运的情节，一场有钱人的游戏。一、蒋丽莉的生日。王琦瑶作为她的朋友出席晚会，这是王琦瑶第一次见识上流社交场面的热闹。二、社区舞会。一群年轻人在舞池跳舞，年老的王琦瑶则独居一隅，安静地看着舞池中的人群，缅怀过去欢乐的时光。三、老克腊与王琦瑶的初识。舞会上老克腊与王琦瑶一起跳拉丁舞，他们沉醉在自己的节拍里不能自拔，因“怀旧”结识而成为相知。

上海的派对是女性社交的场合，也是展示自我魅力的一个平台。漂亮风情的女子往往会成为派对的焦点，从上面这三次派对中可以看出，王琦瑶是一个向往欢乐而害怕孤独寂寞的女子。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性格即命运”，王琦瑶的悲剧性格决定了她悲剧的人生。

（二）观念因素王琦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观念。20世纪40年代，社会动荡，她在闺阁中做着繁华梦，是一种追慕名利的生活观念;50年代，王琦瑶入住平安里，反映了她渴望安定生活的观念;8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成熟的、阅尽人间世事的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思维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唯一不变的，是对于爱情的近乎虔诚的信仰，这一点在她的思想观念里是根深蒂固的。在感情面前，王琦瑶无疑是不理智的，在感情的漩涡中再一次迷失了自我。在经历了人生大是大非的王琦瑶已近不惑之年，早已经看淡了人生的悲欢离合。按常理来说，一个经历了大半人生的“老女人”，“爱情”这个东西早已磨炼了她的心性。然而王琦瑶却不同，她照样出入舞会，静静地坐在舞会的一角，静静地等着下一次的邂逅。这就是作者笔下的王琦瑶——一个迷失在f青爱世界的女人由于欲望渴求或者处于偏执的情爱观念，陷入了一次次的感情深渊，无法自拔。一个视感情如命的人，孤注一掷，最终只能是赔得一干二净。她是一个迷失在情爱世界的女人。

（三）宿命因素宿命意识是指人们对于自己的命运无法主宰的悲剧心理。该作品以强烈的宿命意识贯穿始终，增强了文本的悲剧意蕴。王琦瑶无疑是一个宿命意识的坚持者：这首先表现在她对于命运的妥协和坚持顺其自然的原则。她几乎是在朋友的怂恿之下登上“上海小姐”的宝座，这是顺其自然的结果，不是由人能够左右得了的。王琦瑶亦是怀着平和的心态接受命运的安排的。因为在她的思想观念中，命运是被安排好了的。王琦瑶坦然地接受这个安排，没有丝毫挣扎与反抗，而是向命运妥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同理，面对身居高位的李主任，也十分淡定地答应了他的要求。殊不知，她这种消极的人生观一次次地将她逼迫到人生的死角，最后竞无转圜的余地。王琦瑶的美丽是命中注定好的，李主任的飞机失事也是注定好的。王琦瑶年少时去片场游玩，看到了一个女人惨死在床上的情景，与她最后的结局竟然不谋而合。王琦瑶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知道了那个片场的女人就是他自己，死因是他殺。王琦瑶的宿命观念导致她对命运一次又一次地妥协，这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

二、上海文化环境

（一）时代文化环境王安忆在《长恨歌》的第一章中，以鸽子的视角俯瞰上海的全景，寓意了作家的笔触伸向大上海的日常里弄，以鸽子的视角“俯视”上海的市民生活。而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从弄堂里走出来的寻常女子。诚如王安忆所说：“历史是日复一日，点滴生活的演变。”这时期的旧上海文化可谓是畸形的，一直从弄堂出现到街道和楼房的阴暗处，流言在这里滋生。这时的上海文化是既保守又开放的：它的主流文化是殖民文化，它的特征是繁华与腐朽并存。王琦瑶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社会环境向她伸出欲望的橄榄枝，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有钱、权、色的交易。在这里，女性是可以被商品化的，甚至是可以被消费的。所以，王琦瑶是被时代教唆出来的，虚荣和野心使她总是幻想一个平民家庭女子所难以奢望的生活。她从普通的弄堂走出来，又在朋友的帮助下走向了人生的最巅峰，获得“上海三小姐”的头衔，由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孩转变为大明星。这样的华丽转身在那个时代似乎是合隋合理的，王琦瑶在这个过程中内心也无任何波澜，可见，她的思想观念是对当时文化环境的自觉认同。而王琦瑶的选择以及今后的命运亦是不言而明的。

（二）世俗生活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作品《第二性》中写道：“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造就的。”纵观王琦瑶的一生，她的生活环境经历了弄堂、爱丽丝公寓、平安里的转变。王琦瑶在不同的环境中完成了她凄凉的人生，并在与周围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走向了生命的尽头。王琦瑶出生在上海弄堂的普通家庭中，这样的出身似乎注定她与上流社会的人没有任何交集。如果王琦瑶想要实现她的繁华梦，以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她一定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作者安排了程先生和蒋丽莉作为王琦瑶命运的关键人物，是他们俩把王琦瑶送到了上流社会。作品第二部分，刻画了从上海解放到“文革”结束这段历史。1949年后的上海，王琦瑶这些前朝遗民在平安里蛰居，是被无产阶级重点改造的对象。这样的社会风气下，王琦瑶收敛昔日的锋芒，在平安里苟且生活。作者在第三部分描写了上海“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历史。王琦瑶在这段社会生活中独自一人将女儿带大，并看着她嫁为人妇，而日常生活对她的打击亦是浸透在女人的骨血里。

三、男性对于王琦瑶命运的摧残

（一）李主任李主任的出现拉开了故事的帷幕，是他打好了王琦瑶悲剧人生的底牌。作品采用环环相扣的结构叙事，每一段失败的感情都为下一段恩怨埋下伏笔。王琦瑶最年轻的时候找到了在战争中的依靠—李主任。一个是倾国倾城，一个是来者不拒，这样的结合似乎避免不了一场交易。感情世界，双方本该平等。反观李主任和王琦瑶，他们的情爱关系却是不平衡的。在这里，李主任自觉地扮演了极富强权色彩的命运主宰者，因为他的出现给王琦瑶的悲剧命运打上了底色。

（二）康明逊康明逊是旧社会的私有企业工厂主的儿子，是一个懦弱的小男人。他与李主任相比实在是没有什么作为，就连自己心爱的女人也不能守護。他将王琦瑶的长恨悲歌吟唱到了高潮，王琦瑶对她的渴望是倾其所有，可是事实证明康明逊根本担不起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是王琦瑶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遇到的错误的人。但是，康明逊的好，在于能迎合王琦瑶的小心眼。王琦瑶最终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殊不知当他知道王琦瑶怀有身孕时，那曾经的翩翩风度荡然无存，留给王琦瑶的只是一枚难吞的苦果。康明逊并非真正爱着王琦瑶，他只是有点动心罢了。这份真情甚至有点同病相怜的意味。他有一个致命之处—一懦弱。康明逊知心知情却没有担当，担负不起王琦瑶的幸福生活。

（三）老克腊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书信中写道：“唯有你想见我的时候我们的见面才有意义，”老克腊的出现好像是上天刻意的安排。老年的王琦瑶生活平静，老克腊的出现给她的命运带来了变数。他们之间存在不太健康的暧昧关系，王琦瑶对他而言就只是怀旧的工具，他们之间畸形的感情是共同建立在怀旧之上的。而怀旧本身就是一场梦，一场对过去时空的留恋，一旦被现实打破，它的本来面目就无所藏匿。对于老克腊而言，这是一次幡然醒悟;但对于王琦瑶而言，却是心如死灰的打击。时间是残忍的，40多岁的王琦瑶要与年轻人谈恋爱，足以见得作者对于上海“情与爱”的执着的表现。王安忆认为：“女人，是情爱战场上，付出她们一生的人。”造成王琦瑶悲剧的直接原因，是上海文化背景下的三个男人。

《长恨歌》演绎了上海女人王琦瑶的一生，她的悲剧命运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上海繁华与腐朽并存的殖民文化使她有一颗向往上流社会的心，世俗生活中的人与事对她的命运产生了影响，她那种不安分的性格和悲剧色彩的思想观念，使她在命运面前又是那么柔弱。几个男人对她命运的摧残使她彻底失去了对人世的留恋。作者书写王琦瑶人生的悲歌，也是在谱写一曲时代的悲歌。旧上海繁华怀旧的背后，则隐含了作者巨大的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