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印迹

秦延安

七贤庄

朱门青砖，白墙黛瓦，让隐匿于丁字路口一角的七贤庄如附近人家一样不起眼，若不是砖墙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鎏金大字的提醒，恐怕没有人会注意到，就在这僻静的街巷里，竟然隐藏着全国16处“八办”中成立最早、坚持最长、影响重大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也许过于偏僻，又紧邻城门和火车站，出行方便，所以，当年才选中这里。

七贤庄得名于竹林七贤，由当时的文化名人《秦风日报》社社长成柏仁命名。其当年为庄首题写的“七贤庄”砖额，依然矗立在1号后院临街门额上，前院的大门已经焕然一新。站在街上望去，窄小的木棱高窗全部封死，高墙深院，一片灰瓦更显幽深。两面临街，只有一门出入，让占地面积13600多平方米的院落更显神秘。

从前院大门进入，门口车库里停放着当年八办那辆最昂贵的雪佛兰轿车，是1939年八办特从香港购买的。虽然它已老得掉牙，但在当年却发挥了重要作用，首长们出门办事和重要领导及战略物资运送都是靠它。

车库旁边，由西向东，依次排列着7座连墙“工”字形明清四合院落。青砖白墙，硬山顶，土坯心表砖墙壁，具有典型的民国西安民居雄浑质朴的形式和鲜明的建筑特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医疗器械和药品十分缺乏，周恩来便指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以德国牙医冯海伯的牙科诊所为掩护，在七贤庄一号院建立了秘密交通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交通站变为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1937年9月改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1946年9月被迫撤回延安。

曾经的旧址只有主要办公地点的一号院、三号院、四号院和接待来往革命同志住宿的招待所七号院。为了建纪念馆，把相连的二、五、六三个院子也买了下来，用月宫门相连贯通，使得整个纪念馆从实物到展览内容更加丰富，文物达907件，照片3327张，回忆录623篇，详细地记述着当年隐秘战线的艰辛。一号院紧挨着车库，南北长82米，东西宽17米，占地面积1300多平方米，由南北两个大小、结构相同的两进院落组成。两院的主体建筑呈“工”字形，东西面阔五间，南北进深六间，为砖木结构瓦房。

门窗斑驳，依如那段历史般沉重。地板咯吱，印记着无数的脚印。在一号院门口的墙上，我们看到了当年的那块“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诊所”的牌子，两边墙上挂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教导队通讯训练班”和叶剑英后来题写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的牌子。门洞里的大门两边，挂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两块牌子。穿过门洞，进入院子，门口两边是接待室、理发室等，正中台阶上的房屋为会客室、办公室、机要室和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重要领导人的住处等，后面院落里还有厨房、库房、救亡室、电台室、译电室等旧址。当时的八办组织非常健全，设有统战科、交通发行科、总务科、秘书科、机要科、办公室、电台与经理科，还下设汽车队、仓库、招待所等，工作人员超过200人。

门窗斑驳，依如那段历史般沉重。位于“工”字形套间的会客厅，是由三套皮沙发和一张小圆桌组成。在这里，周恩来会见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接待了杨明轩、侯外庐、郑伯奇等各界爱国人士，还有国民党第17军军长胡宗南。朱德会见过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林伯渠会见过李公朴、闻一多等爱国知名人士。会客厅的小套间内，便是周恩来曾留住23次的居所。简单的写字台上放有砚台、笔、信封、信纸及一个绿色玻璃罩的台灯，木床上叠放着整齐的薄被。在这里，周恩来经常工作至深夜，西安事变时甚至彻夜未眠。门上的卡片记录着在此屋居住过的人员还有胡乔木、王若飞、许光达、李昌、毛泽民、罗世文等等。还有中共驻陕代表住室，彭德怀住室，李克农住室，刘少奇、邓小平住室等等，虽然这些房间的格局都很小，只有八九平方米，屋内的陈设也很简单，只有一桌、一椅、一张木床，但墙上的照片却讲述着它的辉煌历程，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宣侠父……他们在此均留下了足迹。照片上，他们一个个英姿勃发，满面激情，斗志昂扬，信心满怀。

一号院里最神秘的地方便是地下室。当年，刘鼎请地下工作人员涂作潮在此安装了一台由电子管收音机改装成的电台，并配了一台发电机。每次报务员工作时，便用木板和棉被将洞口捂上，以防外面听见马达声。通过这部电台，他们把中共中央的声音传播到全国各地，使更多人了解了红军。地下室旁边的手术室里，1938年2月，率领“加美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的诺尔曼·白求恩，为共产党人张克侠在此做过盲肠手术。一切陈设一如当年，让人简直难以想象，就在这样恶劣艰苦的环境下，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激情满怀地工作。

再穿过一个院子，我们来到“八办”最后一排房屋——纪念馆展厅。里面用图片的方式，集中展现了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和斯诺夫人支援中国抗日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走出一号院，穿过翠竹掩映的月牙门，便是八路军办事处史实展馆。那些丰富的照片和史料文物，向我们讲述了作为当时延安的“门户”，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具有独特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优势。它不仅是一座红色堡垒，还是红色兵站和红色桥梁，十年中仅送往延安的进步青年就达2万多人。

走出纪念馆，宽阔的街上已经有了嘈杂之声，附近的一所小学刚刚放学，原来一切的人间烟火都是那么的美丽，而这一切的美好都是建立在革命先辈的艰苦奋斗之上的，它让我们牢记历史，勇往向前。

红军渡

当嘉陵江像一条绳索被扔在崇山峻岭中时，山没有阻挡住嘉陵江的脚步，而嘉陵江却经常成为人们的绊脚石。1935年，嘉陵江就是横亘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面前的一道坎。后有追兵，前面是敌人凭借嘉陵江天险用五十三个团兵力构筑的六百里壁垒森严的防线。面对此，由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按照中央“渡江两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在四川省苍溪县上演了一段奇襲渡江的红色传奇。

“七一”前，沐浴着红色劲旅的东风，我们沿着212国道顺着嘉陵江而下，来到了当年红军过江的主渡口。曾经地处荒郊硝烟弥漫的塔山湾，如今已成为游人不断的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并更名为红军渡。

江在路下，景在路上。进入占地千余亩的红军渡景区大门，一只穿着草鞋、两人多高的褐色大脚雕塑，闯入眼帘。它的前后两侧地面上，都是一个个赤脚印，沿着一条红色路面延展开去。当年，红军战士就是凭着这样的脚，强渡嘉陵江，攻克剑门关，飞夺泸定桥，涉过金沙水，走过雪山草地，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顺着这红色足迹，我们走进了雕塑后面右侧的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整个展馆分上下两层，由序厅、长征前夕、激战嘉陵、挥师长征、苏区奉献、将帅风采等部分组成。展厅里，各样的大刀、红缨枪和手榴弹，以及红军时期的公文包、布币等3600多件革命文物，和着声光电立體效果的放映，向我们真实地讲述着那一场战役的艰苦、凶险和激烈。在这次渡江之前，红军曾在上游鸳溪口试行偷渡，结果以牺牲36名战士的代价失败而终。为了此次能够一举成功，红四方面军做了充分准备，北出陕南，声东击西隐蔽作战意图，加紧赶造战船，秘密进行渡江训练，熟悉江水流变和对岸敌情，成立渡江突击队、船工队和专门担负造船、架桥任务的水兵连，终于突破天险，使得国民党防守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从此踏上西进长征之路。这一场战役是红四方面军长征中规模最大战果辉煌的一次胜利，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川陕会剿”的图谋，策应了中央红军的转移，而且还壮大了川陕根据地，使得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5万人发展到10万余人，其中28万人的苍溪县就有3万人参加了红军。

这一种拥军热情和参军的积极性，我们在纪念馆后收集建立的红军标语石刻碑廊里也切实感受到了。“扛起枪来救自己救穷人”，“快快快，快团结来参加红军；冲冲冲，冲上前去活捉蒋匪”，“共产党是工农穷人的政党”……一千多条红色石刻标语，或横或竖，声势撼人。它们如一面旗帜，似高声的喇叭，鼓动着广大人民积极参军。在这些报名参军人群中，就有罗青长等后来的6位中央委员和李开湘等18位共和国将军，这就有了山顶上的将帅台。1：1比例建成的将军雕塑，一个个目光坚定，气势轩昂。在他们前面，矗立着一座由三名红军战士和二名赤卫队员组成的高9米，长13米的半身雕塑。他们前倾的身躯如凌空飞鹰，坚毅凌厉的目光如脱弦之箭，昭示着他们勇往直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塑像的底座上，是徐向前元帅题写的“红军渡”三个大字，金光耀眼。

当然，这场战斗也是异常惨烈的。在功勋馆的《英名碑》上，就密密麻麻地刻着6165名烈士姓名，而他们只是红军在苍溪三年战斗中牺牲的25000多名烈士中的一小部分，而更多的人连姓名都没留下。为了铭记这场战斗，情系苍溪的共和国主席李先念更是撒骨灰于此。

站在陵园广场，看着悠悠江水远去，我们顾不上欣赏嘉陵江的秀美，也无心感受幽美恬静的自然风光，我们心里有的只是崇高和伟大。因为先烈们，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生活困扰中看到了信仰的伟大和精神的力量。

革命公园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是被“咿咿呀呀”的戏曲吊嗓声给吵醒的。“坐不安神不定胸中阵痛，茶不思饭不想烈火烧胸，但愿老皇兄父子奋勇，领人马踏番营搭救朕躬……”这从隔壁革命公园传来的动荡血气、悲愤焦灼的秦腔《铜台解围》，多像九十多年前西安民众的心情，在憧憬中寻找着希望。

1926年的中国，内外交困，祸乱滔天，中国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阀开始了白热化的战斗。曾在西安执政8年被赶出的北洋军阀刘镇华，在吴佩孚，张作霖的支持下，纠集10万兵力围攻西安，臆想卷土重来。当时西安守城的国民军将领李虎臣、杨虎城的兵力仅1万。在城内断粮3个月中，军民们不仅吃光了麸糠、油渣、树皮、酒糟、野菜，就连牛皮制品和药材都给吃光了，但他们硬是坚守城池长达8个月之久，直到等来冯玉祥的救兵，内外夹击，才于1926年11月解围西安，演绎了一场“二虎守长安”的历史传奇。

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城之战，可谓异常惨烈，因饿、冻、病、战死的军民竟达5万之多，占当时城内人口的1/4。后在冯玉祥倡议下，在西安红城（现在的陕西省政府）北门外，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大会和哀祭仪式。于右任、冯玉祥亲率10万军民一起负土建坟，将没有人认领的3043具遗骸进行集体安葬，东为男冢，西边女冢，俗称“万人冢”。两墓之间建革命亭，亭后修忠烈祠，并将周围150亩地辟成公园，命名“革命公园”，以纪念西安“守城战”死难军民。

18年前，我上班的地方就在公园的北面。一墙之隔，让我每一天都能听到公园里震地有声的秦腔和狂热奔放的广场舞乐。还有唱歌的、打羽毛球的、舞空竹的、打拳的、划船的各种声响，都会穿过茂密的草木，钻入我的耳朵。日久天长，这种喧嚣不仅没能吵扰我的生活，反而成为工作中很好的“调鲜剂”，让人在闹中并快乐着。每个晨昏，我都会从公园穿过，经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葱郁的草木，坐车上班或回家。午饭后，间或也去公园里散步，面对那一座亭、一方碑，思索着那个纷乱的年代，青春的梦想，革命的意志，军人的责任。园里南来北往的脚步，并没有因为那两座高达2米多的墓冢而畏怯。相反，每一天这里都是人潮汹涌，并成为西安的“婚姻市场”。

也许是受这种革命的感召，就在这个城池里，发生了震惊中外、扭转时局、促成国共联合抗日的西安事变；也许是受这种革命的影响，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就设在公园的西北角。出了公园西门右拐不到三四百米，就是当年不断向延安输送革命血液和战略物资的八路军办事处。作为全国中成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八路军办事机构，虽然其貌不扬，却在维护和推动全民族抗日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种革命的情怀，不仅走向了延安，走向了三秦大地，更是走向了全中国，吸引了无数的铿锵脚步。

为了将这种革命的精神很好地传承下去，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省政府在革命公园内又为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王泰杰和弟弟王泰诚烈士，修建了纪念碑、烈士亭，并对园内进行修葺，建了花坛、亭台、假山，开辟了莲池。后来，又兴建了杨虎城将军铜像，矗立了刘志丹汉白玉石像、谢子长雕塑，使得公园的革命意义更加浓厚，并成为陕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党史教育基地和西安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一年的七一、八一、国庆节，公园里都游人倍增，大家来此不仅是缅怀革命先烈，更是感受军人的风采。

军人在战争年代流血牺牲，军人在和平年代依旧冲锋在前。不管是抗震救灾，还是防疫救治，抑或是抗洪抢险，军人总是冲锋在前。他们的坚毅身影，他们的壮志满怀，他们的青春绚丽，不仅让我们感动，更让我们踏实，并激励着我们向他们看齐。每一次走进革命公园，我的心里都油然涌起一股壮志豪情，我的热血就像激流一样翻腾，我的眼前仿佛出现无数冒着炮火、向着危险前进的坚定的身影，这些军人不仅为我们换来幸福安定的生活，更是支撑起我们伟大的祖国。

一座城不仅有它的历史面貌，还有它的精神风骨，革命公园很好地记录着西安的英雄情怀，中国的军人风采，让我们步其后尘，继续前进。

胜利山

车出延安，过志丹，向吴起县奔去。车窗外的山山峁峁，如镀了金般耀眼。金黄的白杨、火红的枫树、墨绿的松柏，还有高大的刺槐等，将秋天的陕北装扮得分外妖娆。

吴起俗有陕北“西藏”之称，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但就是这样一个隐藏在山沟沟里不起眼的小地方，却在当年让中央红军找到了“回家”的感觉，并迅速“落地生根”。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翻过六盘山赶往陕北，而宁夏马鸿逵的骑兵仍一路尾随。针对这条讨厌的“尾巴”，毛泽东在洛河以西的平台山亲自指挥了“切尾巴”战役，歼敌骑兵1个团，击溃3个团，缴获战马数百匹。这不仅是中央红军到西北根据地打的第一个胜仗，也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为了纪念这场战斗，平台山更名为胜利山，并建成了融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长征纪念馆、红军烈士陵园为一体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为国家3A景区。沐浴着秋阳，我们前往胜利山。

夹在头道川和二道川之间的胜利山，如一艘战舰傲立于洛河之中，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便建在战舰之首。远远地便看见高耸在半山上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过桥，纪念园门前是红军烈士陵园，并立有“志丹县革命烈士纪念碑”，底座上铭有“红军会师地，英名垂千古”，这是因为历史上吴起与志丹曾是一县。

穿过金属制成的纪念园拱门，沿着台阶拾级而上，中间褚红色的大理石上雕刻着中央红军长征的大事年表，绵延向上。“（1934年）10月10日，代号红安纵队离开瑞金；10月12日，中央和项英、陈毅等告别”……那些醒目的文字，不仅真实地记录着红军长征的艰辛历程，还如一部中国革命史书，警醒世人。往上，便是分列在三级平台上的三组长征大型石雕，不管是《转折转移》，还是《皑皑雪山》《茫茫草地》，抑或是《胜利会师》，都将红军战士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执着革命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四级平台正中，是位一手撑腰一手吹号的小红军雕塑。那朝天的喇叭高傲地扬起，那气势宣扬的表情，似乎在高喊着会师了，其身后便是纪念碑广场。

正中是巍峨耸立高达25米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象征着红军二万五千里漫漫征途。碑分上下两部分，为铸铜、花岗岩材质。上部碑顶是高 5.65米的两个手握红旗、高举长枪的铜铸战士，一个是军装，一个是陕北农民，寓意胜利会师；下部碑高19.35米，寓意为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吴起的时间。碑上用毛体书法镌刻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碑底直径为10.19米，寓意10月19日；碑座7个台阶代表长征胜利70周年；碑身四面浮雕“1935.10.19”数字，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个胜利的日子。碑体底部一圈由11块浮雕组成，代表着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11个省。

纪念碑后面，是一座环绕纪念碑的拱形城墙状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展馆外墙的弧形大型浮雕以黄土高原为背景，由千万个红军战士组成山脊，与黄土高原浑然一体，令人震撼。整个纪念馆分为“铁流两万五千里”“创建西北根据地”“征师胜利到吴起”“长征胜利到吴起”四个部分，主要采用声、光、电、多媒体等高科技手段，以及图表、油画、灯箱、蜡像、雕塑等不同形式，真實地再现了红军长征经历，让人看后为之动容。

站在胜利山上向下俯瞰，只见整个吴起县城姹紫嫣红，高楼林立，洛河水缓缓远去。中央红军虽然只在吴起待了13天，但却为延安的13年打下了坚实根基。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不仅是中央红军的一个落脚点，也是一个出发点。它见证的不仅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大幕的开启。从此，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石 泉

性急的汉江出了汉中弓了一下腰，秦岭与巴山便知趣地欠了一下身子，腾挪出的区域虽不足十个足球场大，还被水电站占去了一部分，但作为一个约七万人口的城池已经足够了。山人是知足的，即使巴掌大的一块地方，都能经营得风生水起。这个像标点符号一样缀在汉江上游的县城，便是素有鬼谷子故里之称的石泉县。初闻其名，以为是一个遍地石头的地方，到访之后，才知西魏废帝元年（公元552年），“城南石隙多泉，径流不息”，石泉由此得名。

北依秦岭，南接巴山，让石泉不仅是南方人的北方，还是北方人的南方。南北气候的交叉碰撞，让石泉的物种便有了南北融合。虽处秦巴腹地、汉水之滨，但藏在深闺的石泉却从不寂寞，无论是楚汉争霸，还是三国割据，抑或是解放战争时期，这里都有兵刃相见的故事。我们是顺着历史的脉络沿汉江而下的。

作为秦巴水乡，石泉的水比山还醒得早。当春风解冻了江岸，江水便变得活跃起来。那些归隐在草木之下、大山深处的水分子，便在黑暗中摸索着出发了。它们携着大地的萌动，草木的蓬勃，滴滴相聚，条条相融，终汇成汉江的号子，在早春的峡谷里回荡，让蓄势待发的万千草木有些焦急。特别是那些散落山涧的樱花树，还没发芽长叶，便已经急不可耐地跟着迎春花、白玉兰开得万紫千红。这一种只争朝夕的精神多像这里的人呀！不信你抬头看，那山坡上采茶的人影影绰绰，那犁田耙地的人挥鞭吆喝。

山一开阔，水便涌满两岸。邻近县城，便是汉江第一座大坝——石泉水电站。大坝高耸，高峡出平湖。我细瞅那蜷缩在峡谷间的江水，绵软得像一条绸缎，又像一面银光闪闪的镜子，更像一块绿宝石，悬挂在石泉县城的脖子上。那水随风荡漾，便涟漪出满山遍野的春色，招惹得“鸟鸣山更幽”。石泉县城不大，一条老街衔着古城，一条新街曲里拐弯地串着新城。林立的高楼中隐藏着青砖灰瓦的历史，飞檐翘角下满是市井的烟火日常。西城门上嘉庆年间镌刻的“秀挹西江”清晰可辨，唐时修建的禹王宫只剩祭祀殿，但这些都不影响已有两千年历史的江西会馆里的脚步。那雕花的窗户，斑驳的木门，总给人一种江南古镇的既视感，但一句汉江石锅鱼的吆喝声，便打破了一片沉寂，让人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武陵人缘溪逢桃花源，石泉沿江下行便是千年古镇——后柳水乡，那是石泉春天最有发言权的地方。作为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和陕西十大旅游名镇之一，后柳如一位隐士，在娴静中保持着自然的美。汉江奔流至此放慢了脚步，江面开阔，水面恬静，山势绵延，水鸟翩翩。三面环水的后柳镇，掩映在一片柳树丛中。那“万条垂下绿丝绦”，如春天的一条眉，不仅“勾引清风无限情”，也让古老的镇子风韵卓越，恣意盎然。古镇内外，一片呢喃，满是花香，万簇绿意如游鱼般浮动眼眸，让人魂不守舍。

镇子虽大，但老街却只有二百米左右。那是一条斜向汉江码头青砖铺就的下河台阶式街道，四五米宽的街道两旁，挤满了镶插式木制瓦屋，依着地势高低错落，兜售着地方特产、农家美食等。在这些经年积月的商铺中，隐藏着一座与众不同的青砖建筑，那是1950年1月设立的中国人民银行石泉支行旧址。大门紧锁，不仅锁住了旧时光，也留下了众多谜团任人猜想，但能在此设立，便可见古镇昔日商业的辉煌。

紧隔人民银行不远，还有一青砖灰瓦筑成的门第，那是抗战英雄王范堂的故居，这也是老街上最具规模和档次的一处房屋。虽然故居是修缮后的，已经难寻旧迹，但王范堂的抗战故事却像一本史书让小镇变得厚重起来。王范堂曾任国民党30军少将副师长，先后参加过卢沟桥防御战、娘子关歼灭战、武汉保卫战、中原运动战等。特别是在台儿庄战役中，其担任敢死队队长，杀敌勇猛，为台儿庄大捷做出了突出贡献。后来，他率师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里不仅有抗日英雄王范堂，还是一片红色的热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石泉先后有200余人参加了红军。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红四方面军、红军巴山游击队先后在此战斗过，使得这里成为鄂豫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党的光辉广泛照耀。历史远去，但革命老区的光荣传统仍在，奋斗向前的精神依旧。

出了老街，便是昔日鼎盛的汉江码头。虽然没有了航运，但江边航帆的标志仍在，江上游船三三两两。码头边的观景亭台挤满了游客，近处田野散发着泥土的芬芳，一树树樱花开得粉红，大片的杨柳随风起舞，金黄的油菜花露出了万道光芒。举目远望，群山仿佛溅上了淡淡的绿染料，被阳光撩拨得在江面上滚动出了一江绿色，那是春天的戎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