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大幸之事

西陵侠

严承章先生在《文化卮言》（《杂文月刊》原创版2016年第6期）中谈到中国“快乐文化少之又少”，“快乐只是文化功能中很次要的一部分”，而“文艺创作也绝不是快乐之事”。我则认为文化乃大幸之事，是国之幸事，民之幸事，从事文艺创作是文化工作者之幸事。

人生一世，劳其身体虑其心智是很苦痛之事，这才“发明”了文化以自娱，以自励。唯有文化，苦痛人生才有了些欢乐，怀了些憧憬，增了些自信，添了些力量。无法想象，“文化沙漠”中人饥渴而“死”的惨状。

人类之初，觅食艰辛，当部落捕获到动物后全体成员围而食之时，欢快的“啊啊”声是最原始的音乐；情不自禁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最原始的舞蹈；用颜料石头在崖壁上刻画一些他们熟悉的动物形象，是最原始的绘画；他们有时吟哦，排遣忧愁悲恐惊，吐出心中块垒，那吟哦，是最原始的诗。这些就是文化，令他们在艰辛中得到些许快乐。

经过很多很多个世纪后，才有了“诗三百”。编者可能是从三千甚至更多首“吟哦”中选305首而成集的。原本的吟哦从此登堂入室高蹈《诗经》之位，成万代吟哦之范本，是为大幸。

屈原著《离骚》，虽说“离骚者，犹离忧也”，但屈原是把他的忧君忧国之情通过“楚辞”这种文学形式抒发出来，为的是抨击时政，也聊以解忧，非自怨自艾之作也。“楚辞”这种文学形式的臻于完善，为我国文学宝库增添了一颗光芒永驻的宝石，为我国文化之大幸事。

纵观华夏诗歌史，有自寻烦恼之作吗？杜甫书写人民苦痛，浓墨黑暗，那是在呼唤福祉，企盼光明。

诸子百家，他们的作品都是散文，对于华夏文化的历史性贡献后人殊难超越。诸子们神采飞扬，意兴盎然，一齐谔谔，百家争鸣，争得不亦快乎，鸣得不亦乐乎。在我国历史上，诸子百家可能是最享受自由与快乐的一群知识分子。

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大气而不乏精致，华丽而雅俗共赏，挑灯夜读，赏心悦目，击节赞叹，不知东方之既白。那是苦事吗？否。人生之乐，无可及者。

悲剧呢？创作悲剧的作家本意不是给人添堵，不是引导人们去欣赏“悲剧美”。悲剧的巨大贡献在于深刻地揭露社会不公，呼唤正义，是黎明前的黑暗里报晓的鸡鸣，以期唤醒沉睡的人们奋起。从这个人意义上说，悲剧不悲。

严文提到鲁迅在写作前收集资料时“废寝忘食”，有的还需“别行移写”。那并非苦痛之事。我们这些搦管擒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每每搜得于写作有用的资料时必会喜不自禁。严文提到曹雪芹发奋写《红楼梦》，难道他是自寻苦恼吗？非也，他在穷困潦倒举家全食粥的情况下，唯有写作才可纾解心中纠结求得一丝慰藉。他在他的“红楼”的梦中才是快乐的，梦醒可就“杯具”了。

严文中提到的“十厄”，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宋之靖康之乱时，金军掠走大量书籍，在仓皇北还时，均“狼藉泥中”了；乾隆借修《四库全书》之名销毁了大量的典籍……纵观历史，我国三坟五典所遭之厄岂只十数！早有“书厄十六劫”之说，而“文革浩劫”之“浩”远超历史上任何文化之厄。疗救文化的这些巨痛，找回快乐，最终还是得靠文化。有别的法子吗？

文化是正能量，古往今来莫不如是。因为她以张扬真善美、揭露假丑恶为己任，以此来消解人生“负能量”。文化作为软实力，历史地看，是战场上的武器硬实力所不及的，华夏民族曾经在战场上输给了外族入侵者，但入侵者最终被华夏文化给“同化”了，“融合”了。

聪明的政治家之所以聪明，是因为他有文化，知道文化的“好处”，无不将文化与枪杆子等量齐观，一个枪杆子，一个笔（文化大多用到笔）杆子，有了两杆子，才可无往而不胜。往近的说，自辛亥革命始，历经北伐战争、护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文化总是或号角于前，或激励于后，或慰问于左，或娱乐于右。文化给了赴汤蹈火的战士以鼓舞和激励。

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中，劳动号子此起彼伏，欢歌不断，令劳作变得愉快。

一个人，一个家庭，如果缺少文化素质，那是很无情趣的，上不了档次，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快乐。

***总书记将文化定义为“第四种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有了自信，必有快乐。

无疑，文化是国之幸事民之幸事。至于为赋新词强说出来的愁，那不叫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