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润青海湖之风的强军文学书写者

黄茂文

记得曾有人开玩笑说，上过大学中文系且学过《文学理论》课程之后，就不会写东西了。王凤英刚好相反，她是一个上过大学中文系且学过《文学理论》课程之后，却依然会写东西而且能写好东西的女作家。在文学的路上，她一直保持着一颗纯洁而富有梦想的心，一直保持着她对生活的敏锐观察以及对生活痛感的深刻体验。她早期的作品《雄虓图》，在一百多万字的篇幅里，既融汇了传统通俗民间演义元素和历史真实，又融汇了当时还是文学青年的她对青海和河西走廊一带风土人情的认识感受，把唐朝时代九公主玉凤率领薛仁贵、樊梨花等人收复少华山、东征高丽国的故事以鲜明的青春热情作了一次富有个性的当代书写。《雄虓图》的笔法虽显传统，在历史与通俗传奇之间的跨界可能也还需要更现代的关照，但她这个“梦”却编得瑰丽无比，充分展现了王凤英在文学想象方面的过人本领。它透着一股特有的美，既有西北戈壁滩上北风的硬质，也有青海湖湖水的清澈与明丽，而这就是王凤英在最初进行文学写作时就体现出来的独特文学风味。在这部新的作品集中，《东征》就是出自这部长篇小说的一个选段，由此也可见出王凤英对这部小说的钟爱。

《哨所那边的蘑菇圈》这部作品集，除了《东征》一文之外，收入了王凤英近年来创作的九部中短篇新作，各具特色。其中的头两篇作品，即《哨所那边的蘑菇圈》和《上哨所挖药去》是她把自己作为一位“核二代”所具有的童年往事“位移”到一位男孩的观察视角而展开的文学书写。这两篇小说并没有按一般的小说写作套路、以严格的时间顺序为基础、按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等固定的环节去构造一个富有鲜明主题思想和情节吸引力的故事，而是把大量富有生活气息的童年生活画面编织在一起，把父亲他们那一代人如何在几乎是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参与国防工业建设、“我”以及四个姐姐如何在条件非常简陋的“厂子大院”里的童年生活呈现了出来。对于王凤英来说，她并不想以我们熟悉的主旋律写法去把父辈过往的那段国防建设岁月简单抽象为一批英模高大上的贡献史，她珍惜的是曾经在艰苦的地区和艰难的岁月度过童年生活时留下的真挚的生活印记，以及很多像父亲那样的平凡人在艰难的岁月里为打理家庭同时又奉献国家而留下的那个永远也抹不掉的形象记忆。因此，展现在她笔下的“我”的童年生活是富于独特生活真实性的，比如父亲在当兵转干之后如何把家里幾口人“像薅萝卜一样”，“把他套娃一样的五个孩子一个个薅到城里”；孩子们跟着父亲到西北高原的厂里去时“住招待所”痛快的吃饭经历；在简陋的生活条件下身为男孩的“我”和姐姐们同炕时曾经的尿床记忆；多年后厂子要解散时的人员安置问题；解决户口的困难以及跟地方相比差异明显的工资待遇；一直都没有结果却又不能不继续奔走的上访；等等。小说整体的叙述就像一股生活流，既有“我”在20世纪60年代的童年生活经历，又有那个年代父辈们带着生命的隐痛而进行的国防工业建设；既有新写实小说对生活细节纤毫毕现的描写，又有新写实小说所没有的对国家宏大话语的潜在叙述。阅罢作品，你会感受到：相比于一般的报告文学对那段岁月的国防工业建设所作的主旋律式书写，王凤英的叙述更具有生命的质感和痛感，也正是这种生命的质感和痛感，使她笔下的童年生活记忆画面一一活动起来，带着耀眼的灵光不停地蹦跳到你的眼前。

如果说《哨所那边的蘑菇圈》和《上哨所挖药去》这两篇作品是自选题目的话，《清风不徐》则是一篇命题作文。与这两篇作品用“陌生化”手法去叙述交织在童年经历中的瑰丽记忆与父辈们的生命痛感不一样，《清风不徐》这篇作品完全是以成熟的“陌生化”手法去表现新时代军事训练走严、走实过程中的人物心理转变以及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新时代军营生活气息，既表现了新时代军营生活鲜明的主题，又表现了作者在创作方面成熟的艺术风格，从而使这篇小说具有作为当前军事文学创作教学范文的现实意义。

什么是“陌生化”？“陌生化”就是在文学叙述中让人感受到生活异常丰富的肌质感、感受到日常所见的平常事物活生生地复活起来的语言能力。《清风不徐》这篇命题作文成为一篇优秀的范文，就在于它通体充满活力的叙述“陌生化”，把我们所习见的、已经成为固定表现套路的军营生活文学写得富于活力与魅力。

从小说的题材来说，军营里的日常军事训练比赛这个题材太普通不过了；从小说的元素来说，表现部队训练骨干男大当婚的生活、主角跟副队长之间的误解与矛盾、指导员耐心的指导与教育、训练比赛中跟对手的较劲、比赛完了之后内心认识的升华，等等，这些元素都是我们在日常所见的军营文学中老生常谈的东西，要把这些已经成为日常习见的普通元素组合起来，把它写成一篇富有新意的、富有阅读吸引力的小说，谈何容易。

王凤英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她用“陌生化”的用法，通过富于个性化的心理描写和感受描写，充分把杜子腾这个主角在训练过程中的身体感觉、心理活动的过程以及认识变化的过程给写活了。人物有限视角的叙述加上小说起承转合诸环节的得当运用，使这篇小说具有了通常习见的同类型作品所难以体现的艺术感染力。首先是主角的命名：杜子腾。它的谐音所指我们都明白。把它拟为一位在军营中具有一定能力素质的“老兵油子”的名字，自然而然就把他的形象召唤出来了，并为最后的转变埋下伏笔。其次，训练是怎样展开的？王凤英从一次不能顺利完成的休假以及杜子腾对“假把式”训练的心理逆反写起，从而把我们带入熟悉的“官样文章”的套路：小说该不会又是一次“克服外部困难、最终完成任务”那种“先抑后扬”式的叙述吧？有了前面的“起”和“承”，小说当然也就进入了我们所期待的“转”。但是，小说的“转”突然转向了跟平时“按章作业”式训练完全不同的实战式训练！至此，原来一直被理解为“假传圣旨”的副队长不讲情面的负面形象顺理成章地“转”为一个正面的形象，而跟杜子腾开展军事科目竞赛训练的对手也在此“转折”中真正具有了实战指导意义，最终，杜子腾这个名字的谐音义被主角本人理解为“杜家的儿子是要腾飞的”，实现了小说主题的正面呈现：军队要破除一切和平积病，必须在实战训练中养成战斗意识和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腾飞。通过这个主题的呈现，这篇命题作文完成了最终的“合”这个艺术环节。

在这部小说集中，《冷槐》与《白菊花》这两部以植物名字命名的中篇小说具有独特的气质。“槐”与“菊”，作为小说题名的核心词，似有某种寓意，但小說里却没有明说；“冷”与“白”，作为核心词前面的形容词，却又隐隐透露着小说叙述过程中的某种内在意蕴。这种若即若离而又品格逼人的气质，正鲜明地透露着王凤英文学创作独特的美学风格。

在传统的小说理论中，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必须具备的三要素，同时，在线性发展的时间中去叙述由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的情节，而情节的发展则塑造小说人物，这是我们在平常的小说阅读中养成的最为习见的心理期待。但是，在《冷槐》中，作者并不明确告诉你作品里具体的历史、社会、自然环境；情节也可约简为“父亲这个老兵即将死去”这个表达式；因为作者有意打破单维的线性时间关系，《冷槐》里几乎完全没有依照线性发展的方向去叙述情节，而是在人物的亲属关系形成的“场域”空间中，通过大量生活细节的复活，通过大量陌生化的语言表现，给我们呈现了犹如一幅巨幅重彩的唐卡画作，在这幅唐卡里，她把多维的原生态生活图景共同描绘在一个巨幅画面中。

从内容上来说，《冷槐》叙述了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父亲二子是一位老兵，曾在高海拔地区工作，为多挣几十元的劳保，冒险吃了过多的射线，如今已是临终之时。两个女儿，语文和语诗，还有妻子，长年在病榻前侍候。这是小说最为基本的现实构架。从艺术表现方面来说，王凤英在上述简单的现实框架中努力拓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展现出独特而成熟的小说创作能力。小说写父亲在谵妄状态中念着奶奶，并由父亲现在病榻前诸多琐碎生活逐渐向奶奶生活的那个年代过渡，人物关系也由父亲这一辈的直系亲属往外辐射到旁系亲属，小说的环境也由现实的描写转向过往那个已经虚化到没有明确地址的乡村。由此，现在与过往在小说叙述中不断地往复交织，由陌生化的语言表现所描绘的过往生活场景也就不断地织入作品中，形成了一个在死亡这个主题所笼罩下对过往生活的非线性回忆这个独特的叙述过程，用当代时髦的术语来说，就是把原来传统的线性叙述艺术转变为空间化的艺术，而这也恰恰呼应了当代小说艺术发展的前沿与潮流。

但是，《冷槐》并不是一篇先锋试验小说。先锋小说的试验性往往体现为牺牲掉作品内容的深度而刻意追求作品形式的复杂度，或者体现为对死亡这个主题的某种形而上的哲学探索，从而又把作品的内容弄得讳莫如深，甚至显得荒诞颓丧。王凤英在思索死亡这个问题的深刻意义、有意打破传统的线性叙述模式之时，却一如既往地坚持对生活深度内容的表现。她的语言肌质异常丰满，骨力非常强悍。在《冷槐》这部小说中，人物的每一个目光所具有的内涵，都被她的文字赤裸裸地揭示了出来，人物在每一个无声的动作中所具有的意蕴，也都被她的文字赤裸裸地揭示了出来。可以说，阅读她的小说，绝对是不能抓住主要意思之后即一目十行地浏览过去的，因为她笔下的每一个句子都会直指你的内心，对人物每个动作的生动描写都刺痛着你试图偷懒的念头，她的文字绝对没有任何讳莫如深或者荒诞颓丧的东西，相反，它们催着你去感受生活，催着你去珍惜生活，催着你去热爱生活。对于王凤英而言，呈现在每个人眼前的原来那个一直熟悉无比的世界，总是具有新的理解角度，因而总是具有新的内涵。这种善于发现美的能力来自她对生活之痛的敏感，来自她对生存意义本身的诗性追问。她思考的东西是沉重的，但她的文字总有一股不息的活力在汩汩涌现。总之，她对原生态生活的丰厚积累以及对日常生活细节入木三分的观察和体验，使这篇小说从始至终体现着现实主义无比深沉的美学品格。

除了上述几部作品，集子里还有《黛色参天》《卫生员》《有列火车那样开过》和《朝日葵花》等其余几部作品。总的来说，王凤英的文字生动而透着生机、内敛而具有英气。她的作品人物对话并不多，她采用的是最平常无奇的叙述这种手法去展开小说的艺术空间，对人物对话描写可谓惜字如金。但是，有创作经验的也都知道，要倚仗叙述这种手法去把文学作品写好，其实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它对作家的语言能力提出极高的要求，比如卡夫卡的《审判》《城堡》以及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等小说，人物对话极少，叙述则是小说的绝对主体，而他们恰恰是把叙述这种传统的手法发挥到极致的作家，从而也是把小说的艺术表现力推向更高阶段的作家。由此而言，王凤英的小说是不是受到这些经典作家的影响，还真值得我们深入去体会，深入去对比研究。

从最初的《雄虓图》，到现在的《哨所边的蘑菇圈》，王凤英已经走过很长的文学创作道路，她也从当初怀着文学的青春梦、一头扎进传奇文学大胆挥洒文学想象的文学青年，走到今天以现实主义手笔去娴熟地展现她最为熟悉的军营生活的中青年军旅作家。她工作的岗位，也从西北的青海湖畔转换到了滨海的天津城。工作的经历与生活的磨炼，让她褪去了几许青涩，增添了更多的沉着与沧桑，但不变的是体现在她秀美文字中的大西北青海湖给她的文学灵性，以及大西北戈壁滩给她的对生活、生命的硬质感受。这种灵性与感受是不可多得的，岁月的积淀已成她创作的精神富矿。也正因此，我期望她哪一天能拿起这支已经成熟的笔，重新走回她当初的长篇文学世界中去，重新回到她当年那个斑斓多彩的梦中，书写由历史积淀的真实，创作由现实锻铸的辉煌，以更为厚重的文学成果，回报她的人生期许，也回报这个难得的时代。

我相信，对于王凤英来说，这是可以期待的。