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蒂克的十一种消亡

摘 要：《饥饿的女儿》是英籍华人女作家虹影的代表作之一。作品抒写了下层民众的苦难和不幸，表现了女性个体经验和时代共性经验，表现出了在现代语境中渺小个体之于宏大历史的焦虑，为女性自传文学甚至新历史主义小说做出了较好的示范。在小说问世的二十周年之际，为弥补研究空缺，本文致力于探讨文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解构。本文将从解构的前提谈起，进而指出文本解构的方式，并揭示其内核，最终阐明其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饥饿的女儿 爱情 婚姻 解构

《饥饿的女儿》创作于1997年，为英籍华人女作家虹影的代表作之一，曾获台湾《聯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并入选台湾青少年自选教材。故事以饥饿为背景，爱情为主题，十八岁为核心时间，用六六对于情欲和身世的解密作为全书两大线索，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视角，并用双向度的叙述展开故事，描绘出一幅20世纪重庆的乱世图景，抒写了下层民众的苦难和不幸，探索了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饥饿的女儿》是新时期女性自传文学中一部出色的作品，吸取了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一派，诸如立足平民立场，以“小叙述”建构“大历史”等创作长处，因此，它虽同样以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探讨建构小说，却明显地超越了同时代的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等女性自传文学作品。但目前，对《饥饿的女儿》的研究主要在饥饿、苦难、女性主义等层面，还鲜有对其爱情婚姻层面的探究。因此，在小说问世二十周年之际，我想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以弥补这一研究空缺。本文将从解构的前提谈起，进而指出文本解构的方式，并揭示其内核，最终阐明其意义和价值。

一、解构爱情和婚姻的一个重要前提

笔者认为，正视生活苦难，并以极大的勇气秉笔直书是这部作品能够解构爱情和婚姻的一个重要前提。《饥饿的女儿》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我们能够在作品中发现许多与作者本人相符的信息，如作品的代言人就和作者一样，都出生在1962年的重庆，都曾生活在一个复杂的家族里，并且最终都选择了漂泊。作者也曾坦言“《饥饿的女儿》实际上是一部黑白纪录片”，甚至作者“在梦里还经常会出现书中写到的情境，与某些已死去的人的对话”，因此，可以说这部自传体小说的取材是与生活贴合得非常紧密的。小说的内容或许具有一定的传奇性，但却真实地书写了在1962年到1980年间几经波折的历史背景下，生活的鄙俗难耐，爱情的虚幻缥缈，带给置身事外的读者的尚且是压抑和沉痛，那么，带给作者的分量，便可想而知了。其实，虹影完全可以效法《无字》的处理手法，让同为作者张洁代言人的吴为发疯，使之与令人痛楚的现实隔离，又可以继续存在。但虹影不愿用这种发疯的方式自伤自怜，也不愿因此而停止对于问题的思索与阐释，她情愿将六六的创伤性经验与自身联结，从自己的苦痛与经历出发，秉笔直书，不作讳饰，因此该书的最大特点就如同葛浩文认为的那样，“坦率诚挚，不隐不瞒”。也正是由于这样，虹影才能毫不留情地解构爱情和婚姻，并进一步探索在历史浮沉中女性命运的多种走向和可能。

二、解构爱情和婚姻的五种基本方式

（一）社会历史层面的消解

在文本对爱情的诸种消解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通过社会历史来消解爱情。爱情作为两个人灵魂的契合与升华，必须依赖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存在，同时受着它的巨大制约。我们在这篇小说中，看到了作者近乎残酷的设定，似乎绝大部分的爱情都没有适宜其生长发芽的外在土壤。

六六和历史老师，都是痛苦的苏格拉底。六六在不断探索乱世的生存之道时，对这个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玩世不恭的叛逆，她嘲讽道：“越往我出生前大饥荒那些年翻，消息越是美好，生活越是美丽。这样的报纸太有价值，任何人想了解自己的祖国，想了解历史，应当经常翻阅。”历史老师亦是如此，他写信反映四川饥馑实情，收听外国电台，聚众谈论文学——最富洞察力与叛逆性的艺术之一，甚至提出两种见解。而时代的主旋律是无条件的相信，豪不犹豫地服从。显然，这两个人都必然为时代所不容，因此，他们的爱情也必然遭到毁灭。母亲与小孙的恋情超越了伦理，因而在那样一个鼓励人人揭发，并提倡社会主义新风的时代里，大姐发现男人的鞋子而大喊大叫吸引来了邻居的注意，给他们的恋情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并最终在父亲归家后的压力下，他们的恋情不得不沦亡。虽说父亲给了母亲选择的机会，但在一个将会人人非议的处境里，其实母亲是毫无选择余地的。母亲和袍哥头子的婚姻就源于地位、权力的不对等，于是这造成了母亲被当作玩物的悲剧命运。而这种男女两性地位的差别以及彼此权力的悬殊，也指向了那个时代特殊的文化语境。大姐在卫校的爱情最终被扣上了“历史有污点”的帽子，也是那个时代保守的风气和强权的做派所致。而德华放弃四姐，转而追求厂里支部书记的女儿，甚至在婚后，一直与其藕断丝连，也是由于当时的情况下农民身份的卑微和人人都想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利己主义风气。而作为背景渲染的几组婚姻更是如此。二娃的妈与妓女张妈被丈夫殴打虐待，源于当时男女不平等的事实；三姨夫被抓，三姨婚姻彻底破产，罪在那时的政治清洗；程光头父母婚姻的破灭，是由于战争的屠戮；母亲纱厂工友婚姻的解体，归咎于连年的饥荒和当时政治险恶的用心。

（二）伦理层面的消解

爱情作为基于人的道德的一种感性与理性交织的体验，它是顺应基本伦常的。但是，我们在文本中可以发现，顺应了伦理的婚姻往往只是以一种无爱的形式缔结着，缺乏最本质的精神愉悦，反而在违背伦常的爱情中，我们才能找到灵魂的契合，但最终又因不合伦理而解体。

六六是学生，历史老师是有家室的教书先生，两人的社会身份是何其的不对等。但恰恰是在这种悬殊中，产生了最令我们震撼的灵魂碰撞。虽然最后文本是以历史老师的自杀结束这段爱情的，但我们可以想见，即便他不自杀，他们最终也不能相爱厮守，因为这种违背伦常的做法在当时是不能被大众所接受的。母亲和小孙的爱情亦复如是。他们于伦常外唱川剧、染发、偷粮食，找到了各自原生家庭所不能给予的爱情，又由于伦常而失去爱情。而小孙与乡下妻子的爱情确实合乎伦理，但小孙的心却全记挂在了母亲和六六的身上，他省吃俭用，挖地种菜浇粪施肥，只为每月按时给六六十八元之多的生活费。所以这种合法婚姻，却更如形式婚姻，毫无爱情可言。另外，由于六六父母的婚姻一直以某种形式缔结着，并且还具有一定的向心力，因而我们没有把其归入爱情悲剧。但应该认识到的是，他们合乎伦理的婚姻实质上也是无爱的，这一点甚至文本在最后一章的第三节里直接点出，“她不爱父亲”。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本给我们设计了一个类似于“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的陷阱，伦理之内难觅爱情的存在，伦理之外又不允许爱情的存在，从而彻底地从伦理层面解构了爱情。

（三）性别与契约层面的消解

婚姻是男女两性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一种双向契约，要求除享受爱情的美满之外，更应履行对彼此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我们发现，文本中的爱情，常常是以男性这一性别角色单方面的放弃责任、解除契约而分崩离析的。

男性主动的有袍哥头子、小孙、德华和二娃爸。袍哥头子主动卸下了婚姻中男性角色应当承担的义务，和别的摩登女人鬼混并打骂母亲，消解了爱情中性别对等的基石，主动使爱情走向灭亡。小孙由于心念母亲和孩子，也主动放弃了男性的职责，从而瓦解了爱情的核心层面。德华由于受利己风气的影响，追求支部书记的女儿，主动撕毁了爱情的契约。二娃爸也毫不尊重二娃妈，对其肆意殴打，消解了爱情的基石。

男性被动的则有历史老师、三姨夫、程光头的父亲和母亲纱厂工友的丈夫。历史老师渴望与六六相爱厮守，但最终在当时的政治迫害中不得不选择死亡；三姨夫和母亲纱厂工友的丈夫也都被检举揭发而被迫从爱情中抽离；程光头的父亲则是在空袭中被炸死，他们都不情愿而不得不离开爱情和婚姻。

因此，这种用性别和契约解构爱情的方式，实质上指向了对于男性的质疑和批判。而爱情或者婚姻的缔结本身便是性别之间的一种和解和狂欢。因而，可以说，文本直接将矛头指向了爱情或婚姻的本体，对其存在的合理性做出了否定。

（四）生命感层面的消解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很好地点明了爱情充满了生命力的特点。在爱情带来的强韧的生命力中，我们应当是饱含着精神的喜悦和灵魂的愉悦的，因此形诸笔端，也应选用美好的意象营造和谐的氛围。但在文本中，却充满了灰败、绝望，甚至死亡的意味。

六六和历史老师的爱情、小孙和乡下妻子的婚姻、四姐和德华的婚姻、三姨的爱情、妓女张妈的婚姻，都是以一方的非自然死亡而解体的。文本采用的多线索穿插叙述的方式，恰恰使得各种悲剧交错呈现，相互影射，于是，这种死亡的意味被散布在充盈了各种爱情之中，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爱情中的生命力与欢愉感。

另外，在爱情的进程中，也渗透着灰色的绝望意识。如六六在和历史老师达成了诸多共识后，最终准备去完成灵与肉的交合时，应当是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和期待的；而文本中对于她的描述却是她意识到她的“青春年华会非常短暂，像一束光，在一个密匣里锁住”，她觉得她“完蛋了，没救了，还没开始爱，就把应该是两个人的爱之路走掉了一大半”，于是她将“自己一生应享有的美丽，不想保留地使用了”。六六的这种绝望的预感和心绪，消解了爱情将要完成的大喜悦。同样，母亲和小孙的爱情也充满了绝望的色彩。文本中写道：“这已经不是第一回告别了，每一次都是最后。”这种悲剧感和宿命感渗透了他们的每次会面与告别，消解了爱情的喜悦。

（五）信仰層面的消解

信仰层面的消解主要表现在大姐和六六的身上。在离了两次婚后，大姐向六六发出了“一个比一个差，再找一个也不会好”的感慨，这是文本首次通过他人之口对爱情提出不信任。六六开始鼓起勇气，追问出了自己的身世，并在和生父会面将要结束时，拒绝生父跟着她，并说不想再看到他。这是对生父与母亲爱情的不承认，也是对爱情信仰的第二次直接抛弃。随后，当六六听闻历史老师的噩耗时，她甚至解构了她和历史老师之间的爱情，认为“我们两个人实际上都很自私，我们根本没有相爱过”，并最终决定离家，远离过去的一切。这是她对爱情信仰的第三次直接抛弃。离家之后，爱情在六六的眼里更加虚幻，她认为结婚和生养孩子是笑话，绝不能走每个女人都要走的路，并“学会了诱惑与被诱惑”，在烟酒里沉溺，在舞会中恣肆放纵。这时，本文终于完成了第一视角下的对于爱情信仰的最后解构与背叛。

三、解构爱情和婚姻的潜在内核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深层创伤是个体存在的内在基石，而对于创痛的回忆则是唤起个体存在感的重要手段。作为承担着拨开表象揭露本质任务的作家来说，他们敏锐善察的个性更使得他们拒绝“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因而，他们的作品往往呈现出如下两个特征：一是锐意探寻生命的内在动力和外在表征之间的联结和疏离；二是由于惧怕存在感和生命本质的陷落和迷失，因而十分执着，表现出指向生命本体的焦虑和不安。如余华、王小波、严歌苓等作家，往往是以第三者的身份观察文本中追述的历史，因而有份跳脱事外的冷静、从容和智慧，从而呈现出了第一种风格特征。而虹影、张洁等作家，往往在某种内在压力的逼迫下用底层情感体验的方式直接进入文本，将自己和主人公一起燃烧，使得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的情感脉络无缝对接，以此来抚平、回味、纪念或是反抗、重塑自己的创伤经历，因此更多地呈现出后一种风格特征。

对于虹影，爱情和婚姻是一个“围城”。由于情感的饥饿，她进去了，但随之又厌恶了，因而希望用解构的方式来出城，但出了城，又恢复到了情感饥饿的状态，于是重又渴望进城，这便产生了“情感饥饿——抗拒饥饿”的二律背反。而这令人纠结彷徨的围城，由于作者在半生漂泊、不断“逃离”之下人生表层的动力和线索的损毁和丢失，作为饥饿链条中的重要一环被锁合进了她的记忆，打上了她自己独特的标签，成为象征她独立于其他个体之外的旗帜，也成为其作品中使之进退维谷却又耽溺沉醉的母题。《饥饿的女儿》就是基于此而诞生的。可以说，虹影在该书中对于爱情和婚姻的解构，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并未能指明打破围城的路径，而是提供了一种存在的方式和状态。为了确认存在，她必须进行回忆和书写，但这又给她带来了苦痛的体验，因此她必须通过这种解构式的重构，来完成对于存在感的不断确认，给自己以生命真实可信的感觉，以抵御历史洪流对于渺小个体的洗刷和抹除。于是，文本中潜在的自怜自慰、自我反抗和焦虑不安的意识形态便显而易见了。

但值得说明的是，这种意识形态是伴随着现代语境里的人性异化而诞生的，甚至可以说，是20世纪以来中西方文学共同探讨的母题。它们表现出的是大历史对于小人物的冲击，无限的时间对于有限的个体的泯灭，指向了对于生命内核的情感体验、理性思索和非理性颠覆，为人重构历史与自身的关系以及人类本体意识的精神复归进行了或主动或被动的实践，留下了一个可供永久探究的开放域场。因此，文本中呈现出的融合了哀悼、焦灼、反抗等的复杂情感与《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等流于浅表、只关心独立于社会与历史之外的自怨自艾、自哀自伤是截然不同的。

四、解构爱情和婚姻的双重意义和价值

（一）展现出反抗传统女性命运的精神

小说以饥饿为背景，展现了三层饥饿：第一层为物质的极度匮乏导致的生存本能上的饥饿；第二层为原生家庭缺乏关注以及私生女的身份导致的对于形而上的爱情的饥饿；第三层为保守的社会风气导致的对于性的饥饿。而作者在展现了对于第二、三层的饥饿的弥补后，又解构了它们，并力图在这一过程中，对“我是谁”做出阐释，探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一定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一定会对女性的生存和命运产生影响，袍哥头子可以“通夜不归”，带“摩登女人回家”，妓女张妈的丈夫可以“用工装皮鞋”将张妈“踢得一身青肿”，六六看到了传统女性在这一时期的命运，因此，六六的存在情绪是焦虑不安的。但在完成了爱情的灵与肉的统一却又随即幻灭后，六六意识到了女性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应当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存在意义，不应该成为男性的附庸。于是，作者成功地用解构爱情和婚姻的方式，使得六六觉醒，让六六走上了“离经叛道”的反抗传统女性命运的道路。因此，作者的解构实质上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颠覆了传统爱情婚姻观念，展现出了追求女性独立的品格。

（二）为女性传记写作开辟了新的道路

文本在揭示六六的爱情悲剧时，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来书写女性在爱情悲剧中的独特内心体验以及私己化的创伤性经验，而在揭示亲人以及邻居的爱情悲剧时，则采用了全知视角，相对客观冷静地表现了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下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悲剧，以及一种富有时代色彩的公共的创伤性体验。文本在两种叙事视角的相互切换中，将女性经验和时代旋律有机结合在一起，并将个人的创伤性经验和时代的创伤性经验相互指涉，互为阐释，先用时代背景來解构爱情和婚姻，再用被解构了的爱情和婚姻反过来解构与批判历史，展现了对于历史与命运的沉思与探索。这种文本的呈现方式，实际上是从解读历史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批判力角度，试图摆脱女性文学作为“第二性”文学的从属地位，淡化两性之间的性别鸿沟，恢复女性作为“人”所共有的本质属性。文本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解构爱情与婚姻的做法与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所提倡的在女性传记写作中“兼顾个人和群体，运用个人的故事去理解使其形成的社会结构”的主张不谋而

合，成功地突破了新时期以来女性自传写作中为摆脱边缘化而以更加边缘化的个体情感行文，只关注个人化经验叙述的封闭写作的局限，为女性传记写作开辟了一条可行的新路径。

五、结语

《饥饿的女儿》是一部建立在直接情感体验和真诚再现基础之上的作品，它直面作家内心的苦楚和那个时代的创痛，隐含了有限的个体面对无限的时间的焦虑不安，却用节制的情感和克制的文风成功回避了女性自传文学中自伤自怜与自怨的问题，并表现了在传统男性文学中缺失的属于女性个体经验的部分。作品用对于爱情和婚姻的解构，实现了对于历史的反思以及对于女性人格的探讨和命运的追寻，并打破了历史作为男性“御制经典”的属性，勾画出“这人间喜剧深处的复杂，在被普遍所遗漏的地方去询问独具心流”，从而使得其文学品格剥离了历史品格而愈发熠熠生辉，为女性自传文学甚至新历史主义小说做出了较好的示范。

参考文献：

[1] 张英.K及其他——虹影访谈录[M].广州：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

[2] 虹影.饥饿的女儿[M].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

[3] 虹影.饥饿的女儿[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

[4] 史铁生.我们活的可能性有多少[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

作 者：葛盛宇，长春光华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