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古代人性观与教育观

◆摘  要：古代人性观与教育观息息相关。孔子的“性相近”、孟子的“人性善”、荀子的“人之性”和董仲舒的“性三品”，无不影响他们的教育实践活动，同时，古代社会的人性观导致了整个封建社会教育把伦理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和轻视经世致用之学，造成了禁锢人们思想、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后果。

◆关键词：人性观;教育观;影响

根据史料记载，人性问题最早提出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政治）局面。在百家争鸣中，许多学派对人性问题展开了讨论。如：什么是人性？人性的属性是什么？人性与动物之性有何区别？人性是指人的自然属性呢，还是社会属性？等等。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各家学派的阶级立场不同，这些思想家们，或者从一些常见的社会现象去探讨人性，或者脱离人的社会性，孤立地、抽象地讨论人性的属性，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去分析人性，探讨人性。他们对于人性问题的讨论是不可能得出统一的和完全正确的结论的。但是，这些主张和看法，终究是思想的产物，是一定社会时期生产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了人们在同自然、社会的斗争中，对于思想问题的探讨。

同时“人性观”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行为，作为一种理论根据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人性问题的探讨一直没有中断，它教育观的影响则更大，因此，本文想就古代社会的人性观和教育观，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孔子“性相近”的人性观和“习相远”的教育观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先河。

在漫长的教育生涯中，他创立了一整套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论语》一书，记载了他的教育主张和教育活动。教育的作用是什么？教育与人性有什么关系，孔子第一次从人性观进行探索。至于人性，是指人的自然资源，还是指人的社会道德属性，孔子没有明确的表述。但是，不管指哪一种，他认为人性对于人来说是相近的。至于人，是指所有的人，还是专指少数王侯将相。考查孔子的教育活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应该是指所有的人。在他的弟子七十二贤人中，据《史记》记载，既有象颜渊那样的得意门生，也有象子路那样的顽劣子弟。正因为孔子坚信人性是相近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由教育造成的。所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并身体力行，通过教育来培养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的人物“君子”“士”。同时，从“性相近”的人性观和“习相远”的教育观出发，在中国封建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这个民主性的口号。当然，关于有教无类的范围还有争议，但是，他在扩大受教育者的人数，打破封建贵族垄断教育权这一点上，则是无可争议的。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我们可以这么说，孔子之所以能在教育的对象上，提出“有教无类”的民主性口号，在教育的作用上提出“习相远”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和他的“性相近”的人性观有着密切关系的。

二、“人性善”和“求放心”

在人性理论上，孟子比之于孔子，观点更加鲜明。《孟子》一书记载，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猶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反驳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他认为善是人的本性，就象水势趋下是水的本性一样。

孟子主张人性善，但是有人问他，既然人性是善良的，为什么有舜这么孝顺的儿子，却有瞽瞍这样不仁的父亲？为什么有微子启、比干这样的忠臣，同样有纣这样的暴君呢？孟子认为，这不能归于人们的资质，不能说是人性的差异，从人性上来说，舜和瞽瞍都具有可善之资，人之所以出现不善的行为，出现善恶的差别，这是由于保持这种善性能力的差别所造成的。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人性尽管是善良的，但必须通过不断去探求，才会发扬光大，如果一经放失，人性的善端就会丧失，人性就会变恶。而教育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就在发扬和保持人的善性，他认为人们之间出现倍甚至几倍的差异，是和教育分不开的。所以，孟子从性善论出发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找回丧失的善良本性。孟子说：“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孟子·告子上》）又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同上）教育的目的就在于扩充和发扬那种天赋于人的善性，“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则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使统治阶级“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获得老百姓的心，从而达到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最终目的。因此，孟子的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是以其性善做为理论依据的。

三、涂之人可以为禹的教育观和“人之性恶，其善者伪”的人性观

荀子是战国末期著名的哲学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荀子曾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深孚众望，三为祭酒，足见其在当时教育上的影响。在教育理论上，荀子更可以和孔孟并驾齐驱，为我国古代教育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人性观上，荀子完全站在孟子的对立面，和孟子的性善论相悖。他认为人不是性善，而是性恶。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篇》）。荀子所说的人性，是指人先天所具有的生理解剖上的特点。他认为，人类有共同的生理方面的需求和欲望，每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本能，顺其自然，不加约束，社会就会发生争乱，残暴。因此，人性是恶的。荀子从人的实体来考查人性，把人性作为物质之性，这和孟子的人性是固有的先天道德萌芽——仁、义、礼、智四端相比，是高出一筹的。但是，荀子脱离了人的社会性，单纯地从生理上来分析人性，又导致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使他的人性论具有极端的片面性。

荀子既然认为人性是恶的，那么天下为什么还会太平、秩序井然的生活呢？他认为主要是“伪”的作用，而达到“伪”的一个重要手段则是教育。所以，从“人性恶，其善者伪”的观点出发，荀子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并在教育上提出了“积”的观点。他认为只要积，涂之人可以成为禹那样的大圣人，“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荀子·劝学篇》）这些，“非天性也，积使之然也。”（《同上》），而积，主要靠教育，主要是人们学习的结果，是教育的结果。他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荀子·儒效篇》），又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篇》），荀子认为，尽管人性是恶的，但是，在这共同的恶性资质上，只要通过教育就象笔直的木头可以变成车轮一样，恶性也可以被教育改造，受教育制约，使之不得发展。所以，荀子把教育的作用提得特高，是以他的性恶论为其理论依据的。

四、“性三品”的人性观和教育的“化冥说”“堤坊说”

性三品说，是董仲舒提出来的。儒学发展到汉代被神化了，这种神学化的儒学，不仅表现在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哲学观上，而且表现在他的人性观上。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的神学哲学观出发，造出了“性三品”说，认为整个人类社会，人性是有等级的，有“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圣人之性，当然只包括统治阶级的最高层，是指那些制礼乐定法度的人，他们生而知之，不必受教育。下品的“斗筲之性”，则专指封建社会中最贫苦最“低贱”的劳动人民，他们的人性，生来就是恶的，并且不能改变，因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只有中民，这个封建社会统治的基础地主阶级，才是受教育的对象，才能真正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所以，他的人性论和教育观具有极端阶级性。

从表面上看，董仲舒既反对孟子的性善，也反对荀子的性恶。实际上，他杂糅了这两种人性观，他认为人性包括性与情两个方面。他说：“性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认为性是阳，情是阴，性仁情贫。从这种性情二元论出发，他引出了教育作用的两种学说。即“发冥说”和“堤坊说”。

1.发冥说

董仲舒认为，人性是善之质，性仁情贫。但性不等于现成的善，他说：“普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春秋繁露》）那么，怎样才能善呢？他说：“质朴之谓性也，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春秋繁露》）他非常视教育的作用，他说“今万民之性，有其机而未能觉，竹如具者待党，敦之然后善。当其未觉，可谓有质而不可谓善，与目之具而觉一概之比也。”（《春秋繁露》）指出中民之性，可善可恶，而倒向哪一边，关键在于教育。因此他又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为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复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缲以泻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言也，非质朴之所至也。”（《实性》）在这里，董仲舒认为，人性的善不是固有的。他象冥者待觉，而觉的手段，关键在于教育，所以，教育在使人性成善的方而是有很大作用的。

2.堤坊说

董仲舒认为人情，也必须通过教育的堤坊，才能使之归于正道。他说：“夫万民之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坊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坊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坊坏也。”（《对贤良策》）他把教育比作堤坊，认为教育比刑罚更能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所以，他多次上书汉武帝要求兴学校，立教化，他说：“古之三者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仁而习俗美也。”（《对贤良策》）他要求汉武帝不但要“求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养士”。他说：“夫不养士而欲求贤，臂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养士之法以太学为最重要，他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师化之本原也。”（《对贤良策》）所以他建议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对贤良策》）。

以上说明，作为董仲舒教育理论中的发冥说和堤坊说，都是以其性仁情贫的学说和主张为理论根据的。

五、人性的两重性和“灭尽人欲，复归天理，方如是学”的教育观

朱熹是宋代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时和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教育活动伴随着他的官宦生涯，在教育实践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在教育理论上也多有建树。

在人性观上，朱熹是从理气二元论和“天人一贯”的唯心论出发。他认为“性即理”。因为理是先天的，所以人性也是先天的。他所讲的人性，是指先天的伦理道德。他说：“性即理也，仁、义、礼、智而已矣。”（《仁说》）又说，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理智便是天理之体数。“只这一个道理，在仁、义、礼、智、性也”。（《仁说》）

既然“性即理”，人性在先天已具有社会伦理道德属性，那么人性又何以有纯驳之不同，又何以解释社会现象中的“恶”呢？又何以解释天理与人欲？朱熹吸取了张载的人性学说，主张人性包括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部分，天地之性从理来，是纯粹至善的，气质之性从气来，由于气有清浊之不同，人们禀气不同，便有了善恶的差别，禀得清气即为善质，禀得浊气即为恶质。而这浊气把人性中本身所固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都遮蔽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作为工作对象是人的教育，其目的和作用，就在于变化气质，叫人体会三纲五常等不变的永恒之理。把浊气化为清气，恢复本然之性。他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使反其固有而复其性”（《仁说》）复性的功夫，便是修养过程、学习过程。他说：“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仁说》），同时，他承认圣人与常人一样，既然圣人与常人在人性方面是相同的，那么常人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已任，通让教育培养自己的德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存天理，灭人欲”正是教育的方向。所以，朱熹的教育观是从其二重人性论出发的。

朱熹之后，一直到封建社會末期，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由于历史观上的局限，多从人性上寻找教育的目的性，如王阳明，王夫之，康有为等，都是如此。因此，人性论，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观形成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总之，人性观与教育观息息相关，并影响人们的教育实践活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把伦理道德教育放在首位;轻视科学技术和生产劳动知识的教育，是和当时人们的人性观和教育观分不开的。

作者简介

刘光仁（1962.10—），男，湖南隆回人，本科学历，高级讲师，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心理学、人才学和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