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的壮美典范

秦阳

王羲之之后，“颜体”出，历代论书称誉颜真卿者可谓不胜数。苏东坡评其书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然诋评者也有，李后主说颜字“失之粗鲁”，“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米芾责颜楷是“后世丑怪恶札之祖”，归于“俗品”；杨慎说：“书法之坏，自颜真卿始。终晚唐无晋韵。”对此，刘涛先生说：“他们都是拿王字的风姿作尺度来量颜字的体段。如此比较，颜字何止是粗鲁，甚至近乎笨拙了。”

“粗鲁”是李煜一孔之见。至于“笨拙”，就颜鲁公的学养、见识和书法而言，并非“笨”，只是耻于投机取巧而已；然其“拙”，倒是显而易见的，只是他的“拙”，是知巧守拙、明道若昩、大巧若拙，且以此“拙”贯彻了他的一生。颜鲁公正是以其“拙”在书法史上于晋人王羲之后又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同时也谱写了他人生的壮美华章。

古贤云：“书如其人。”虽不能绝对化，但一个人的性情、教养、人生经历和文化审美价值观等，一定会作用于书法并在书法风格特征上有所呈现。颜真卿的人品与书品是最为一致的。

“拙”的文化思想根源

自西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一直是居正统地位的学说。儒家是积极入世、关注现实人生、注重个人修为和内敛的哲学，既重血脉承续，又抱有天下统一、世界大同的理想，因而深沉而宏阔。孔子说“刚、毅、木、讷”为仁。“木”，朴也；“讷”，少言，敦厚也，意为做人要正直、真诚、质朴。儒家以人为本、以中庸为最高追求的伦理道德、朴真善美和刚毅进取等思想贯穿于各方面。首先是重视人的品质。孔子赞许其得意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把“为道乐贫”“处厄不改其节”“临危不变其志”视为高尚的君子人格。其次是重视文艺的“礼、仁”教化之功，“礼”，是做人的规矩；“仁”，是追求的大道。为此儒家特别注重小学基础性的书教，即书馆的《史籀》《仓颉》《凡将》《急就》等诸篇字书的编纂，对学童从识字、正字、明义始，然后立志弘其道。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又言：“不兴其艺，不能乐学。”认为文艺要有感人的力量，但艺术不是目的，关键在“道、德、仁”。主张完美的人应是“文质彬彬”，完美的艺术应是“文质相称”“尽善尽美”。所谓完美，即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美。他推崇的中庸，是文艺标准的理想追求，明知往往“过犹不及”，所以在处理文与质这对矛盾时实际上还是更注重质的，如《论语·先进》中就云：“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以为质应先于文，方可得中。可知孔夫子并非教条化，若不能得中，“则从质”，“宁守其拙”。

颜真卿出身于传统文化浓厚的世家，从他撰文并书丹的《颜家庙碑》追述，孔门七十二贤弟子中，“颜氏有八”，颜氏世代以儒学传家。其五世祖颜之推，不仅通字学，工书法，还曾作《颜氏家训》二十篇，训诫子孙以诗书礼义立身。看《颜氏家训》，从“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到“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藜羮缊褐，我自欲之”；从“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到“德艺周厚”“忘名”，再到“人之虚实真伪在乎心”，“巧伪不如拙诚”等，这些谆谆告诫之语，无不渗透着儒家的思想。《家训·杂艺》犹言：“真草书迹，微须留意。……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然而此艺不须过精。”为何“不须过精”？其举例云：

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唯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命，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虽然，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颜之推认为书法只是一技艺，如果太精工了，不仅常会被人役使而辛苦，且往往影响弘义的根本，从而本末倒置。

儒家文化的熏陶，尤其是《颜氏家训》的告诫，对颜真卿人品、艺品的塑造和形成，无疑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颜真卿在《刑部侍郎孙逖文集序》中云：

古之为文者，所以导达心志，发挥性灵，本乎歌咏，终乎《雅》《颂》。帝庸作而君臣动色，王泽竭而风化不行。政之兴衰，实系于此。然而文胜质则绣其鞶帨，而血流漂杵；质胜文则野于礼乐，而木讷不华，历代相因，莫能适中。故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此其效也。汉魏以还，雅道微缺，梁陈斯降，宫体聿兴。既驰骋于末流，遂受嗤于后学。是以沈隐侯（约）之论谢康乐（灵运）也，乃云“灵运已来，此未及睹”；卢黄门（藏用）之序陈拾遗（子昂）也，而云“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若激昂颓波，虽无害于过正，榷其中论，不亦伤于厚诬？何则？《雅》《郑》在人，理乱由俗。桑间濮上，胡为乎绵古之时；正始皇风，奚独乎凡今之代？盖不然矣。

从其序文可知，颜真卿表达的是儒家文艺思想，即文质相称而“适中”最好，但以“言志”“载道”为本为上，不可多巧丽浮艳。

此外，颜真卿所处盛、中唐时代文艺审美观的转变，也进一步强化了他重“质”守“拙”的理念。从初唐到盛、中唐的文艺虽都循着儒家“尽善尽美”的理想在求变，但初唐文艺之变多是偏于六朝的“今妍”遗风而立法；至盛、中唐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发展，其文艺包括书法在内的“法”的进一步严整的同时，一种超越六朝“旧规”而变的思潮逐渐掀起，这就是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推行的古文运动，主张文艺要以“立行为本，立言为表”，“仁义之人，其言蔼如”；“道文合一”，倡导创造性，“务去陈言”；“以气为先”，不为形式所拘，不矫揉造作，要合乎自然、平民化。推崇稳实、质朴、率真、雄奇之风。杜甫在诗歌上标举朴素的古风。书法理論家张怀瓘与之相呼应，他对书法一味追求妍美的时风不满，认为会消解内在的旨趣从而使书风堕入小巧纤弱的格式之中，其云：“夫椎轮为大辂之始，以椎轮之朴，不如大辂之华。盖以拙胜工，岂以文胜质，若谓文胜质，诸子之不逮周、孔，复何疑哉！”认为“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正是因此文艺审美价值观，有了“羲之俗书逞姿媚”和“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气，不足贵也”等对“书圣”的评语；也因此文艺审美价值观，使唐初至盛唐那种超群华贵、妍美雅逸的六朝遗风，让位于更朴素近人、更稳实规矩的新美风范。安史之乱后尤为突出。而颜真卿成熟的书法，其古拙、浑厚、雄壮的风神，是与之十分契合一致的。苏轼把杜诗、韩文与颜字并列，称誉他们在那一时代的创变之伟功，是确当的。

仕途人生中的“拙”

颜真卿自开元二十二年举进士第，翌年擢拔萃科校书郎，之后曾历任醴泉尉、长安县尉、平原郡太守、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和硖州别驾、抚州刺史等，其仕途风风雨雨，一路颠簸。朱长文说他“事肃宗，不畏于李辅国、鱼朝恩；事代宗，不阿于元载；事德宗，不悦于卢杞”，其实从入朝为官起，颜真卿就开启了其跌宕而悲壮的人生。

早在玄宗时的天宝十二年，因不附和杨国忠被黜出为平原太守，到肃宗时的上元元年谪守蓬州为长史，到代宗时的永泰二年遭权相元载排斥，以诽谤朝政罪出贬硖州别驾，再到德宗时的建中四年奉使宣慰叛将李希烈被扣囚，直至兴元元年遇难，其间充满了坎坷、艰难和险峻，莫不与他的“拙”有关。

颜真卿有两稿最为著名，一是《祭侄文稿》，一是《争座位稿》（也称《争座位帖》），被后人称为颜氏行草书的杰作。《祭侄文稿》作于“安史之乱”后的乾元元年，为祭其侄颜季明而书，当时的极度哀伤悲愤溢于文墨，固化为奇绝之迹，世有“天下第二行书”之誉。《争座位稿》作于广德二年，是写给时任尚书右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乂的信札，起因是唐中兴名将郭子仪凯旋还朝，朝廷组织百官举行欢迎仪式，负责安排官员排序的郭英乂为取悦于大宦官鱼朝恩，不顾朝纲规制，刻意将鱼的座次排在品阶比其高的几位尚书之前，对此露骨的献媚之举，颜公致书郭英乂，既斥郭之佞，复夺鱼之骄，其辞凌厉，其书崛奇，忠义之气愤洒于字里行间。米芾称：“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

《全唐文》卷三三七载颜《与李太保帖八首》，其中有《疏拙帖》《乞米帖》《鹿脯帖》和《鹿脯后帖》，这四帖是永泰二年颜公因言获罪出贬硖州、吉州时期，写给同僚好友的手札，从手札文句可知，其时可谓是他人生处于最低谷最黑暗的日子。

《疏拙帖》（又名《硖州帖》） ，楷行，云：出贬硖州，举家南迁，朝廷不给骡马，唯靠雇佣和车民船，故路途“泡转几死，前进不得”。

《乞米帖》，行书，云：“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罄竭。只盖忧煎，辄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实济艰勤。仍恕干烦也。”

《鹿脯帖》（又名《乞脯帖》），行书，云：“病妻服药要鹿脯，有新好者，惠少许。”

《鹿脯后帖》，行书，云：“惠及鹿脯，甚慰所望。”此帖是得到鹿脯之后的复信。

颜公出贬之后生活上的艰辛饥寒，于此四帖可见一斑。

此外，还有鲁公在大历二年书于吉州写给家人的一信札，即《守政帖》，楷书杂以行草。其云：“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绪汝等当须谓吾之志，不可不守也。”

从颜真卿的《祭侄稿》《争座位》，到《疏拙》《乞米》《鹿脯》《鹿脯后》，再到《守政》，所呈现的皆是他忠义、刚直、天真的炽热情感与特性。这些书信字迹斑斑而耀目，我们看了犹如面对生命燃烧的火焰，不能不心为之灼痛，情为之奋舞。

颜真卿曾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曾是朝廷二品级的高官要员，凭他深厚的才学、卓越的识见和权重的职位，若稍“世故圆滑”一点、趋势“讨巧”一点、随俗“灵变”一点，不但自己的仕途会顺而稳，且全家也会跟着享受荣华富贵，起码不至于他被贬时“举家食粥，又告罄”“病妻服药需鹿脯”都要向友人求告的窘地。然而，他“拙于生事”，除了正常的俸禄，不善也不耻于利用职权谋取“创收”；他“拙于逢迎”，“不使巧”“不求媚”，不会在权贵面前屈身而折腰。因为颜公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士理念和“不随流俗”“巧伪不如拙诚”的家传训教，始终作为他人生信条而不懈践行，他为“弘道”刚正不阿，坚持“政不可不守”，无论身处的官场如何诡异凶险，也不论贬出远地的生存怎样艰难，都不放弃初心而“逆道苟时”。以至建中四年已是晚年的他奉诏到叛将之地宣慰，明知是奸相卢杞因私忌而借此让其送死，但他仍毅然决然地前往，终至秉节以身殉道。

以其“拙”铸就丰碑

回顾魏晋后的书法，先是南北朝的北朝书法以石刻楷书承袭汉魏中原古风为主流，南朝以翰札行草延续二王今妍新风为主流。南朝自刘宋至梁萧的书坛曾一度为王献之那更加今妍流媚的书风所覆盖，达到了“比世皆尚子敬，子敬、元常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非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的境地。至梁，武帝萧衍对献之书风不满，认为“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因此抑献之而力挺钟繇、羲之，倡导复古，又因钟迹罕稀，转而推重比钟繇今妍、较献之古质的羲之书法，故羲之书风渐以兴盛。此情形，始在南朝后又到北齐的颜氏六世祖颜之推当是亲历者。后至隋唐，更因唐太宗李世民出于喜爱和政治需要对大王越加崇尚，称“详察古今，精研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从而王羲之那“不激不厉、雅逸潇散”的书法美学范式，被唐及后世众书家奉为圭臬而稳居正统地位。唐初的欧、虞、褚，及孙过庭、李邕等，虽风格有异，但莫不祖述大王法而名世。客观而言，无论是唐初的“瘦”，还是盛唐的“肥”，都充满着皇权意志和时代风尚的特征，其底子无不透着晋人“今妍”的遗风。此时期徐浩、吕秀岩等人的楷书，包括颜真卿青、壮年的《王琳墓志》《郭虚己墓志》《多宝塔》也复如是。

但颜真卿从《东方朔画赞》开始向朴厚拙重的“颜体”书风转变了。《東方朔画赞》是他不附权臣杨国忠被调离京城任平原太守时所作，他书风的转变似与其仕途的逆转颇相一致。沿此书风于宝应元年作《离堆记》、广德二年作《郭家庙碑》，再到大历年间的《麻姑山仙坛记》《大唐中兴颂》《八关斋会报德记》《放生池碑》《颜勤礼碑》等，一路渐次完善而成熟。

从颜真卿于广德二年因言获罪被贬至硖州、吉州边地，到大历七年仼湖州刺史，再到大历十二年奉诏回京再任刑部尚书等职，其间是他仕途人生遭遇大颠簸的黑暗日子，却也正是他的“颜体”书风完成时期。也就是说他是在拙于官场逢迎、拙于“生事”的艰难岁月中，以其“拙”打造了颜氏独树一帜的新书风。

颜真卿书法的转变和“颜体”特质的标立，究其根源，既来自他从小接受的儒家思想和文字学、书法方面深厚的家学教养，来自当时文艺思潮影响下他所形成的审美价值观，更来自他仕途人生跌宕风雨中以“拙”守正的理念追求。颜真卿《草篆帖》云：“自南朝以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颜真卿不仅秉承颜氏和母舅殷氏前辈的家学，在文字学和书法上先期打下了丰厚的基础，后又师从张旭等名流的笔法，他在四十五岁之前的书法与时人书风差别并不大，何以使他与时风拉开距离走向独特的“颜体”化的呢？实是在他历睹官场奸邪诡诈、体验人生艰危过程中，认准“政，不可不守”，决意“不逆道苟时”的理念追求下，逐步发生了大转变的。如果说《颜氏家训》中“吾家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巧伪不如拙诚”的教养和文字学、书法家学的熏陶培育以及时代思潮转变的影响等因素，为他实现书风的大转变铺设了好的道路基础的话，那么他仕途人生最黑暗时期的深刻感受和刺激，则无疑是其进行这种大转变的强力催化剂。颜公在大历年间的“颜体”一系列楷作可谓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都体现了其“拙诚”之正大，尤其是《大唐中兴颂》，以隶法平画宽结，方正沉稳，以篆法含蓄凝练，浏漓顿挫，气厚而端严，与元结那古雅遒劲之文辞融为一体，以沉雄昂扬的主旋律演奏了大唐之绝唱，以壮伟庄严的美学范式彰显了大唐的宏大气象。其基调是质朴拙厚。钱邦芑《浯溪记》称是书“为平原第一得意书”。

颜真卿摒弃时风，上溯秦汉以篆隶古法铸造“颜体”，无疑走的是拓荒之径。

王澍说：“评者议鲁公书，真不及草，草不及稿，以太方严为鲁公病，岂知宁朴无华，宁拙无巧，故是篆籀正法。”

“颜体”用笔以篆籀法，而先秦之古文大篆和秦汉之古隶本有浓厚的朴拙之气，其朴拙不仅透着先民朴素的古风，同时还呈现一种宏大的真气。姚孟起云：“秦汉之书，巧处可及，拙处不可及。”傅山也云：“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是硬拙，初無布置等当之意，凡偏傍左右，宽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张怀瓘曾将书法的发展分为三古：“古文为上古，大篆为中古，小篆为下古，三古谓实，草隶谓华。”“颜体”正是在“三古”和“草隶”那片人迹罕至之地，取其古法，又参北碑，加以融会创变而出的，因而古法古风浓郁。其楷如此，其行草也如此，自成一脉。

书法变革上，王羲之以篆隶变今妍，颜真卿以篆隶变古朴；文化审美上，王羲之是以“文”弘扬了儒家的中和美，颜真卿是以“质”弘扬了儒家的阳刚美。都是前所未有的。故此，颜鲁公与王羲之成为书法史上其辉相映的双璧、并立的高峰。

所谓“秦汉之书，拙处不可及”，“不可及”即是难；所谓“一派天机”，实是奇。其难其奇，都是他靠不投机、不避难的真诚追求完成的。诚如王澍《竹云题跋》中所言：“魏晋以来，作书者多以秀劲取姿，欹侧取势。独至鲁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趋简便，不避重复，规绳矩削，而独守其拙，独为其难。”颜真卿是真正书如其人、人如其书而浑为一体的。

综观颜真卿的书法人生，常亚钧先生说：“颜真卿塑造了一个具有悲剧性崇高美的艺术典范。”我以为“悲剧”，不如“悲壮”更确切些。他的人生是真诚而壮烈，他的书法是质朴而壮美。颜公的书法，其壮在神，其神在骨，其骨在正，其正在朴，朴即“拙”也。

总之，颜真卿做人上追求的是弘道守正，故以赤子心而天真刚正；书法上追求的是“有筋骨”，故以篆籀法而内敛雄健。他是无意于书名而有大成的书家，更是有肝胆、有血性、有担当的士人。

明道而若昩，知巧而用拙，是高境，也是难境。颜鲁公以其“拙”超越了难。千百年来世人对其所以敬重，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