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

王俊良

嘉靖年间，主政督察院的明代大儒王廷相，與刚升任督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张瀚，有过一次关于当官“底线”的谈话。

这次谈话，令张瀚“终身不敢忘”。《松窗梦语》载，王廷相为其厘清当官底线和权力边界，是通过一则故事。“昨雨后出街衢，一舆人蹑新履，自灰厂历长安街，皆择地而蹈，兢兢恐污其履，转入京城，渐多泥泞，偶一沾濡，列不复顾惜。”

“居身之道，亦犹是耳”，王廷相对故事的这一态度，影响了张瀚一生。其为官清廉，底线分明，就连破格提拔自己的张居正，想夺情任职一事，张瀚都旗帜鲜明地抵制。这在张居正权力熏天的当时，确实需要胆识。谨记做官“底线”，源于王廷相“傥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教诲。

俗话说，只有做官有底线，忠诚才会有底线。《资治通鉴》载，睢阳县令任延升任武威太守，任前刘秀找其谈话。这种情况下，一是被任命者为领导亲信;一是领导寄予厚望。任延属于后者。按一般人的理解，任前谈话，正是表忠心的好机会。

然而，任延表忠心，却让人大跌眼镜。刘秀要求任延，要“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任延坚决反对刘秀一味要求下级，迎合上级搞好关系的做法。申明忠诚的底线，是“臣闻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而“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乃做官本分。

若“上下雷同”，唯上是举，对上“吹、拍、哄”，对下“唬、吓、压”，只看上头的“高兴度”，不管下头的“满意度”。一味把“上官点头当劲头，上官爱好当追求”，看上去一团和气，实际上矛盾重重，这样的上下级关系，实“非陛下之福”。

最终，任延以“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结束这次谈话。刘秀见状，叹了口气，说“卿言是也”！臣子不奉诏，在一切决于上的封建时代，简直是天下奇闻！关键是，事后刘秀不但没怪罪，还将这次谈话，原原本本地写入了正史《后汉书》。

正史除镜鉴，就是以资治道。正史之外，流传于民间的野史、文人笔记，往往是正史不想写或者有意屏蔽不能写的部分。作为历史补充的这一部分，往往更能够激活历史，赋予历史人物鲜活灵魂。苏辙《龙川别志》有关晁仲约的记载，是一场有关为政底线的讨论。

故事很简单，“庆历中，劫盗张海横行数路，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军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海悦径去，不为暴”。这件事反映到朝堂之上，一片哗然。形成了以范仲淹为首的“欲宥”派和富弼为首的“正法”派。

双方各持一词，直闹到让宋仁宗裁决。富弼强调“盗贼公行，守臣不能战，不能守，而使民醵钱遗之，法所当诛也;不诛，郡县无复肯守者矣”。范仲淹则认为“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

富弼担心“方今患法不举，方欲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范仲淹强调，守土有责，百姓至上是为政底线。况祖制不杀士子，“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它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最终，宋仁宗同意了范仲淹的意见。不但赦免了晁仲约死罪，还提拔他做了兴州太守。结局的圆满，在为政遭遇道德困局之时，没因人主震怒而突破底线。然而，若居身、居官、为政底线无制度制约，终归困惑于手滑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