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我的姐姐》：母亲身份的反思之作

苏婷

My Sister： A Reflection on Motherhood

任何一顶冠冕，为我们带来荣耀的同时也都是沉重的负担，这件事情对一个“母亲”而言，负担常有而荣耀不常有。“成为母亲”是女性的自然禀赋和社会规训，我国传统影视剧涉及母亲形象往往一边倒地集中在“荣耀”，展现母爱的伟大，母亲的任劳任怨，硬币的另一面鲜少有人涉足：是否选择成为母亲。

“重男轻女”的社会议题是故事的表象，更深一层，电影《我和姐姐》的主角其实是一个“反母亲”的形象。用姐姐的故事来反思“母亲”身份，故事切口独特而巧妙。如果一个女性弃养自己的孩子，那就面临“有罪推论”，为社会公序良俗所不容，任何理由都无法为其开脱，观众无法同情就无法共情，更谈不上反思。而一个从小就因为女性身份备受冷落、歧视甚至承受暴力的“姐姐”，当她在父母双亡的时刻，拒绝承担起抚养自己亲弟弟的责任，观众欣然接受，甚至感同身受。

电影对姐姐的成长不断抽丝剥茧，作为女性一降生就令全家失望，被寄养在姑姑家，幼年时，父母不顾女儿自尊，让她装瘸腿欺骗政府，用以获得二胎资格一一牺牲女儿百分之百的白尊，博一个生儿子百分之五十的概率，在女儿幼小的心灵里，自己的健全毫无意义，甚至是家庭的阻碍。这种釜底抽薪的否定，激起了姐姐强烈的反抗，为了改变命运她不顾一切的学习，本来有机会去北京读临床医学，结果硬是被父母改了通知书，只因为当护士可以早点养家，“一个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

除了姐姐安然，电影中还有其她几个女性形象，不断补充说明着生育牢笼中的女性困境。善良、贫穷、衰老的姑姑，从小到老都是家庭的附属，小时候不配和弟弟一起吃西瓜，年轻时要把读书机会让给弟弟，人到中年照顾瘫痪的丈夫，养育叛逆的孩子，以一己之力支撑着一地鸡毛的大家庭，只能把曾经的梦想藏在依稀记得的俄语中。医院里的产妇，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为了生儿子不顾高危妊娠的风险命悬一线，丈夫和婆婆丝毫不顾惜她的生死，只有安然这个代班护士发了疯地阻止她保胎，她气若游丝却义无反顾地告诉安然：“我要生！”

电影中隐藏了一个巨大的人伦悖论，女性因为生育沦为工具，不被重视，被默认作为姐姐应该为弟弟牺牲，作为妻子应该为丈夫牺牲，作为母亲应该为子女牺牲，甚至为了生出一个儿子，可以真的“牺牲”，这种种牺牲被认为理所应当，做出牺牲之后女性命运被矮化，被固化，愈发没有地位，那么女性为何要成为母亲？要想破除这枷锁，女性只有抛弃“母亲”的身份，谋求经济独立和事业发展，至少可以获得一份自由和尊重。这一悖论的展现，可以说敲中了当今社会低生育率的命门，电影中姐姐安然希望成为医生，从而获得独立和尊重的心路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共鸣，无数女观众从姐姐身上看到了自己，从姑姑身上看到了白己，甚至从产妇身上看到自己，“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电影的最后，姐姐安然已经为弟弟找好了优秀的寄养家庭，白己即将去北京实现学医的梦想，但是面对签署与弟弟永不相见的协议，姐姐无法下笔。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姐姐遭遇这样的困境，放弃抚养于情于理都能被容忍和接受，但是电影创造戏剧之美的需要，东亚文化中对于血脉亲情排他性的重视，都决定了姐姐安然必须接受弟弟，接受命运的安排，人物形象才能得以升华，电影才能成就“大爱”。我们更希望这样的结局成为一种呼唤，人永远应该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成为母亲”纵然艰辛，却完整着我们的生命，而不是成为生命完整的阻碍。希望最终选择承担“母亲”责任的安然，在开放式的结局巾能够被社会善待，养育好弟弟的同时完成自我實现，有朝一日抬头挺胸地站在父母墓前大声说出：“我是你们的女儿，我没有那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