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殉道的王莽

孙同策

摘要：王莽在中国历史人们对他的评价一直是比较负面的，然而梳理王莽登基前后的历史，可以看到王莽的形象与人们口中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笔者认为：在《汉书·王莽传》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思想变迁，以及王莽推行的各种政策的结果，重新对王莽进行客观的评价是非常有必要的。关键词：王莽儒家理想主义

世人提起王莽往往是嗤之以鼻，对他的认识停留在篡位者和虚伪之徒上面。“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的评价不绝于史书，以至于人们形成了对王莽的刻板印象。然而历史中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存在，每个人的形象也必然是鲜活的。那么王莽的真实形象在历史中是什么样的呢？仔细了解他的生平，我们会发现，世人眼中的王莽更像是故意被人诋毁的形象。

《汉书·王莽传》记载：“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世父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其中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从上面这几件小事来看，王莽俨然是一位恭俭礼让、大义灭亲的儒家君子形象，并非人们所说的大恶人。即便是后来王莽代汉自立，也一直生活简朴，甚至逼其孙女自杀为一名家奴偿命，践行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古训。然而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而王莽篡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性格并无改变，又如何能称其为伪？所以说王莽是虚伪奸猾之徒，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

而篡位者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所谓篡位，意味着逆而夺取，是用强力取得皇位。而王莽代汉，从不曾动用一兵一卒。熟悉西汉思想史的人应该知道，西汉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诠释儒学，推演出了一套灾异谴告理论。就是所谓的“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董仲舒试图以此来建立超越君权之上的神权体系，甚至想要获得天道的仲裁权。但不幸汉武帝只是把他的理论当作可利用的工具，只接受对统治有利的部分，而拒斥不利的部分。皇帝敬畏天命的传统建立了，但仲裁权并没有赋予儒家。董仲舒因此触怒汉武帝差点被诛杀，以后不敢再谈这套灾异理论，但这套理论还是被儒家继承了下来。随着西汉后期社会矛盾的加剧，更受命论、五德终始论、禅让论逐渐流行起来。实际上这整套意识形态是环环相扣的，汉朝的合法性建立在五德终始论的基础上，汉朝取代秦朝，是因为秦朝德衰，所以汉家皇帝要更受命，要禅让给有德之人。这套理论的核心在于，天命不长存，其并非万世一系的，一德衰而一德兴。汉昭帝时期，眭弘谓：“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宣帝时期，盖宽饶上奏：“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这些都表明，当时很多人对汉家天下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汉哀帝要禅让帝位给董贤，表明当时禅让论不仅流传于民间，同时为统治者所深知。哀帝迫于形势的更受命不仅没有挽救汉朝却严重打击了西汉王朝的统治合法性。王莽以禅让得天下，从四十八万人上书之事，不难看出王莽是得到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拥戴的。这也是王夫之所谓：“故莽之篡汉如是其速者，合天下奉之以篡。”钱穆所说：“（西汉社会）深信阴阳五德转移之说，本非效后世抱万世帝王一姓之见。莽之篡汉，硕学通儒颂功德劝进者多矣。”钱先生所言指明了王莽代汉，实在是上应天时、下顺民心的自然结果，绝非乱臣贼子和篡位者，大儒扬雄和刘歆都曾为王莽的禅让继位背书。然而王莽之后，禅让论在中国历史上就很少再被人提起，有其自身的原因。禅让的本质就是有德者居之，贤者居之，然而如何认定贤佞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很难避免被野心家所利用。刘秀和公孙述的正统之争、谶纬之学的流行都和禅让论有重要关系，统治的不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

王莽即位之后面对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民众卖身为奴的问题，实行了均王田、解放奴婢的政策。而在商业上推行“五均”“六筅”“赊贷”之制，是以古文经《周礼》《乐语》为依据而提出来的，体现了均平、抑制兼并的思想。所谓“五均”是指：在首都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共六大城市设置五均官，“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印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于民。其贾氐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而“六筅”是指：“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牺和置酒士，郡一人，乘传督酒利。”实行制盐、冶铁、酿酒、铸钱的官府垄断经营，征收山林川泽渔采之税，进行官府商业买卖和高利贷经营等五均，加上官府垄断经营制盐、冶铁、酿酒、铸钱和征收山泽之税，合称为“六筅”。筅者，管也。这些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并非王莽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想出来的，而是与中国的传统有着深刻的联系。在面对土地兼并的问题上，儒生当然认为先古之时的井田制是解决土地问题的灵丹妙药。师丹谓：“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王莽的经济改革的原则事实上就是儒家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其他措施诸如王莽频繁变更地名、官名，这些更名行为也完全是孑L子思想的体现。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王兴、王盛以其名有兴盛之意而被封为公，更是更名的极端体现了。新朝改“单于”为“服于”、“高句丽”为“下旬丽”这种行为就是显而易见地贬低夷狄，称赞华夏，是儒家华夷之分的表现。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所有这些看似难以解释的纷繁杂乱的政策，其背后都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废秦政、行周政，复古三代的美好愿望，实现儒家的理想政治。王莽所行政策的背后完全是儒家思想的指导，堪称是贯彻儒家学说的楷模。然而王莽的这些政策因为不切实际，在现实中遭受了巨大的挫折，改革以失败告终。

王莽的失败与其说是他一个人的失败，不如说是儒家理想政治的失败。从《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大概可以理清汉代到新朝儒家的一个发展趋势。高祖和文景之时，西汉初定天下，据守关中以制关东，其统治并非稳固，非假王无以震之，应该说是符合王朝初年的实际情况的。西汉初年所谓汉承秦制只是一种文宣的说法。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刘邦集团大多是底层人，而秦帝国是之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新事物，且仅二世而亡，刘邦集团的人能不能完全理解秦帝国的意义是很值得怀疑的。不然刘邦也不会在叔孙通制定礼仪之后说出“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这样的话来。而如果不理解它的意义，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完全按照之前的方式来治理这个帝国。儒家在西汉初年没有成统治的主流思想，也就可以理解了。随着七国之乱的平定，汉朝的统治稳定下来，儒学逐渐昌盛，儒家的地位开始上升，才会有公孙弘拜相、刘歆封国师之事。班固说儒学的繁荣“盖利禄之路然也”，然而能给予众多儒生利禄的显然只有朝廷能够做到，这也间接说明了儒学的上升趋势。

随着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的加剧，人民的生活愈发艰难。儒家对现实也逐渐变得不满起来。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朝廷行周政不彻底导致的。于是一代大儒王莽登上了历史舞台。孔子一生急急如丧家之犬一般奔走，就是为了复兴周礼之治，而这个追求，王莽不仅将其当作一种信仰，而且也付诸了实践。然而孔子追求的三代之治，是早已消失不见的封建之治，如果说孔子的那些措施，在封建时代还有可能实现，那么在王莽所处的世界帝国的时代，是不可能成功的了。时代已经变了，士亡常君、国亡定臣的美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还了。王莽的失败给以后的儒生提供了异常深刻的教训，以后阳儒阴法成了历代王朝的治国之术。然而平心而论，王莽却是一个真正的儒家理想主义者，子日：“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而王莽在临死时却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这表明王莽至死都认为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是符合儒家教导的。按照儒家圣王与素王的划分，王莽实际上是儒家历史上最后一位以身殉道的圣王。然而儒生们从来没有想過，秦始皇开创的世界帝国与小邦林立的周代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存在，不打破始皇建立的国家主义机器，儒家的理想主义政治就是镜中花水中月。他们致力于减轻百姓的负担，得到的却是秩序的失控下百姓的痛骂。儒生并不能取代封建贵族的作用，也不能仅仅依靠接管帝国就幻想实现周孔之道。

班固对王莽的评价尚可理解，毕竟他属于只知有汉，不知有天下的人。而后世儒生对王莽的刻薄看法，倒是完全适用于他们自身。他们从王莽身上看到了儒家理论的不现实性，这套理论实行得越彻底，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就越大。然而他们为了避免把王莽的失败归于儒家的失败，而不得不诋毁王莽。其实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儒家的理想不能实现，不是这套理论有问题，而是王莽个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