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赏之下必有“庸夫”

陈庆贵

恐怕不少人对“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深信不疑，我却更信“重赏之下必有‘庸夫’”。因为于今，我对前语愈益耳听为虚，对后说倒是越发眼见为实。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原意是指在重赏刺激下，定会有勇者接受挑战。在物质极其匮乏年头，有人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对“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者而言，也许藉以丰厚财物刺激，确能引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效应，相对而言，在人人衣食无忧安居乐业时代，重蹈仅凭重赏就让人接受挑战的覆辙，却未必次次灵验屡试不爽。原因在于，恩格尔系数与“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人数成反比，换言之，当解决温饱甚至步入小康后，人们趋利避害权衡点发生嬗变，愿意接受重赏做“勇夫”者势必减少，而非相反。

春秋战国时，秦国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主持变法。彼时正值兵革互兴，为立信推改，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木头，并当众许诺：谁能将木头搬至北门赏金十两。围观者不信如此易事能得巨额丰赏，无人挺身一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至50金，终于有人出手将木头扛到北门，商鞅当即践诺兑赏。此招意在树立公信，果然立竿见影变法顺推。玩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典故，其虽有重赏，标的物却无风险可言。作如是观，挑战者也是为测试吏治公信而“勇”，并非“人为财死”之“勇夫”。

就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本質上，“勇夫”顶多也是“庸夫”。古语“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意思大抵是说，投放香饵必有贪吃鱼儿上钩，重赏之下必有敢拼命者出现。死结在于，重金悬赏犹如香饵，鱼儿吞食香饵，必定上钩沦为钓者美食;受人钱财替人消灾，拿人赏金为人卖命。也就是说，“勇夫”中不乏冲重赏而来的“庸夫”，至于重赏能不能拿、拿得是否正义等，他们往往因利令智昏而忽略不计。再掘进一步说，举凡真正为匡扶正义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夫”，往往并非为重赏而动，更遑论计较重赏多寡。相反，设若“勇夫”不是为见义勇为而冒险出手，比如，封建统治者以赏金收买为其帮凶的“死士”“侠客”;二战时被法西斯重金收买而背叛出卖民族利益的内奸叛徒;黑恶势力重金雇佣戕害无辜生命的“刺客”“杀手”，等等。此等下三滥“勇夫”，则差不多已从“庸夫”堕落为罪人。

重赏性属激励范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揭示，个体成长内在推力在于动机，动机由不同需求组成。人的需求由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及自我实现“五层”，且呈现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演进趋势。由是，无论是从财物重赏性属满足低层生理需求审视，抑或就重赏标的未必与挑战者需求同频而照单全收考量，被刺激者都难脱下“庸夫”帽子。

由物质到精神，或可视为重赏升级版，比如许诺高官厚禄功名荣誉等。问题在于，真正精神独立者，并不会在意在乎这些“劳什子”。一方面，苏格拉底开示：“吃饭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对为信仰而活着的现代公民而言，他们非但对低级需求并不贪婪奢求，甚至能为信仰不惜牺牲生命;再一方面，对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特立独行者而言，他们从来只从属于内心和灵魂，而罕有为外部诱惑所动。至于现实中，那些经不住“身外之物”诱惑的“专家”，不是匍匐于权势胯下苟且偷生，便是出卖良知灵魂为利益集团代言人;那些被网络资本和流量圈养，动辄危言耸听的“网络大V”;那些被网络平台高光推介，夜以继日胡编乱造生产哗众取宠垃圾文字，温水煮青蛙让人成瘾“愚乐致死”的“网络写手”，等等宵小之辈，这些吃相难看“阴沟里的鹅子——顾嘴不顾身”的可怜人，当然不算“勇夫”而属“庸夫”。

设若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看作是“重赏之下必有‘庸夫’”的动物性成因;那么，文明教化缺失、公民启蒙缺位和公共精神缺乏，则可被视为“重赏之下必有‘庸夫’”的社会性动力。要让“重赏之下必有“庸夫”消失，自然首当藉以“补缺”，铲除“存在皆合理”的寄生土壤，改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环境生态。

王永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