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柱土家族丧葬仪式中的“坐堂锣鼓”研究

秦懿

摘要：土家族作为群居在偏远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其丧葬仪式具有其特有的风俗和魅力，其中蕴合了很多本民族的文化。本文根据在石柱县多个乡镇的实地考察，从音乐民族志的角度对石柱县特有的音乐形式“坐堂锣鼓”在丧葬仪式中的功能以及背后的文化隐喻进行解读。

关键词：土家族 民族文化 丧葬仪式 锣鼓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作为重庆市境内最多的土家族人口聚集地，是土家族六大宣慰司中改流最晚的一个，在这五十万人口的小县，百分之七十是土家族人。在这里，保留了许多原始又丰富的土家族民间文化，而“坐堂锣鼓”就是其中之一。“坐堂锣鼓”是在石柱土家族丧葬儀式上最常见的一种打击乐演奏形式，也是渝东地区土家族音乐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坐堂锣鼓”除了本身具有的音乐价值，还在丧葬仪式中扮演着其他的角色，根据笔者在石柱县石家乡、王家乡等地的田野调查，将对“坐堂锣鼓”的音乐特征及丧葬仪式中的功能进行分析并阐释其背后的文化隐喻。

一、“坐堂锣鼓”概述

“坐堂锣鼓”的发源地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是重庆市连接湖北省的东部大门，在行政区划中为渝东南片区。石柱土家族属于土家族四大支系中的“北支”，当地土家族人自称“比兹卡”。这个曾经隶属于四川省的小县城居住着一群巴人散落于武陵山区的后裔，又经不同地域的人群迁徙融合之后形成了特殊的部落文化艺术形态和民俗传统。而“坐堂锣鼓”便是受到了不同区域、族群文化的扩张和交汇变化发展而来的。

早年间，石柱的“坐堂锣鼓”源自四川的“耍锣鼓”，主要乐器有锣鼓和唢呐，“婚丧嫁娶…‘节日欢庆”都可以看到听到“耍锣鼓”艺人的影子。后来，深受与石柱接壤的湖北恩施地区办丧事打锣鼓的影响，又与其他外来锣鼓融合发展，唢呐渐渐被摒除在丧葬仪式之外，而保留了锣鼓等打击乐，形成了石柱特有的“坐堂锣鼓”，成为石柱土家丧葬仪式中必不可少的音乐形式。“坐堂”意为“坐在灵堂”，锣鼓艺人被安排在灵堂的左侧轮番坐奏，它是渝东南土家族人对丧葬仪式中锣鼓音乐的特有称谓。“坐堂锣鼓”的一般乐器编制为四件：小鼓、大锣、马锣、钹，人员编制一般为三至四人。“坐堂锣鼓”为标题音乐，但没有曲调，只有曲牌（标题），曲牌与曲牌之间用固定的引子和尾声连接。鼓师在“坐堂锣鼓”中相当于“指挥”的角色，其他锣鼓艺人根据鼓师鼓槌的动作变换可以即兴变换曲牌。土家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锣鼓艺人也大都是农民，没有记谱的能力，便用某个音节指代某种乐器的方式创造了口头念唱的“锣鼓经”，如：“弄”代表马锣敲击，“壮”代表大锣，“丑”代表钹。“锣鼓经”在不同乡镇传播时又发生了一些音节的改变，但大体相同。一代代的锣鼓艺人用这样口传心授的方式，“锣鼓经”至今流传下来上百首，常用于丧葬仪式中的曲牌主要有：《金刚钻》《长生殿》《二百六》等等。

石柱土家族人过着群居的生活，村民之间大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而“坐堂锣鼓”也基本按照世代相袭的模式得以传承，村民们干完农活之后约上亲朋好友练习打锣鼓，偶尔收到丧事主人家的邀请去表演打锣鼓，是锣鼓艺人最常见的生活状态。

二、石柱土家族丧葬仪式中的“坐堂锣鼓”功能解读

随着“坐堂锣鼓”与石柱土家族丧葬文化的深度融合，在石柱农村，它已经成为丧事的标志。笔者去石家乡调查时与一位村民闲聊，顺便打听最近哪里要办“天元酒”，这位大姐便告诉我，只要听到在放鞭炮和打锣鼓，人们便知道附近有人去世了。从中足以见得，经过这些年“坐堂锣鼓”在石柱农村的普及和发展，当地人已经对“坐堂锣鼓”产生了一致的文化认同。

根据史料记载和田野调查，石柱土家族自改土归流以来，摈弃了以往独具特色的岩葬和船葬，主要采用土葬的丧葬方式。完整的丧葬仪式包括小殓、报丧、奔丧、停丧、守灵、大殓、出殡、下葬、烧七、守孝、牌位、扫墓等，但又因丧事主人的财力和各村寨的风俗特点略有不同，对部分仪式步骤进行省略的现象较为常见。而笔者2017年12月9日在石柱县临溪镇黎家村参加的王松芝老人的丧葬仪式是在得知亲友报丧之后赶到的，所以整理出的石柱土家族丧葬仪式是从守灵到下葬的大概过程。

下午两点左右循着锣鼓声来到丧事主人的家，远远看到有吊丧的客人走来，坐在灵堂左侧的锣鼓艺人便打上一段“坐堂锣鼓”表示迎接。客人怀着肃穆的心情进入灵堂（一般设在堂屋），磕三个头，等到主人回礼之后走出灵堂来到院子，仿佛是来到了与灵堂截然相反的新世界。一年都见不到一次的远亲近邻们放下手中的工作和农活，从城里的工厂或是附近的村落赶来，热闹寒暄一阵之后悲伤的心情瞬间被亲友团聚的喜悦冲散。富裕的主人家请了舞狮队与锣鼓配合进行舞狮表演，甚至不惜重金邀请重庆市区的商演乐队来演出，各类表演让人应接不暇。下午5点左右便开始吃“天元酒”，整个村寨的空地被酒席摆满，舟车劳顿、辛苦劳作的人们坐下开始享用地道的美食，乐队艺人、舞狮艺人、亲朋好友、远亲近邻齐聚一堂。吃完饭罢，酒席的桌子不撤，待天色渐晚孝子们开始诵读祭文，对亡者生前事迹追忆、歌颂品德。读完祭文，准备“坐夜”的人们开始打牌、斗地主，或是围坐在桌子旁聊天喝酒，准备熬夜至天明。“坐堂锣鼓”艺人们也要与主人一起“坐夜”，从晚上十二点开始每到整点便开始打一段锣鼓，为坐夜的人们报时的同时也清醒他们的头脑。丧事主人一般会请两到三个锣鼓队，半夜两三点时，这几个不同的锣鼓班子的艺人互相比赛，气氛达到顶点，睡意也一扫而光，一直持续到四点多，这时天快亮了，亲友们吃完主人准备的早饭，锣鼓声一响，便排成长队将棺木抬上山土葬。完成了土葬，浩浩荡荡的吊丧队伍回到村寨，丧葬仪式就算是完满结束，“坐堂锣鼓”也完成了它的使命，锣鼓艺人们领了工钱回家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劳作。

纵观整个丧葬仪式，“坐堂锣鼓”的功能是复杂又多重的。土家族人喜好热闹，丧事也要热热闹闹，“坐堂锣鼓”能够打破灵堂低迷冷清的氛围，是最好的气氛烘托者;土家族人信仰巫术，认为人鬼能够互通，把它置于灵堂彻夜打锣鼓成为吊丧者与亡人之间精神上交流的纽带;在丧葬仪式的进程中，它又以一种主导的身份贯穿仪式的始终，从老人去世——迎接客人——坐夜打锣鼓——上山土葬——仪式结束，推动着仪式各个环节的展开。更重要的是，在以“坐堂锣鼓”为指引的丧葬仪式中，人们遵循锣鼓声跪拜行礼、排队等候、在灵堂彻夜陪伴，“坐堂锣鼓”为族人营造了一种肃穆的氛围，在这个氛围中听到锣鼓声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准许”和“禁忌”促使它形成了石柱土家族特殊的价值观和文化圈。

而在早期，“坐堂锣鼓”的存在似乎与音乐审美性无关，更多是因其实用性而受到重视并普及的。石柱境内大部分都是山区，当地民谣“上山进云间，下山到溪边;两山能对话，行走要半天”，生动地说明武陵山区土家族人地势的险峻。而人们依山而建的吊脚楼虽然是一大特色，但是并不集中，村落之间距离相隔较远，加之山路崎岖导致村民之间走动少则一两个时辰，多则半天甚至一整天。在交通不便而现代信息技术又未普及的旧时代，锣鼓声当仁不让地成为山里人们信息互通的信号塔，响亮的声音一旦响彻山谷，则方圆几公里的亲朋便都能够瞬间了解到有大事发生。法国历史学家丹纳认为，“一个民族会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尤其当他处于知识未开化的阶段时，只能受环境的包围、陶冶和熔铸”。石柱险恶的地理环境反倒促进了“坐堂锣鼓”的出现和发展，很长一段时间，它都以传递信息为主要功能活跃于石柱土家族人的丧葬仪式之中。

三、从“坐堂锣鼓”看石柱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背后的文化隐喻

与土家族的“跳丧舞”一样，“坐堂锣鼓”在某种意义上展现了石柱土家族人生性乐观，笑对死亡的生活态度，也代表着石柱土家族人特殊的丧葬文化：“死亡不从凶而从吉，家家燕乐闹丧。…‘县境土蛮将丧事喜办，孝子贤孙悲不可抑，在灵堂内叩拜哭诉，宾朋则在灵堂外锣鼓吹打，舞狮舞龙，营造出热闹气氛，可谓悲声与欢声共鸣，泪眼与笑脸相向。”

（一）灵魂不灭的生死观

土家族人这种看似奇特荒诞的丧葬文化源自于土家族先民——古代巴人最朴素的最原生形态的生命观：“万物灵魂不灭，生命乃是永恒，生与死只是生命存在的不同形式;生死交替是自然而然的转换，正如植物的枯荣一样，轮回循环交替，永无穷期，灵魂便是生命不灭的种子。死亡不是过程的终止，而只是过程在一种新状态的延续和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复再生。”石柱土家族人将打锣鼓、放鞭炮等活动加入到丧葬仪式中，表现出了与土家祖先民相似的生死观：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旧的生命的终结便是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坐堂锣鼓”不仅是在为旧生命的逝去而悼念，更是在为新生命的诞生而祝福。

（二）独特的祖先崇拜

一个民族的生死观也是其信仰的体现。土家族的宗教信仰一直以来都充满强烈的“目的性”：他们祭拜天地、自然祈求风调雨顺;祭拜“五谷神”祈求、五谷丰登。自从改土归流后，土家族人对祖先的崇拜蔚然成风，他们把去世的先祖高到与“神灵”一般的地位，供为“家先神”，认为祖先能够在另一空间保佑子孙，福泽庇佑。信仰者与被信仰者之间依靠血缘连接，巩固和发展氏族的力量，创造出了一个人鬼同在、灵魂互通的精神世界，而丧葬仪式便是祭祀先祖，保佑子孙的重要时机。石柱土家族人将人与人之间互惠互利的契约精神复制到人与先祖之间的关系，丧葬仪式成为族人与祖先之间签订合约的神圣时刻，孝子用好米好菜将先祖供奉，祖先则保佑后代平安顺遂。这样的宗教信仰形成了在石柱县不管家境是否富有，对丧葬仪式都会大肆操办、热闹风光的特殊风俗。

（三）丧葬仪式是对宗族观念的重建

在以前的农耕时代，子嗣兴旺是一个家族兴衰与否的关键因素，土家族人也不例外，宗族观念尤其重。他们每年修建祠堂、修订族谱，给小孩儿起名儿也不忘论资排辈，如今的石柱县图书馆也依然保留着不少姓氏的族谱，它为土家族人追根溯源、了解宗族的人丁状况有着不小的参考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土家族人远离家乡在外打拼，为了省下路费甚至连春节期间都难得回到家乡，宗亲们甚至一年都见不到一次，这些状况对土家族人的宗族观念、血脉相连的亲情都是不小的冲击。而丧葬仪式是土家族人最为看重的仪式，“送到终为真孝子”的伦理观念让不管路途多么遥远的人也要赶回来为亡人送终，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亲人借由这个仪式重新回到熟悉故土，是对自己“根”的一次追寻。人们头缠孝帕，围坐在一起为亡人守夜，跟随锣鼓声跪地磕头，这些熟悉的时刻不仅是对亲情的升华，对土家族文化的温习，也是土家族人对宗族观念的重构。同时，丧葬仪式是对宗族和血缘关系的进一步强调和认同，“它增强了氏族或家族内部的团结，增强了人们彼此之间的凝聚力，显示了族人的集体力量，还能起到教育本族成员，强化其亲缘观念的作用”。

（四）从丧葬仪式中获得新的力量

虽然土家族人因其信仰和祖先崇拜等原因对人的生老病死持乐观的态度，但是人作为感性动物，对于亲人的死亡自然会流露出悲伤的情绪，对于一个家族来说，人丁的减少也意味着宗族势力的削弱。在这样伤感的气氛下，以“坐堂锣鼓”开场的丧葬仪式既冲淡了悲伤的氛围，也是对宗族势力的集聚。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从各地赶来，大家嘘寒问暖，唠叨近况，对亡者表示哀悼，为丧事主人帮忙，给予抚恤金，让丧事主人得到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抚慰。

另一方面，出于对逝者的尊重，即使是与丧事主人贫富、阶级差距极大的人前来吊丧都得一改平日的作风恭敬地、虔诚地进入灵堂跪拜，小心地、温和地安慰主人。在丧葬仪式这个特定的空间，社会复杂的分工和等级被洗牌，丧事主人成为掌握最大权力的人。他们对别人发号施令、左右逢源，而人们也理所应当地接受安排，极力配合，在丧葬仪式中，丧事主人的自信心和掌控欲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五）丧葬仪式是整合和增强集体意识的强力剂

石柱土家族整体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形态，所以群体意识在土家人的心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哪家要办丧事，近亲和邻居主动过来帮忙已经成为石柱土家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族群规则，彭武麟在著作《中国土家族》中也有记载：“凡有起屋、婚嫁、丧葬等大事之家，左邻右舍，全寨不请自来帮助做工，不计报酬。”丧葬仪式作为社群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让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共渡难关，平日里的小摩擦在互相幫助的温情中被抚平，丧葬仪式成为土家人独有的人情纽带和化解矛盾的形式;同时，石柱土家人的社群和集体意识得到了增强，秩序得到了巩固。

（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和竞争

经历了时代的更迭，丧葬仪式也被刻上了时代的烙印。据资料记载，十多年前的石柱土家丧葬仪式中不仅有“坐堂锣鼓”，还有“打绕棺”和“唱孝歌”等音乐形式存在。然而随着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冲击，汉文化对土家族文化的同化，石柱土家丧俗也受到极大的影响。十多年过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博弈从未停止，传统土家丧葬仪式中的音乐形式渐渐被舞狮玩龙、承接“红白喜事”的现代化乐队取代，仅有“坐堂锣鼓”保留了下来。

结语

曾经的石柱土家山寨，敲锣打鼓声不绝于耳，打锣鼓既能娱乐放松，还能补贴家用，成为最常见也是最多人学习的乐器。然而，由于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冲击导致流行音乐的审美占据了强势地位，相比“坐堂锣鼓”，少数留村务农的年轻人更会被制作精良、美女如云的商演乐队所吸引，对于学习打锣鼓兴趣不大。根据笔者2018年7月在石家乡的调查，虽然每两三户中便有一人会打锣鼓，但几乎都已年逾半百，“坐堂锣鼓”面临断层的危险;另一方面，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乡差异的扩大，石柱作为贫困县，经济落后，多数年轻人选择离开家乡进城务工，留下了古稀的老人和稚嫩的儿童，“坐堂锣鼓”同时面临无人传承的尴尬局面。“坐堂锣鼓”的现状虽然不容乐观，但是随着国家对保护传统文化的大力提倡以及一系列举措，不少文化机构、学者也将关注点聚焦到了石柱的锣鼓文化上：石柱县文化馆经过田野调查走访，收录了近百首锣鼓引子，收录于石柱县民族民间音乐曲集《太阳出来喜洋洋》;2017年，石柱土家“断头锣鼓”成为重庆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这些年各方对石柱锣鼓艺术的广泛关注和保护，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未来对“坐堂锣鼓”的传承和发展仍然值得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