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战争环境下的女性形象研究

摘 要：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杜甫是最具代表性的唐代诗人之一，他写下不少言及战争的诗歌。在这些诗歌中，有43首塑造了女性形象，既折射出诗人对这些女性的尊重与同情，也反映出杜甫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这些战争中的女性形象，体现了杜甫以己度人、以情度人的心怀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儒家精神。

关键词：唐诗 杜甫 战争 女性

杜甫是我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身处盛唐向中唐的过渡时期，遭遇了八年安史之乱，亲证了唐王朝从繁华到衰败的巨大转折。诗人的后半生饱受战争动乱之苦，他带着妻儿颠沛流离，亲历了战争给唐朝广大社会带来的灾难。杜甫写下不少言及战争的诗歌，其中有43首塑造了战争环境下的女性，从贵族女性到平民女子，从垂垂老妇到少妻幼女，既有社会上的女性，也有自己的“老妻”，几乎无所不包，具有广阔的包容性。笔者以仇兆鳌校注的《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0）为底本，统计出杜甫诗歌中出现的战争环境下的女性形象并进行分析，折射出其中寄托的诗人思想情感、审美态度及唐代战争环境下人民的生活状况，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诗人妻子

在杜甫的诗歌中，有43首言及战争环境下的女性。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他的妻子，共有10次。可见妻子杨氏是杜甫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伴侣。杜甫35岁时离开家前去长安求仕，不料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他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这漫长的漂泊岁月中，他与妻子杨氏始终相濡以沫，相互扶持。

诗人在逃脱安史叛军的拜官后，写下《述怀》一诗。全诗以平常语道来，却声声是泪。“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表现了诗人的肝肠寸断和对妻子生死安危的深深担忧。另一首《雨过苏端》以“妻孥隔军垒，拨弃不拟道”作结，诗人在接受朋友款待之时，也始终惦念妻子，这是一种笃厚凝重的情感，是执子之手的最好注解。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诗人终于回州探家，作有《北征》，诗中写“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久别重逢后见到的妻子却是瘦弱如柴，鹑衣百结，可见自己离家之后妻子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又经动乱，已是饱经沧桑，见到自己却又精神焕发，面复容光，其中表达的是诗人深切的愧疚、怜惜和伉俪之情的笃挚。广德元年（763），官军消灭了安史叛军，杜甫喜闻这一消息，写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杨氏看到丈夫因战事的胜利而激动落泪，她也一扫心中的愁苦，跟随丈夫还乡，始终理解并支持着丈夫。杜甫的妻子杨氏不但对丈夫深情，甘愿付出，对子女也是舐犊情深。安史之乱时杜甫被俘，惊魂未定中写下《遣兴》，怀想了儿子宗武的乖巧懂事，“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两句，说明妻子还是一个疼爱孩子的慈母。

因此，杜甫对战乱中的妻子的描绘是饱经风霜、深情不减、体贴知心、舐犊情深的贤妻、慈母，而他对妻子是爱怜、愧疚、尊敬多种情感交织。他在《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其二中说：“何日干戈尽，飘飘愧老妻。”可知杜甫对战争使自己和妻子离别以及妻子常常独自承受沉重的家务而感到愧疚，他希望早日平息战乱，天下太平，妻子不必再受离乱之苦。

二、征妇形象

在杜甫描写战乱的诗篇中，还有6首表现了征妇形象，基本创作于安史之乱后的诗歌中。

此前，李白便已作有大量的征妇诗，如《思边》《折杨柳》《乌夜啼》《春思》等，诗中的思妇都是年华正盛，却因丈夫出征而茕茕孑立、相思难耐、孤独苦闷的女性。和李白多写征妇的相思不同的是，杜甫写征妇的诗作中，只有《洗兵行》中的思妇和《捣衣》中为丈夫制作寒衣的闺中人言及征妇对丈夫的相思。且在《捣衣》中，杜甫的着眼点不再是女子的温柔貌美，而是将关注的重心放在“捣衣”这一劳作上。制作寒衣寄给远方丈夫，这一份辛苦背后是征妇的浓浓深情。杜甫看到了这一过程的艰难苦心，道：“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经长别心。”“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征妇捣衣时心中的凄苦，捣衣劳作的艰辛却难为征人所知。所以，杜甫对征妇的关注重点是征妇的现实生活和遭受的苦难。

在《喜晴》中，“丈夫则带甲，妇女终在家”道出“夫征妇种”的社会普遍现象，写出丈夫征战，家中征妇耕种为生的生活。而对征妇现实生活反映最深刻的，莫过于《新婚别》。全诗塑造了一个今日新婚，明日就要送丈夫入伍的征妇形象。开篇以征妇口吻道出了“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将“暮婚晨告别”的现实痛苦直诉。第二段，征妇表现出了对丈夫的爱情，虽得父母疼爱，但无法忍受丈夫往“死地”的沉痛，宁愿“誓欲随君去”，可转念又想“形势反苍黄”，这样做不但对丈夫没有好处，反而会适得其反。最终，她从个人的不幸中超越出来，有了更深刻理智的认识，道出最后的决心：“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新婚妻子在军中，如何自处？如何行军作战？不若让丈夫放下惦念，专心杀敌。不是不爱，而是将哀怨痛苦化为对丈夫的激励，将生死不渝的爱情转为对家国存亡的责任，哀伤无限，深情无限。仇兆鳌注：“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暂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对君，意之伤也。与君永相望，志之贞且坚也。频频呼君，几于一声一泪。”诗中的征妇有爱有怨，但她不是慟哭流涕无法正视离别，而是清醒理智地明白个人幸福在面对家国兴亡时的抉择，以至死不渝的爱情鼓励丈夫的出征，泣涕之余，以家国为念，牺牲一身一家之福利，为天下人谋福。这首诗显示了一个丧乱时代中女性的觉醒，及其对天下兴亡责任的担当。

与此同时，诗人还写到征人的“老妻”，如《垂老别》描写了一个暮年从军的老翁与老妻分别的场景：“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衣裳单薄的老妻面对即将入伍的丈夫也只能在路旁哭泣，年老之人从军，必定是“死别”，除了“劝加餐”，再无别话。他们已经度过了数十年朝夕相伴、冷暖与共的岁月，在罹乱的时代中相依相伴，这让人难以想象失去丈夫儿孙、垂垂老矣的老妇将如何独自面对孤独的暮年。再者，这份爱情悲剧的背后，是当老翁都不得不从军时，战事已是何等艰巨莫测！国家人民的前途命运如何，这一切都留给读者去思索叹息。

除了征妇，杜甫还写到了征人的母亲，例如在《新安吏》中就记述了军队抓丁和骨肉分离时“肥男有母送”的场面，以及《无家别》中“永痛长病母”，征人对久病母亲的伤痛无奈。但描写最为深刻动人的，还属《石壕吏》中的“老妇”。《石壕吏》的写作背景也是唐代为征战实行拉夫政策，官差趁着半夜到百姓家中捉人。“老翁逾墻走，老妇出门看”，接下来以对话的形式塑造了这个老妇，从“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可知老妇一家已经为战事献出了三个儿子，接下来更说出家中的悲苦处境：“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家中只有老弱妇孺了，媳妇甚至都没有完好的衣服可以见人。这里的老妇已经是哀求的语气了，希望官兵能放过自己残损的家，但官兵没有罢休，她只好道：“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她愿意自己到前线，虽不能上战场，但还能为军队准备饭食。连老妇都要来承担兵役，这是无可奈何的悲哀，是心惊肉跳的残酷现实。

在中国古代，兵役一般没有女性参与。但《旧唐书·肃宗纪》记载：“乾元元年十月……‘卫州妇人侯四娘、滑州妇人唐四娘、某州妇人王二娘，相与歃血，请赴行营讨贼。”因此，唐代安史之乱期间，确有女子从军的事实。杜甫的《新婚别》和《石壕吏》也有女子愿入军营的描写。不同的是，《新婚别》中的新妇是出于对新婚丈夫的难舍，希望一同入军，但自己是军人妻子，恐会拖累丈夫，造成“兵气恐不扬”的后果，才就此放弃，体现了她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和内心的复杂矛盾。而《石壕吏》中的老妇是为了保护年迈的丈夫不从军，才提出从军备晨炊，这其中有强烈的不得已，更有对这种拉夫政策的控诉。仇兆鳌注：“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当时唐祚，亦岌岌乎危哉！”

可见，从《新婚别》的新妇到《石壕吏》的老妇，首先是杜甫对不得不服兵役的劳苦人民的无限同情；其次又饱含对这些包括女性在内的主动承担兵役的百姓的尊敬；最后，更有对兵力不足的战事的忧虑、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深深担忧。

三、其他女性

同时，杜甫诗中还描绘了许多其他饱受战争之苦的女性。如《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中“内人红袖泣，王子白衣行”、《往在》中“是时妃嫔戮，连为粪土丛”、《伤春五首》中“夺马悲公主，登车泣贵嫔”等，上至贵族女性，下至平民妓女，无不遭受了战乱的苦难哀痛。

在这些女性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寡妇，她们或因战争失去丈夫，或在战乱中艰难生存。诗人对年老孤独的寡妇尤为同情，在《又呈吴郎》中，诗人让“无食无儿”的老妇在自己的堂前打枣，不是居高临下地“施舍”，而是真正理解她的处境。他不仅自己同情关心这个“无食无儿”的老妇，还要勉励朋友也要这样做。《虎牙行》中“征戍诛求寡妻哭，远客中宵泪沾臆”，《白帝》中“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都是写了战乱中的寡妇。戎马过后，千家之中也只有百家存，寡妇痛哭，哀鸿遍野，而杜甫对战乱中的寡妇，更是深怀悲悯。所以诗人所希求的，是“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正一家”的百姓安居乐业之世。

而在《警急》一诗中，诗人道“和亲知计拙，公主漫无归”，以公主和亲的悲剧发出对让公主下嫁吐蕃，却又不能免其入寇的计策的痛诉；在《即事》中，“和亲事却非”也表达了类似的情感，同情中见悲愤，咏叹中讽时事。此外，杜甫还用外族羌女的刻画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如《日暮》中“羌妇语还笑，胡儿行且歌”、《寓目》中“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关塞无阻，羌胡杂居，危机一触即发，杜甫对这种局势表示深深的担忧。

由上可知，杜甫对诗中塑造的战争环境下的女性所寄托的思想十分复杂。首先，体现了杜甫在战争环境中个人对战争的态度。对妻子的刻画，表现了他对战乱中妻子的爱怜、愧疚、尊敬等多种情感的交织。对征妇的塑造，所寄托的思想最为复杂：从《新婚别》的新妇到《石壕吏》的老妇，其一是杜甫对战争使人民承受兵役痛苦的无限同情；其二，他深知壮大兵力在这种民族矛盾局势下迫不得已，只能劝勉这些劳苦人民忍受痛苦，因此饱含对这些包括女性在内的主动承担兵役的百姓的尊敬；其三，更有对兵力不足的战事的忧虑、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深深担忧。对战争环境下饱受罹乱之苦的女性的塑造，从寡妇妓女到贵族女性，都可见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感；诗中对羌女、公主的描写，又体现了诗人对政治的看法和对局势的担忧。

其次，杜甫塑造的这些女性深蕴其儒家思想。他饱含深情地记录下战乱中的女性，这是对生灵的关怀，是典型的儒家人格的体现。“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传》），儒家对生命的珍视引发出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仁者爱人，推己及人。杜甫对战乱中妻子的怜爱充盈着挚笃的深情，又推己之爱，及至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让“无食无儿一妇人”在自己的堂前打枣而不阻拦。对每一个饱受戎马战乱的女性的怜悯，都是其“民胞物与”胸怀的体现。杜甫对人民的深爱和同情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在个人生命幸福和民族大义发生冲突时，就需要“舍生取义”，这也是儒家面对生与义冲突时的选择。《新婚别》中新妇牺牲个体幸福劝夫努力事戎和《石壕吏》中老妇承担兵役，都是杜甫这种矛盾思想的体现。他心系的不是一人一家，而是整个民族，杜甫对公主和亲与外族羌女的刻画也反映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国家的担忧，这也是杜甫以家国天下为念的儒家思想的体现。

第三，杜甫对女性的塑造体现了杜甫对女性态度的超越性。战火的纷乱酿成了她们悲剧的命运，却也铸就了她们坚忍的性格。对于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杜甫在怜悯之外还有一份可贵的尊敬。在他的笔下，不论是妻子杨氏，还是征妇、老妇，都具有不辞劳苦、勤俭持家、无私奉献等可贵品质。她们不惧战乱疾来的风雨打击，甚至主动担负起对国家、对社会之责。在记录这些女性之时，杜甫最可贵的一点就是始终以平等的姿态描写这些苦难中的女性，以真挚之情刻画她们的生命情态，这一态度超越了时代，他不是一味将女性视为依靠男性的附庸，而是展现了女性对家、对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崇高情怀。

以天下苍生为念，才会对这种悲恸感同身受，也才会将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系于整个民族国家的生存。这些战争中的女性形象，体现了杜甫以己度人、以情度人的心怀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儒家精神。这样的诗人，以民之忧而忧，沉郁深广，才真正展现出“圣”的无限光辉。

杜甫是我国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他在诗歌中描绘了不少战争中的女性，从贵族女性到平民女子，从老妇到新妇幼女，既有广阔社会上的女性，也有自己的“老妻”，具有广阔的包容性。同时，杜甫对诗中塑造的战争环境下的女性所寄托的思想十分复杂。对战乱中妻子的刻画，表现了他对妻子的爱怜、愧疚、尊敬等多种情感；对征妇的塑造，既有对承受兵役痛苦的人民的无限同情，也有对这些包括女性在内的主动承担兵役的百姓的尊敬；最后，更有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另有对羌女、公主的描写，又体现了诗人对政治的看法和对局势的担忧。这些战争中的女性形象，体现了杜甫以己度人、以情度人的心怀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儒家精神。

参考文献：

[1] 仇兆鳌校注.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 萧涤非.杜甫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0.

[3] 周莹，罗朋朋.论杜甫诗歌中的女性形象[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作 者：黄彦延，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201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汉魏晋隋唐文学。

编 辑：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