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龙与雕虫

王俊良

李白给韩朝宗写自荐信《与韩荆州书》，一面觍着脸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一面装自谦“恐雕虫小技，不合大人”。待入宫做了翰林待诏，马上就心生去意“鹔鹴换美酒，舞衣罢雕龙”。

其实，雕龙与雕虫的纠结，一直萦绕于李白内心。此处，“雕龙”指写文章;“雕虫”之“虫”，却非虫子，而是指秦时虫书。进入体制的李白，并未体悟到龙虫并雕的乐趣，反倒有虎入牢笼之惑，始知“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

李白的体悟，几与唐初吏部待郎裴行俭，对“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文名世，态度如出一辙。《资治通鉴》载，司列少常伯李敬玄，荐举“初唐四杰”有雕龙之才。裴行俭态度坚决，说“士之致远，当先器识而后才艺。勃等虽有文华，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邪”？

说实话，裴行俭对“初唐四杰”的态度，颇具宋仁宗对柳永，“且去填词”之韵。换句话说，就是把有雕龙之才的诗人，挡在了官场之外。官场如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

吊诡的是，进不了官场的初唐四杰，成了雕龙高手;进了官场的南朝刘宋文章高手谢灵运和史学大家范晔，却被讥为“雕虫”黯然谢幕。谢灵运与范晔进入官场，表现却不是一般的无厘头。不懂政治的两位雕龙高手，却对参与政治兴趣强烈。结果，谢灵运恃才罹祸，范晔徇逆被诛。

两人死于非命的结局，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试想，出身名门的谢灵运，以“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开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先河。在刘宋人眼中，让谢灵运担任散骑常侍，本是一种姿态。偏偏谢灵运以栋梁自居，心中就有了被冷落和怀才不遇。

问题的关键，在角色错位。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没找准自己的位置。一方让你做官，目的是为“雕龙”代言，收重才之效;一方就真以天下为念，欲济万民，建不世之功。双方的南辕北辙，尿到一个壶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于是，谢灵运决心专事雕龙，“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对分内工作，也不再过问，“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

消极怠工的结果，是自身不悦，同级不容，上级不满。一次又一次遭贬的谢灵运，雕龙堪称高手，为官确实低能，每贬到一处就与当地主官关系紧张，以致于被对方多次弹劾谋反，最后也死得不明不白。

跟谢灵运犯一个毛病的范晔，除恃才傲物，还多了一项放荡不羁。这俩毛病，恰为政治死穴。领导刚死了娘，你不哭天抢地裝悲痛也就罢了，还大张旗鼓地饮酒作乐！往小里说，是不近人情;往大里讲，是不讲政治。被贬宣城，沉到基层，编纂《后汉书》，也算因祸得福。

偏偏参与王权易位！试想，一个连顶头上司家事与国事都拎不清的人，还奢望在王权易位中胜出？若非政治智商为零，多半是精神出了问题。范晔的行为，在王夫之看来，其始于雕龙，终于调虫之为，与谢灵运相较，看似有别，实为同类，皆“雕虫之士耳”。

范晔至死也没搞清楚，自己到底错在何处！解缙的死，几乎是范晔翻版。从南北朝刘宋到明初，一千多年过去，雕龙与调虫的纠结，读书人始终没厘清。这也难怪，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纪晓岚，学问冠于当世。在乾隆心中，与跳梁小丑无异。

《清史稿》载，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尹壮图，上书废除议罪银弊政，反遭严惩。纪晓岚力挺尹壮图，却遭乾隆一顿臭骂，“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全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

史上，能爬到纪晓岚那样官阶，享受皇帝以“倡优蓄之”者，能有几人？关键是，当做倡优成为读书人的高光时刻，重要的不再是雕龙亦或是调虫，而在于体味蓄之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